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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的到達對烈敦很有用，因為當地政府認為我是北京那邊特別派來協助調查的人。為了要保持這種「身分」，於是我特意穿上軍服、佩帶軍刀，陪同烈敦前往巡撫的官邸。不過中國人最感興趣的卻不是我那一身英式戎裝，而是我手上戴的白色羊皮手套。

在中國的旅途中，當我離開了西方的勢力範圍後，一路上一直有人跟著，只有一次成功地避開了群眾的觀察好一會兒，那是在我登上一座高山山頂的時候。剛開始從小鎮旁的一條小路上山時，後面跟著好多好奇的村民；漸漸地山路愈來愈陡，人群也三三兩兩地散去，到後來路走到盡頭開始要爬坡時，後面就只剩兩個「死忠」的人跟著；不久後其中一個也放棄了。最後我跟唯一的那個人說，我不爬到山頂絕不罷休時，那人才坐下來，定定地看著我消失在他的視線範圍之外。

中國人很少用手銬，偏好用這種由來以久的籠子的方式，如此就算身體虛弱的官差也能很輕易地看守被押解的犯人。其實，中國的囚犯想要逃跑並不容易，因為經由家族的控制，以及地方長老的職責，逃犯便會在這樣的體系下被捉回來。

自從太平天國之亂開始，天主教教會就在貴陽的一處建了幾座教堂。該處原為清朝某位退役將軍的官邸，是清廷用來做為一位神父遇害的賠償。教堂內的一面牆壁還掛著這名神父的肖像。

白水橋橋下是一條湍急的河流，河面有一百碼寬，流過紅棕色的石灰岩峭壁後，陡然下降到一百五十呎深、布滿岩石的深淵（編按：指黃菓樹瀑布，位於今鎮寧布儂苗族自治縣白水河上，河水從六十多公尺高的斷崖傾瀉入十公尺深的犀牛潭中）。中國人取的地名經常富有詩意；而且非常巧妙。

在貴陽這裏，我很幸運地找到兩面青銅鑄成的古代戰鼓，這種鼓如今要取得真品相當困難。這兩面鼓是我以每個五十先令買來的，專家鑑定後認為它們是真品。它們的年代是在我們西方紀元開始之初時，便被軍隊用來當做戰鼓，行軍休息時還用來充當大鍋。布歇爾博士（Dr. Bushel）說這種鼓是撣族的特產之一，該族曾在暹羅和緬甸邊界擁有很大的統治權。現代的定音鼓或許是從這些結合了真正的鼓和大鍋的樂器發展而來的吧。

有句中國古諺對所有國家皆適用，但拿來形容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滿清後期的中國卻是最貼切不過了，這句俗諺就是：

貴陽市位於山林之間的谷地，有一條三叉的河流環繞其間（編按：貴陽市位於市西河、貫城河與南明河的匯合處）。從東部高原望下去，美麗的景色不禁令旅途勞頓的我精神一振。我走在蜿蜒的路上，沿途起碼經過了二十八道紀念當地英雄、英雌的牌坊——因為在中國你可不能忘了女性——才到了南門。就在快要走到貴陽市的時候，我們碰到了兩名押解囚犯的士兵。囚犯被關在兩呎見方的木籠裏，籠子由兩個人像抬轎子似的抬著。這一隊人停在路邊一家客棧休息，籠子裏的犯人飽餐一頓後，現正在那兒喝茶吸菸呢。

我會提到這個話題，是因為我在貴陽第一次看到一種既奇特又高明的殺跳蚤的方法，而且由於成本低，相信西方流行的殺蟲劑也無法受到中國人青睞。鼠籠、人籠我都看過，不足為奇，但是抓活生生的跳蚤籠就很新鮮了。跳蚤籠是個小竹盒，上面有好多洞。盒子裏是個更小的盒子，上面沒有洞。裏面那個盒子塗滿了像蒼蠅紙上那種黏黏的物質。飢餓的跳蚤一見了盒子忍不住好奇便跳進洞裏，立刻就被黏住，再也脫不了身。

