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第一、語文和思想不能分開。思想的方式和內容變遷，語文就必跟著變遷，除非你絕對拒絕西方學術，要不然，你無法不酌量接受西方語文的特殊組織。你不能用先秦諸子的語文去「想」康德或懷特海的思想，自然也就不能用那種語文去「表現」他們的思想。如果你用很道地的中國語文翻譯他們的著作，你的譯文讀起來愈是好中文，很可能地就愈不忠實。這道理佛經的翻譯大師都知道，所以他們寧可冒「詭異」大不韙，盡量讓中文印度化，不願失去佛經原來的意義與風味。西方有根底的人們都知道林琴南翻譯的小說儘管是「古道照顏」的中文，所得到的僅是粗枝大葉，原文的微妙處都不復存在。這雖然只是說翻譯，也可以適用於寫作。我們既然接受西方的哲學和文學，能不在上面體驗玩索？能不採同樣的思想方式去想出自己的哲學系統？能不採同樣的看人生世相的眼光去創造自己的文學作品？如果這些都不是分外的事，我們必定有意地或無意地使我們的語文多少受些歐化。

第三、中國語文的優點很多，我們不必否認，但是拿歐洲語文來仔細比較，它有不少的弱點，我們似亦無用諱言。舉幾個最顯著的來說。動詞自身不能表示時間性，雖然有「曾」「已」「正」「將」之類副詞可用，普通人寫作卻不常拿來用，所以要明白動作的時間先後次第，我們常須依文義猜測。文法本由習慣形成，在語文是文法，在思想就是邏輯。我們多數人的思想都缺乏謹嚴的邏輯，所以用語文很少注意文法的習慣，一句話有時沒有主詞，有時沒有主要動詞。主動詞和被動詞有時在形式上可以無分別。最重要的是關係代名詞和關係聯續詞的缺乏，因此寫複合句頗不容易，西文所有的緊湊的有機組織和伸縮自如的節奏在中文中頗難做到。我們很少用插句的習慣，在一句話之中有一個次要的意思臨時發生，或是須保留某一個條件，或是須作一個輕淡的旁敲側擊，我們很不容易順著思想的自然程序與輕重分寸把它擺進那一句話裏；要把它說出，只好另來一句。這個欠缺使語文減少彈性和濃淡陰影。只知道中文而不知道西文的人們自然不會感覺到這些欠缺不方便，知道西文而沒有做翻譯工作的人或許也不感覺到它們嚴重，但是忠實的翻譯者都會明白我說這番話的甘苦。各國語文習慣本各不相同，我們固然不能拿西文文法來衡量中文，但是上述幾種欠缺不全是習慣問題而是思想的謹嚴與鬆懈問題。如果我們能瞭解西文在這幾方面確比中文好，我們似沒理由說中文不應把好的地方接受過來。

根據上面三層理由，我以為久已在進行的歐化運動是必須繼續進行的。這不是一件易事，我明白；它可以弄得很糟，我也不否認。採用歐化的作者有兩點須特別留意。頭一點是不要生吞活剝。各國語文都有它的特性（法國人所謂genie），我們在大體上不能違反它。如果一句話依中文習慣可以說得同樣精確有力，我們就絕對不能歐化它；歐化須在表現上有絕對必要時纔可採用。第二點是不要躁進僨事。語文是逐漸生長的，我和*圖*書們不能希望一個重大的變動一蹴而就。一個作者的語文如果歐化到一般讀者不易瞭解接受的程度，那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群眾需要按部就班的訓練。這一代所認為歐化的下一代就習慣成自然；這一代歐化得輕微一點，下一代歐化得徹底一點，如此逐漸下去，到適可程度為止，也許可以免除許多固執者的少見多怪。照我看，這是自然的大勢所趨。

