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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後，陳獨秀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學任教，除了帶去了高君曼及一雙兒女外，還帶去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幹將的參與後，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在北京的日子裏，這位風風火火的「總司令」，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

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麼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

蘇聯人直接上臺了。史達林無比莊重地告訴中共：儘管大革命被陳獨秀葬送了，但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領袖頭上神聖的光環照暈了人們的眼神兒，顯而易見的矛盾說法竟成為「中共六大」的政治路線。然而，陳獨秀非但「死不改悔」，反倒主動挑戰，要黨改變由英明的史達林同志親自制定的路線，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毅然決然地開除了這位前任總書記及若干追隨者的黨籍，行動之迅捷，甚至連「遠方」也感到有些突兀。其實，在被自己手創的政黨開除之前，已經有託派同志彭述之的妻子、早期中共黨員陳碧蘭向陳獨秀透露了這一消息。陳碧蘭在回憶錄中寫道：

如果能叫馬克思、列寧復生，肯定今日蘇聯所行的一切就是他倆的主張，那我也要說一聲：你們的學說，我不贊成！我甯要民主不要專政！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裏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彆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裏！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裏，中央電視臺和上海電視臺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裏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

因為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志的英明領導！

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七十六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佔用。

連蘇聯人都不知道中共核心層發生了如此之大的變故，更遑論隱蔽於上海灘的陳獨秀！兩年後出獄的陳獨秀，本來有可能與中共再續前緣，他所熟悉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和博古、葉劍英都曾奉命與之長談過，但最終他還是孤傲地留在了大後方，直至被混小子王明領頭誣為民族罪人——「托匪」。其實，中共根本不想知道，出獄後的「托匪匪首」已經與中國託派決裂，他的思想牢籠已經徹底打破，他不再對史達林個人進行深刻批判，而是對產生史達林的整個社會制度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反思，甚至連他曾引為同志的托洛茨基和一直敬仰的導師列寧，也不再迷信。這位頂著光亮頭顱的中國人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

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面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暮春，陳獨秀被迫辭去總書記職。當時黨內指責他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大革命失敗，而原因竟是——

等到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的「緊急指示」從鮑羅廷、羅易等洋人那兒傳達過來後，你還有能力去讓農民「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嗎？還來得及「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嗎？還有權力「成立以著名國民黨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叛亂的反動軍官」嗎？所以，你，陳獨秀，只能成為替罪羊，被罩上一頂昏天黑地的「右傾」大帽子，至今也不能摘除。

但即使陳獨秀被罵成了「取消派」，這位鬥士還是不肯取消戰鬥。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亦即他被淘汰出局近一周年的日子裏，他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要求接受託派的主張，改變由史達林制定的中共「六大」政治路線。說來令人赧顏：上一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竟是在蘇聯首都召開的，一百一十八位代表全被接到莫斯科聽訓。開幕式上，在主席臺就座的二十一位人士中，位於中央的不是中共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等，也不是會後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和-圖-書工人代表向忠發，而是威嚴無比的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達林同志和他當時的親密戰友、蘇共負責共產國際的布哈林同志。

傳統的說法是：陳獨秀主動放棄了中共對大革命的領導權（有指令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中共黨員辭職的檔為憑）；在反共的「中山艦事件」發生後他反對陳延年（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周恩來（中共軍委書記）、毛澤東（中共農委書記）的對蔣介石進行反擊的主張，反倒採取了「妥協政策」（有他公開發表的文章為證）；他反對軍事北伐；他放棄統一戰線，屢次提出讓中共退出國民黨；他批評急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甚至在「四．一二政變」發生後，他還反對中共掌握武裝。因此，大革命失敗了，黨的一把手罪責難逃！

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只兩行字：

他甚至連早年追隨的導師列寧也提出尖銳的指責：

陳與柏之情誼很有點像後來的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對毛澤東所言，是「同志加兄弟」。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已為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竭誠拜謁嗎？

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麼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饑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

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張舊沙發占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臥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鐵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

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共黨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而是該年的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

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

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援「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

陳獨秀離開了領導崗位，但蘇聯人仍不放心他留在中國，於是，就召他去莫斯科「從事理論研究」，且信誓旦旦地保證他的人身安全和回國自由，但陳獨秀卻「英明」地拒絕了。直覺告訴他，此去蓬山無歸路。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有《離騷》。困厄中的陳獨秀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沒有放棄他對真理的追求！他極為深刻和_圖_書地說出：列寧、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內的蘇共領袖們所奉行的「布爾什維克並非馬克思主義，乃是俄國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亦即法國布朗基主義」，他要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橫暴、欺詐等罪惡」「與馬恩之不同」！驕傲地稱「我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的陳獨秀，留給了中國一份怎樣寶貴的政治遺產啊！

