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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正如孟子所認為，正義和正義感能夠塑造偉大而剛強的人格。這是義與仁不同的地方。仁愛也能使人偉大，但仁愛造就的偉大表現為寬厚，正義造就的偉大表現為剛強。為甚麼？就因為行義不易。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羞，就是自己羞愧；惡，就是憎惡別人。由此可見，義是一把刀，既要對別人，也要對自己。這就實在不容易。因此，行義，不但要有精神上的支柱，還要有生理上的支持。這就是「氣」，孟子稱為「浩然之氣」。這種「氣」，是很偉大很剛強的，叫做「至大至剛」。為甚麼「至大至剛」？因為它是「集義所生者」，並非「義襲而取之」（《孟子．公孫丑上》）。就是說，浩然之氣，是正義長期積累的結果，而非偶然行義所能取得，當然又偉大又剛強。

明確提出「自強」概念的，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不是荀子，而是《易傳》。《易傳》是《周易》的一部份。我們現在看到的《周易》一書，其實包括兩個部份，即《易經》和《易傳》。《易經》比《易傳》早，大約形成於殷周之際。《易傳》，則大約是戰國後期或秦漢之際儒家的作品，是解釋《易經》的。《易傳》共有七種十篇，即《彖辭上》、《彖辭下》、《象辭上》、《象辭下》、《系辭上》、《系辭下》、《文言》、《序卦》、《說卦》、《雜卦》，所以又叫「十翼」。自強，就出自乾卦的《象辭》，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義，主要是孟子的範疇。孔子也說「義」，說得還不少，比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但孔子一般不把「仁」和「義」並列，擱在一起說是知（智），比如「知（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智）者動，仁者靜；知（智）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孟子則不說仁智，說仁義，比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比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上》）。這是孟子對儒家思想體系的重大調整。從此以後，中國人就都不講仁與智，改說仁與義了，比如不能「不仁不義」，比如「你不仁，休怪我不義」等等。這正是孟子的深遠影響。

第一，既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麼，我們就不能把人類社會的希望寄託在自然界身上。荀子問：國家的治亂，天下的興亡，是因為天象嗎？不是。日出於東，月落於西，無論是堯當家，還是桀掌權，都一樣。是因為時令嗎？不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無論是堯當家，還是桀掌權，都一樣。是因為地理嗎？不是。土地肥沃莊稼就生長，土壤貧瘠莊稼就死亡，無論是堯當家，還是桀掌權，也都一樣。那麼，為甚麼堯當家就天下大治，桀掌權就天下大亂？還是因為人嘛！顯然，自然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自然，社會是社會，不能混為一談。自然有自然的法則，人類有人類的規範。人類社會的興衰治亂，與自然界沒有關係。既然沒有關係，那就不必受制於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緊生產，厲行節約，天就不能讓我們貧窮；只要豐衣足食，動靜守時，天就不能讓我們生病；只要遵循規律，堅定不移，天就不能讓我們倒楣。一句話，天不可畏，事在人為。

不過，《易傳》雖然提出了「自強」這個核心價值觀，卻沒有解釋為甚麼「天行健」，君子就該「自強不息」。真正做出解釋的是荀子。荀子是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師。作為戰國晚期的儒學大師，荀子面臨著諸家、尤其是道家的挑戰和質疑。我們知道，先秦道家與先秦儒家的區別之一，就在老子和莊子談「天」（自然），孔子和孟子說「人」（社會）。孔子說「天命」不說「天道」，孟子說「人性」不說「天性」，結果是甚麼呢？是儒家在辯論中並不能占上風，也很難說服其他人。於是到了荀子，就覺得非談自然不可了。

那就再說自強。

其實，這正是「義」的本義。義，最基本的意思有兩個，一是威儀的儀，二是適宜的宜。威儀的儀，本字就是義，單人旁是後加的。它的字形，是一個人，頭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這個形象，可謂「威風八面」。所以許慎說，「義」就是「己之威儀」（《說文解字》）。同時，它也有一個意思，就是「應該去戰鬥」。適宜的宜，字形是一塊肉放在砧板上，因此文字學家容庚先生、唐蘭先生，文化學家龐樸先生，都認為「宜」有「該殺」之意（請參看龐樸《儒家辯證法研究》）。只不過後來殺氣沒有了，就變成了「適宜」。

