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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體民族不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強集權的聯邦或單一制的共和國，都只會導致民族沙文主義的膨脹和民族仇恨的與日俱增。所謂「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主體民族如果連三分之二的人口都達不到，還想搞「強統一」、「強集權」權，那當然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就像是另一個時空的塞爾維亞那樣，結果只會是「從塞爾維亞到塞爾維亞」，百年的征程和犧牲都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

林淮唐從沒有強制禁止日本人習日語、越南人習越南語，只是在東共聯漢語的使用環境確實更為廣泛，加之各成員國均有設置必修的中文課程，在東共聯極力鼓勵全聯盟人口自由流動和移民的情況下，漢語的擴張就成為一種確實的自然規律。

從1933年開始，東共聯的各成員國就開始統一更換全新的身份證，在新版身份證上不再表明民族一項的信息，同時，原來隱含有民族信息的身份證序列號碼，也被重新修改了號碼的制訂規則，將其中原本與民族認定有關的號碼全部改為了根據行政區劃分的區號。

巴爾幹千年的歷史註定了這裏只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條路就是走向徹底的和-圖-書碎片化，任何一個小民族都要建立起自己的獨立國家，像波斯尼亞和科索沃也都要單獨建國；

所以東共聯必須規定官方的第一工作語言，這個工作語言為方便起見，也只能是中文。

說是中文，其實更準確來說應該是經過改造后的現代白話中文。

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和交流工具，也是聯盟團結和一體化的基石，如果沒有共同的語言，那麼不管是經濟建設還是軍事國防，協調方面都會大成問題。

林淮唐不是雙標主義者，在他看來，像印度、像巴爾幹這類民族宗教矛盾奇多的地方，如果不想讓它徹底碎片化，變成某某地區的火藥桶，那麼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就是實現鬆散的邦聯化。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就是語言載體問題，民族同化的核心是母語轉換，而母語轉換需要有母語使用人口作為媒介。母語使用人口越多，這門語言向外傳播的動能就越強。最典型的是德語，由於人口過剩，11世紀起德國掀起東進運動，在此過程中大量德語人口向東遷移，很快同化本地人口數量不低的斯拉夫人。

中文也是如此，歷史上漢語向西南、西北和東北邊疆wwｗ.ｈeｔuｂook.cｏｍ•cｏｍ地區的同化擴張，本質上都是由於漢族人口過剩導致的移民運動開啟的。

辛亥革命以前，張之洞兼管清廷學部，他對日制詞彙極為反感，於是就以職權加以抵制，民初也有一位留日學生彭文祖寫了《盲人瞎馬新名詞》一書，認為新詞入華是「滅國滅族」之事，套用新名詞的人是「恬不知恥」，批評「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衛生」等59個新名詞「不倫不類」。

沒有道理說漢語受到了日語的影響，是客觀的自然規律，漢語轉過來影響和同化日語、朝鮮語和越南語，就是要抹殺多元民族文化的沙文主義暴行。

第二條路就是走向真正的統一，並且必須是毫無保留的統一，不是由塞爾維亞人、匈牙利人或克羅埃西亞人牽頭組建的國家，而是一個沒有主導者、足夠鬆散、因此也不會造成民族矛盾激化的邦聯國家。

現代白話中文里有關於近代工業、學術、軍事方面的大量詞彙，都是從日語里借用，或是由日本人重新定義了漢語原有單詞的內涵創造出來的新詞彙，亦即日本名詞。

如今東共聯內部中文的擴張，當然也ｗwｗ.ｈｅｔｕbｏok•ｃoｍ.ｃom是由於以漢語為母語的人口數量佔有絕對優勢，所以漢語這門語言才會隨著大量漢族人群的移民在聯盟內部急速擴張，以至於短短二十年的時間，漢語就在七河、庫倫、濱海等新省份佔有了絕對優勢，在朝鮮、日本、越南和婆羅洲，漢語的同化也都是由漢語母語人口的外溢帶動起來的。

這些守舊人士竭力守護的是傳統文化，而事實上，締造這些傳統文化的古人卻比他們開明多了。古代漢語外來詞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佛經翻譯，早在唐代，玄奘就確立了「五不翻」的原則，即在五種情況下，佛經中的外來詞作拿來主義，只做音譯不做意譯，從而造就了大量現在還在使用的詞彙，如剎那、須臾、劫數、羅漢、般若等。

民國初年時曾有學者大言不慚說漢語離開了日本名詞，就沒辦法再作近代化的文章，這是誇大其實，漢語是一種開放的語言系統，古來即有采借外來語的傳統，日本對現代白話中文中許多詞彙的貢獻，也沒有達到離開日本名詞漢語便不能作文的程度。

在整個東共聯的範圍內，三十年代以後各成員國就開始啟動了公民資料資料庫的統一工程：簡單來ｈtｔps://ｍ•ｈｅtｕbｏｏk.ｃom.ｃｏｍ說，就是將原來中國的身份證、朝鮮的住民登錄番號、日本的戶籍……全部統一起來，使用同樣的規格和防偽驗證技術，並把這些公民資料全部載入統一的檔案庫里。

但在林淮唐看來，彭文祖所批評的「新名詞」中，大部分詞彙在另一個時空的後世都已經成了標準的中文詞彙，彭氏的「滅國滅族」論完全成了杞人憂天的笑話。

中國從來就沒有依靠林淮唐的崇高威望，以及中國社會黨在東共聯中的特殊地位，謀求擴大漢語母語群體的特殊政治權力，而是極力在聯盟內主張推行共產主義式的民族觀。

現代白話漢語本身，就是作為漢字文化圈一員的日本與中國相互藉助，利用漢字翻譯大量歐美詞彙，甚至其中不少日制詞彙其實還是日本人先借用了中國學者翻譯的名詞，再由日本出口轉內銷返回來影響到中國大規模採納這一翻譯，足以證明語言之間的同化和轉化是一種非常自然的規律。

鐵托設想的巴爾幹公社共和國聯盟，其實最接近的，就是林淮唐規劃的印度公社聯盟。

林淮唐是願意允許各民族多元文化存在的，東共聯要發展文化產業，不管是從學術角度出發還是從經濟角度出和圖書發，也都有必要保留東亞豐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差異，但語言的情況又不同，語言確實是民族文化的一大載體，可也並不是民族文化的唯一載體，林淮唐不認為語言的統一就意味著東共聯的政策是要粗暴消滅各民族原有的文化差異。

但日本對現代白話中文的影響和貢獻確實存在。

中國在聯盟國家一體化的體制建設中，擁有蘇聯、南斯拉夫都絕無僅有的一項巨大優勢，那就是主體民族佔到絕對優勢的人口比例。其實，朝鮮、日本、越南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區，尤其是日本，擁有七千萬人口，但在東共聯中，七千萬人口就連百分之十的人口比例都達不到，按照人口比例換算的話，日本在東共聯內部的比例地位，其實僅僅相當於烏茲別克人在蘇聯內部的地位。

假如蘇聯內部的第二大民族就只是烏茲別克人，而且還是像日本使用漢字那樣，使用西里爾字母長達千年以上的烏茲別克人，可能蘇聯也不會有太大的民族隱憂。

實際上三分之二的比例就已經是最低下限了，像另一個時空，即便強如蘇聯，在主體民族俄羅斯族只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一的情況下，強行推行強集權和民族同化政策，結果也是只能起到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