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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淮唐笑談道：「徐秘書長如今忙著全國總工會的事情，這麼深夜來找我們，我是不是也要學一學周公吐哺？」

徐企文名為副長，但負責實際工作，後來工黨又應勞動界多數發起人的要求，推舉了鐵業、機器業、紗業、電業、外國木器業、眼鏡業、紅木業、雕花業、漆業、絲業、銀行業、帽業、織業、壽器業、刻字業、印字業、江幫縫衣業、制煙業的工運領袖，另以那時上海灘比較有名的律師劉血痕為法律主任。

但它畢竟取名為工黨，故亦有不少工人尤其是手工業工人參加。他們入黨時，一律發給黨證和黨徽，還是為林淮唐等人後來到上海以後組織總工會的活動，提供了很大便利和相當的基礎。

這也是林淮唐最初和朱志堯來往時，一下便認定當時的工黨只是一個純粹的「工業黨」性質的組織。無非強調生產高於分配，主張生產力是可以脫離生產關係存在的、具備神聖性的事務。

只是這句話聽在林淮唐的耳朵裏面，難免使他產生一些不好的聯想。林淮唐直勾勾地盯著林時爽好幾分鐘，最好才終於悠悠道：

工黨組織機構粗具規模，只是很快該黨領導層便因意見相左而產生裂痕，朱志堯于《民立報》發表聲明，批評徐企文「辦法失當，嘖有煩言；支部作事乖方，頻來詰責」，指責徐企文在工黨活動中聯絡無賴工人，行為過激等等。

林時爽這句「造不如買，買不如借」，立刻就讓林和_圖_書淮唐心裏猛地打了一個激靈。林淮唐倒也知道當年那一位劉副主席同志所說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其實是有特定的歷史背景。

工黨第一次修正草章規定，該黨總部設總領袖一人，副總領袖二人，並設庶務、經濟、文牘、調查、交通、宣講、研究、編譯等部。各部設主任一人，研究部可設主任若千人。當時工黨以朱志堯為正長，徐企文及原工業建設會成員鍾衡臧為副長，原中華共和憲政會成員朱繩先為庶務長，庄允升為經濟長，嚴月波為文牘長，原中華共和憲政會成員沈鍊石為交通長，洪承祁為調查長，劉滋生為宣講長，原工業建設會成員陳警庸及錢錦華、范幼蘭為研究長——這一批人可算是上海工運活動家的鼻祖級人物。

林淮唐和林時爽對視一眼，說：「有些印象。」

說到底，朱志堯時代工黨的宗旨是：促進工業發達；開通工人知識；消改工人困難；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參政。

徐企文為人比較嚴肅，沒接林淮唐的玩笑話，而是直接抽出幾張公文檔案，拿給林淮唐、林時爽兩人看：

但早期社會黨雖然也有如陳翼龍這樣才華橫溢的工運活動家，黨組織整體上卻為江亢虎等一班與北洋關係很深的小官僚控制，徐企文在早期社會黨里沒有待多長時間，便受到曾任東方匯理銀行總辦、時任上海求新機器製造廠廠主的朱志堯邀請，共同發起組織中華民國hetubook.com.com工黨，並被推為臨時幹事員，在小西門內中華共和憲政會會堂設立事務所，負責籌備事宜。

首先在思想上，徐企文已經認識到「職工者，工業之花也」，「可愛而不可賤」。其次在行動中，他還支持過工人反對個別所謂「不人道」的資本家。如林淮唐初到上海時，上海各廠翻砂工人為爭取縮短工時、增加工資罷工，徐企文曾組織罷工幹事會作為工人後盾，使罷工取得勝利。

林時爽好像聽出林淮唐的難言之意，正想再說點什麼話的時候，工會空地邊上的側門便讓人推開，原來中華民國工黨的副黨魁徐啟文，懷抱一摞厚厚的公文走了過來。

所謂促進工業發達，即擬組織品物陳列所、勸工場等，如徐企文曾和清江支部發起組織工黨第二金銀工廠，上海工黨翻砂同義會亦曾打算自行集資，設廠製造等；所謂開通工人知識，即擬組織補習所、星期學校等，如有些支部曾組設閱報書社、工余夜課等；所謂消改工人困難，即擬開辦勸業銀行、工人儲蓄銀行等，如該黨曾議決將原湖南支部所設勸業錢局移滬改設工人銀行等；所謂提倡工人尚武，即擬組織工團等，如安徽支部曾組織工程義務團，以備為「征庫」時提供服務等；所謂主持工界參政，即向政府提供工業上的議案等，如該黨曾就工人的生活待遇等問題擬定多種方案，準備向當時的滬軍都督府提出請願等。