先說文言與白話。「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誰也不否認，不過「藝術之高下」以用文言與用白話做標準來定，似大有問題。無論用那一種語文|做媒介，是文學作品就得要符合文學的基本條件：有話說，說得好。這兩層都需要思想的銳敏與謹嚴，都頗不是易事，用文言或用白話都不能天生地減去思想上的困難。思想的工作做到家，文言文可以做得好，白話文也還可以做得好。「自然須從艱苦中來，」白話文作者也是如此想：「非白話之能期」，這句話就不像「從艱苦中來」的。文言文所能有的毛病，白話文都能有；白話文所能有的毛病文言文也在所不免。浮淺俗濫，空洞，晦澀，流滑，都不是那一方面的專利品。如果說文言文比白話文簡潔，我大致可承認；但這也看作者的能力，白話文也還是可以簡潔。比如說，上文所引的「以西體為提倡」一句話，用白話來說，「提倡西體」就很夠，用不著「以……為。」「以西體為提倡」讀起來像很順口，但是想起來似不如「以古為則」那樣合邏輯。文言有時可以掩蓋文章的毛病，這是一個眼前的例證。如果不為篇幅所限，這種例證我可以舉得很多。

擺在我面前的是一本新出版的刊物，裏面劈頭一篇就是一位大學中文系主任談中國文學系之精神的文章。他鄭重申明「本系之精神，力矯流俗，以古為則。」他很痛心疾首地罵「無識之徒，倡導白話，競煽小調，共賞傖言，謂合自然，呼為天籟」；同時又罵「詭異之徒，輕議舊業，謂為陳腐，以西體為提倡，創造為號召。」他反對白話的理由是「語言之與文學本有區分，俗曲之與雅奏豈能並論！……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豈村童野老之所能工？且自然與白話有殊，古典非故實之謂。……自然須自艱苦中來，非白話之能期，而古典為經世之必需，尤非可以邪說抹殺」；至於西體不應提倡，是因為「文學有語言文字之殊，又法聲韻之異，是有國別，豈可強同？……文字創造乃自然之演進，必以舊業為基，豈可斬絕歷史，刮滅前言，而以異邦異物，強相改易？」

這問題還是與我們所討論的文學與語文的關係密切相關。它是目前最切實際的一個問題。在討論它以前，我須向「以古為則」者申明，我從識字到現在，四十年不間斷地在讀舊書，從前也做過十幾年的古文，我愛護中國舊詩文的熱忱也許不在他們之下；可是我也常在讀新文學作品，做過二十年左右的白話文；我的職業是教外國文，天天都注意到中文和西文的同異。我也經過罵「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那麼一個階段，現在覺得「無識」與「詭異」的不是旁人而m.hetubook.com.com是當年的自己。事非經過不知難，我希望「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諸公多登一些高峰，然後再作高低大小的比較。成見、固執和意氣永遠是真理的仇敵。

從語文的觀點看，文言與白話的分別也只是比較的而不是絕對的。活的語文常在生長，常在部分地新陳代謝。在任何一個時期，每一個活的語文必有一部分是新生的，也必有一部分是舊有的。如果全是舊有的，它就已到了衰死期；如果全是新生的，它與過去語文就脫了節，彼此了不相干。我們中國語文雖然變得很慢，卻也還是活的，生長的，繼續一貫的。這就是說，白話也還是從文言變來的，文言與白話並非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不但許氏說文裏面的字有許多到現在還在口頭流傳，就是論語、孟子、左傳、史記一類古典的字句組織法也還有許多是白話所嘗用的。我們如果硬要把文言奉為天尊，白話看成大逆不道，那就無異於替母親立貞節牌坊，斥她的兒子為私生子，不讓他上家譜。