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從總體上說就體現了多樣與統一的雙重精神。他們的思想、觀點、立場和方法是不同的，這就是「多樣」。他們的問題、態度、願望和目標，則是相同的，即都在面對中國社會的重大轉型，都在認真思考「中國向何處去」，也都希望天下太平。這就是「統一」。所以，諸子的思想，是可以求同存異的。我們可以各取所需，但不必厚此薄彼。相反，我們應該儘可能地從各家吸取營養，再把它們統一起來。統一於甚麼呢？統一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統一於全人類的共同幸福。我相信，這也應該是先秦諸子的共同願望。

這就與「仁」大相逕庭，即仁主生，義主殺；仁講愛，義講憎。其實我們去看那些與「義」有關的詞，比如大義滅親，見義勇為，義無反顧，捨生取義，其中的「義」，都不能替換為「仁」。所以，孟子講義，就解決了「仁學」無法回答的問題：那些該死的怎麼辦？孟子的觀點很明確：該殺就殺，不該殺就絕不能殺。「殺一無罪非仁也」（《孟子．盡心上》），濫殺無辜是「不m.hetubook.com.com仁」。但該殺不殺，則是「不義」。

這就是荀子留給我們的思想文化遺產：事在人為，科學發展，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這種精神，一直在鼓舞和激勵著我們中國人，當然毋庸置疑地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因此，當深受荀子影響的《易傳》說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時，就為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畫上了一個閃光的驚歎號！

隨便舉個例子就能明白。比如有個老漢，只有一個兒子，該不該仁，該不該愛？恐怕大家都會說：該！可是，如果這兒子當了漢奸，帶著鬼子兵來燒殺掠搶，殘害鄉親，又該怎麼辦？恐怕大家又都會說：大義滅親嘛！這就全明白了：義與仁，剛好是相反的。仁，是「親親」；義，則可以「滅親」。當然，這裏有個前提，就是那傢伙罪有應得。所以，義，有兩層意思，一是「該」，二是「滅」。合起來，就是「該滅」。

顯然，孟子的「浩然之氣」，就是「正氣」，所以也叫「浩然正氣」。一個人，如果有了這種氣，就會怎麼樣呢？第一，他就會以天下為己任，以正義為擔當，而且「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孫丑下》）。第二，他就會成為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第三，他還會成為世界上最美的人，因為在他的身上有一種人格的魅力。孟子說，正氣這東西，如果我們精心培養它，小心呵護它，不去傷害它，它就會浩浩蕩蕩地充盈於宇宙（塞於天地之間），成為「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這種「浩然之氣」如果充盈於一個人的胸中，那他就是「美人」，這叫「充實之謂美」。如果不但胸中充滿正氣，而且還能讓這正氣放射出光芒，那他就是「大人」，這叫「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如果不但自己光輝燦爛，還能感化和影響別人，那他就是「聖人」，這叫「大而化之之謂聖」。如果不但能夠感化影響別人，而且這種感化和影響還是不知不覺的，那他就是「神人」，這叫「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孟子．盡心下》）。美、大、聖、神，這是人格魅力的四個層次和四種境界，它們都來源於「浩然之氣」。

實際上，作為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的「義」，應該就是「正義」。這一點，甚至可能是儒墨兩家的共識，即墨子和孟子都主張正義，而且都把正義看得高於生命。墨子說，如果有人提出，把整個天下送給你，請你拿命來換，你幹嗎？沒人肯幹。然而，卻有人願意為了正義獻出生命，就因為「貴義於其身」（《墨子．貴義》）。孟子也說，魚，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就「舍魚而取熊掌」。同樣，生命，是我想要的。正義，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就「舍生而取義」（《孟子．告子上》）。這和_圖_書是我們很熟悉的話，也是很了不起的精神。正是由於有這樣一種精神，我們民族才湧現出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傑。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那麼請問，這些「中國的脊樑」是怎樣挺起來的呢？正義和正義感使然。

