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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要問：周和周以後的中國人，為甚麼最崇拜聖人呢？還是得弄清楚究竟甚麼是聖人。孟子的定義，是「人倫之至也」（《孟子．離婁上》），也就是人群當中最有道德的。比如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各不相同。伯夷清高（聖之清者），伊尹負責（聖之任者），柳下惠隨和（聖之和者），孔子識時務（聖之時者），但又都是聖人（《孟子．萬章下》）。為甚麼？因為都是道德楷模。這是所謂「後聖」。回過頭再看「先聖」：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哪一個不是「有德之君」？這就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第三梯隊的孔明、關羽、岳飛等等，也如此。他們能夠成為聖人或者「候補聖人」，都首先是因為有道德，比如諸葛亮鞠躬盡瘁，關羽義薄雲天，岳飛精忠報國。

因此，周公和他的同事，還有他的追隨者，包括許多代以後的追隨者們，便做出了一個英明的決策，或者說採取了一種高明的策略：神還要敬，命還要講，皇天上帝也還要拜，但對於天、神、命，以及它們與人的關係，必須重新解釋，重新定位。怎麼解釋？怎麼定位？三點。一，人與天的關係，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就是說，皇天上帝並不一定認準了只保祐某個民族、某個政權。誰有德，就保祐誰。二，人與神的關係，是「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就是說，鬼神明察秋毫，人做好事他們就賜福，人做壞事他們就降災。三，人與命的關係，是「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就是說，命運本身無所謂好壞，全看人們自己的選擇。你選擇好，就是福；你選擇壞，就是禍。是福是禍，自己看著辦。

這倒也不難理解。既然崇拜是必需的，那麼，不崇拜神，就會崇拜人。問題是人也有好幾種，周人崇拜誰？他們選擇的是聖人。甚麼是聖人？一般地說，聖人都是歷史上對我們民族起過大作用的人。他們往往同時也是過去的領袖（王），因此也叫「先王」、「先聖」。最早的，有伏羲、神農、黃帝；晚一點，有堯、舜、禹；再晚一點，有商湯、周文。不過，聖人並不一定是王。比如周公、孔子，就聖而不王。王也不一定是聖人。比如夏桀、殷紂，就王而不聖。王不一定聖，聖不一定王，怎樣才算？兩條，一是有大貢獻，二是有大發明。比如大禹治理洪水，商湯推翻暴政，是大貢獻；周公制定禮樂，孔子創立儒學，是大發明。當然，最好是既有大貢獻，又有大發明，比如伏羲發明了八卦，神農發明了醫藥，黃帝發明了車船。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理應受到崇拜。早期的聖人，就是這樣。他們是在我們民族歷史上開思想、文化、制度之先河的人。他們留下的言論，就是「經」；他們創立的制度，就是「典」；他們闡述的思想，就是「道」。聖人，掌握了真理（道）wwｗ.ｈeｔｕboｏｋ•ｃｏm.cｏm，創造了經典（文化、制度），改變了生活，因此叫「聖」。從周代開始，我們民族崇拜的，就是這樣一些歷史上或者傳說中曾經存在過的人。儒家有此崇拜，墨家和道家也有，只不過名單不同（比如墨家崇拜大禹，道家崇拜伏羲）。實際上，聖人的名單並不固定。比如孔子，原本不是聖人的，後來是了。再後來，孟子等等，也都是了。再後來，關羽也是了，孟子則一度被拉下來。可見誰是聖人，有爭議。要崇拜聖人，沒問題。

其實陳子亢這個人，大家應該能夠想起來，他就是《論語》中曾經向子貢和孔鯉提問的陳亢（請參看本書第一章第四節），我稱之為「編外粉絲」的那個。現在看來，陳亢雖然是「編外粉絲」，卻也得孔子真傳。因為孔子也是反對人殉的，而且連用俑都反對。俑，音勇，也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馬俑。對於這類東西，孔子深惡痛絕。據《禮記．檀弓下》，孔子曾明確表示「為俑者不仁」；而據《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的話說得更難聽，道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意思是第一個發明俑的人，大概會斷子絕孫吧！我們知道，發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為了代替人。與用人殉葬相比，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孔子為甚麼還要詛咒？楊伯峻先生認為，是孔子不知道這個過程，以為用俑在前，用人在後。有了俑殉，就會有人殉。我倒不這樣認為，我認為孔子是從根本上反對人殉。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用真人、活人固然不行，用假人，用俑，也不行。因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徵。用俑殉葬，就是承認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況當時的俑，都做得活靈活現，某些木俑還能「踴動」，這才叫做「俑」。所以孟子認為，孔子反對用俑，就因為它們太像人了（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禮記．檀弓下》也說，用這樣酷似真人的俑殉葬，與用人簡直沒有區別（不殆於用人乎哉）！故此例不可開，此風不可長。此例一開，人殉就有復辟的可能，因此連這個口子也必須堵住。顯然，這是一種原始的、素樸的人道主義精神。其核心，就是要把人當人，不能把人當牲口。子魚的態度，子亢的想法，孔子的觀點，都如此。

