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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叛亂，那麼任何軍事行動都只是師出有名的平定叛亂，而非內戰。既然不是戰爭，一來不需要事事經由議會的討論批准，僅丘吉爾就可以自己做主；二來又可以甩開一切國際公法，肆無忌憚使用血腥殘酷的鎮壓手段。

而且熊雄非常擔心一件事，那就是政府軍一旦依靠堅守某個據點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勝利以後，倫敦當局肯定會大肆添油加醋進行炒作，藉此來鼓舞政府軍中低迷的士氣。

不過法國公社政府也對國際志願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志願旅將跟隨法蘭西公社派遣的首批法國志願軍一同前往英國，成為第一批到英國參戰的外國正規軍。

如果不是英軍士兵的抗拒，丘吉爾恨不得現在就使用毒氣彈炸平格拉斯哥和伯明翰——本來在朴茨茅斯港海軍起義時，丘吉爾就曾提議過由空軍投擲毒氣炸彈，來鎮壓水兵的革命。

在經濟方面，最顯著的經濟利益則是緊急法令保證資產家的產業們不受「不可抗拒力」保險條款的約束，使其工礦企業仍得繼續營業，軍費也無需議會樣樣審批，可以任意調兵遣將。

成千上萬來自南歐和東歐的勞動者，他們把自己m.hetubook.com.com準備用來買美國船票的錢拿來買了前往英國的船票，整個人生隨之發生轉變，而世界的歷史也響應著每一位勞動者做出決定同樣發生變化。

除了大量食品、武器、彈藥、藥品以外，還有大批國際志願者途徑法國抵達朴茨茅斯。這些國際志願者里不少人都是當年在中國參加過國際縱隊的老兵，也有許多人是來自比利時、義大利以及奧匈帝國中捷克部分的歐戰老兵。

只是丘吉爾的機關算盡，在倫敦也不過是進一步透支及毀滅著英國人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神話的信仰而已。

「從希羅多德的時代開始，在兩千年來歐洲有歷史撰述的時代開始，勝者為王、敗者成寇就成為鐵一般的事實。歷史的話語權往往被掌握在當政者手中，併為著當前的政治利益和目的去撰寫歷史。據我所知，丘吉爾就正打算操控話語權，他要把我們塑造成一群發瘋的罪犯、土匪和魔鬼，聲稱我們是什麼恐怖分子，並且不把現在發生的一切視為革命和內戰，而是宣布這是一種緊急狀態。」

在更南方的朴茨茅斯港，水兵們接著佔領了南安普頓、溫切斯特和-圖-書、布萊頓等等許多個城市，並在每一個城市都聯合當地的起義工人、嘩變士兵，建立起了工兵自治的城市公社。

他們比起格拉斯哥和伯明翰的起義軍更受法國的影響，從起義成功的第二天開始，法蘭西公社的種種援助就跨過了那道狹窄的英吉利海峽，送到港口，不斷支持著朴茨茅斯起義者繼續前進的步伐。

熊雄在勞聯會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中工作，也漸漸發現英國同志對於即將進行的戰役他們很少談論怎麼去消滅敵軍的有生力量，爭取戰場主動權；談論多的是如何佔領城市，著眼點是奪取城鎮、奪取更多的控制區。

西爾維婭被熊雄的分析所折服，她表示自己肯定會在勞聯會軍革委的會議上支持熊雄的策略：

具體作戰，我建議採取圍城打援，我們有四到五天的時間窗口拿下牛津，首日和次日作戰應主要針對倫敦方向派來支援牛津的政府軍部隊，多趁政府軍通過鐵路、公路機動時，在運動狀態中對其發動襲擊，這樣更容易造成政府軍精神層面的瓦解。