這實在是一種非常了不起人生智慧，也是荀子對儒家思想體系的卓越貢獻。前面我們說，荀子是諸子當中最有科學精神的。其實，他也是最有人文精神的。馮友蘭先生甚至認為，荀子的理論可以稱之為「文化哲學」（《中國哲學簡史》）。因為在他那裏，自然只是自然，文化卻屬於人。自然的東西是「性」，人文的東西是「偽」。偽不是虛偽，而是人為。沒有人為，自然不可能自動地變成文化，也不會有真善美，這就叫「無偽則性不能自美」（《荀子．禮論》）。既然如此，人，能不努力嗎？

孟子講這個故事，或許是想說明，所謂「義的衝突」是可以解決的。但我看沒那麼樂觀。衛國那個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為「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戰爭本身既然無義可言，不戰而退也就沒甚麼關係。但如果衛國正義呢？那射手豈不得自己一頭撞死？甚至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義、不算叛國了？大約也只能先殺了「師爺爺」，自己再自殺。不過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大。殺了老師的老師，這是「欺師滅祖」；殺了本國的戰士（他自己），這是「叛國資敵」；殺一個沒有還手能力的老人，這是「乘人之危」；犯了錯誤又自殺，這是「逃避責任」。請大家想想，一旦遇到這種情況，豈非「左右不是人」？

第三，既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麼，自然界就是自運行的。這叫甚麼？這叫「自為」。同樣，人也好，人類社會也好，既然與天、與自然界無關，當然也只能「自為」。這樣一來，荀子就既接過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與道家劃清了界線。道家的思想武器是甚麼？以天道說人道。這是道家的方法，也是荀子的方法。不同的是，道家認為天道的本質是「無為」，荀子認為天道的本質是「自為」。在道家看來，既然天道無為，那麼，人也應該無為。荀子則認為，既然天道自為，那麼，人也應該自為。於是，從這個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出發，荀子提出了又一種人生智慧：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奮發圖強；與其聽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也就是說，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不靠皇天上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怎麼談？科學地談。在《天論》篇（下引不註者皆同），荀子集中討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天人之分）。他的基本觀點，是主張嚴格區和-圖-書分自然與社會，然後探尋各自的規律。因此，對待自然現象，就應該有一種自然科學的態度，不要大驚小怪，也不要以為人就可以隨意改變它。比如流星墜落，樹木發聲，便都是自然界的正常現象，只不過比較罕見而已。少見難免多怪。所以，奇怪，可以理解。害怕，就犯不著。同樣，天不下雨，就呼天搶地去求雨；日蝕月蝕，就敲鑼打鼓去營救，也犯不著。當然，舉行一些諸如此類的儀式，表達一下關切之情，也是可以的，但不要以為真能管甚麼事。實際上，你不求，那雨該下還是會下（猶不雩而雨也）。不該下，求也沒有用。當了真，那錯誤就犯大了（以為神則凶也）。

第二，既然「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那麼，我們就不能強迫自然服從人類的願望，只能通過掌握自然規律，去有效地利用自然。所以荀子說，最能幹的人一定有所不為，最智慧的人一定有所不思，叫「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慮」。甚麼事情不為？違背規律的不為。甚麼事情不思？對抗自然的不思。可以做的是甚麼？可以從天那裏瞭解氣候的變化，可以從地那裏瞭解土壤是否適宜種莊稼，可以從四季那裏瞭解如何安排農業生產，可以從陰陽關係那裏領悟治亂的道理。掌握了這些規律，再採取合理的措施，就會成功。相反，則會失敗。這就叫「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哈！荀子這個觀點，誇張一點講，真可以說是最早的「科學發展觀」。

