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戊戌政變前夕 一八九八年七～九月
七月二十日我赴位於西山的一座寺廟——龍王堂——參加中文考試，由賈克憑擔任我的主考官，當時賈先生和竇納樂夫婦正好在那裏避暑。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名聞遐邇的西山。山陵邊濃密的樹木下有許多美麗的寺廟，特別是那八大處，一座座位於蜿蜒僻靜的山峽一層又一層的岩石上，整齊地排列在兩側。山峽入口由一座美麗的白色寺塔守護著，一九〇〇年聯軍努力地想摧毀它。外國人在夏季租下這些寺廟，將它們整理得非常舒適，每當這些外交使節人員受不了炎熱的暑氣，或是厭倦了和中國頑固的政治家永無休止的戰爭時，這裏便成了最佳的休憩地。
在我頭頂上是一片天篷
但是如果我們正確地解讀一八二一年道光皇帝即位以來發生在新加坡東部的歷史事件（編按：英人萊佛士於一八一九年取得新加坡殖民地），我們可以說滿清的衰亡早在割讓香港給英國，讓西方國家知道他們的弱點時就已經開始。強國不怕讓步，不怕妥協，但弱國最好就要拒絕。一直到滿清開始讓步——在此之前他們早已腐敗——外面的國家和內部的民眾才喧騰著要求更多。
這時我已收到西姆拉情報分局給我的命令，要我收集各種情報後，再由陸路返回印度。目前我最大的困難就是年輕軍官常會碰到的難題——錢。身為貧窮人家的么子，我對一分一毫都非常珍惜，經濟一直也很充裕，然而我現在能拿到的錢還不到我薪餉的一半，加上和一大群有錢人來往，要節省實在不可能。這些有錢人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我得適當地「回請」，報答他們在北京的熱忱招待。所以我當務之急，就是籌措足夠的旅費。
毫無疑問，英國官員和其他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保護這位政治難民，然而他們也讓自己捲入這場純屬他人家務事的政變之中，引起許多不必要的公憤。我在九月二十三號的日記中寫下這麼一段話：
然後我繼續前往塘沽，搭乘中國商船「新契號」，在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四十五分離港。
在我腳下我看見我的疆土
我們在八月三日離開北京，途中經過蘆台，一個可容納三十幾個軍營的中國營地，裏面共約一萬人，雖然每個軍營號稱有五百個人。在此值得一提的就是這些人均是由聶將軍指揮，他雇了幾位俄國將官如哈瑟（Hussars）、渥諾夫（Waronoff）和幾名俄國助理。這些軍隊在兩年後成了抵抗聯軍的主力之一。在此之前，他們由德國人教導作戰，後來中國人找了俄國人取代德國，說來是我們的幸運，因為在當時很明顯地，俄國人教中國人作戰教得並不賣力。
袁氏愛國心切，對當前情勢和永無止境的困戰感到厭煩。和許多中國真正的愛國人士一樣，他覺得自己職責艱巨，成功機會渺茫。他是肯付諸行動的人，因此若得到適當支持或可達成目標。
他有七、八名中國文人組成的幕僚協助——或許稱「妨礙」更恰當，因為從軍事的觀點而言，這些人的用處實在不大。如果袁統帥能找到一位才幹和自己相當的人輔佐，相信成效必定更大。
「新契號」的貝特生船長（Captain Patterson），是記得一八六一年戰爭（編按：指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中年紀最大的「行船人」。輪機手辛克萊（Sinclair），從中日戰爭開始就和中國人在一起了。辛克萊告訴我日本人一開始並不清楚他們海戰已取得勝利，是看到中國船艦急忙離去開往威海衛才知道。他並說中國軍人雖然佩帶了毛瑟槍，卻不知如何打開後膛，不過他們也都很願意向他學習。他還說日本軍隊看起來很強，但如果被打敗一次就會一蹶不振。然而日本從未在海戰或陸戰中失利過，所以他這番話也無從證實。