我們承認白話在目前還不是一個盡善盡美的工具，它還須加以擴充和精鍊。這只有兩個方法，一是上文所說的接受用得著的文言文遺產，一是歐化。提起歐化，「以古為則」者聽到，怕比聽到白話還更痛心疾首。其實管你高興不高興，白話文久已在接受歐化，和它久已在接受文言文的遺產，同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事實有它的存在理由，是自然演變所必經過的，決不會被你潑婦罵街似地罵它「鄙薄」，「夸誕」，「詭異」，「悖謬」，就可以把它壓倒的。關於歐化問題可說的話甚多，我姑且提出幾點來，供虛心人衡量思索。

「以古為則」者看不起白話文，以為它天生是下賤的，和鄉下老說的話一樣粗俗，他們以為用文言纔能「雅」。這種誤解一半起於他們的固執，不肯虛心研究白話文；一半也起於初期提倡白話文者的「作文如說話」一句帶有語病的口號。我們儘管用白話，作文並不完全如說話。說話時信口開河，思想和語文都比較粗疏；寫作時有斟酌的時間，思想和語文都比較縝密。這在兩方面可以見出。頭一點是用字，說話用的字比較有限，作文用的字比較豐富。無論在哪一國，沒有人要翻字典去談話，可是作文和讀文卻有時要翻字典。作文思想謹慎些，所以用字也比較謹慎些。一篇尋常對話，如果照實記錄下來，必定有很多不精確的字。其次是語句組織。通常談話不必句句講文法，句句注意到聲音節奏，反正臨時對方可以勉強懂得就夠了。至於作文，我們對於文法及聲調不能不隨時留意。所以「寫的語文」（written language）和「說的語文」（spoken language）在各國都不能完全一致。「寫的語文」不一定就是文言，例如現在西方作家儘管研究但丁、喬叟、蒙田、莎士比亞諸古代作者，寫作時並不用這些作者所用的語文（可以說是西方的文言），這一點是擁護古文者所忽略的。至於雅俗並不在文之古今，詩經、楚詞在當時大體是白話，想來在當時也還可以算得「雅」，何以現在人https://m.hetubook.com.com用白話寫詩文，就一定要「俗」呢？依我想，「雅」只能作藝術的或「精美純正的」解，這並不在字本身的漂亮，而在它與情感思想的脗合。如果把「雅」看成塗脂敷粉，假裝門面，那就根本沒有瞭解文藝。我頗有一點疑心許多固執把白話看成「不雅」的「文壇耆宿」對於文藝的趣味並不很高。

好的白話文比起似六朝而非六朝，似唐宋而非唐宋的文言文，好處就在這兩點。第一、就作者自己說，語文與思想，語文與實際生活經驗，都有密切的關聯。在實際生活中，他遇著不開心的事，「哎！」的歎一口氣，心裏想著這聲嘆息還是想著「哎！」傳達這情感於語文時也還是寫「哎！」這多麼直截了當！你本想著「哎！」而偏經一道翻譯手續，把它寫成「嗚呼」甚至於「於戲」，這又何苦來？古人在用「嗚呼」「於戲」時，還是和我們現在用「哎！」一樣歎氣，古人可以用「嗚呼」「於戲」，我們何以一定不可以用「哎？」這還是小事，最緊要的是現時名謂字與拿來代替的古代名謂字所指的常不完全相同。東南大學只是東南大學，你要叫它「南廱」；行政專員只是行政專員，你要叫他「太守」或「刺史」。這不但不自然，而且也不忠實。「以古為則」者似沒有理會「修辭立其誠」一句古訓。

所謂歐化，當然不僅指語文，體裁和技巧也應當包涵在內。有了佛本行讚和唐三藏遊西域記那樣長篇傳記並遊記的模範，我想不出理由我們一定要學司馬遷和柳宗元。元曲固然有它的優點，要在近代舞臺上演，寫莎士比亞、易卜生、柴霍甫那種樣式的劇本，似也未見得就損失尊嚴。我們不必從西方小說的觀點去輕視水滸傳或紅樓夢，但是現代中國作家採用西方技巧所寫的小說似也有相當的成績。此外，說理的文章如果能採用柏拉圖對話集那樣深入淺出親切有趣的方式，或是康德純理批判那樣有系統有條理的方式，似也不一定就要比「論說」「語錄」體遜色。我頗懷疑劉彥和如果不精通佛理，能否寫出那樣頗有科學系統組織的文心雕龍。對於這些問題我不敢武斷，我希望「文壇耆宿」不必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把它們加一番虛心檢討。

