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於是國民黨內現在就出現了兩種意見，一種是要求遷都，把國都遷移到南京去，脫離了共和黨軍事力量的包圍。並堅決的反對強制性的土地改革政策；另一種則是希望用政治協商出來的憲法條文約束共和黨，在政治上和共和黨做出妥協。

胡漢民把兩位公使送到了總統府門外，趁著法國公使先上車的機會，他忍不住向著朱爾典說道：「你們這麼做就是在幫助共和黨么，以共和黨的主張，他們上台後英國利益必然是要受到損失的，這難道也是貴國樂意看到的嗎？」

而在北洋派勢力大減之後，政治協商會議中的聲音也越來越偏向于共和黨了。開了將近半年多的政治協商會議，幾乎沒解決多少實質性的問題，孫中山最為關心的兩個問題是：總統任期和連選的規定；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體制問題。

反倒是那些從小在海外長大的華僑，因為自幼就和異民族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並不覺得白種人比自己更為優秀。一旦這些華僑覺醒了民族意識，他們反倒是更為推崇中國的傳統文化了。

陳友仁的性格就是如此，自從他投身於國內的革命之後，很快就成為了一名極有影響力的報人。只不過因為他自小在海外長大，回國的時候說不好中文，才無法被主流社會所接納。雖然在陳友仁面前曾經有另外一條路可選，但是他無法接受共和黨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最終還是投向了國民黨。

然後段、馮之間的分裂，徐世昌的中立，迅速的把佔據了華北和長江中游地區的北洋派給葬送了，連一年時間都沒有堅持下來。就這一點而言，共和黨對於華北地區的消化速度，也確實是讓國民黨驚嚇到了。

他們想著，北洋派不可能兩面作戰，因此只能把政治上的權力交出來，然後和共和黨做地盤之爭。而得到了中央大部分權力的國民黨，則又可以藉助中央政府的名義對共和黨和北洋派進行調停，從而穩住自己的執政地位。

只是，就算胡漢民再怎麼有野心，也知道自己是無法負擔起代表中國對未來做出承諾的，總統倒是還有那麼一點點可能。就在他心裏反覆思量的時候，一旁的朱執信向著英法公使說道：「只要我國總統、政府給予正式的授權，那麼前往巴黎的全權代表當然能夠對中國的和_圖_書未來做出承諾，這是受國際法約束的規則不是嗎？還是說，兩位公使認為國際法已經失去了效力？」

日本學國際法學的一塌糊塗，他們對於國際法的認知就是，軍隊出兵佔領敵國的領土，然後逼迫對方政府簽訂割讓協議，接著這塊土地的歸屬就具備了法律效應，哪怕你再強大也不能來搶。嗯，在日本，特別是日本軍人眼中，國際法就是用來給軍隊出征擦屁股的法律條文。

一朝天子一朝臣，才是中國政治的現實。哪怕大家明知道，如果共和黨真的要動用武力的話，國民黨還是得乖乖下台，但是他們依然想要堅持到最後，並希望共和黨能夠遵守民主政治的原則。這種傳統文人腦子裡的一廂情願，和無視現實邏輯的想法，顯然是不能為陳友仁所能理解的。

孫中山出聲打斷了其他人和兩位公使的爭論，他面色雖然有些發黑，但還是態度從容的向著兩位公使說道：「我明白兩位公使先生的意思了，我會慎重考慮你們的建議的。展堂，幫我送一送兩位公使吧。」

只是這份邀請讓孫中山和胡漢民等人很是不滿，胡漢民就當著英國公使的面質問道：「中華民國的總統是孫先生，中華民國的總理是徐世昌閣下，吳川只是共和黨的黨魁，他甚至都沒有一份正式的公職，為什麼你們要求五名正式代表中必須要有吳川？這完全不合理。」

共和黨對於內閣總理負責制的堅持，國民黨人還是能夠理解的，畢竟現在的總統是孫中山么，換了他們是共和黨，也一定會反對到底。但是對於共和黨要求仿照美國選舉人團的方式競選總統，國民黨也是死活不同意的，因為按照社會各階層分配選票，共和黨顯然要有利的多。

和顧維鈞相比，陳友仁同樣是精通國際法和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新式知識分子。不過和顧維鈞在國內成長，先接受了傳統文化再出國留學的經歷不同，陳友仁是從小在海外成長起來的華僑知識分子。

而陳友仁則又比顧維鈞更進步些，他認為國家間的協議是可以隨著國力的變化而做出修改或廢除的，因此想要更改不平等協議的首要條件，就是不擇手段的加強本國的國力，然後再依仗國力去壓迫各國重新修約。對於當前的中國而言，他是真心希望國民黨和和_圖_書共和黨能夠合作下去，把中國現在多黨制變為勢均力敵的兩黨制，從而真正建立起中國的政黨交替執政的民主體制來。