金達先生對中國鐵路的貢獻，就跟赫德爵士對中國海關的貢獻一樣大，只是中和-圖-書國的鐵路在當時是——或許現在仍是——中國的政治範圍，企圖染指的各國你爭我奪，使得金達處處受限，跟赫德遭遇到相同的困境。此外，唯有那些了解一八八〇、九〇年代的中國的人，才能體會在中國人迷信「不宜動土」的前提下，動土會遭到多大的阻力。然而金達先生也一一克服了，不是用聯軍在一九〇〇年所用的武力，而是不靠任何人的幫助下獨自完成。不過我個人認為，他引進鐵路對中國和西方國家所帶來的貢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被自己國家的人忽略了。金達先生有個有趣的綽號，叫做「英國國旗」。
九月十八日，我人在北戴河，住在竇納樂夫婦那兒，和赫德爵士以及其他人告別。
袁世凱似乎有一葉知秋的本領。無疑地，他已經認定慈禧更適合當皇帝，於是在北京時，他什麼也沒說，然後直赴天津，並且見到了榮祿，據說後者是整個事件幕後的主使者。由他後來調任北京，袁世凱接任他總督職位的情形看來，這個說法確實有幾分可信度。兩人會面時十分戲劇化地，袁世凱在幾聲大笑中，拿出了尚方寶劍。按照往常的例子，袁應一個箭步抓起榮祿，砍下他的人頭，然而相反地，他們兩個一邊喝茶，一邊一起抽起菸斗來了（我可以想像他們一起開心竊笑慈禧和他們成功地解決這場大事的模樣）。然後袁世凱接受建議立刻搭乘特別火車回北京，覲見慈禧太后，並把整個計謀一五一十透露出來。
在我率先到北京學中文之後，很快地其他駐印度的軍官也開始跟進。第一批人是在一八九八年八月抵達的第二十三師拉德克利夫少校（Major Radcliffe）和第三十四師的杜凱少校（Major Ducat），後者後來還成了英使館駐北京的武官。
雖然他堅信中國為中國人所有，然而他也相信中國需仰賴外國人協助，方能有所起色。他亦十分了解唯有雇用同一國籍的外國人，才能減少摩擦，發揮更大效果。他認為德國軍事制度最優秀，因此雖心懷反德情緒，但依然希望仿照德國模式訓練軍隊。
或許現在各位讀者已經開始體會到，要是說做預測的人都是呆子，那麼預測遠東事務的人就加倍地呆了。
看到幾個中國工人在打樁。他們打得非常牢固，而且興高采烈，邊做還邊唱邊笑。我認為中國北方人是出色的工人，大體上說來比印度人要快樂得多。
竇納樂爵士命人在這附近的一座山脊上建了一間小屋，供英國使館人員避暑之用。
有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事實和這幾件歷史事件有關。如果我們從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這件事就不能只說是一件單純的巧合了。此事發生在九月十四日，就在政變發生前一星期，伊藤博文抵達北京，也在當天，竇納樂公使前往北戴河，德使海靖和赫德爵士已經在北戴河度假了。話說日本數十年以來早就對中國虎視眈眈，一般人也認為基於各種原因（最主要的一個就是清朝奢侈成性，不知節儉），日本政府為自己的利益著想，一定會支持清朝政權，而長久以來，對抗外國勢力以保衛政權疆土，已成清廷最重要的大事。
政變發生的時候，榮祿是直隸總督，官邸在天津。榮祿以滿洲人和慈禧太后朋友的身分，私下被任命為北洋大臣，直到十月十一日為止，因此當時的他可說是北方權力最大的官員。皇帝這一派的人想把他除去，而決定用袁世凱達成這個目的。於是袁世凱被傳喚進殿，由皇上下聖旨將尚方寶劍交給他，命令他取下聖旨中提到的那個人的人頭，同時命令當時在場的臣民予以協助。之後，袁世凱被派到天津去殺他們心目中老奸巨滑的榮祿。
不過我們拜訪袁氏時，萬萬沒想到和我們說話的這個人正在和慈禧太后密謀大事，也沒想到拜訪後不到三星期，一場政變竟然就輕而易舉地達成了。
我在船上認識了三個有趣的人，一個是林博士，廣東人，天津醫學院院長，也是李鴻章的隨侍醫生；一個是孫先生，南京人，天津富商；另外還有一位福https://m.hetubook.com.com開森先生（Mr. Ferguson），當時在上海附近的一所新學院擔任校長，他很好心地幫我找了一位中國人陪我遊歷。
