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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猛聽了這話，忍不住扭頭看向陳慶年。作為趙嘉仁的早期追隨者，劉猛深知趙嘉仁到底親手殺過多少人，那是到達三位數的人命。至於在趙嘉仁親自命令下被殺的，已經有五位數，而且直奔六位數而去。

最後趙太尉推算出，只要能在戰場上和地方攻略中殺掉六十萬大元的軍隊與官員以及官員的私兵，大元就必然徹底崩潰。包括這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過度殺戮，趙太尉認為整個殺掉的人大概得有一百萬。

第二天是三月十一，是趙太尉去上朝的日子。與之前差不多，楊太后這天宣布她不來上朝。於是朝會就自動結束，於是六部尚書與趙嘉仁的重要幹部，還有學社總社成員就被趙嘉仁給叫去了距離皇城沒多遠的家裡。

聽了師叔的話，司馬考只想笑。他一直以為師叔是個非常理性保守，不會做夢的人。現在看，有了夢想的翅膀之後，徐遠志其實也很願意飛翔。

「這種歌功頌德的話就不用再講。既然大家都同意，我們就好好的把此次的審判弄好。另外，我覺得諸位也知道為何要取消附庸，改變吏治了吧。」趙嘉仁說道。

經這麼解釋，不少人都深以為然。那幫進士出身的傢伙格外的心有戚戚焉。便是如同劉猛這種務實主義者，也覺得陳慶年這話雖然一廂情願，也未必就完全沒有道理。劉猛也的確承認，若是蒙古肯投降趙太尉的話，趙太尉也是不會一定要殺和-圖-書掉六十萬人。

那幫所謂的清官，一個個都是些唯心主義者，認為世界應該按照他們所想象的模樣去運行。於是他們自然在現實面前處處碰壁。

趙嘉仁則是說道：「現在能用的人太少，制科雖然每年都能考上不少人，但是真的與國家需要的人力相比，這些可都不算什麼。」

21世紀的時候，美國議員家庭出身的法學家認為趙嘉仁也算是『同路人』，就講述了真知灼見。這種話是不會對那幫窮人直言的。

不過眼下最關鍵的審判宋奸行動，趙太尉提出了一套新制度。這套制度分為民法與刑法兩部分，而且訴訟又分公訴與民訴。

「可是大宋的財政真的能承受這麼多支出么？」陳慶年問。他算是新來的，對於很多事情難免一驚一乍。

海洋法系原本與窮鬼無關。什麼法院，選舉，都是針對有錢人的。最初的時候英國擁有被選舉權的都是地方上的貴族豪強，擁有選舉權的也都有一定量的財產，並且有足夠量的納稅年限與納稅量。所以『俺們是納稅人』可是有錢人才能說的話。

「……太尉，你在想什麼？」司馬考看著趙嘉仁一副神遊物外的表情，忍不住大聲說道。

戶部管的就是財物，戶部尚書徐遠志大聲：「原本那麼多黑心附庸不照樣活的好好的？他們幹了那麼多壞事，還能活蹦亂跳。新的吏治下大家都光明正大，為何會承受不了和*圖*書呢？難道是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么？！」

「太尉，若是這麼搞的話，我等審判宋奸只怕得下半年啦！」司馬考不爽地說道。

在巨大的會議室裏面，趙嘉仁就給這幫人上了一課。關於海洋法系中陪審團的一課。

「我在想陪審團制度。」趙嘉仁說道。說完之後他還覺得不過癮，索性對司馬考說道，「此事我有想法，明天我們開會！」

然而趙太尉又忍不住考慮，到底要不少設置陪審員制度。大陸法系是成文法，就不用陪審員制度。只有海洋法系是判例法，才要用陪審員制度來謀求一個『社會共識』。

如果趙太尉能得償所願，由他下令殺掉的人會達到七位數……

雖然他的主要情緒是不爽，然而司馬考其實感覺自己的內心有種說不出的釋然。如果整個制度真的能變成這樣，刑部的壓力就能大大降低，至少司馬考可以讓這幫官員去找個好的律師。

海洋法系建立的時候基於這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有錢人出身，他們有基本相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大家只有各個領域的不同，基本的理念其實是相同的。大概能稱呼他們為『資本專制制度的主人翁』。這幫主人翁們當陪審團，他們對於案件很上心，當然能夠得出比較靠譜的結論。等到窮人擁有了選舉權，而海洋法系還是食古不化，於是制度就出現了巨大的問題。原本看著理論完善，執行給力的制度就和圖書江河日下。

