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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引發了許多其他相關的問題。有效族群的門檻數字究竟是多少？有沒有一個奇蹟似的數字，能夠代表所有生物的門檻？還是這個門檻會因生物種類不同而有差異？即使是同一種生物，在不同的生存環境中，這個門檻是不是也會有所不同？如果是，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決定有效族群的門檻，究竟是和圖書純粹的科學工作，還是會同時牽涉到社會文化價值？社會文化成分是否可以量化？總之，薛佛挑選的這個博士論文題目，本身已經蘊藏了某種珍貴的意涵。

當戴蒙、特爾伯與威爾森等人開始將平衡理論應用到生物保育工作上，薛佛也在文獻中跟隨這樣的腳步。他讀著「一大或多小」的爭論和*圖*書，關心全球生境遭到破壞的現象、殘存的生境日益破碎的情況，以及生物滅絕的問題。他早年研究土地利用規劃，而今則利用自己對這門學問的模糊印象，簡單地將心中的關懷表現出來。

薛佛知道潛伏在「多大」這個問題背後的是「多少」的問題。換句話說，他知道測量最小臨界面積，還不和圖書如測量生境內各種組成生物的最小臨界族群來得重要。因為，在封閉的小片生境中，一旦生物數量變得過於稀少，就再也無法倖存，被迫踏上滅絕之路。但是，究竟要稀少到什麼程度才算太稀少呢？

七年之後，杜克大學森林與環境研究系有位學生提出他的博士論文，內容是以大灰熊為例，分析最小有效和圖書族群的測定。這位研究生名叫薛佛（Mark L. Shaffer）。

當時的薛佛從來沒有在野地裡看過大灰熊。在賓州西部長大的他，在當地上大學，後來到賓州大學念碩士，攻讀土地利用規劃。然而這時他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於人類如何利用土地，而是野生動物如何利用土地，因此他轉到杜克大學，重新和*圖*書攻讀不同的學位。他修了幾門電腦模型設計方面的課，同時也像許多生物學家一樣，迷上了島嶼生物地理學。

他回憶當年自己的想法：「我們已經獲得有限的土地，而且正在與自然爭地。所以問題的癥結不外乎是：人類到底該撥出多大的土地當保留地？」這個問題洛夫喬伊當初也曾提過，但是薛佛卻循著不同的方式尋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