可是孫中山很清楚，這些鄉紳中的一些人是因為沒有見識，以為在這個國家是總統說了算，才大聲呼喊著希望他下令廢除了土地改革法令。可還有些黨員就是有些不懷好意了，就像之前有人想要北洋和共和黨斗，然後國民黨趁機拿好處一樣，現在他們就想著他去同共和黨斗，從而不得不讓出黨內的領袖地位。

之前大多數國民黨員判斷，共和黨和北洋派之間不可能迅速的分出勝負，雖然共和黨佔據了山東、河南，但是控制著河北、山西、陝西及長江五省地區的北洋派並不是沒有還手之力的。這也是國民黨想要藉助共和黨同北洋派爭鬥，吞併北洋在中央力量的政治基礎。

只是，國民黨內除了孫中山、張靜江外，其他人都不樂意接受這位假洋鬼子的看法。畢竟在國民黨人所接受的傳統教育里，從來沒有那個得到政權又放下政權的勢力，還能再拿回政權的。

因為國民黨黨內的主流黨員，基本上都是被共和黨所認為的需要改造的革命對象。因此國民黨一旦放下政權，內部首先就要先分裂了，就和北洋派一樣，在袁世凱不得不把權力讓出之後，看似勢力不小的北洋派，在共和黨和國民黨的聯合擠兌下，現在幾乎完全退出了政治上的角力。

朱爾典看了看胡漢民，又抬頭望了望北京的天空，然後自言自語的說道：「中國是一個不錯的地方，我從青年時期來到這裏，幾乎大半生時間都奉獻給了中國。我想，我回英國後會想念這裏的。至於公務上的事情，那是下一任公使要考慮的問題了……」

顧維鈞要比這些國民黨人進步一些，至少他認為中國的對外協議是可以改變的，但是他認為這種改變應當是中國對於各國釋放更大的善意，從而化解各國對於中國的提防，簡單的說就是等待各國政府的自我良心發現。

於此同時，孫中山還發現，雖然中華革命黨吸納了各黨派恢復了國民黨這一黨團，但是黨內的派系並沒有因為國民黨的成立而有所改善，反倒是因為這些黨派併入黨內后，黨內的派系鬥爭變得更為複雜了。原本在黨外時還有所顧忌的各地鄉紳，在m.ｈｅｔubooｋ.cｏｍ.coｍ進入國民黨之後就開始堅定的反對土地改革了，不管是共和黨的暴力式土改，還是國民黨黨內主張的溫和土地改革，他們統統不贊成。

但是這種設想隨著北洋武力的快速瓦解，也迅速變成了空談。現在國民黨固然是拿到了中央政府的不少權力，但是北洋派北方勢力卻乾脆向共和黨投降了，也就使得中央政府失去了對抗共和黨的軍事力量，南方的武力顯然是過於遙遠了，對於北京來說。

朱爾典瞧了瞧大廳內的中國人，神情毫無變化的向著孫中山回道：「和會的正式代表該怎麼挑選，這當然是貴國政府的內政，我們並不干預。但是本次和會討論的不僅僅是關於如何處置戰敗國的事務，還將討論戰後各國的關係處理問題。這場不幸的戰爭已經告訴了我們，如果國與國之間出現了誤判，將會是多麼可悲的災難，所以我們要確定各國能夠派出一名能夠全權代表本國的政治人物。我們認為，吳川閣下是貴國唯一能夠對未來做出承諾的人選，如果他不出現的話，那麼貴國在和會中的地位也許會下調。」

在孫中山看來，這些鄉紳大有狗仗人勢之嫌疑。過去他們在黨外感覺自己勢單力孤，所以只能小心翼翼的反對土改。可進入了國民黨之後，這些鄉紳卻又覺得自己找到了靠山，再加上黨內有這麼多反對土地改革的聲音，因此不免膽子就大了起來。

不過他還是把希望寄托在了孫中山的身上，寄希望于這位總統先生兼國民黨總理，能夠明智的做出選擇，先建立起中華民國政治上的規則，然後再慢慢的削弱共和黨的力量。

在清末，先接受傳統教育然後再出國學習法律和政治的知識分子，一般來說都會不自覺的把西方當成是文明世界，把中國視為落後的土著文明。不管他們在口頭上如何標榜自己是如何愛國的，但是在實踐中他們不是要求國家體制完全的西化，就是要求按照國際法律處理中外關係，不能另搞一套。

就目前來看，國民黨在國內的政治幾乎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孫中山現在能做的，也就是指望著作為戰勝國的地位抬高自己的地位，從而壓制住黨內的分裂和共和黨的步步緊逼了。這也是他越來越倚重陳友仁的原因，當然只是外交上的。對於國內政治上的和圖書建議，他覺得陳友仁到底還是在海外長大的，有些不了解祖國的國情了。在共和黨沒有放下社會主義理念之前，國民黨根本不可能和對方玩民主政治，因為那就意味著三民主義的死亡。