趙嘉仁聽了之後只是乾笑幾聲。真心說，他童年與少年時代看歷史書的時候，一直有種訝異。為何那些『道德高潔，為國為民』的文官們竟然沒辦法解決國家的危難。反倒是那些貪官們能夠橫行無忌。

倒是禮部尚書陳慶年與趙嘉仁其實並不怎麼親近，現在聽了趙嘉仁的講課，他大為感動地嘆道：「太尉，我原本以為你以武人自居，所以殺心極重。現在我才知道太尉你乃是菩薩心腸。絕不肯濫殺的！」

雖然不知道別人心中的具體想法，陳慶年還是感受到了一些對他不認同的眼光與表情。他連忙加重語氣說道：「若是別人，殺人都是出於他們自己的好惡。而趙太尉乃是有制度。而這個制度本身是愛國愛民，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回想起幾天前太后講起此次審判，太后那種殺人的心思簡直與暴君沒有兩樣。」

雖然趙太尉不會提及21世紀和那些不能提及的事情，不過趙太尉的話還是被這幫人聽明白了。司馬考帶著一副主人翁的責任感，發自肺腑地說道：「太尉，我們一定不會讓窮人當陪審團成員的！」

在趙嘉仁開始嘗試提出公檢法制度的時候，司馬考只是覺得趙太尉大概是想安插自己的人。不過司馬考也沒有特別在意，因為大宋的每一個編製內的官員乃是小吏，都有五十到一百五十倍的編製外的附庸。趙太尉所做的一切是用國家的制度內人員和圖書取代這些編製外的附庸。

等趙嘉仁到了大宋之後，他才明白大宋的主人絕不是官家，甚至也不是那幫官員。大宋的主人某種意義上是那幫附庸。貪官們心狠手辣，思維比較唯物主義，能夠承認現實面對現實。能夠拿捏住下面的附庸，還能有點制度的分肥給附庸，於是就能辦成不少事。

「太尉，你不會是早就想對大理寺改制了吧？」刑部尚書司馬考帶著強烈的懷疑態度提出了問題。

這話一出，幹部們倒是一副無所謂的表情。因為他們其實就是通過趙太尉建設的制度爬上來的。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是吏員轉為了官員。而那幫進士們中大部分也都覺得對新制度有了新認識。

司馬考的態度明顯能夠代表和他差不多出身的與會者。不管是司馬考的師叔徐遠志，又或者是劉猛，他們都微微點頭，表示對司馬考的支持。

如果按照趙太尉提出的這套制度，那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檢察院派出檢察官針對罪犯的罪行提出訴訟，而犯人則由律師根據法律為犯人們提供司法服務。最後檢察院與犯人在法院就他們的罪行進行公開抗辯。最後由法官進行審判。

在美國待了很久，趙嘉仁發現美國的陪審員制度有看著很合理的地方，也有非常不合理的地方。不過後來趙嘉仁和一個美國地方議員家庭出身的法學專家聊了一次，才聽到了真知灼見。

最近趙嘉仁還在討論兩三年後的戰爭問題。和圖書全新的宋軍非常重視殲滅，趙太尉用冷冰冰的算數向大家證明，把一個人養活到能夠到戰場上送死的年齡，需要消耗如何大量的人力物力。殲滅敵人，不僅是敵方的巨大損失，更是一個封建制度下短期內很難補充起來的損失。趙太尉一道命令，臨安、福州、泉州這種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裡面就能徵集出上萬軍隊。然而蒙古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檢察院就是提請訴訟的單位，譬如此次針對宋奸的審判，若是按照大宋之前的制度，就是交到大理寺，由判官們開始審判，問案，最後定案。在這麼一個過程中，大理寺本身以及高高在上的趙太尉有絕對的許可權。包括蘭台也是如此。這些人幾乎是一言可以令人生，一言可以令人死。這也是為何這幫『宋奸』的親屬無論如何都要找人說項的原因。

司馬考點點頭，他倒是忍不住安慰起趙嘉仁，「太尉，那些附庸數量極大。我最初做判官之時，真心覺得大宋幾乎沒了出路。便是有些官員又如何，其實地方上所有的事情都操之於這幫附庸之手。他們可真的是黑了心。現在終於有了解決這些的辦法，我覺得極為欣慰！大宋有救啦！」

檢察官、法官、律師，他們都是吏員。按照趙太尉所講，這幫人吃的是國家的財政飯，所以國家可以名正言順的管理他們，約束他們，要求他們有道德，有理念，服從命令聽指揮。若是吏員們不聽話，開除公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