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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公，那個邏卒說，是皇上來了……」

原本，石越對此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有蕭佑丹在！

新黨的即將失控，已經夠了。

「你說什麼？」石越驚得差點從馬上掉下來。

不管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石越讓自己接受了這個解釋。

寶相寺位於瓮市子的西邊，始建於後唐長興元年，因為寺內的慈尊閣內有一尊彌勒佛大像，因此開封府的老百姓便稱它「大佛寺」。在這寺內，還有五百羅漢像，以及始建於仁宗時，至熙寧年間才竣工的高達二百二十尺的感慈塔兩處聞名遐邇的名勝。

因為他與王安石其實並沒有什麼深厚的交情，相反，兩人在很多時候，還是政治上的對手。

而遵照王安石的遺囑，他的靈柩，將運往金陵，與他的長子王雱葬在一處。船隻車馬，皆已經準備就緒，王安石的靈柩，將只在寶相寺停放七天，然後，就會永遠地離開這座城市。

石越在街外面勒住馬，皺了皺眉頭：「去問問，怎麼回事？」

石越遠遠地便聽到洪亮整齊的梵音從寶相寺方向傳來，他知道這是高太后調集了上千僧人到寶相寺做道場，此事司馬光雖然不以為然，但是王安石本人也信佛，而高太后實際上也是信佛的，因此也無法多說什麼。石越原本對此無可無不可，但此時聽到這聲徹數里的梵音在耳邊繚繞，開始尚不覺得什麼，然而聽得一陣后，雖然他全然聽不懂那梵音唱得是什麼，但是漸漸竟也能感覺到那聲音里的悲憫與撫慰，心情竟奇妙地變得平靜。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彷彿是嫌這一盆冷水還不夠冰，紹聖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在唐康在廷對時宣稱遼國必將南侵的第二天，石越又接到一個噩耗。

說不清楚是什麼原因，石越並不是很想去面對王安石的靈柩，但是他知道，他是必須去那裡的。就像是演戲一樣，他去那裡，不是給王安石看，也不是為了安慰他的家人，而是給更多的人看。

可是，石越卻絲毫沒有辦法感到慶幸。

若認為「新黨」只是隸屬於王安石個人的政治勢力，那麼這些人都可以從「新黨」中排除。但若以一定之政治主張來定義「新黨」，那麼這些人仍然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新黨」。甚至如曾布、張商英，石越雖然可以確定他們算是自己這一派的，但是若論他們的主張，仍然是新黨的。

他不知道他為何如此反常。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遼國的即將南侵，石越也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要求對遼國強硬，甚至要求北伐，幾乎可以肯定是沒有王安石壓制以後，新黨將首先發難的目標。這是他們不滿已久的事情。

因此，石越的擔心絕非是空穴來風——如若王安石一死，新黨中的一些官員轉而支持呂惠卿，那麼紹聖以來的局面，就將不復存在。

而這個所謂的「新黨」，還只是指你幾乎可以將他們毫無疑問地視為「新黨」，在政治上絕對支持王安石的人。但自紹聖以來，有許多人，連石越也分不清他們是不是「新黨」。

石越心裏也很清楚新黨在這七年間能夠形和*圖*書成真正穩固的政治勢力——而不是如熙寧年間一樣充斥著政治投機者——並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對王安石的讓步。一方面，王安石在杭州的五年多時間，重建了他的聲譽；而另一方面，司馬光的全面戰略收縮，在國力已經增強的情況下，也並不是那麼得人心，朝野之內，對此不滿的人，比比皆是。特別是與契丹的條約，連石越也讓許多人大感失望。

儘管蕭佑丹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但自從經過上一次遼宋之間的危機后，石越心裏就很清楚，只要有蕭佑丹在，遼國就不可能真的南侵。

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休說這也是石越自己的理想，便算只是王安石自己的，石越也斷不能辜負。

是因為他覺得如王安石這樣的人物，不應該有這樣平凡得到極點的死法？

所以，幸好現在暫時還不要操心舊黨的事。

另一件事，就是下旨從殿前侍衛班中，派出班直侍衛，給兩府宰執充當護衛隨從，這些班直侍衛兩年一輪換，完全是官派的差遣。

雖然這給人聯想，但石越倒並不介意。也許高太后別有用意，但這的確也是一種恩寵。因為宰執們的護衛，原本就應該是禁兵廂軍，升到班直侍衛，沒有什麼不妥，以宋朝宰執的威嚴，差使班直侍衛與差使禁軍廂軍，其實沒有任何區別——兵部尚書章惇的侍衛不過頂撞了他一句，當場便被章惇援引軍中「階級之法」給斬了，連衛尉寺都不送，事後高太后反而下旨褒揚章惇，被他殺了的侍衛的家屬不僅沒有撫恤，還成了罪人家屬。此事之後，好長一段時間，石越的十幾名護衛見著他就戰戰兢兢，說話聲音也不敢太大。