林博士則告訴我，他認為李鴻章到俄國訪問是一項錯誤，然而我懷疑這件事對整個局勢的影響能有多少。
過去的北戴河因為河道狹窄彎曲，所以船隻航行不易；當我們慢慢地航向下游，我們看見狄林德先生（Mr. de Linde）正在努力執行那偉大的工程。當時他才剛開始進行，如今已經完成，因此現在的北戴河不但好走得多，而且在打通幾個曲處之後，航行時間大大的縮短。
按照《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刊出康有為自己的說法，一九一一年建立民國的革命運動約發軔於一八八九年，也就是在他害怕俄國南侵，並指出日本祕密意圖，及朝鮮暗藏危機之際。他說：我當時認為中國已陷入困境。如果中國肯投注三年的時間加速革新，她可能會變成強國，但若是延遲的話就無藥可救。
休息一天後，我騎著我那匹忠實的蒙古馬「代理下士」（Lancer）回到北京，不久後有幸認識華北鐵路創設人兼總工程師金達先生（Mr. Kinder）。金達先生具備了絕佳的能力，也很講求英國人的信用。他好心邀我到他唐山的工程總部小住，從他那裏我學了不少有關中國鐵路的事，和他交談實在啟迪良多。
那場政變的原因起於康有為和幾位傳教士所領導的改革派過於急進。如果他們達成了目標，結果可能會形成一個權力有限的君主體制。
對保守的慈禧太后和支持她的人馬而言，這份詔書不啻是最後一擊，它深深地激怒了太后，於是早已有所準備的她下令她的親信榮祿帶軍隊進宮殿，逼迫姪兒光緒皇帝發表以下的退位聲明：
關於衣著，曾經有人（一定是某個守舊的中國人）描述西方服裝為「結合了不便與不美，不擋雨不遮陽，死板卻不樸素，無裝飾卻又繁複，不耐穿，不合宜，不便宜」。
在這懶洋洋的氣氛當中，慈禧太后這場政變無異是一顆炸彈，使得原本想好好避暑的外國官員紛紛驚醒，並立刻飛奔回自己的使館，火速電召剛好在附近的英國軍艦前來。
我回到北京後，屋內的溫度從華氏七十五度上升到八十五度，非常悶熱，因此大部分的外國人都到西山和新近落成的北戴河海濱度假區避暑去了。
隨著中文考試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也開始用功起來，不過每天晚上都有晚宴要參加，飯後還玩橋牌，也著實分了我不少心。另一方面，我又想到除非我可以說服印度政府讓我在中國工作，不然我馬上得啟程回印度的軍團報到，於是我向西姆拉情報分局申請在中國北部和中部工作，最後由陸路返回印度。在等待的同時，雖然獲准的可能並不樂觀，不過我也開始著手收集情報和資料。
從後來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發生的大事來看，這位一八九八年秋天事件主角的這一番話別具深意。雖然到後來他勸說光緒下詔改革的各項方案均一一實施了，但是卻缺乏這位四處奔走的二十世紀改革家所希望見到的全力革新。
這樣一個曲折的故事，背後的操縱者是這位一代名女子。
跟華北的鐵路一樣，中國工礦公司也是英國所創設，納森少校（Major Nathan）將它經營得有聲有色，實際上只要是納森少校出馬，就是品質保證。英國也投資了不少錢在鐵路和礦業這兩方面。
更沒想到的是，不到兩年的光景，我的幾個朋友會因此或死或傷，而我竟然得用盡各種辦法，才能回到我這時依依不捨離開的英國使館。
他這麼一做，正可讓滿清再苟延殘喘一陣子，使得日本得以在朝鮮和滿洲繼續擴張勢力。一直十分仇日的廣東省人，可說是皇帝唯一的支持者，他們並非對皇帝特別忠心，而是認為懦弱的皇帝是很容易操縱的傀儡，一旦時機來臨，皇帝將無法阻止他們達成目標——先成立國會政府，然後變成共和國。
在一八六一年外國公使尚未來到中國以前，這些可愛的寺院經常有中國皇帝的足跡，尤其是乾隆皇帝。乾隆是聞名的康熙皇帝之子，喜歡吟詩作對，還在此地的岩石上刻了幾行詩，描寫遠眺北京和四周的平原秀麗的風光。天氣晴朗時，北京城和一望無際的平原美不勝收，經過了丁韙良博士的翻譯後，我們知道乾隆那首詩寫的是：和-圖-書