林淮唐也和圖書還記得朱志堯在馬日事變中，站到了猛烈攻擊社會黨黨人的反動陣營一邊，徐企文則堅持了保護勞工的立場。馬日事變善後結束以後，朱志堯只得被迫離開上海，其部分產業不僅被社會黨和上海臨時市民政府予以沒收，而且工黨的主導權也完全落到了徐企文一派手中，最後工黨更是以整體合併入了新的中國社會黨之內。

「你說得也對，現在的中國連一些成規模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都還沒有發展起來，你說得或許也對。」

現在工黨已經完全被合併入社會黨之中，原本朱志堯那一派的「開明士紳」、「工頭領袖」都被驅逐出去，徐企文則很受林淮唐的欣賞，負責起了更大規模的工運組織來。

徐企文原來出生於上海一個小職員家庭，先後肆業于中等工業學校及德文醫學堂，因學習成繢優良，有「中外文學俱優」之稱，武昌起義爆發之前，他一直在瀹智小學任教習。

徐企文亦刊登啟事，反唇相譏，指責朱志堯的聲明意存破壞，雙方互不相容，關係比較緊張。

「戴季陶也發起組織了一個勞動黨，此外還有同盟會的元老前輩譚人鳳老先生組織了一個叫做工黨促進會的新協會。」

「哦？這我還沒有了解過。」

「書記長，自從民國告成以來，南北工界方面便陸陸續續又組織了許多政黨，其中不乏有與我們社會黨和工會主張類似的組織。」

朱志堯掌權的時代，工黨曾經公開宣布，工黨「萬不和-圖-書可摒逐資本家于局外」，更不是「專為反抗資本家而設也」，本黨「系工界之政黨」，而非「工人之政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朱志堯一次即介紹北市各廠二百多位有產階級的「工頭領袖」入黨。

在上海小木工人罷工期間，面對僱主的解僱威脅，徐企文也親自出面邀請所謂「素抱人道之資本家二十餘人」，共同發起成立工黨第一木工公司，以防工人失業，使罷工取得勝利。

建國初期中國的對外進出口貿易，海外航運的運輸能力還非常有限，所以當時為了立刻解決短期內的進出口航運運力問題，在造船工業發展成功以前，先買船組織運輸隊或是乾脆租用外國的運輸船隊，確實是有些現實意義的。

「徐秘書長。」林淮唐主動站起身來，延邀徐啟文坐到這邊座位上，「徐秘書長這麼晚過來，是什麼公務？」

但無論如何，徐企文和馬日事變以後被上海人民所驅逐的朱志堯有很大不同，這也是為什麼他現在能夠成為總工會秘書長的原因所在。

朱志堯時期的工黨核心當為第一條「促進工業發達」，實質上就是提倡實業救國，它強調階級調和，不提倡工人罷工，主張與資本家通力合作，即所謂勞資合作，以便同歐美各國爭存競勝。

徐企文說道：「北京有沈佩貞等人發起了一個新工黨，還有張樹田等人也組織了一個同樣叫工黨的政黨，嗯，還有朱啟明等人，籌組了一個中華民工黨，然後便是戴季陶，書記長認和-圖-書識此人嗎？他將考茨基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由日文譯成中文，在我們黨的機關報觀察日報上刊登過三期。」

即便單純從「工業黨」的角度出發，主張保護勞工的徐企文，也比主張勞資合作的朱志堯高明很多。為了發展實業，不使工人因「過度勞動」而對「勞動問題」產生「惡感情」，徐企文很早就對工人的切身經濟利益，表現了一定程度的關心。這在當時的政黨中，可說是絕無僅有，因而是難能可貴的。

所以早前朱志堯掌權時期，工黨就曾提出過諸如工人如有增加工資的要求，必須先通告各企業家，而不能實行罷工的政策。當時就連立場比起朱志堯左傾很多的徐企文，也曾勸告工人「注意道德，勿為蠻橫之行為」。

武昌起義后，徐企文參加了上海地區的反清鬥爭，發起組織從軍十字會，並出任董事，上海的光復，徐企文同樣出力不少。此後，他先參加成立了以李平書、伍廷芳為正副會長的中華共和憲政會，並出任宣講部部長，但很快就因為在保護勞工方面的理念與上海商會的會長李平書不和而離開了中華共和憲政會。繼而徐企文便加入了江亢虎成立的早期社會黨。

工黨早期的領導成員，成分極其複雜，中華民國工黨的領導成員，成分極其複雜，主要為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工頭及開明士紳等。當時上海各行業的勞工領袖，大多亦系有產階級或幫派首領，其一般黨員，亦非以工人為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