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新黨掀不起什麼大風浪，在高太后垂簾的情況下，兩府六部學士院各寺監的主官中，新黨可以說屈指可數，幾乎已經完全無法影響朝廷的決策。但石越心裏卻是清楚實情的——這七年來，所謂的「新黨」的勢力，並沒有削弱、分崩離析，反而漸趨穩固，隱隱地更像是一個真正的政黨了。

首先是作為對王安石的妥協，這七年中，凡是王安石舉薦的人，絕大部分都得到了相應的任命，如今大宋朝，至少有二到三成的知州、知縣，是屬於新黨陣營，或者同情、支持新黨的政策的；這個比例在路一級的官員中，也佔到二成左右，而在朝中，侍郎、少卿以下，這個比例至少也有兩成。

此時此刻，石越才深深地覺得，失去王安石，對於他，對於大宋，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王安石於前一天晚上逝世！

但許將的個人魅力，完全無法與呂惠卿相提並論。而在「和衷共濟」的大策下，被調任回本土擔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的另一位新黨名臣蔡確，因為長期在海外，回國后又沒能進入中樞，影響力也非昔日可比……

惟一不便的是輪換制度，雖然石越大可對這些侍衛不聞不問，但隔兩年就要與新面孔打交道，仍然是一件麻煩事。不過這個制度高太后看起來也沒有認真執行的意思，韓維、司馬光在議事時提了一句，他們https://m.hetubook.com.com兩人的侍衛就一直沒有換過。所以，石越甚至都覺得自己的那一點點懷疑也是想得太多了，只有潘照臨對此嗤之以鼻。但不論如何，石越並不想試著去請求自己的護衛也不要輪換。

石府的下人，實際上卻比石越想的要能幹得多。馬匹很快就準備好了，每個人都換上了更加合適的衣服，一切都妥妥噹噹，沒任何毛病可挑。

從本質上來說，紹聖新黨與熙寧新黨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他們明智地摒棄了一些已經證明不成功的東西而已。而這讓紹聖新黨更加具有吸引力——人們是善忘的，既然熙寧王安石與呂惠卿的變法並沒有造成真正嚴重的後果，那麼所有的過錯，很容易就被遺忘，甚至被巧言辯護。

如若司馬光也死了，石越幾乎敢肯定，不待新黨來收拾他們，舊黨自己先就會斗個頭破血流。

但是，這個時刻維持著遼主與他手下那些野心勃勃的將軍們的理智，引導著契丹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智者，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儘管不太喜歡王安石，但高太后還是以最高的禮節，下旨罷朝三日，以示哀悼。除了派出韓忠彥親臨弔喪外，還賜給王旁十萬貫交鈔，作為治喪之用，又特別吩咐不遣內侍監護葬事。此外，議謚、追贈、陪祀高宗，還有王安石子侄的蔭封……無一不是極盡榮寵。甚至太常寺與禮部已經開始在議論，要將王安石配享孔廟——此事或者還將會爭論，但是最起碼會入祀先賢祠。

他在心裏認同了高太后的這種安排。在這樣的環境中，與王安石道別，的確能讓人多出一些從容。這對許多人都是必要的。

石越絕沒想到，好不容易走出熙寧最後那幾年的陰影，眼見著這個國家財政開始充裕，邊境安寧，朝野各種政治勢力難得的相安無事，甚至有點齊心協力的意思——這二十年來的努力漸漸都有了好的結果，心理上剛剛感覺鬆了口氣，正待大展拳腳，繼續做一些以後想做而無法做的事情——然而，迎接他的紹聖七年，卻是一件接一件的噩耗。

石越暗地裡分析過紹聖以來，經過改變的新黨的政治主張。

蒲宗孟、曾孝寬這些新黨名臣一個接一個地去世，章惇、曾布們又儼然與新黨分清了界限，如今朝廷中，被人視為新黨，而自己也承認是新黨的宰臣，實際只有樞密副使許將一人而已。

「太皇太后與皇上來了？」石越忍不住又問了一句，這幾年，凡是要面見外臣之時，高太后與小皇帝總是寸步不離的，連經筵高太后也會在旁wｗｗ.hｅｔuｂｏｏｋ.ｃoｍ•ｃｏｍ邊旁聽。他仍然是不太敢相信——他才不相信高太後會親自來弔唁。