這座吊橋大約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其間一共整修了三次。第一次是因為經年累月的使用而損壞，第二次是遭到苗族破壞，第三次則是被大洪水沖垮的。在橋西側底端又有一尊用實心的岩石雕成的大佛像，是十八世紀時建造的。

這一省的天然產物、廉價的勞工，以及與外界溝通困難等因素，使得這裏的生活費用非常低，一磅牛肉或羊肉只要一又四分之一便士，豬肉只要四分之一便士，一打雞蛋一便士，一磅馬鈴薯半個便士。此地的居民約有五萬人。

我們的中餐通常都在路邊吃乾糧，有時則到客棧或廟裏吃。偶爾會有農夫邀我們到家裏吃飯。有一次邀請我們的主人年紀約有六十歲，家裏有五個孩子，其中三個男孩子已經成年了。這位農夫的田地很小，他和他的兒子看起來雖然窮困，但卻是一副誠實的樣子，而且他們也非常注重禮節，吃飯的時候，主人請我們上桌，並拿出自己釀的酒和茶水招待我們，飯後還請我們抽他自己田裏種的菸草。主人和他的兒子圍著我們坐，對我們很感興趣，尤其喜歡看著我們用刀叉。他們全家人都抽菸，女人也不例外，每天要抽掉約兩盎司半的自製菸草。這些切好的菸草，滿滿一袋四盎司重只賣兩便士半。

一路上我們經常看見有人帶著好幾排狗。牠們被養得很好，不僅長得好看，而且還肥肥壯壯的。另外小隻的狗則被裝在竹籃裏用扁擔扛在肩上走。中國人吃狗肉的風俗（大部分在長江以南地區）已經成為西方人最喜歡拿來取笑的事情。我不懂的是，如果狗像豬或者雞一樣地被飼養，為什麼不也能一樣地拿來吃呢？吃狗肉會比每天只是為了好玩而獵殺千百隻飼養的雞、鴿子，或鴨的罪過來得大嗎？

在這個偏遠但和樂的城市裏，我們發現了四十多個傳教士，有的是天主教，有的是新教。新教傳教士住在城裏簡樸舒適且堅固的中國式屋舍，吃的東西亦相當清淡和_圖_書。

有一次我們冒著雪和冰霰艱困地前進，總算走過經常被農田遮掩的道路時，一位官員領著大隊人馬，拿著旗子和戟，敲鑼打鼓地來迎接我們，對我而言真是殊榮。這位官員恭敬地向我致意，並邀我到他的官邸過夜。我在這裏度過了愉快、帶著中古時期風格的二十四小時。他以半隻羊、兩隻雞、兩隻鴨、三條雲南製的毛氈相贈。我也回贈他一把摺疊式剪刀、一副彩色眼鏡外加眼鏡盒、一瓶奎寧藥片、一盎司的奎寧粉、四罐美國濃縮牛奶、一罐法國咖啡和兩盒洋火柴。

我們走的是一條最早的舊路，這條路自從北邊一條較好走的路開發完成後，已經好幾年沒人走了。這裏充滿原始的風光，好像仙境一樣！有個地方叫做黃菓樹，地上像是鋪上一層金色的布，橘樹遍布，樹上結滿纍纍的果實。在這一片橘谷的正中央是一座覆滿青苔的美麗石橋，橋下卻不見水流。這樣的景象在中國經常可以見到，它們都是「歲月的足跡」。我們所吃的柑橘，就像我們的白豬、雞、雉、茶、絲一樣，都是從中國傳來的。這裏盛產柑橘，其中有一種是比較大型的。摘下此地樹上成熟的橘子，吃過的人，都很難相信為什麼倫敦賣的味道差那麼多，因為後者在果皮還是青色時就摘下來了。

在中國要獨處很難，這樣的事實有時也是挺累人的，不過另一方面，熱情和友善往往會超過好奇心。

好心的神父邀請我和烈敦一道進午餐。我們約在上午十一點左右到達那兩扇大門口，一扇門上畫著法國騎甲兵，另一扇畫著一條中國的龍——讓人想起教堂的鬥士。兩幅畫均和實物一樣大小，色彩鮮豔，頗給人一種震撼的感覺。

