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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會員往往還都擁有高度的法律豁免權，這就使他們一般只在大選期間才積極表現自己代表人民的一面，一旦當選則立刻把人民的願望和利益拋諸腦後。

在實行英美式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國家裡，雖然也都實行並且承認民主的代表權。但是，這種代表權只限於人民兩年有一次投票權，而且往往有這樣的情形：有些人利用人民的選票當選后，卻去幫助統治者鎮壓人民，而人民則沒有撤換和採取有效的制裁的民主權利。

新國大則強調多數黨的執政聯盟，除中國社會黨以外的其他民主黨派作為執政聯盟的成員，可從聯盟內部起監督作用，而這種監督又不會是以讓現政府倒台為目為的，會更為良性。

社會黨黨的任務則是：「沿著這一方向展開自己的全部活動，以在實踐上更加嚴格、更加完全地實現依靠勞動群眾的民主為基礎，特別是通過實施官員責任制和報告義務，進一步密切政府機關同勞動群眾的關係」。

……檢查的限制標準，像中國推出的新法律規定的那樣，我認為甚至敵視我們的作品也可以發表。當然這要極其慎重，並同時在該書中加上最有力的解毒劑——要增加詮釋革命的序言和和圖書註釋——需要讓我們的讀者了解一切，我們不必對之感到恐懼，因為我們是如此的強大有力，以致可以利用這種本身有害的事物來推動通過文學開展的社會教育運動……」

中國的1924年憲法則在加強國大代表任期的同時，又極大幅度增強了人民手中罷免權的力量，力圖在政治的穩定性和民主性之間形成新的平衡。

1924年憲法大大放鬆了對於出版、創作自由的限制后，喬治·瓦盧瓦在回到巴黎時，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向他的法蘭西同志們介紹中國的改革情況，他寫道：

從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原理出發，這就是說只有勞動人民才是國家的主權者，在代議制下由人民選出的代表必須始終是人民意志的體現者。

……真正的危險不是那些限制自由的措施會使自己變成羅伯斯庇爾，而是這些措施將在黨內生出一批沙威式的人物，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權就有變為警察政治、強權政治的危險……

當然，即便聯立制是一種很不利於單一大型政黨取得單獨多數地位的選舉制度，但由於中國社會黨的絕對優勢，社會黨並不需要很擔心這點。新憲法對不信任案的限制，主要還是為和-圖-書了加強政府政策的穩定性。

這就又一次證明，無產階級民主在制度方面比起它之前的資產階級民主要高超得多。

1924年憲法對罷免權也作了明確規定：「推舉出國大代表的選舉人根據總則有在任何時候對代表實行罷免，並進行新的選舉的權利」。

西方選舉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兩黨鬥爭會使一屆政府始終遭到第二大黨的監督，而反對黨的這種監督是以讓現政府下台為目的的。日復一日的批評、抹黑甚至煽動社會運動，易造成一任政府在一開始民望很高，但在任期結束時民望一落千丈，於是導致政黨輪替，輪替政黨又陷入惡性循環。

「……檢查？多麼可怕的字眼！對於我們，它的可怕不亞於大炮、刀槍、監獄，甚至國家。不管是保守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的，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的武器庫，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可怕的。但是，我們卻把作為消滅這一切的工具的刀槍、大炮、監獄以及我們的國家看作是神聖的東西……

這個罷免權的思想是以國民大會下的每位代表、每個黨派以及由國大多數派組成的政府能夠沒有限制地經常答覆人民的委託為前提的。它宣布，廢除立法權和和圖書行政權分離、代議機構脫離人民群眾等議會制度的有害規定；國大不是以地區，而是以生產單位作為選舉單位，作為國家的基本細胞，用這些辦法爭取使國家機關接近群眾。

……要對所有出版物進行預先檢查，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表現自由也就遭到了限制。固然，檢查不一定直接意味著剝奪表現自由。但出版物發表的決定權由檢查者主觀意志決定的成分越大，人民的表現自由也就受到越大的威脅。因此，為了能夠儘可能地保障人民的表現自由，另一方面又能收到鎮壓反革命的效果，檢查不能允許主觀隨意性有其存身之處，必須有極其明確的標準，在非常恰當、嚴格的自我警惕的基礎上進行……

固然，資產階級民主制下這種對議員的保護，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確保政治的穩定性，避免資產階級最為恐懼的「暴民政治」，但長期來看確實大大透支著人民對民主權力的信任感。

「是的，1924年新憲法的一切法律都是建立在人民主權原理之上，我想後世或許會把1924年憲法當成一份像人權宣言那樣偉大的綱領和憲章，它們都帶有一種劃時代的大革命意義。」

里德也注意到了法國報紙hetubook.com.com上對中國改革檢查制度的種種在讚美之聲——和向來崇尚自由散漫的法國社會不同，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相當濃厚的思想檢查和管制土壤。

在任期上，國大代表的任期為一屆六年，國家主席和政府成員則不設任期，也就是說只要社會黨始終是國大多數黨，或是能夠組成多數黨聯盟，或是國大中沒有出現可以組織新政府名單的新多數黨及多數黨聯盟，國家主席就能夠無限期連任。

熊雄這幾年來在國外待的時間遠比他在中國國內待的時間更久，所以他在思想層面難以避免深受法蘭西公社的民主風氣影響，自然對中國的1924年新憲法特別滿意。

里德就和熊雄說：「中國的新憲法，新一屆國大的選舉和組織方法，都在法國史的公社議會以外又為我們開闢了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有一點我很贊成，那就是新憲法中所強調的，黨不是國家政權，黨的方針在法律上不具有約束性，而只是擁有道義的、政治的權威，因此黨的基本領導方法不是命令及行政處理的方法，而是說服的方法。」

正因為這個緣故，1924年憲法里關於這個罷免權草案的主要部分，在舊國大中不僅得到社會黨人的熱烈歡hｔtps://www.ｈetuｂｏｏｋ.coｍ•cｏm迎，而且也得到其他民主黨派的普遍贊成而由全會一致通過。

……有人說，『必須全部消除言論自由等一類偏見！國家對著作的指導是符合我們共產主義制度的。出版檢查不是過渡時期的可怕特徵，而是有秩序、社會化的社會主義生活所固有的』等等。揭開這種人——這種人從上述看法中得出結論，把批評本身變成了一種檢舉，或變成了一種削藝術之足，以適幼稚的革命之履的行為——的畫皮，原來是一些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沙威探長，他們對秩序的追求結果不過是成為悲慘世界的製造者。要揭露那些哪怕是得到一點點權力也死抓住不放、驕橫跋扈、不可一世，除了以此為樂別無所長的人……

……或許，我們還不能實行宣傳鼓動上的絕對自由。然而，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極其慎重和極其節制。必須熟悉藝術史和藝術上的偏向，必須了解我們的敵人……無論我們怎樣把檢查你作為是一種恥辱，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攜帶武器也是可怕的。但是怎麼辦好呢？我們首先還是應該帶著它。將來我們會用不著帶武器，但是在今天還必須出色地使用它，然而槍口絕不能隨意開火，必須受到像一切槍支管理法那樣嚴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