在石越看來，如今的新黨，他們的政策主張其實是以「富國強兵」為基礎，鼓吹繼續變法。他們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強調由官府直接管理大量經濟部門，主動對經濟進行調節，以謀求在不增加賦稅的同時，讓國庫豐裕。在這方面，他們還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目的論，以國庫是否豐裕為主要是非標準。除此以外，他們還普遍主張進一步改革役法，堅持推行免役；要求提高吏的待遇，增加政府雇傭，讓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贊同以激烈手段剷除如宗室、冗官等特權階層，反對蔭官等等。而在軍事與外交上，紹聖新黨幾乎全部持擴張與強硬政策，甚至他們經濟政策之目的，就是訓練精兵，對外擴張。但他們的目的論色彩太強烈了，以至於在這方面並沒有清晰的政策，有時候反而自相矛盾——他們既支持現有之兵役制，同時又仍然鼓吹恢復全民皆兵的古制……

他腦子裡不斷浮現的，是王安石寫給他的一封遺信。

如果說凡是持這種政策主張的人，都算是新黨，那麼石越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將章惇、曾布、張商英們排除在外。也許，連唐康也得算進去。

而這寶相寺在開封府，大約也就是比分別為左右街僧寺首領的大相國寺與開寶寺，以及建國初重建的太平興國寺要稍遜一些。其形勢制度、剞劂丹青，亦可稱得上是壯麗梵宮。

舊黨如今還能夠繼續掌控這個國家，主要依靠的，不過是高太后與司馬光的個人威信而已。

他的侍衛對他尊重有加，絕不會違逆他的命令，但是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親近信任的感覺。而那些親隨做事也不夠機靈，沒有誰能如侍劍一樣，事先就想到他要做的事，安排得妥妥帖帖。汴京一帶的人，雖然聰明機靈，但卻不太老實，讓人無法放心，從桑家蜀中老家找來的人，卻往往連言語都不太通。

他磨磨蹭蹭地拖了好一會兒，終於，還是吩咐親隨準備馬匹。自從讓侍劍做了石府的管家后，石越身邊的親隨、護衛就不斷地更換，很少有能追隨他三年以上的人，因此也沒有他特別信任的人。親隨現在都是侍劍幫他挑的，大多是依附石府或者桑家的客戶佃農的子弟，護衛則是高太後派來的班直侍衛。

紹聖以來，雖然新黨實際上分裂成王安石派、呂惠卿派、極端派這三派，但王安石派在這七年來一家獨大，使得新黨相對穩定。而執政的舊黨，內部卻是矛盾重重，而且其衝突更是公開化。這些君子間，既有范純仁為首的溫和派與劉摯為首的台諫派之爭，還夾雜著一些極端的守舊派在其中興風作浪，同時，還有以地域和師門為劃分的洛黨與朔黨之間的人事矛盾、意氣之爭摻雜其中……總之，其內部關係之複雜，連石越有時也搞不清楚。這七年來，這些君子們因為小事反目成仇，互相指斥對方為小人，恨不能將對方趕到凌牙門去——這樣的鬧劇，已經不是一次兩次發生了。

可惜的是，呂惠卿自己卻未wｗw•ｈeｔｕｂｏoｋ•ｃｏm•ｃｏm必甘心在太原養老。

不過，畢竟大宋是一個君主制國家，君主雖然並不能為所欲為，但只要有高太后在，舊黨就可以保住他們的地位，這一點是沒有人能挑戰的。

這樣，他就必須忍受些許的彆扭。

可就在石越開始這樣以為時，王安石卻突然死了。

他腦海里，這兩幅畫面，不斷地交替浮現。

便如擔心蕭佑丹死去遼國會失去控制一樣，他也直覺地意識到，王安石一死，新黨也會失去控制。

沒有任何預兆，上午，王安石還參与了小東門召見唐康的會見。回府之後，一切如常，按時就寢，然後就再也沒有醒來。

如果遼軍南下——雖然這仍然會成為一個被攻擊的口實，新黨一定會痛罵這是司馬光與他長期的對遼綏靖、軟弱的結果——但反正都到了那種情況，也沒什麼好在乎的了。

以他所「知道」的來說，王安石早就「應該」死了六七年了，司馬光也是如此。但是，當這兩個人在「應該」死的那一年沒有死，而一直又活了六七年後，石越就產生了一種錯覺，誰說他們就不能和幾年前去世的文彥博一樣，活上個九十多歲？

不，石越心裏知道，這樣的死去，對於王安石來說，是一種奢侈。

石越知道寶相寺，也是因為這感慈塔，當年司馬光曾經寫過札子，請求罷修此塔。而主持修築感慈塔的人，石越也不陌生，那是熙寧年間將作監最著名的木匠之一楊琰，此人是大宋朝許多水利工程的實際主持者，石越還曾經諮詢過他的意見。當年曾經有人獻策，請求重新考慮太宗年間的一項運河修築工程，那項工程的目的旨在溝通惠民河與白河，從而通過襄陽水路，使得從汴京的惠民河坐船，可以不走陸路，直接南下，抵達長江！這條運河的長度不過區區百余里，若能建成，即使耗費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是值得的，但是其中卻有無法攻克的技術困難，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因為火藥的成熟，這些年來不斷被應用於修路與開山等公共工程中，有人便想到過去無法挖開的大山，是否可以用火藥來炸開，於是又重提此項工程。這件事最終因為楊琰的堅決反對而作罷。但也因為有了這些淵源，石越雖然以前從未來過這寶相寺，卻也知道了這座感慈塔。