其實，義的問題很是不少。比如李逵劫法場濫殺無辜，宋江害得秦明等人家破人亡，便都被說成是「義氣深重」。後來一起去投降，也被說成是「義」，叫做「忠義」。這就很成問題。所以我認為，孔子的仁，可以大講特講，怎麼講都不過分。講到義，就要格外小心，不能過分強調。強調過分，是很恐怖的。掌握分寸的辦法，是把「義」這個概念，鎖定在「正義」的範疇。其他某些「義」，尤其是忠義和俠義，講起來必須慎之又慎。

結論是甚麼呢？是我們應該「養氣」。誰來養？自己養。由此，我們又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正義必自強。

似乎可以總結一下先秦諸子這筆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了。也許可以這樣說：墨家關注社會，留下了社會理想，這就是平等、互利、博愛；道家關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這就是真實、自由、寬容；法家關注國家，留下了治國理念，這就是公開、公平、公正；儒家關注文化，留下了核心價值，這就是仁愛、正義、自強。或者說，墨家留下了建設家國的美好理想，道家留下了指導人生的智慧結晶，法家留下了應對變革的思想資源，儒家留下了凝聚民心的價值體系。所有這些，都是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

所以荀子說，一個君子，最看重的是屬於自己的東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敬其在己者），從來就不憑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賜（慕其在天者），這才能ｍ•hｅtｕｂｏｏｋ•ｃoｍ•ｃｏｍ夠天天向上（是以日進也）。請大家想想，這不就是「君子自強」嗎？至於「君子自強」與「天道行健」的關係，前面其實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天自為，則人自為；天行健，則人自強嘛！荀子說，天，是不會因為人們怕冷，就沒有冬季的（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也是不會因為人們怕遠，就不再廣闊的（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那麼，一個君子，難道會因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動了嗎？當然也不會（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奮發有為，自強不息，把所有的義務和責任都擔負起來，這才是君子的高貴品質！

那麼，甚麼是「義」？

孟子的這個範疇有道理，也有問題。首先，甚麼是「義」，甚麼是「不義」，就說不清楚。我們知道，義，有很多種。比方說，有道義，有仁義，有忠義，有正義，有情義，有俠義。這麼多「義」擱在一塊，有時候會鬧矛盾。《孟子．離婁下》說，有一次，鄭國和衛國發生戰爭，兩個各有一個頂尖級的射手出場。然而，當他們在戰場上相遇時，衛國的射手卻發現鄭國的射手一動不動。衛國的射手就問，先生為甚麼不拿起弓來？鄭國的射手說，我今天病了，拿不動。這下衛國的射手為難了，因為他是鄭國射手學生的學生。用「太老師」教的武藝，去殺不能戰鬥的「太老師」，顯然不義。放棄戰鬥，背叛國家，同樣不義。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衛國射手抽出箭來，在車輪子上把箭頭敲掉，胡亂射了幾箭走人。

這真是十分難得的科學精神。實際上，在先秦諸子中，荀子是最具有科學精神的。如果說，對待自然，孔子和孟子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老子和莊子採取了哲學的態度，那麼，荀子採取的就是科學的態度。在《天論》篇，荀子開宗明義就提出一個觀點：「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也就是說，自然界有自己的規律（天行有常），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為堯存），也不因統治者是甚麼人就會怎麼樣（不為桀亡）。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也是一個相當科學的觀點，是荀子看待天人關係思想的總綱。於是，從這一點出發，荀子邏輯地得出了以下結論：

孟子為甚麼要仁義並舉？因為單說仁，有問題。比如孔子說，只有那些「仁人」，才真正能夠做到愛憎分明，喜歡該喜歡的，憎惡該憎惡的，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這當然有道理。問題在於，仁是愛呀！一個充滿愛心的人，怎麼去憎惡別人呢？說起來總歸彆扭。還有，仁，是「不忍之心」。對別人不忍，對自己當然也不忍。但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狠下心來去做，這就需要在道德上有個說法。何況到了孟子的時代，那些「有國者」早就沒甚麼愛心了。整個天下，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孟子也就不能不「以義補仁」。這倒也符合老子的推理，「失仁而後義」嘛（請參看本書第三章第四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