可是日本對於國際法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為了維護天皇體制，有違天皇統治的國際法條文都被日本人給篡改或刪減了。於是用來捍衛帝國主義殖民世界的國際法，僅存的那麼一點先進的東西都被日本人給拋棄了，最終他們學到的都是些，19世紀最野蠻最惡劣的國際法條文。

坦白的說吧，我們認為下一屆總統或政府總理必然是屬於共和黨的，我們不願意和這樣一個擁有強大力量的政黨交惡。這也是為了貴黨的未來考慮，中國國內的和平不僅對於我們很重要，對於貴黨來說難道不是更加的重要嗎？」

就連許多國民黨黨員也有些不大相信，看似龐然巨物的北洋派，僅僅被打擊了一下，就突然轟然垮塌了。要知道，僅僅在袁世凱去世后不久，那些北洋元老們在私下會面的時候還時時把北洋派掛在嘴邊，表示雖然大總統走了，可北洋派還是應當繼續抱團取暖的。

隨著德軍從萊茵蘭地區的撤出，和在協約國派出的軍事觀察員的監督下開始複員，協約國對於東線地區尚無能為力，協約國也不得不開始把全面的和平及戰後對於歐洲及世界的勢力劃分安排上了時間。作為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六名主要成員國之一，中國自然也得到了正式的邀請。

共和黨幾乎把國民黨提出的方案都否決了，國民黨希望採用七年制總統任期和按照各省人口比例來計算票數，並要求按照納稅額度來挑選選舉權，排除婦女的選舉權力。共和黨則要求各省各算幾票，並按照各社會階層的比例推選各省選舉人團，然後按照各省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決定本省的選票歸於誰。至於體制問題，共和黨堅決反對總統制，要求實施內閣總理負責制。

也因為華僑具有這樣的生活背景，因此他們一旦和外國人爭執起來，幾乎都會下意識的尋找法律漏洞，而不是如有著中國傳統文化背景的留學生那樣，把國際法視為了不可動搖的天條，哪怕有漏洞也不應該指出來，更不用說利用這樣的漏洞了。

然後從日本人那裡學習法律的中國人，就被日本人灌輸m.ｈｅtｕｂook•ｃｏm.ｃoｍ進了這樣一種觀念，中國和日本簽訂的條約是受到國際法保護的，假如中國撕毀自己簽訂的條約，那麼就要遭到各國的聯手進攻，這顯然是不划算的。所以中國最好的外交策略就是，尊重國際法，而不是反對它。

法國公使柏卜略微輕蔑的瞧了一眼朱執信，便朝著孫中山說道：「國際法當然是有約束力的。但是，當一個大國覺得自己不應該對某個簽約小國承擔道義上的責任時，它並不會公然的撕毀條約，而是會讓這個小國換個政府或消失，那麼大國自然就免除了對於條約的義務……」

只是，孫中山現在面臨的煩惱要比陳友仁多得多。就理念上而言，孫中山並不反對建立起一個類似於美國兩黨輪換的政治體制，但是他不能接受一個完全倒向社會主義的政黨和國民党進行政治輪替。

胡漢民沉下臉看著英國公使，作為戰勝國六強之一，參加和會這樣出風頭的事，自然人人都樂意前往的。畢竟這場戰爭對於中國來說幾乎沒有造成任何損失，反而讓中國藉機登上了列強的舞台。自從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幾乎就失去對於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哪怕是家門口的事務。因此沒人不希望藉助這次和會，樹立起自己是將中國帶回到世界中心的光輝形象的。

注意到朱爾典的目光看向了自己，柏卜立刻輕輕咳嗽了一下，向著對方解釋道：「我當然不是說貴國。」

只是孫中山對於外交方面的期待，又很快被英國人和法國人給打破了。2月12日下午，英國公使朱爾典和法國公使柏卜，一起來到了總統府拜訪他，主要是代表協約國來邀請中國派出代表參加，3月份在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討論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

雖說孫中山是在海外接受的教育，但是他對於國際法的了解基本是，歐美等先進文明國家制定國際法是為了捍衛全球各國各民族的公道，這樣一個虛幻的意識。而國民黨內的高層，對於國際法的了解，基本都來自日本人的轉述，畢竟這些人大多都是在日本留學的。

朱爾典覺得這句解釋還不如不解釋，他很快就把目光轉回到了孫中山的身上，簡單的說道：「這隻是一個比方而已，我們必須確保吳川代表中國做出一定的承諾，因為他所代表的共和黨可以顛覆當下的北京政府，而我們不可能給予你們什麼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