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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氣盛的墨索里尼西裝革履，同樣沒有下礦井，他很不滿地訓斥曼恩主席說：「同志，英格蘭、蘇格蘭工人的國家意識超過了你們的階級意識，這很不對，你們應當反省！第三國際要求英國工會毫無保留的行動起來，只有讓愛爾蘭工人也參加到三角同盟中，你們的活動才能真正叫做英國的總罷工。」

在英國，國家理論內容龐雜，尤其「國家」概念與「政府」概念混淆不清，這樣，國家似乎就表現為一個經由具體選舉程序而組成的政府。資產階級理論家通常把國家看做是一種社會公共組織，而且在自由主義理論家那裡，政府與經濟並無必然的聯繫，似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可以分割開來，政府僅僅是社會的「守夜人」。

熊雄抹了一把自己臉上髒兮兮的汗水，用帶有倫敦東區窮苦工人口音的流利英文講道：「我說一句實話，格拉斯哥的煤礦礦井工作條件實在是差的有些過分，就算和中國西南山區里那些條件簡陋的礦井相比也有相當差距，以英國社會今時今日的發展水平而言，這太不應當了。」

深受英國工人信任的曼恩主席德高望重，今年已年近七十歲，此時也帶著一頂煤礦礦工特有的那種帶頂燈的安全頭盔，穿著汗衫，和圖書與眾多罷工工人們一起待在礦井裡面。

塞巴斯蒂安·富爾和曼恩主席差不多，都是快要七十歲的古稀之年，所以並未跟著熊雄一起下到礦井裡面，他向曼恩主席說道：

在礦井的通道走廊牆壁上，到處都還貼著曼恩主席親自撰寫的鼓動罷工小冊子《勝利之路》和敦促英國士兵不要向罷工者開火的傳單《不要開槍》，大門口還插著好幾十面中國的星輪紅旗的法國的火炬三色旗，革命氛圍洋溢可見。

長達數分鐘的窒息感后，熊雄才從通風井中滑出，輕輕地落在地上。他向前邁了一步，卻被周圍的縷縷灰塵嗆得咳嗽起來，汗濕的皮膚上也沾滿了灰塵。待他的眼睛適應明亮的燈光以後，熊雄才看清了等候在礦坑通道走廊里的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主席湯姆·曼恩的身影。

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大國，曾有過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歷史。海外殖民擴張刺|激了國內經濟高速增長，使中下層群眾也從中分享到一定利益。這種對昔日輝煌歷史的記憶深深留在社會各階層心目中，也使英國人哪怕只是倫敦東區最貧苦的工人，也擁有一種把帝國榮光視為民族驕傲的自豪心態。

這次趕來英國的除了熊雄以外，與他同行的和_圖_書還有法國同志第三國際籌備委員會主席塞巴斯蒂安·富爾和義大利同志第三國際臨時執行局委員墨索里尼。

「即便如此，這幾年來一旦發生罷工活動，工會代表前去與政府代表談判的時候，只要政府代表指責工會使政府癱瘓，質問工會代表是否意識到這樣做後果是什麼時，工會代表就自己感到我們破壞了英國的憲政傳統，失去了鬥爭意志。」

法國在1919年革命以後不僅像早前的中國那樣，予以了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完整的選舉權，而且由於法國的工業發達，農業發展也比較平衡，所有還不必像中國那樣在憲法中就人為的區分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兩個級別不同的選舉權。

二十世紀初，從前沒有組織起來的非熟練工人群眾參加了愛爾蘭的職工會，並在1907年成立了愛爾蘭運輸工人聯合會。1913年都柏林電車工人舉行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幾千名其他行業的工人。罷工工人控制交通運輸，廣泛地採取了杯葛戰術，都柏林的港口一時間死氣沉沉。

「法國和第三國際都支持三角同盟的罷工活動，但是第三國際認為三角同盟的罷工活動應當設法和愛爾蘭人的行動串聯起來，你們應該設法和愛爾蘭人達成一項和圖書同盟，把三角同盟進一步擴大起來，這對工黨、紅色克萊德河岸人都有很大好處。」