我已經習慣中國群眾的圍觀了。事實上，我還歡迎他們來看，因為我可以令他們變得更有智慧，而不是讓他們更難過。要是哈洛德（Childe Harold）到過中國旅行，相信他說那句「在孤獨時，我們卻是最不孤單的」的話時，必定能夠更加出自肺腑。

我們朝西走，花了七天的時間穿過高原，經過一個重要的城鎮——安順。在市集出現的日子，此地聚集了成千上萬個來湊熱鬧的人，他們都是苗族人。

這位鎮遠縣令沒有注意到他，只顧著繼續跟我說他是無辜的，等他好像發洩完畢後我說：「可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又不是我的事。」

中國內陸直到幾十年前，一般英國人幾乎仍是一無所知，因此我們的領事人員在內陸的旅遊見聞、歷險事蹟也很少聽到過。軍官、特許權所有人和傳教士的事蹟我們知道得一清二楚，然而忠於職守、默默做事的領事卻多半乏人過問。能夠體察這些領事人員於過去半世紀以來在遠東所做的貢獻的人，均非常驚訝何以他們並未獲頒榮銜與獎勵。難怪一些才幹之士早早便辭去領事的職務，追求更有利的事業去了。

等到我總算有機會可以開口時，我請問他是哪一位。他面露驚訝的神色說：「你當然知道我呀，富萊明先生遇害時的鎮遠縣令就是我。」他接著說他正要趕往貴陽去拜見英國領事烈敦先生，交給對方一份調查報告，因為人家告訴他烈敦已經在貴陽等著展開調https://www.hetubook.com.com查了。他並請我告訴他烈敦領事住在哪裏。

往貴陽途中，有好幾天我們腳下踩的盡是煤礦。這裏的瀝青和硬煤均以最原始的方式開採，和我們比較起來，中國人採礦的方法就像兔子在掘洞一樣。煤礦在當地賣，也運到省會出售，一噸只要三先令！

人家告訴我說這個人是殺害富萊明的真兇，他正要被帶往貴陽受審砍頭。我當面問他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他露出一個愉快的微笑，有點沾沾自喜地答道：「對，就是我。」

我們在一張長桌坐下來。桌上沒有鋪桌巾，但卻擦得十分光亮，上面擺著刀叉、湯匙、盤子、玻璃杯。當豐盛的佳餚一一上桌時，看得我們不禁口水直流。桌上有上等的紅酒和蘋果汁，麵包和蜂蜜，豬肉、羊肉、雞肉，湯和沙拉，橘子、葡萄、石榴和梨。等飽餐了一頓後，我們喝著咖啡、白蘭地，吸著香菸。這些東西全都是當地出產的。坐在那兒，身旁圍繞著臉頰通紅、快樂和藹的傳教士，他們突出的圓肚子還會隨著笑聲振動，令我實在難以相信我們離開距此地最近的西方文明世界——香港——已有五百多哩遠，也難以相信我們不是在享受聞名的沙勒特茲（Chartreuse，屬中古時期法國南部加爾都西修會〔Carthusian〕的教院。一七五七年，其修士製成一種以白蘭地為基酒的烈酒，便稱之為沙勒特茲酒，有黃、綠二種）修士的熱情招待，也不是在哪個同樣知名的法國旅館享用大餐呢。

真是個大好人啊！如今我一想起讓他擔心就覺得抱歉，不過當然，比較安全的路或許就不會那麼有趣了吧。

在四川省就有人以製造修補跳蚤籠為生，他們在晚上挨家挨戶地清潔籠子，重新塗上黏劑，賺取非常微薄的工資。

正當我們在這片讓我想起蘇格蘭的野地打獵的時候，一頂官員乘坐的綠轎子打西邊朝我們這裏過來。當它接近時，我正在離馬路不遠的地方，令我驚訝的是轎夫突然停下來，放下轎子，裏面一位身著貴重絲緞衣服的中國官員從轎子裏走出來，不管地上的泥濘和融雪，一屈膝就跪在我面前磕頭。然後他站起身，抓住我的左手，因為我的右手正扛著靠在肩膀上的槍。他沒頭沒腦地就跟我說他是傳教士的好朋友，在富萊明被殺害以前就已經離開了鎮遠云云。他還說，這件事他也有責任，因為命案是在他的轄區發生的，他應該防止它發生才對，但是我一定要了解他絕不會教唆或鼓勵別人去做這麼可怕的壞事。