像一幅展開的地圖
七月二十一日，我成了第一個通過中文考試的英國軍官。比起我在緬甸考的那場試，這次的要困難許多。只有那些曾經夜以繼日努力達成自己心願的人，才能體會到當我得知通過時，有多麼地快樂，也鬆了多大的一口氣！
離開朝鮮後，袁負責指揮天津附近由外國人訓練的兵團，後在一八九四年出任朝廷軍務處處長，中日戰爭爆發時他仍是軍務處大臣（編按：此處有誤。軍務處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日成立，一八九五年六月，因李鴻章之薦，派袁為軍務處差遣，以備顧問；十二月，督辦新軍。甲午戰爭前，袁仍司「總理朝鮮交涉通商事宜」之職）。戰爭結束後，他退休回老家。一八九五年，他奉命訓練小站的新軍，引起朝廷的注意，於是袁世凱便像個急速來臨的風暴，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便來到我們頭頂上，很快地成為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後，在這一年（一八九八）九月，袁被任命為候補兵部侍郎，專門練兵。
裝飾著金色的雲
袁統帥個性耿直堅強，精力充沛，工作勤奮，所賺得的錢盡數用於公共服務方面，並盡全力增進軍隊的效率，反對剝削百姓。
唐山是個忙碌的地方，這裏不僅是北中國鐵路工事的總部，而且中國工程礦業公司總部也設於此，我去參觀時它每天生產一千八百噸的煤，到一九一一年時日產量已高達六千噸。
雖然真正的政變要到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才告完成，那時我已經前往上海（我在那兒才聽到這件消息），準備返回印度，不過在此我還是要對這件事的始末略加敘述：
過於性急的光緒皇帝和改革派人士及某些外國傳教士來往，心高氣傲的慈禧太后發現後將他囚禁在西苑池中的小島（編按：即太液池之瀛臺）上，留下他在那裏思索世間的邪惡，以及「雌性動物比雄性動物更具致命性」的真理。
袁世凱，「新建陸軍」的統帥，年約四十二歲，頭髮略呈灰白，蓄小鬍子，身材短小精悍，有著蒙古人堅決的表情而不像一般中國人的神態，神色沉著，生活簡樸，不抽鴉片，不喝酒。
我們一路行來平安無事，直到進了黃浦江，接近上海時，我們突然被載滿警察和偵探的中國船隻團團包圍住。他們興奮地衝到我們船上，拿出幾張照片，照片上是一個穿著西服的中國人，然後一一問我們有沒有見過這個人。這個人也就是聞名的改革派人士康有為。這時我才第一次聽聞政變的消息，知道康有為逃到塘沽，原本是要搭我們這艘船。朝廷重金五千兩懸賞他，不論死活，因此搜捕行動非常徹底，然而他們白忙了一場，因為當時康有為其實是搭一艘英國汽船前往上海。
不過在我開始工作以前，竇納樂爵士就說他想知道接受德國人訓練的中國新式軍隊的情形，可能他一方面也認為這對同樣是當軍人的我，知道中國軍隊的發展會很有益處的吧。無疑地，他希望獲得一個尚未嶄露頭角的人的情報，這個人就是袁世凱。袁世凱是山東人，也是中華民國首任總統。在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三年，袁世凱奉命派駐朝鮮漢城，在那裏他已經展現了不凡的才幹，此外那段期間他還收到幾封李鴻章充滿好奇的公函，從文中就可看出當時中國朝廷視日本人為「羽翼未豐的野蠻人」。
當時正值強烈暴風雨來臨，街道成了一片水鄉澤國。我和莫根先生（Mr. Pritchard Morgan）、希里爾先生一起搭乘火車往赴天津和北戴河。雖然我和各國使節團的人經常來往，和莫里遜博士、葛溫
和圖書尼先生幾乎天天聚在一起聊天（更不用說德國通訊記者、傳教士和海關人員了），消息雖多，但是我並沒有獲得政變即將發生的情報；我也沒想到，我回程的路線會因此而破壞它原有的平靜。