做白話文是一件事，讀古典另是一件事。現在一班「以古為則」者以為既提倡白話文就必須廢棄古典，這其實是過慮。就邏輯說，這兩件事中間並無必然關係。就事實說，做白話文的人們談古典的還是很多，施耐庵、曹雪芹、吳敬梓們沒有讀過古典？朱元晦、王陽明一班語錄的作者沒有讀過古典？就西方各國來說，每一個時代的作者都只用當時流行的語文，可是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作者不研究前代的名著。原因很簡單，他們要利用前人在數千百年中所逐漸積蓄的經驗，要承繼歷史的遺產。文學與語文都有長久的歷史，前人已得的成就是後人前進的出發點。後人對於前人的傳統不是因襲，就是改革。無論是因襲或是改革，都必須對於傳統有正確的瞭解。我們儘管做白話文，仍須認清文言文的傳統，知道它的優點和弱點，纔知道那些地方可因襲，那些和-圖-書地方可改革。現代語文是由過去語文蛻化出來，所以瞭解文言文對於運用白話還是有極大的幫助。丟開技巧不說，單說字彙。拿文盲和讀書人比較，讀書人的字彙無疑地較為豐富。在文盲聽起來莫知所云的，在讀書人卻是尋常口語。超出於文盲所有的那部分字彙當然從書本上得來。各國語文都嘗有古字復活的現象。這復活往往由文章逐漸蔓延到口語。在今日中國，復活古字尤其緊要，因為通常口語字彙過於貧乏，把一部分用得著的古字復活起來，一方面可以增加白話文的表現力，一方面也可以使文言與白話的距離變小，文章讀起來不太難，通常說話也不太粗俗不精確。單就擴充字彙來說，研究文言文的古典，確是寫作家應有的準備。我們只略取現在人寫的較好的白話文來作一個分析，就知道古字復活正在大量地進行，也就知道白話文仍然可以承繼一部分文言文的遺產，歷史的賡續性並不致因為放棄文言就被打斷。

白話的定義容易下，它就是現在人在口頭說的語文；文言的定義卻不易下，如果它指古語，指那一時代的古語呢？所謂「用文言作文」只有三個可能的意義。一是專用過去某一時代的語文，學周秦人說話，或是學兩漢人說話。這是古文家們所提倡的。這種辦法沒有很充足的理由，從前似已有人反對過，並不限於現在「無識之徒」。而事實上這也未必真正可以辦到。比如先秦諸子在同時代寫文章，所用的語文卻往往彼此相差很遠。我們以那一家為標準呢？第二種辦法是雜會過去各時代的語文，任意選字，任意採用字句組織法。比如在同一篇文章裏，這句學論語，那句學楚辭，另一句學史記，另一句又學歸震川；只要是字，無論它流行於那一個時代，都一律採用。多數文言文作者口裏儘管只說周秦兩漢，實際上都是用這個「一爐而冶之」的辦法。這種辦法的長處在豐富，短處在駁雜蕪亂，就在講古文義法的人們看來，也未必是正路。第三種辦法是用淺近文言。所謂「淺近文言」是當代人易於瞭解的文言，一方面冷僻古字不用，奇奧的古語組織法不用；一方面也避免太俚俗的字和太俚俗的口語組織法。已往無心執古而自成大家的作者大半走這條路，我想孟子、左丘明、司馬遷、王充、陶潛、自居易、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一班人都是顯著的代表。看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他們的語文跟著時代變遷，不懸某一代「古文」做標準，泥古不化；第二、他們的原則與白話文的原則大致相近，就是要求語文有親切生動的表現力與平易近人的傳達力，作者寫起來暢快，讀者讀起來也暢快。