「完全不是。這跟我無關。我只是個印度軍官，要從這條路回去緬甸罷了。」

雖然如此，然而許多外國旅者和中國人對兩種蟲子抱怨不已，其中一種行動迅速，另一種遲緩，牠們經常在中國客棧裏出沒，尤其在華西一帶更是常見。我聽從中國人的建議，隨身帶著三大張中國油布，因而幸運地幾乎完全沒受過蟲子的侵襲。我把一張布鋪在床底下或炕上（炕相當於中國的睡椅，中間還可以燒火取暖），一張鋪在床褥下，一張鋪在上面。蟲子不會爬到油布來，於是這麼簡單的方法就讓我安睡到天明。

當做父親的進屋時，三個兒子馬上www.hetubook.com.com站起來，等到父親坐定後才坐下。這一戶人家正在準備中國新年節慶要用的東西，像是做紙錢和甜食等等。紙錢用來燒給祖先，甜食用來祭拜祖先，這些祖先被埋在離家不遠的墓地。中國人相信他們的祖先活在另一個世界，而且祖先仍然關心這個世界的事務，因此也應該要回報他們。

我們往下走到谷底的小溪旁。在我們前面的是一位身著毛皮裝束、體型壯碩的官員，他舒服地坐在轎子裏抽菸打盹，四個幫他抬轎的壯丁在一旁休息。等到他準備再走時，轎夫看到蜿蜒曲折直達對面山上的路時，都不禁長嘆一聲。經我計算，走到上面一共是兩千五百七十四階。不過轎子還是慢慢穩穩地抬了上去，坐在轎裏的人一步也沒走。

沒有受人感激、而且沒沒無聞的烈敦，就是在關鍵時刻會挺身而出的那種人。國家有需要的時候，他一定鞠躬盡瘁，戮力為國。當我望著他騎馬東行，在那個飄著細雨的星期天早晨，他鬈曲的棕髮被雨水濕透，他那高壯的體格充滿著活力，我深深覺得我們國家的利益在他的保護下絕對安全。

就像他前任的英國領事巴伯一樣，烈敦可稱得上是個被|操累過度、但表現仍可圈可點的英國領事館人員。那些和亞洲人貿易而獲得不少財富的英國人太容易忘記他們欠了政府官員多少恩情。要不是這些領事人員離鄉背井，來到孤立無援的異地，憑著膽識和辛勤的努力建立了英國講求交易公平、行事迅速的好名聲的話，他們哪能有今天？

一位權威人士威廉斯（Wells Williams）說過：「外國自然科學家對中國的昆蟲幾乎毫無所知。」

在我遇過的所有亞洲人當中，我比較喜歡中國人做我的旅遊同伴。然而整整兩個月沒見到半個西方人之後突然在貴陽遇到了領事烈敦先生，著實令我又驚又喜。他穿山越嶺地一路從三百哩外的重慶趕來，才十天半就到了——非常了不起。他來此處是要追查殺害富萊明的兇手伸張正義，當他看到我時也和我一樣驚訝。

一月二十一日，我們走了三千呎的下坡到達盤江。這條重要的河流由一座堅固的鐵製吊橋橫貫，靠近橋的西側盡頭我們看到一尊用石頭雕成的十四世紀的佛像，約有十二呎高，佛像上面蓋著一座小屋，裏面的石板刻著一六九五年建造這尊佛像保佑平安的那些人的名字。

縣令大吃一驚，他說：「您來這裏難道不是為了這件命案？」

在一個潮濕多霧、典型的貴州高原清晨，我離開了省會貴陽，繼續朝目的地緬甸前行。前兩、三天有烈敦先生同行，因為他想到野地獵鳥。雖然天候不佳，但是我們依然獵得很盡興，還獵到了好幾對野雉。