凡是年滿十八歲的婦女，也和中國一樣，都享有了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毫無疑問是勞動群眾的一大重要勝利，也是中國和法國革命的一項重大成果，所以墨索里尼這話當即就讓熊雄和塞巴斯蒂安同時皺起了眉頭。

熊雄現在除了擔任著中國駐法國的外交大使以外，同時還擔任著第三國際籌備委員會的副主席和第三國際臨時執行局的執行委員，擔負著領導和組織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工人運動的重任。

所以很多英國工人在社會經濟領域與資產階級尖銳對立，並持久不懈地為爭取和維護工人的利益而鬥爭。但在政治領域，英國工人就不像法國工人、中國工人那樣有著強烈的政治意識，他們要麼對英國所謂的「憲政傳統」懷有敬畏之心，要麼就不覺得政治有多麼重要。

都柏林當年的血腥事件在英國引起了廣泛的反響，英國工人熱烈響應關於授助都柏林無產者的號召。當時還由湯姆·曼恩親自領導的職工會也給都柏林的罷工工人運去一船糧食。1913年9月在曼徹斯特的職工大會上，許多代表建議把會議移到都柏林去開，發出進行總罷工ｗww.heｔubooｋ•ｃｏｍ•ｃｏm的號召。

曼恩主席也是一位反戰主義者，但面對愛爾蘭問題他還是面露難色說：「英國本土的工人有很多人都認為愛爾蘭人是收了德國錢的賣國賊，如果三角同盟接納愛爾蘭人，將可能造成我們在政治上的一種被動。」

墨索里尼的年齡只比曼恩主席歲數的一半稍大幾歲，但他口氣十分強硬：「還有，第三國際的代表也要參加三角同盟罷工委員會的高級別會議，我聽說你們的工人正在為三十歲以下的婦女爭取選舉權，恕我直言，這件事並非當務之急，大可以以後再做討論，現在總罷工應該把精力都集中到徹底癱瘓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這一方面來。」

湯姆·曼恩主席是英國久經考驗的工運活動家，他領導組織過1911年的倫敦港口工人大罷工和同年的利物浦鐵路工人大罷工，兩次罷工均有數十萬工人參與其中，聲勢極為浩大，結果是即便職工工會的領袖們極力企圖阻止罷工，可結果工人群眾的力量還是震撼了當局，迫使英國議會在空前未有的慌忙中，在5天內通過了關於礦工最低工資的法案。

可惜，湯姆·曼恩主席感嘆說：「英國很早就制訂了有關工人最低工資和安全保障、工傷保險的法律，然而這些法律從來沒有像抓捕和*圖*書盜竊者的刑法那樣被嚴格執行過，蘇格蘭80%的工礦企業都不把這些法條當回事，這就是英格蘭法律和憲政的真相。」

但此後英國統治者充分利用了愛爾蘭人內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宗教矛盾，以及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民族矛盾，挑唆愛爾蘭當地的暴力衝突，伴隨著復活節起義爆發，這種矛盾就到了幾乎無法調和的地步。

然而英國的總督、都柏林的資產階級、天主教的神父、愛爾蘭的國會議員，甚至是策劃愛爾蘭獨立活動的小資產階級政黨新芬黨，都起來反對罷工者。還在罷工開始時，英國警察就襲擊都柏林工人的群眾大會，兩名工人被打死，600多人受傷，市內實行殘酷的警察專政。

塞巴斯蒂安比較委婉的勸說道：「第三國際不是一個集中化的領導機構……我們的組織原則是協調。貝尼托，我們還是有必要先聽聽英國同志的意見，他們肯定比剛到格拉斯哥的我們更了解這裏的情況，不是嗎？」

英國人因此成為一個敏感、脆弱、雄心萬丈又自矜孤高的民族。

三人一到英國，當然就立刻奔赴目前英國工人運動的中心地帶蘇格蘭格拉斯哥市，為了體驗英國煤礦工人具體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熊雄還親自下到環境最惡劣的礦井裡面拍下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