其次就讀者說，流行的語文對於他比較親切，你說「嗚呼」，他很冷淡地抽象地想這兩字的意義；你說「哎！」這聲音馬上就鑽進他的耳朵，鑽進他的心窩，使他聯想起自己在說「哎！」時的那種神情。讀白話文，他彷彿與作者有對談之樂，彼此毫無隔閡；讀文言文，尤其讀現代人的文言文，他總不免像看演舊戲，須把自己在想像中搬到另一種世界裏去，與現實世界隔著一層。還不僅此，讀文言文須先有長時期的m.hetubook.com.com辛苦訓練，纔能徹底瞭解。這種訓練原來是有益的，不過我們不能希望一般讀者都有。一般讀者知道東南大學是東南大學，不知道所謂「南廱」就不知道東南大學；以為非如此不足以「挽救頹風」，這就未免執古不化了。

這篇文章很可以代表許多維護國學者對於近年來白話運動和歐化運動的反響。我認識的朋友中持這種「以古為則」的態度的人頗不少，而且他們不盡是老年人，我知道上面所引起的文章的作者比我較年輕，因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雅。我很明白他們這一批人的立場，也很同情他們的誠懇；可是我碰巧站在「無識之徒」與「詭異之徒」一邊，對於他們的見地不能心悅誠服。一般人似以為新舊之爭已成過去，不肯再提這老問題，上引一文可以證明它並未完全過去。本來事實勝於雄辯，無論站在舊的或新的一邊，最有力的武器是作品；到最後那一派能產生最有生命的作品，那一派就會勝利。不過不正確的思想和理論也可以迷惑視聽，用人工的歪曲或阻礙自然的進展；所以關於新舊之爭，在思想與理論上多加檢討，還是有益。

第二、文化交流是交通暢達的自然結果。人類心靈活動所遵循的理本來不能有很大的差別，易經所以有東聖西聖心同理同的名言。但是因為有地理上的阻隔，每個民族各囿於一個區域發展它的文化；又因為歷史和自然環境的關係，每個文化傾向某方面發展，具有它所特有的個性，逐漸與其他文化不同。不同的文化如果不相接觸，自然不能互相影響；如果相接觸，則模倣出於人類的天性，彼此截長補短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就人類全體說，這種文化交流是值得提倡的，它可以除去各民族都難免的偏蔽，逐漸促成文化上的大同。一個民族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猶如吸收滋養料，可以使自己的文化更加豐富。這裏我們大可不必聽短見的狹義的國家主義作祟。「相觀而善之謂摩」，這是我們先聖對於個人交友的看法，它也可以推廣到整個民族。「見賢思齊」原來不是一件羞恥，我不瞭解「文壇耆宿」何以必定把接受歐化當作一件奇恥大辱。單就文學與語文來說，歐洲各國從有文學史以來，就互相影響。最顯著的是英文，於今英文所保留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成分極少，大部分都是從希臘、拉丁、北歐語和法文「借」來的。從十四世紀起，英國文學和語文幾乎沒有一時不受法國的影響。因為英文肯虛心採納外來的成分，它纔變成了世界上一個最豐富的語文。為什麼我們就覺得歐化是「騰笑友邦，毒虐國家」呢？難道我們忘記已往翻譯佛典的那一大宗公案？「如是我聞」，「合掌恭敬而白佛言」，「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日鏡相遠，非和非合，不應火光，無從自有」，「以積聚義故，說名為蘊」，「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湼槃而滅度之」……這些語句的組織，如果稍加分析，都是由歐化來的（因為印度文仍屬印度歐羅巴系。）何以古人接受歐化可成經典，我們主張接受歐化，就是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