也只有一個辦法：把神當人。

這個想法，恐怕也來源於周公。周公這個人，曾經先後生活於文王、武王和成王三個時代，親身經歷了周民族的興起（文王時代）、勝利（武王時代）和建設（成王時代），感觸非常之多，體會也非常之多。這些感觸和體會，有的記錄在《尚書》，有的記錄在《詩經》。比如《詩．大雅》中的《文王》，據說就是周公的作品。在這首詩裏，周公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周革殷命」以後，殷商的那些貴族，都穿著漂漂亮亮的禮服，畢恭畢敬排著隊，在周人的祭祀儀式上行禮。於是周公說，天命真是偉大呀！殷商的子孫不也上億嗎？還不是統統變成和*圖*書了周的臣屬，參加我們的祭祀？此時此刻，他們心中想念的，究竟是誰的祖宗呢？

問題是，這與我們要討論的禮樂制度又有甚麼關係呢？

不過這裏還是有問題。甚麼問題？當作神的，不一定非得是聖人嘛！比如英雄，不能崇拜嗎？當然能。然而中國人的英雄崇拜，遠不能與聖人崇拜相比。比方說，追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無疑都是英雄。但是，他們能跟伏羲或者堯舜比嗎？不能。後世也一樣。比如三國時期的曹操、劉備、孫權，都是英雄。可是人們崇拜的，卻是諸葛亮和關羽。諸葛亮和關羽是甚麼人？聖人。聖人的地位高，還是英雄的地位高，不是一目瞭然嗎？

要回答前面提出的三個問題，恐怕還得先問問：禮樂制度是誰的發明？傳統的說法是周公。周公是甚麼人？孔子經常夢見的人。孔子為甚麼不夢見別人，老夢見他？因為周公才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真正締造者。據《尚書大傳》和《禮記》，周公在他攝政的第六年「制禮作樂」，結果「天下大服」。這是周公在取得了軍事鬥爭勝利之後，進行的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有了這兩個建設，周政權才穩固了，周制度和周文化也才確立了。孔子經常夢見周公，原因就在這裏。

用人做犧牲品叫「人牲」，做陪葬品叫「人殉」，同樣是不把人當人。可是這兩種制度，在殷商時代非常盛行。這是既有文獻記載，又有考古發現證明的。送上祭壇和埋進墳墓的，不僅有奴隸平民，甚至還有貴族。這也不難理解。因為犧牲品和陪葬品，原本是人神之間進行交易的籌碼。出價越高，紅利越大。因此，如果是重大祭祀，有特殊要求，或者去世的人物地位特高，光殺戰俘和奴隸就「不夠意思」，非殺貴族不可。比如紂王的大臣比干，我懷疑就是因此而被殺，或者以此為藉口殺的。

孔子的這個主張，無疑非常明智，所以他才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智）也」。其實這種明智也是必然。道理很簡單：把人當人，就不能「把神當神」；不把神當神，就只能「把神當人」。最後的結果，則必然是不再討論鬼神的有無。因此，這是一種理性態度，也是一種人文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認為現實的人和人生，比搞不清也說不清的鬼神重要。鬼神存在如何，不存在又如何？要緊的還是自己如何。這是人道主義，更是理智態度。或者說得再明白一點：把人當人，就是人道主義；把神當人，就是理智態度。

這就不是「神的崇拜」，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的崇拜」，因此應看作「以人為本」的組成部份。問題是：聖人雖然是人，享受的待遇卻是神。他們不容褻瀆，不容誹謗，不容非議，與神沒有兩樣。比如魏的嵇康，就因為離經叛道非薄聖人，被司馬昭殺了。當然，司馬昭殺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只是原因之一，甚至只是藉口。但能做藉口，也說明問題。同樣，司馬昭殺嵇康雖然是在魏的景元三年（公元二六二年和圖書），「聖人崇拜」卻是周人開的頭。沒有周人崇拜聖人之前因，就沒有司馬昭殺嵇康之後果。沒錯，嵇康之前，也有批判聖人的，比如莊子和韓非。不過他們只是批判某些聖人，不批判聖人的全部。何況那是在戰國，禮壞樂崩了，聖人也就不聖。禮不壞樂不崩的時候，有人批判嗎？沒有。沒有倒也不是不敢，而是因為在周代，聖人其實是被當作神來崇拜的。聖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沒人會去批判。所以，聖人崇拜，就是「把人當神」。

