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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在中國社會黨內部開始取締一切宗派以後，在東南亞不少和中國有聯繫的社會主義革命組織里，大家還是把宗派和山頭當成習以為常的事物。

這些矛盾在叢林世界里，就隨時可能演變成令人難以想象的血腥場面——馮白駒就聽說過曾有游擊隊員反對當地游擊支隊的反圍剿戰術，結果竟然被上級領導人砍去四肢。

東共聯的徹底一體化，屬於是百年大計，林淮唐眼裡僅次於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二大理想。

講到這裏，林淮唐又不禁笑了起來，他接著說到中國和日本這些年來的交往問題：「幾屆青島峰會，最主要的話題就是研究中日關係。從那年關東大地震開始，中國到日本去、日本到中國來的援建幹部都很多，庄文統在日本很做了一段時間的小霸王，是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啊！但總體而言，中日間的交往還是成果更多，兩國政府的友好關係穩中向好的進步，兩國人民也大大加深了互相認識的程度，長此以往，國際主義在東亞是可以首先實現的。」

中日兩國之間援建幹部的大規模流動，就進一步促成了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從語言文字再到藝術文化，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和-圖-書直接交流是消除隔閡的最好辦法。

在軍隊方面，東共聯內軍事一體化的進程還比較落後，唯獨在海軍方面突飛猛進，這些年來年不僅頻繁舉辦聯合的軍事演習，而且在林淮唐的努力下，在東亞聯盟的框架下還成立了聯盟各國海軍參謀長的常務聯席會議，在訓練課程、艦艇武器規格上，聯盟海軍的一體化進程同樣遠超陸軍。

日本海軍在東亞聯盟各國內實力最強，技術戰法各個方面也都相對具有一種絕對領先的地位，這就使得日本有辦法在聯盟海軍的一體化進程里掌握更大的話語權。反過來，這種誘惑就吸引日本更加主動願意往聯盟海軍的一體化進程里投入資源，像是組建聯合的海軍學院、進行聯合軍演等等還較次要，更主要方面當然是主動邀請中國、朝鮮和越南分擔日本造船工業的產能。

對日本來說，造船工業是日本在聯盟內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聯盟合辦造船托拉斯，一定是對日本最為有利。對中國來說，拉日本來合辦造船業托拉斯，一方面可以獲取日本造船工業的技術、資料、產能和經驗，還可以把日本進一步綁上聯盟的大船，更重要還有一個方htｔｐs://ｍ•heｔuｂooｋ•ｃｏm•cｏm面，目前合辦造船業托拉斯雖對日本最為有利，但托拉斯企業一旦形成，出於規模效應的考慮，必然越發整合和集中起來，而站在產業經營的角度來看，這種整合和集中的趨勢之下，東亞聯盟的造船工業又勢必向環東海經濟帶集中，說得更直白一些，那就是長遠來看必向中國集中。

所以援助英國革命是中國必須肩負的國際主義義務，援助東南亞地區的革命就更是中國所必須承擔的一種道義。

從庄文統領導友援會的工作開始，中日之間的種種援建合作問題不少，成果則更為豐碩，而且在五大前後，中日援建合作又經過幾輪調整，到現在已經完全步入正軌，成為兩國人民之間不斷相互靠攏的一種絕佳方式。

可在國外，特別是在那些深受中國社會黨影響下的亞洲殖民地地區，不少工人黨、社會黨黨人就因此並不把宗派主義視為一個特別嚴重和越界的問題。

在中國國內，五大前後宗派主義問題被完全公開化，並且最終造成了劉師復帶領勞工黨黨人退出社會黨的結果。最終，在社會黨內部宗派主義被定性為絕對的錯誤，黨內的一切宗派也都被要和-圖-書求徹底取締。

這項政策短期對日本提高他們在東亞聯盟內的話語權有利，長期來看，則一切整合政策肯定都是最有利於更適合規模化經營的中國。

本來林淮唐是希望同盟儘快成立兩個或三個正規師，但馮白駒考慮到同盟的現實情況，提議優先整訓出一個正規旅來看效果。馮白駒還提議為了掩人耳目且便於戰士接受，不用旅的名義，而稱之為大團，大團下隸團和相當於營級編製的小團，武器方面則盡量統一規格標準，重武器則是等部隊集結至荷屬婆羅洲境內以後，再通過當地華商的渠道換裝中國方面走私進來的迫擊炮。

這一點，也要提到中國政治對北婆同盟的影響。

不過林淮唐其實並不看重這點，他最看重的只有想方設法推進聯盟的一體化。

在這場會議中，同盟終於達成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共識，那就是將一部分精幹的游擊隊集結到荷蘭邊境一側進行集訓，準備成立北婆同盟下屬的第一個正規旅。

在這些血腥的肅反和清洗背後，就是北婆羅洲解放同盟內部極為激烈的宗派主義鬥爭。

「人家有國際主義思想，我們也應當有。中國有一句古語說，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相https://m.hetubook.com.com報。我們今天不說湧泉相報了，那沒有必要，也是給中國人民過分的負擔和要求。但是人家給我們多少幫助，我們就還給人家多少幫助，平等互利的往來，這是很有必要的。」

就在今村均和黃公略帶領國際志願旅在中日軍艦的護航下，踏上途徑法國前往英國參戰的征程之時，馮白駒則在婆羅洲中部叢林里參与了一場對解放同盟未來命運而言至關重要的會議。

中國是東亞聯盟里毫無爭議的最主要大國，中國和日本兩國的關係則構成了東亞聯盟的基石，只要中日關係沒有出問題，那麼聯盟的基礎便十分牢固。

從1923年的青島峰會上開始，日本政府就開始不斷提出邀請中國等國注資日本軍工造船產業的領域，到1924年中方確立了合辦托拉斯的大政方針以後，日本政府這邊就更積極起來，不光是希望中日兩國合辦一個航運業的托拉斯，而且更希望可以逐步整合聯盟內的造船產能，合辦一個壟斷上下游的造船業托拉斯。

放到幾年前，日本在基礎教育方面相對中國的優勢還很大，高端人才就更不用說，很多普通大學的教授去到中國馬上就能擔任省一級的顧問，像七河省和濱海ｗww.heｔｕｂook.com.cｏm省這樣急需開發建設的新省區，日籍援建幹部的數量更是驚人的多，其中也不乏有人乾脆入籍中國，尋求更便利的工作條件。

北坡解放同盟內的工作氣氛遠遠不像中國社會黨那樣融洽，土著民族與華人之間雖然實現了合作但依舊矛盾重重，叢林中一些帶領部落武裝參与解放同盟的頭人更有著極強的獨立性，叢林游擊隊與城市地下組織之間也存在很大分歧，更不用說各個游擊隊支隊之間由於活動地域不同，也逐漸形成了地方性極強的好幾個山頭勢力。

這些年來從日本遠赴中國搞援建工作的日籍幹部，那就更多了。

這種錯誤認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影響到了北婆同盟的正常發展，所以在中國決定加大對北婆同盟的援助力度以後，以馮白駒為首的游擊隊派政治地位顯著上升。過去，中國方面一直以極度審慎的態度干預婆羅洲革命，就是擔心自己不能了解婆羅洲當地具體的革命情勢，遙控革命，結果下達錯誤的指令返給婆羅洲的革命者造成重大損失。

現在看來，中國作為亞洲革命中心，一定程度上的干預還是利大於弊，講國際主義，就要有大胆干預的勇氣，不能只怕出錯，就什麼也不做，坐視革命的遲滯和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