懷著對黃土裏的亡靈的深深的敬意，我們離開了林業村。車過依舊蒙著濃塵的獨秀峰時，我突然走了神兒。我記起美國的那座刻著四位總統頭像的名山。是呀，我們中國的獨秀峰，不也是一座雕塑山？一座理應比大洋彼岸的那座山更為傳神的人像山？讓你不得不仰望的巔頂，自然是他的有棱有角的頭顱；紮根於長江之畔沃土中的整個山體，就是其偉岸的身軀。向陽的峭壁是天然的豐碑，就刻上他在獄中愛給求墨者題寫的另一副對聯吧：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的陳獨秀頭上沒有迷霧，這位導師像陽光一樣暖熱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斷接見前來求教者，這其中，就有在北京時見過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澤東，當得知毛潤之欲回湖南興辦文化書店卻囊中羞澀後，陳獨秀甚至親自為其在亞東圖書館作保三百大洋！

（「無產階級獨裁」）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起眼睛反對史大林（時史達林譯為史大林、史太林——引者注），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臥室；另外小間，則是亭子間無疑，陳獨秀把它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故人雖乘黃鶴去，但縱觀中國的曲折發展史，哪一步沒在印證著這位先哲的偉大與超然？大哉！這位「終身的反對派」！這位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偉大預言家！這位在世界思想史都將留有英名的東方探索者！

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八月某日，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和施存統在此宅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並推舉陳獨秀為本黨總書記。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C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

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所以毛澤東也承認，沒有五四運動，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如此感佩如此回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六月至九月，陳獨秀第一次入獄。北洋政府迫於空前強大的社會壓力，只得釋放了這位知識界的精神領袖。

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侷促的房間，哪裡是編輯部？我想上樓看看。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五的閃光燈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帶回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裏就隱隱發熱。樓上只兩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簾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

後來，在大西北的窯洞裏，毛澤東就曾感慨過：就是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次長談之後，他才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啊，對這些如饑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們來說，十五分鐘的時間怎麼能夠？建黨之後的陳獨秀，成了職業革命家，他的《新青年》從第八卷開始成了本黨的機關刊。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廣州復刊ｗwｗ•ｈｅｔubｏｏｋ.cｏm.ｃoｍ時，主編已是瞿秋白，刊物內容也不再是為全社會所追捧的綜合性雜誌，而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陳獨秀時代的《新青年》不復存在，但由此刊哺養大的一代「新青年」卻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新青年》不朽！

對自己的正在受難的俄羅斯「同黨」托洛茨基，他的責問更是不客氣了：

這其中，就有許多陳獨秀所熟悉的人，如鮑羅廷（駐國民黨總政治顧問）、布勃諾夫（蘇共中央書記兼政治局中國使團團長、曾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加倫（國民革命軍總軍事顧問）、季山嘉（軍事顧問團團長）、加拉罕（蘇政府代理外交部長）、米夫（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羅明那茲（共產國際特使、八七會議的實際主持者）等，那位名噪一時的蘇聯政府特使越飛是被迫自殺的。而最早引蘇共密使進入中國的我的山東平度老鄉、蘇共黨員楊明齋，曾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國共合作，想不到也在所謂的「肅反」中一併被殺害！當年擁護或反對史達林中國政策的人，全都成了冤死鬼！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問題》說得非常公道：過去五年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受共產國際機會主義領導之害有如中國共產黨那樣酷烈的。

你要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他們就指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裏耶夫起草的「九二八」指示）；你想讓更多的人進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就批評你要「嚇跑中派和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語）；你要憤然退出已經拿自己不當東西的國民黨，他們的特使就專程從大老遠的莫斯科趕至上海當面制止，後來乾脆把共產國際遠東局搬到了上海，以便當面管束你！

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

在被自己手創的黨剔除後的第二十五天，無所顧忌的陳獨秀發表了披肝瀝膽的《告全黨同志書》，痛陳史達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等種種錯誤。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一月，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聚會，將黨名改為了「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繼續向國民黨政權和史達林主義同時進行戰鬥。

至於落款，就用他曾喜歡用的一個筆名吧——Ｄ．Ｓ，因為這既是「獨秀」兩個字的英語縮寫字母，也是他所崇尚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標識！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民主；賽因斯（Science），科學。總有一天，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習慣這兩個由陳獨秀先生率先舶來的西方辭彙。

站在陳獨秀墓前，我忽然想起死者的一位故友，想起他的那位故友，身後被冠上的那一大串燦爛的頭銜，稱之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他是「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倔強的陳獨秀沒有屈服，沒有驚慌，更沒有像日後瞿秋白、李立三等人那樣違心地反覆認罪。他堅信自己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然而，彼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有幾個能知道陳獨秀的悲劇正是聯共黨內鬥爭在中國的延續呢？旁觀者清啊！名記者愛德格．斯諾的頂頭上司鮑威爾先生就曾直截了當地說過：外國人知道中共的背後，存在著俄國人的影響，但很少有人知道發生在中國的鬥爭，不過是列寧逝世以後，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國內所作的生死鬥爭的一部分。

不知這個「限時令」對革命同志是否適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春天住進這裏的陳獨秀，把他的家當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更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辦公室。一位神秘的俄羅斯男子，就曾在一位滿口山東平度口音的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鐘對於主客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亦譯威金斯基），但「吳先生」的來歷只有陳獨秀本人知道，甚至連在北京寫信介紹他來滬的李大釗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釗先生只以為這是俄籍同事介紹來的一位元符拉迪沃斯托克記者呢！其實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華裔蘇共黨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華僑領袖楊明齋。