「……惟願公等努力，使朝廷三十年不削藩……」

這讓石越再也沒有拖延的理由。

石越只要一想到這句話，腦子裡就會冒出熙寧三年的九月，在邇英殿第一次見到王安石的情形，他甚至還記得王安石紫袍上的那塊不顯眼的油漬……

寫給石越的這封信中，王安石只說了一件事情。

聊足安慰的是，至少這些新黨官員到時候應該都會是主戰派。

對石越來說，這件事可以說突然，也可以說不突然。

從韓維、韓忠彥這樣的顧命之臣，到章惇、李清臣、曾布、張商英們，還有地方上如陳元鳳這些人……這些人究竟是不是「新黨」，完全取決於你對「新黨」的定義是什麼。

這就是王安石在死前，對他的拜託。

「那邏卒沒有提太皇太后，他說是皇上來了，護駕的是武城侯和圖書與陽信侯。」

這可不是安排的一部分。

但這種平靜卻並沒有維持多久，到了寶相寺附近，石越驚訝地發現，整個寺廟周圍，隔著兩條街起，便已經戒了嚴，街面上到處都是禁軍與開封府的邏卒。

那麼，石越能夠給自己找到的理由，便只有一個了。

石越心裏清楚，他相信司馬光也肯定知道，這八年，呂惠卿把太原治理得井井有條。換了別人，早就美譽如潮，薦章迭上，召到京師重用了——事實上，太原府也已經接連有兩任通判考績卓異升遷了。這是司馬光用另一種方法宣稱，太原府的政績，是那兩位通判的，建國公只是在太原府養老的。

這件事是如此的突然，石越在得知蕭佑丹壞事後，還曾經建議司馬光與王安石，要在適當的時候公開宣稱大宋最懼怕的就是蕭佑丹，以此來幫蕭佑丹一把。但是，他怎麼也沒想到，司馬光與王安石還在猶豫，蕭佑丹就已經變成了刀下冤魂。

即使到現在，時間已經又過了一天，石越仍然很奇怪自己的反應。

他也還能清楚地記得七年前，當他請王安石去杭州時，王安石對他說的話——「火坑我是不怕的！」

「是。」一個親隨應了一聲，翻身下馬，小跑著過去，拉住一個邏卒打扮的人，嘀嘀咕咕地打聽著。沒多久，這個親隨便又跑了回來，到石越馬前，低聲稟道：「稟相公，聖駕在此。」

得到王安石的喪報之後，石越有好一陣子不肯相信。范純仁拉著他一道稟告高太后時，他依然失魂落魄，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直到他奉旨到了侍中府，親眼看見王安石的遺體，他才意識到，王安石真的死了。

隨著唐康帶回來的消息，綜合職方館的秘密報告，遼國的威脅變得越來越現實，就在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時機。

可能王安石事先有所預感，也可能只是這個年紀的人未雨綢繆，總之，王安石預先留了四封書札，一封是遺表，一封是給司馬光的，一封是給石越的，還有一封給家人安排後事的。

判太原府呂惠卿，已經在河東路那個「窮鄉僻壤」待了整整八年。王安石曾經希望將他調到一個好點的地方，但被司馬光一口拒絕——能夠符合呂惠卿的身份，離汴京又夠遠，還要偏僻窮困，同時還能保證呂惠卿生不了什麼事，這樣的地方，也只有太原府——這是石越心知肚明的。如呂惠卿這樣的人，丟在邊境，他能立軍功，趕到南方，他能剿蠻夷，若在江淮，他能把地方治理到你不注意他的政績都不行的程度。若給了他這樣的機會，到時候顧念舊情的王安石再說說情，司馬光和石越那才是真不好回絕——既然是合作，總不能老顧念舊嫌，但這箇舊嫌，卻又的的確確是拔不掉的心頭刺。

紹聖以後，高太后在宰相制度上做了兩件事，一是將左右僕射改為左右丞相，在名號上加以尊重，但實際上紹聖朝的左右丞相，與西漢的丞相，不可同日而語，根本沒有開府辟官的權力。

也許是自己太挑剔了。石越偶爾也會這樣反省，但那種彆扭始終存在，無法消散。

石越張了張嘴，但是終於沒有「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