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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范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後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被代表」了！

再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歇斯底里地發泄出了心中鬱結的怨念，那麼對於整個國家和全體民眾來說，往往就意味著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劫。

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群島》，被譽為「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著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

在我看來，假如現代的這些「磚家叫獸」覺得生活不夠寬裕，嫌錢少的話，那你就去出書寫文章，賺稿費和版稅啊！如果當真能夠寫出什麼暢銷書，甚至進一步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甚至網路遊戲，月入幾十萬上百萬的話，想來也沒有多少人會感到憤憤不平，正如同當今社會看待那些成功企業家一樣。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是國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為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很顯然，不管這些大師們再怎麼擅長搖筆杆子、妙筆生花，也畫不出工程藍圖啊！

唉，我該說這是冷艷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一直處於戰亂、飢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麼理由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麼「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https://m.hetubook.com.com什麼民國風和民國范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為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拜託！這說法是多麼的荒唐啊！想要給社會製造出一個穩固的中產階級，有哪個國家是靠給吃財政飯的公務員大幅度加薪來實現的啊！而是要大家自己想辦法創業，自己賺錢啊！

——那些整天吹噓自己有良心的人，實際上往往就是最沒良心的。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為了追求優雅，而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麼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後主那曲哀婉的《后|庭花》。

當然，建國初期的文人們估計沒有出書的渠道，也沒有買書的市場。但當時全國人民都是那樣的窮困，憑什麼要讓你們過著人上人的日子，而不是與全國老百姓同甘共苦呢？

公平地講，許多民國文人對於中國革命都是有貢獻的，他們用自己的筆為中國人進行了思想啟蒙，揭露了舊社會的虛偽和罪惡。可是在革命勝利之後，他們也應該算是初步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當然，在那個瘋狂的十年裡，理科知識分子同樣也受到了空前嚴重的迫害，造成了無數令人落淚的悲劇，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問題是，這些文化人們在建國初期的各種「反動傾向」，同樣也是真的——譬如在朝鮮戰爭時期，就頗有不少社會名流企圖學習汪精衛，積極勾結美帝和台灣當局，出賣志願軍的情報。

所以，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撥出巨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麼高的薪水。那麼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那些在公司瀕臨虧本倒閉的危急關頭，依然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巨額獎金的華爾街AIG公司高管們，又有什麼不同呢？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里，這些霸佔輿論話和圖書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只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操和骨氣；對中國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麼節操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著思想管制的放鬆，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麼多麼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中國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後甚至說什麼：「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所以，在建國之後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里，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後者是墨守成規——所謂「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里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深感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餘，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著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書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淪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而他們的思想啟蒙，同樣對社會發展很有意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范兒」的傢伙，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蕩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後，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和-圖-書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麼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麼小清新，搞什麼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

而當時的中國窮困至極，百廢待興，還有朝鮮戰爭的巨大開銷，實在是養不起一幫小資情調的文人了。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原子彈」。

其實，對於胡適這些很有范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中國，可惜大多數民國范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回到正題，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我黨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中華兒女回來建設祖國，乃是因為當時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海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原子彈」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發生在美國華爾街的「獎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保險業巨頭AIG因經營困境，累計接受了超過1700億美元的政府救助。但AIG公司領導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後，竟然不是立即想著如何彌補虧空，挽回客戶的損失，而是首先拿出一筆巨款給公司高管人員發獎金！

像是有本事搞發明創造，讓全中國老百姓吃飽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不要說給他發10萬的月薪，就是發100萬的月薪，人民大眾也會認為是應得的。而那些只會發幾篇酸文的「公共知識分子」，發8000月薪都讓人感覺太多——你的這些文章早就另外給過稿費了！

到了和平建設的年代里，那些曾經立下過無數戰功的解放軍人們，紛紛放下槍桿，拿起鐵鍬和榔頭，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很多文人的腦袋卻轉不過彎來，不願意走出書齋、停下筆桿，去做一ｈｔtps://m.ｈeｔｕbook•ｃｏｍ•coｍ些社會上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說到鄉下掃盲、普及基礎教育之類。

儘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中國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希臘還有歐盟這個大款可以傍，中國又該去傍誰？只能靠我們中國自己！

面對如此慘狀，如果索爾仁尼琴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里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對於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中國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一直要到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之後（確實是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中國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衝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為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接下來的時間里，中國人民的主要任務，顯然就是要熱火朝天地搞社會主義建設，在一窮二白的國土上建立起民族工業體系。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之下，究竟是科學家、工程師更重要，還是國學大師們更重要？

可這場巨大變革的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宏偉的廠房成了廢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的程度，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麼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乾了……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眾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後又要政府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和_圖_書們填窟窿，最後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後，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下，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舉個例子來說，當今只有1100萬人口的希臘，在21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後，以為傍上了大靠山，硬是養了100萬吃財政飯的公務員，自以為搞成全民中產階級的「完美社會」了。結果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如今的希臘都變成什麼模樣了？說它國將不國都是輕的！

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中國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後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是工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給自己的定位大抵相當於古代的「士」，雖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須要比農工商高出半截。

於是，就發生了讓「百歲學者」周有光感到義憤填膺的一幕：1953年，上海實行工資改革，對待收入最高的大學教授和銀行工作人員，取消原來待遇的80%。100元改為20元；200元改為40元；300元改為60元。周有光對此憤憤不平地罵道：「……民國年代腦力勞動者的待遇都高於今天……工資改革的第二天，人人眼睛朝下，見面不打招呼了！晴天霹靂，中產階級貧窮化！共產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承認中產階級，把中產階級歸入資產階級。後來還掀起『反右』運動，更加深入地、全面地否認中產階級……」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並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麼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飲于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