十三年後，孫逸仙——和康有為同時期的人——發起革命，可以說是康氏先鋪好了路。這場革命在沒有外國人協助下成功了，中國人自誇不用借助外力也能達成目標的這番話也終於實現。
新認識的這兩位中國朋友英文都講得很好，所以我們也有過幾次長談。孫先生無所不通，博覽群書，對聖經、傳教士和傳教士的工作很有研究。我引述他一段話，這並不是我的看法，但它充分代表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當天我在日記上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我們在離天津東南方約二十四哩的小站營地忙著視察軍隊、軍營、學校等各方面的情形，所得的結論是：和北京的軍隊相比，袁世凱帶得是一支能上場、有效率的軍隊，尤其他既不是將領，又沒有軍事訓練的經驗，也不具備當時高官不可或缺的顯赫學識，因此小站新軍能有如此表現，實在更加難得。他僅是以文官的身分統領這些軍隊，或許當時在中國的外國人均沒有充分了解袁世凱以及他率領的軍隊的優點和重要性，不過竇納樂爵士似乎已有先見之明，所以才會派我和坎貝爾先生兩人去拜會袁氏，並去視察他的軍隊。
然而他們並沒將執行計畫的這個人考慮進去。
這些寺院座落在綠樹成蔭的山林之中，泉水潺潺地流著，用相機實在無法照出這美麗的色彩。寺院牆壁是白色的大理石，歲月在上面留下了深淺不一的痕跡；屋頂是由最亮麗的綠色和黃色上釉瓷磚砌成，在樹叢間像是一顆顆的寶石。
恭溯同治年間以來，慈禧皇太后兩次垂簾聽政，辦理朝政，宏濟時艱，無不盡美盡善。因念宗社為重，再三籲懇慈恩訓政，仰蒙俯如所請，此乃天下臣民之福。
東方服裝是精緻而簡潔，西方服裝則純粹講求繁複而已。西方人也開始了解到這一點，但在同時，急於現代化的東方人卻趕緊換上西式服裝，讓男人穿戴不美不好穿的長褲毛帽，女人換上最新式但卻最粗糙的服飾。
話說政變前夕，我正忙著和這一年來在中國北方結識的朋友一一道別，於九月十七日離開北京。
一八九八年的政變預示了一九〇〇年那場大災難的來臨。這場政變可以被視為五大歷史事件的第二件，清朝因為這五大事件而告衰亡，它們分別是一八九四至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以及最後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民國革命。
孫先生很好心地告訴我到了人煙稀少的內陸地區時應該注意哪些事，說哪些話。我也將他告訴我的這些詞語記在筆記本。他教我對人要有禮貌，說話要和顏悅色，給他們糖果和香菸等等，而後來證明他的忠告有很大的幫助。
我去參觀鐵路工程時，還見到了第一座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專屬車廂，這節富麗堂皇的車廂用宮廷的黃龍絲緞裝飾，裏面還專門為皇帝設計了睡椅，有別於普通的座椅。
有時我不免會懷疑，這到底是不是懦弱但十分盡力的光緒皇帝的手法，藉此和那些讓他不快的改革派朋友一刀兩斷，雖然他對他們並無惡意。在最後一刻，當他眼看事態嚴重時，他下詔敦促康有為迅速離去，並要他愛惜身體，吃飯飲酒要當心！
據報導皇帝在二十一號被康有為下毒，因此現在情勢一片混亂。這裏（上海）的每一個人似乎都等著叛亂發生，然而我認為並不會發生什麼大事，會有新的皇帝即位。上海人似乎喜歡動亂，喜歡中國分裂。
這時一般人普遍認為慈禧重新掌權不管對中國人或對外國人來說都比較好，而大家也認為改革派太急於改革，而忽略了先安撫力量強大的反對者。
於是在八月二十三日，我和坎貝爾先生一同坐火車赴天津，第二天去拜會暫時待在天津的袁世凱。當時的天津街道還很窄，我們坐著轎子在擁擠狹窄的街道中穿梭。袁世凱招待我們喝香檳和*圖*書，和我們聊了四十五分鐘，不過他自己卻不怎麼喝。基於中國人的禮貌，他看了我少年白的頭髮後，猜我有五十歲。中國人一向有敬老的觀念，因此後來我在中國四處遊歷都沒碰上什麼麻煩，因為人家通常以為我已經「虛度」（中國人的說法）了六十年的光陰！