逐一套試，毛澤東追授給魯迅的每一頂桂冠，也許讓陳獨秀那顆大腦袋戴上更為合適。長期以來，黨史上「揚李貶陳」，新文化運動上「拔魯抑陳」。被捧上天的是別人，被踩入地底下的總是陳獨秀！這是對歷ｈｔｔps://ｍ.hｅｔｕbooｋ.ｃｏｍ•ｃom史真實的多大的歪曲啊！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豈不知天堂裏的李大釗、魯迅也會為深陷地獄裏的故友的遭際而感到悲哀！

真是天大的玩笑！事實已經證明：恰恰是因為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執行了「遠方」的「英明領導」，才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且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罪狀」和七十年後人們才瞭解的事實真相——

翌年二月，在新一輪牢獄之災降臨之前，李大釗掩護他乘騾車逃離京城，然後南下上海。一如兩年前北上，這次，他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的新主人。本來這裏是柏文蔚在滬的寓所。辛亥革命後，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時，聘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差一點讓陳獨秀丟了命的皖省討袁行動，也正是這位柏先生主持的。

十月革命以來，輕率地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

你不是沒提出反擊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決定，更不可能不想擁有自己的武裝，但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一方面決議「關於紅色部隊的問題眼下仍不作決定」，一方面卻決定給廣州的國民黨「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九千支、機槍一百挺、手榴彈一萬枚、一些擲彈炮、飛機六架和無煙火藥等；給馮玉祥和岳維峻配備帶子彈的步槍五萬支……」，從政治到經濟，你都一無所有，所以，你徒喚奈何！

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志。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只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

事後發生的一連串人間慘劇也真的證明了這一點——史達林為掩飾自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過失，不光抹掉了一個陳獨秀，過後還把蘇共黨內與中國事務有關的一百六十多位高級幹部殘酷處決！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一百弄裏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裏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後因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週報《上海青年》找上門來，稱有混名之嫌，陳獨秀遂自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九月一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把刊名改為了《新青年》。眾所周知，《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從此，陳獨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喚醒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睡夢的晨鐘，成了召集隊伍向舊傳統舊文化進攻的傳令書——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精英的那一代人，哪個不曾被陳獨秀的聲音感動得熱血沸騰並因此而投身於自己認定的政治目標？

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制、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麼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裏啊！

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其實最早的一批中共黨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裏寫過。張國燾說，是年八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張申府則寫過，那一年的九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就住在漁陽裏二號陳獨秀家裏，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這比人們習慣的建黨日期一九二一年七月，早了差不多一周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頻繁聯繫，並分頭致信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裏的召開。

居然沒一個字提到陳獨秀！也許，就是嵌這標牌的地方，當時陳獨秀掛了一塊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氣地寫著一行字：

一年後，https://m.hetubook.com.com陳獨秀又告別了高君曼與剛一歲的兒子鶴年，隻身去了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這次的東瀛之行，使他與李大釗等一批發憤改造中國的年輕革命者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也使這位激|情萬丈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充足了電。他不再安於躲在異國的榻榻米上靠在別人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來指導人民的思想，他要到爭取民主的最前線親自上陣拼殺！最後一次回到國內的陳獨秀，給自己定好了「崗位責任制」，即：辦一份挽救中國人靈魂的刊物。他的動機十分明確：

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鉅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

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面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蝨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裏每天只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

他有過辦雜誌的成功經驗：晚清時，他在家鄉辦過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為國內白話報刊之最；在日本時，他幫助章士釗編輯過《甲寅》，與李大釗等的相識，即源自該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國初年，論寫論編，陳獨秀都無愧為國內一流人才；論思想之深刻，更是無人比擬。所以，壯志雄心的陳獨秀借群益書社之殼，於當年的九月十五日出版發行了劃時代的《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裏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個人就撰寫了十三篇！

彼時，「地下」的陳獨秀怎麼也想不到，也在同一時間裏，中共中央也在西南的遵義城裏的一幢黔省軍閥的棄樓裏舉行了一次會議，在這次權力再分配的極要緊的會議上，被蘇聯人指派擔當中共領袖的那幾個從莫斯科回國的後生們，連同牛皮烘烘的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已經被毛澤東聯絡張聞天、王稼祥等轟下臺來，中國共產黨自此開始走上了陳獨秀所嚮往的獨立自主的道路。

實際上，聯共（布）中央壓根兒沒看上只有不足百名知識份子的中共，他們先去拉攏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吳佩孚，失敗後又去聯絡佔據華南一隅的孫中山，他們派給國民黨的總顧問鮑羅廷比國民黨人更不屑於與陳獨秀們打交道。

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裏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八月五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

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了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一九二四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一九一二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陳獨秀而籠罩在中共黨史上空的迷霧實在太濃！

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裏被捉拿，只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裏，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

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原理，叫「存在決定意識」。的確如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就一直被盧布「決定」著。

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只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蘇共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文博士。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國民黨的「教父」孫中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只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南陳北李」這些勢力尚小的但卻理想純真的馬克思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