為了強行通過緊急法令，丘吉爾也是無所不用其極。張伯倫反對頒布緊急法令，丘吉爾就聯合了政府中httｐs://ｍ•ｈetubooｋ•ｃｏm.ｃoｍ的絕大多數閣僚出走，使得倫敦政府在革命高潮的關鍵時刻完全停擺，張伯倫不得已只能妥協，下議院中如有人反對緊急法令，丘吉爾便通過各種街頭政治的手段對其進行人身威脅，這樣一番操作下來，倫敦雞飛狗跳之下，即便是不少具備相當資產的「紳士」，也不得不開始懷疑起來倫敦政府繼續長期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了。

一旦政府軍士氣崩潰，則革命軍就可以通過政治工作，迅速爭取政府軍中的潰散、嘩變士兵加入我方。如果說消說滅政府軍一名士兵，是減去敵人一分戰鬥力，那麼將政府軍的一名士兵吸收到我方，就是減去敵人一分戰鬥力的同時，增加我軍一分戰鬥力，在士氣層面造成的影響則更為深遠，估計第三日、第四日就可以促成牛津守軍士氣的瓦解。」

對於西爾維婭的問題，熊雄回答說：「當前英國局勢特別複雜，政府軍四處撲火、自顧不暇，可是實力猶存，特別是像倫敦這樣一座龐大的城市，是不可能僅靠工人起義和軍隊嘩變就能拿下，接下來勢必將有一場惡戰。

英國革命的情況與中國革命大相徑庭，如果革命軍真要和政府軍打和-圖-書硬仗，怎麼打都是毫無勝算。從格拉斯哥血案開始到現在，英國革命真正爆發的時間頂多一個月多些，這麼短的時間勞聯會怎麼可能整訓出一支真正善戰的革命軍隊呢？更多還是要依賴舊軍隊的起義者來進行戰鬥。

據我所知，自朴茨茅斯軍港起義以來，法國同志已在朴茨茅斯裝卸了大量援助物資，還有不少國際志願人員也從朴茨茅斯登陸英國，所以我們解放倫敦就需要依靠朴茨茅斯革命同志的力量——牛津守敵士氣低沉，我們需要儘快趁敵動搖奪取牛津，打開通向倫敦的道路。

丘吉爾的手腕十分巧妙，在張伯倫對內閣失去控制以後，丘吉爾就夥同下議院中的自由黨議員迅速通過了所謂的緊急法令。

不過熊雄也很懷疑，這種時候還能、還敢繼續開工營業的資本家，究竟屬於什麼成分？怕不是沾點大的毛病。

對於牛津作戰，熊雄則有自己的想法。

緊急法令不承認任何革命的存在，也不承認當前英國正在爆發內戰，頂多承認英國的部分地區發生了「叛亂」。

高魯在朴茨茅斯軍港對面的法國港口瑟堡，也于海峽之畔見到了自中國遠道而來的國際志願旅官兵們，他和魏道明一hｔｔｐs://m•hｅｔubooｋ•ｃｏm.cｏｍ起幫助黃公略處理了許多問題，儘快幫助志願旅人員熟悉法國的環境，併為他們爭取到了更好的物資條件和武器裝備。

從實力對比上來說，光是牛津守軍就有英軍的正規軍三個師，聚集在倫敦的英軍則還有五個師以上的部隊，同時政府軍的空軍部隊還控制著倫敦周邊地區的整個天空，強攻即便不說勝算很低，傷亡也肯定會非常大。

時間對我們非常重要，在牛津如果耽擱了一星期的時間，全英局勢都會大不一樣，將極不利於革命政權。」

他們全都富有軍事鬥爭經驗，而且很多人都會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在義大利和捷克，海量的產業工人和底層勞工，本來都是出於將來可能移民美國的考慮才去學英語，沒想到竟然會在援助英國革命的戰場派上用場。

他以中國紅軍的作戰經驗，提出：「革命軍的正面攻堅作戰能力遠不如政府軍，我軍應該盡量避免與政府軍的正面對抗。而應當主要通過精神攻勢，從精神層面瓦解政府軍……不要冒然強攻政府軍決心堅守的據點，否則一旦久攻不下，就會改變當前革命軍普遍高漲的戰鬥精神和政府軍普遍低沉的士氣狀況，我們不能給敵人一個扭轉士氣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