國際間的交流和貿易，正是藉由這種小東西的交換而擴展開來。

我一點也沒想到，這個人曾經擔任過一八七五年馬嘉理命案主要涉嫌中國官員的師爺。

凡是旅行家都愛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徑。當我佇立在這座舊橋上，心想或許自己是第一個站在這條橋上的外國人。馬嘉wｗｗ.ｈeｔｕｂｏｏk•ｃoｍ.ｃoｍ理走的不是這條路，傳教士走的也都是較北邊的那條路。因此當我發現後面有好幾百隻眼睛盯著我看，其中見過外國人的大概不多時，我不禁覺得十分有趣。他們好奇地看著我奇怪的服裝，看我鋪著白色的桌布，用刀叉、湯匙、玻璃杯吃著簡陋的食物，其中他們對錫罐裝的濃縮牛奶最感興趣。中國人並不吃動物的奶做成的任何東西，這是個值得注意的事，因為蒙古人卻是以各種奶製品和羊肉做為主食。

像這種大型的雉鳥，在整個中國境內起碼有二十種以上。除了較常見的鳥種之外，我在靠近路旁的地方獵到了流蘇鷸和銀雉。流蘇鷸長長的尾巴常被中國演員拿來當做戲台上的頭飾。

在一條清溪旁，道路順著溪谷蜿蜒而上，直達最頂端的一座廟宇。在這山腳下，我發現了兩個月之前遇害的澳洲傳教士富萊明的墳墓。很難有其他的墓地能比這裏更宏偉、景色更好的了。

調查從下午兩點一直持續到六點。天色變暗後，廳裏就點起當地自製的獸脂蠟燭，另外還有一根外國製的蠟燭，插在一個同樣也是舶來品的舊式黃銅燭台。王大人把文件從他的大馬靴裏抽出來——一種非常古老的習俗——拿到燭火下，藉著微弱的光線開始閱讀。燭光穿透薄薄的紙，使得紙上的字變得十分清晰。這次訪查後，我記下了這麼一段話：

他立刻了解原來自己浪費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還白白弄髒了鞋子和衣服。他一副自覺愚蠢的樣子，很快地咕噥了兩句：「勞駕，勞駕。」（「對不起」之意）然後趕緊坐上轎子離去。

富萊明遇害的消息在事情發生後十二天才傳到英國領事館，這番延遲使得大家擔心我和我的隨從是否平安無事。重慶領事館領事烈敦先生（Mr. Litton）——重慶是離富萊明遇害地點最近的城市——當時便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在漢口的貝思福問道：「文格德人呢？他走的就是那條路，我很替他擔心。要是他走這裏，沿著長江到重慶，就會安全得多了。」

餐廳是一個寬敞的長方形房間，牆上裝飾著和實物一樣大小的壁畫，畫裏一個中國獵人拿著一把新式來福槍瞄準一隻兇猛的老虎，老虎卻只顧著慢慢接近一隻鹿……。

當時烈敦就站在我身邊，臉上帶著笑容，不過隨即又走開，避免節外生枝。

當我讀著我們去王巡撫官邸調查後寫的筆記時，就可以體會到在東方國家，「威望」的力量實在相當地大，不然像王這樣的人來管轄一個異族政府的偏遠省分，怎麼還能當權好幾年沒被推翻呢？

第二天，烈敦返回貴陽，從此我便沒再遇過他。他在雲南省擔任領事數年，勞苦功高，然後奉派參與中緬邊界劃定事宜之時在叢林中被野蠻的佤族人攻擊而受重傷，最後因為披星戴月的關係而染上了熱病，在雲南殉職。

曾經在中國境內遊走的人——當然這不包括傳教士，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要聚攏群眾，向他們傳教的——對謝爾喀（Alexander Selkirk，編按：蘇格蘭水手〔一六七六～一七二一〕，他在智利太平洋島上的獨居生活，引發了狄孚〔Defoe〕創作《魯賓遜漂流記》）下面這首描寫島民的諷刺詩，必能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