直接的原因，是殷商滅亡的教訓。我們知道，武王滅紂，非常之快。聯軍子月（周曆正月）底出發，丑月（周曆二月）底就攻進了殷都朝歌，殷紂王就自殺了。一個原本十分強大的政權，怎麼說亡就亡了呢？直接的原因，是殷紂王派出去的部隊，一到前線就掉轉矛頭，變成了周武王的先鋒。紂王的軍隊為甚麼反戈一擊？根本的原因，是殷商政權太不把人當人。具體表現也有兩個，一是活人殉葬，二是活人獻祭。比如江蘇銅山丘灣商代社祭遺址中，就同時發現了人骨和狗骨。可見當時是把活人像狗一樣，當作犧牲品的。這種特殊的犧牲品，就叫「人牲」。牲，有兩個意思。一是相對於畜，二是相對於犧。動物，養著的時候叫「畜」，要殺的時候叫「牲」，合起來叫「畜牲」。它們用於祭祀，毛純的叫「犧」，體全的叫「牲」，合起來叫「犧牲」。祭祀用「人牲」，就是把人當牲口，是典型的不把人當人。

也只有一種選擇：把人當人。

這樣一來，人與天、人與神、人與命的關係就全都變了，而且是越來越「不把村長當幹部，不把豆包當乾糧」，也就是越來越不把天、神、命當回事。事實上，說天「惟德是輔」，還多少承認上天選擇的主動權；說神「依人而行」，這種主動權就打了折扣；而當他們說命運「惟人所召」時，主動權就完全在人手裏了。於是，以神為本，就變成了以人為本；神的祭壇，也就變成了人的舞台。而且，越到後來，人就越佔據歷史舞台的中心，鬼神也就越是被邊緣化。這樣，發展到春秋晚期，就有了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甚麼叫「敬鬼神而遠之」？就是說，鬼神還是要祭祀的，但犯不著上桿子巴結。正確的態度，是敬畏鬼神，同時疏遠。

周公的這些話，代表著周人在勝利之後的反思。其中表現出來的理智和冷靜，令人驚歎！他們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反倒驚竦恐懼於「天不可信」和「天命靡常」。天命無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過的就只有人。當然，天命還在，天意還有，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說到底，還是看人的表現。

這就清楚了。原來要成為聖人，有貢獻、有發明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有道德。聖人，一定是眾望所歸的道德楷模，這是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的首要條件。顯然，中國人的所謂「聖人崇拜」，其實不過是「道德崇拜」。所www.hetubook.com.com以，如果說「把人當人」體現的是人道主義，「把神當人」體現的是理智態度，那麼，「把人當神」體現的就是道德精神。人道主義、理智態度、道德精神，這三條合起來，就叫「以人為本」。

把人當人，這就是「仁」，也就是「人其人」。據《尚書．泰誓》（也寫作太誓），周武王在伐紂之前，曾發表宣言，說「惟人萬物之靈」，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意思是有再多的親戚，也不如仁愛人民）。周武王是不是真說過這話，難講。但要說周人有這種觀點，大約是實。范文瀾先生甚至說，周人是廢除了「人牲制度」和「人殉制度」的，而且認為這件事具有「重大進步意義」（《中國通史》）。當然，一種延續了數百年之久的制度，說廢除就廢除了，並不可能。事實上此後的人牲和人殉，也史不絕書。不同的是：這兩件事已不像在商代那樣被認為理所當然。相反，誰要再搞，還會遭到抵制和批評。

問題是，僅僅「把人當人」遠遠不夠。為甚麼不夠？因為天命不可廢，鬼神不可無。天命為甚麼不可廢？廢了天命，周的政權就沒有了依據。鬼神為甚麼不可無？沒了鬼神，周的統治就沒有了手段。滅商之後，武王也好，周公也好，都一再對別人說：我們為甚麼要取代殷商？我們為甚麼能取代殷商？就因為有皇天上帝的授權。這就叫「天命」。天命，原來是給夏的。但是，後來上天改主意了，授權給商，讓他們滅夏，這就叫「革命」，即「殷革夏命」。這回也一樣，是我們接受上天的授權，革殷商的命，即「周革殷命」。這就是西周政權的合法性。所以，天命還得講，鬼神還得要，祭祀和喪葬還得搞，又不能再像殷商那樣不把人當人，那又該怎麼辦？