康有為，改革派首腦人物，和孫逸仙一樣，來自中國南方，在他們黨派之中至少一個傳教士，這些改革派人士希望用和平的手段達到改革的目的，亦就是讓滿洲人繼續當皇帝；而孫逸仙和追隨者則在後來以武力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國。康氏不會說英文，官話也說得不好。他臉上充滿智慧，身材矮小，嘴唇豐厚，留著薄薄的鬍鬚，額頭上帶著皺紋，頭髮剪得很短很薄——整體說來和後繼者孫逸仙有點神似。康有為和他的朋友獲得皇帝及擁護皇帝者的支持，皇帝即於一八九八年九月下詔變法。最後，在九月二十一日，一份內容有關國會制度、新式衣裝和剪去辮子的詔書頒布了。
就在這告急之際，我在北京認識了任職匯豐銀行的希里爾先生（Mr. Hillier）。他的大名很少曝光，相信大部分讀者也沒聽過他，然而他也是當時的重要人物，負責有關中國政府的流動貸款事宜，使中英雙方的財務往來和外交能夠順利進行。一八九八年認識希里爾先生時，他幾乎已經瞎了，但他工作依然充滿活力。他的中文造詣也相當高，同時很好心地幫我聯絡上我當時在印度的哥哥，我哥哥慷慨地支助我旅費，解決了燃眉之急。
不過表面上看來，這名女子在鬥智上又如往常一樣獲得勝利。她第一步就是廢止她姪兒頒布的改革詔書，然後很快地在九月二十八日，六名改革派人士（編按：即戊戌六君子）遭到處決，其中有一個是康有為的弟弟。接著，迫害改革派人士的行動就在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康有為九月二十四日抵達河口後，被英國砲艇「艾斯克號」（Esk）接走，然後再轉搭英國Ｐ＆Ｏ船運公司的「巴拉瑞特號」（Ballarat）到香港，一路上有一艘英國巡洋艦護送，像瘟神一樣的中國軍艦在後面緊跟著。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大膽假定，伊藤博文（遠東地區還沒人像他消息這麼靈通的）預見了一個像英、美這樣的中國改革政府正在形成，因此趕緊來到北京，向慈禧太后透露改革派人士反朝廷的企圖，並勸她在事情還未太遲的情況下掌握政權？
金達先生的夫人，是一位相當英國化的日本女性。除了還保有日本女性特有的優美儀態之外，身上已經找不到其他屬於日本人的特性。
幾個月之後，這個人成功地阻撓了改革派的計畫（編按：指戌戌變法）；一九〇〇年時，他剛好擔任山東巡撫，在他管轄的省內平靜無事，他一方面盡力維持和平，另一方面又能保住項上人頭（在當時，尤其是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一年之間，中國高官能夠兼顧這兩項實屬不易）；一九〇九年，昏庸的滿洲攝政王（編按：即醇親王載灃）與他發生爭執，而後將他趕回老家，如果不是因為這樣，他還可能將中華民國的誕生延後數十年；最後他成了中國的統治者，非以天子的身分，也非藉著神力，而是憑他的力量、智慧和謀略。
孫、林兩人都很清楚中國需要的是什麼，但也承認要滿足這些需要實在是難上加難。兩人都是贊成剃辮子換穿歐式服裝的。雖然在不久之前，歐洲人也一樣留著小辮子，但是我們仍可同情改革者急欲去除造成不便的附屬品的心態，特別這種附屬品是一種被外力征服的標記。不過說到穿洋服，我這個喜歡穿舒服整齊的中國裝的老外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結論。我在想，可能是他們身為改革派，希望和清廷劃清界線的緣故吧。
傳教士為害甚大。他們過度關心自己和中國國內的事務。要是沒有他們，中國人和外國人的爭執和問題一定會少很多。
鑒於後來發生的幾件大事，我想讀者可能有興趣看看當時我對袁世凱這個人的感想，那時他在遠東以外的地區沒沒無聞。以下就是我的記錄，後來我也將這份記錄交給印度和英國有關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