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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哈佛的威爾森不是赫欽遜團隊的一員，那時他還不認識麥克阿瑟，也還沒有到南美洲休長假，不過當時他已經認識了斯洛伯欽，而且兩人相處得很愉快；因為興趣相投，所以開始準備合作計畫。

我凝視著幻燈片裡年輕的麥克阿瑟，戴著紅白相間帽子的他，如今名滿天下，卻已經離開人世，他的形影仍然一動不動地留在威爾森的螢幕上。

「好，」威爾森說：「現在關鍵的地方到了。」他以前在課堂上也講過這個故事，但這次是聽眾人數最少的一回，也是聽得最津津有味的一回。他說：「斯洛伯欽退出了，麥克阿瑟和我變得很要好，我們都認定生物地理學大有可為，並且深深為此著迷。所以我一直說，『生物地理學將來可是個獨領風騷的領域！』我們https://www.hetubook.com.com一直談著大自然的平衡、討論平衡狀態之類的東西。我們看著那些曲線，然後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剛剛結束賓州和馬伯羅（Marlboro）的講學，就在麥克阿瑟的夏日居所收到他的一封信，兩三頁的信紙上談著平衡模式，也就是那些X形交叉線。他說：『我想，所有的研究都可以從這裡著手。』我看著這個東西，心想：『沒錯，就是這樣！』」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次研討會中，威爾森與麥克阿瑟初次見面，威爾森說：「我和他一見如故，從此相處融洽。」

他們開始構想合作計畫，「我覺得我們應該從事生物地理學研究，因為那是我最狂熱的。」威爾森從對熱帶螞蟻的田野實察得出的寶和*圖*書貴資料，加上他閱讀達林頓、麥爾等人作品的心得，歸納出生物地理學模式，他尤其對物種-面積關係曲線著迷不已。「我對這些曲線的興趣與日俱增，因為這些曲線很可能代表了一種平衡，代表了某種法則。」

威爾森說，演化適應（evolutionary adaptation）在複雜生物群落的交互關係中扮演著某種角色，赫欽遜和這些優異的學生探討這個問題時，比其他的人深入了一點。現在不多說，反正赫欽遜這群研究伙伴之中有個名叫斯洛伯欽（Larry Slobodkin）的年輕人，那時剛剛寫了一本生態學課本，闡述量化模式建構法，以解決演化問題。

斯洛伯欽有些數學技巧，正可彌補威爾森的不足，同時他也具備了生態學www.hetubook.com.com理論的堅實基礎；而威爾森則擅長蟻類學、生物地理學，以及物種形成理論。他回憶說：「我和斯洛伯欽都認為，也許可以把這兩大知識領域及這些研究方法綜合起來，寫一本族群生物學的書。」當時他們甚至跟出版社談過這個計畫。「可是斯洛伯欽卻猶豫了，他跟我說：『我們真的需要找第三個人來合寫這本書。』當時他心裡已經有了人選，是個數學家。他說：『我們需要那個數學家，因為他簡直優秀得沒話說。他絕頂聰明，是生態學界的明日之星，而且非常有概念。我要你見見麥克阿瑟。』」

此時，威爾森開始前往南美休長假，並且開始補強數學。他回到北方的時候，醉心於量化法則的程度更勝從前，也再度與麥克阿瑟取得聯絡，此後不管是參加www.hetubook.com.com研討會，或是在威爾森受邀演說的賓州大學，或在麥克阿瑟位於佛蒙特（Vermont）的夏日居所，兩人都把握住所有能碰面的機會。他們「漫談生物學，漫談族群生物學的未來發展。」當時兩人都年紀輕輕、充滿活力，跟所有愛作夢、活力充沛的年輕人一樣，夢想著種種野心勃勃的計畫。但是，這兩個人不僅是年輕有活力而已，他們同時也是訓練有素、聰明過人的科學家。

初遇威爾森的那年，麥克阿瑟才剛從牛津大學做完一年博士後研究回到美國，威爾森與他乍見，驚嘆這個美國人「為人不俗，靈敏細膩，略受英國文化薰陶，而且很明顯地，他對我們的研究主題一直有深入的思考。」同樣明顯的是，麥克阿瑟雄心萬丈地想在族群生物學上做一點刺|激而有所突破的研究和-圖-書，這與威爾森的志願不謀而合。因此，他們很快地結為好友，開始書信往返，針對他們三人準備要合寫的書交換意見。然而，斯洛伯欽與麥克阿瑟的友誼卻悄然變質，據威爾森回憶，斯洛伯欽開始討厭起麥克阿瑟，使麥克阿瑟深感委屈，因此寫書的計畫就此瓦解。

麥克阿瑟的舊照片還在我們眼前發光，要不是威爾森這部幻燈機的散熱風扇很好，只怕這張珍貴的幻燈片早就熔化了。

威爾森說，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末葉，赫欽遜在耶魯大學召集了一小群優秀的研究生，為他們上演化論，並且「一再向他們強調生態學需要演化論的扭轉。」當時的人認為生態學和演化論毫不相干，而且族群生物學這種綜合性的研究角度也才剛嶄露頭角，因此融合生態學與演化論的這種研究方法，在當時是違反傳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