這就當然是「以人為本」了。不過這樣一來，卻又有了新的問題。甚麼問題？就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你可以反對某種信仰，但不能沒有信仰；可以不要某種崇拜，但不能沒有崇拜。為甚麼不能沒有？因為在人類的早期，包括人類文明的早期，所有的民族都得靠它們或他們凝聚族群。比方說，炎黃時代靠圖騰，殷商時代靠鬼神。顯然，周人只能用某種信仰去取代另一種信仰，用某種崇拜去替代另一種崇拜，不能取消崇拜和信仰。因此，在把神拉下神壇的同時，還必須把別的甚麼送上去。那麼，他們又該怎麼辦？

好在也有反對成功的，只不過這回反對的是人殉。據《禮記．檀弓下》，齊國的大夫陳子車死於衛國，他的老婆（妻）和管家（宰）就商量著要用人殉葬，而且連要殺的人都定下來了。為甚麼要用人殉葬呢？老婆和管家的理由是：夫子死在衛國，生病的時候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所以應該派兩個人到陰間照顧他（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然而陳子車的兄弟陳子亢（亢音剛）反對。陳子亢說，用人殉葬，不合禮法（以殉葬，非禮也）。當然了，你們也有你們的道理，我哥哥生病的時候「莫養於下」（養，去聲，音樣）嘛和*圖*書！不過，最該照顧他的，也就是二位（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所以，我的意見是：能夠不用人殉葬，最好（得已，則吾欲已）。實在不行，就只好殺你們兩個（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結果大家也能想像，是陳子車的老婆和管家都不再堅持人殉。

我猜，周公是親歷過此事的。而且，這悽楚哀婉的一幕，看得他瞠目結舌、膽戰心驚！誰能保證我們周人，就不會落得同樣的下場？因此，他在讚美天命偉大的同時，也痛感「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看來，天，並不總是只保祐某一個民族、某一個政權。瞬息之間，可能就轉移了。所以，周公對召公奭說：「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尚書．君奭》）也就是說，天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我們自己。我們能做的，就是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把文王和武王的美德繼承下去。否則的話，那老天爺可是翻臉不認人！

說來很簡單：把人當神。

那麼，周公為甚麼要創立禮樂制度和禮樂文化？

這是有證據的。比如公元前六四一年，宋襄公與曹國、邾國的國君會盟，讓邾文公殺鄫國的國君（子爵）祭祀社神，司馬子魚就反對。據《左傳．僖公十九年》，司馬子魚說：用大牲口來進行小祭祀，尚且不可（小事不用大牲），哪裏還敢用人（而況敢用人乎）？子魚還說：祭祀，原本是為了人（祭祀以為人也）。人，是神的主人；神，是人的客人（民，神之主也）。用人做犧牲品，誰能夠享用（用人，其誰饗之）？你們這樣倒行逆施，只怕沒有好結果。將來能夠善終，就是萬幸（得死為幸）！遺憾的是，子魚的反對似乎並沒有成功，那個倒楣的鄫國子爵還是被殺了。《春秋》經文的記載，是「邾人執鄫子，用之」。

然而，儘管殷商政權殺了那麼多的人，甚至殺了貴族來祭祀，來陪葬，皇天上帝還是不保祐他們。相反，他們還亡得很快。顯然，周人要想保住勝利果實，就必須反其道而行之。殷的統治者既然不把人當人，那麼，周的統治者又該怎麼辦呢？

顯然，這裏有一個問題，就是孔子究竟相信不相信鬼神的存在？我看其實不信。如果信，那就應該「親而近之」，為甚麼要「敬而遠之」？但是，鬼神是否存在，搞不清，也講不清。最好的辦法是存而不論，掛起來。問題是鬼神可以不討論，祭祀卻仍然要進行。既然要祭祀，就必須信神信鬼；但要相信鬼神，又實在缺乏證據。不能信，又不能不信，怎麼辦？好辦得很！祭神祀祖的時候，權當他們存在好了。這就是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這不是「老奸巨猾」，而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因為在孔子看來，人之所以要祭神祇，祀祖先，無非是表達一種心意和敬意罷了。既然是表達心意和敬意，那就必須假設他們存在，認為他們存在，權當他們存在，而不要去問他們是否當真存在。比方說，我們祭祀祖先時，祖先還在嗎？當然不在，但又活在我們心裏。對待神，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