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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之後的世界，給布萊爾提供源源不絕的機會做這類吸引目光的新主張，讓他沉迷於擺弄誇張的姿態。在九一一之後，他的行程表可用狂熱來形容。他與外國領袖進行了五十四次會談，這是三十一次不同的旅途與四萬哩飛航里程累積下來的結果。

在安理會一致投票通過的餘緒中，以及當布希正享受著國會給予他的壓倒性支持時，布萊爾比較明智的作法應該是讓下議院充分明白，只有當海珊被剷除後，一四四一號決議案對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規定才能被執行。為什麼這麼做會是明智的呢？因為這將使布萊爾可以公開地做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連結：剷除海珊既然是強制移除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必要途徑，那麼聯合國決議案也就跟「政權更替」有了關聯。光是「政權更替」本身作為目標，在聯合國裡永遠不可能吸引到足夠的支持，但是把這兩者關聯起來，在聯合國裡這樣的支持就有可能，在下議院裡也一定能夠擴大對此案的支持與理解。

海珊的這些行為明白顯示出，美國與英國對伊拉克的遏制政策非但不起作用，甚且海珊還能在國內以及區域內繼續製造重大傷害。在暗殺嘗試都失敗以後，用軍事行動除掉他成為唯一的選擇，但這表示美國必須不只願意動用足夠的武力推翻海珊，還必須在軍事行動後主導一個國家重建的計畫。

從擔任總統以來，布希的醫生團隊每年都定時公布他的醫療狀況，只有一次有些許延遲。這次報告沒有引人注意之處，只除了他的脈搏低得很不正常。然而好幾年來布希一直犯下滑稽的語言失誤（Malapropism），使他成為許多笑話的笑柄，因此醫生開始認真考慮他是否患有某種形式的失讀症（Dyslexia，失讀症是一種閱讀或學習閱讀的障礙，有時被稱為「字盲」。失讀症會影響介於百分之四到八之間在其他方面完全正常的兒童。男孩罹患的比例是女孩的三倍。常有家族病史。作家米勒在《布希的誤語詞典：對一項國家失常的觀察》中論說，布希的語言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僅是因為他語言的形式錯誤，而更因為其實質內涵的缺乏理性」。）也有人猜測布希是否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這是一種終身的失常，特色為行為過動，注意力長度不足以及專注力低落。注意力不足過動症也是常常伴隨藥物濫用（例如酗酒）出現的四種精神疾病當中的一種。其他三種分別是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精神分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美國通常在兒童階段被診斷出來，某些州普遍程度到達十分之一，但是通常在達到成年階段之前就逐漸消逝。若躁動症狀嚴重，可用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俗稱利他能〕治療。這是一種類安非他命的藥物，可以讓腦部主管專心與專注做事的部分加強工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常與學習障礙如失讀症同時出現。但是跟包括酗酒在內的藥物濫用也關係緊密，因此是布希的案例引人往這方向進一步猜想的原因。晚近對於帶有閱讀失能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基因研究指出，腦部的去甲腎上腺素機制〔Noradrenergic Mechanism〕可能受到損害。

在大選的準備階段，布萊爾一開始試著靠自己競選，而把戈登．布朗的選戰角色與重要性壓低。這個策略顯然不受到公眾輿論的支持，特別是工黨支持者看不下去，所以布朗很快就被放回選戰的核心位置上。工黨贏得了大選，然而勝差大幅衰退了，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六的選票。工黨得以繼續執政，只得到九百六十萬票，比起二〇〇一年的一千零七十萬票與一九九七年的一千三百五十萬票，是走了下坡。有一個全面性的弊害，那就是想從十號官邸裡以中央集權的方式掌控所有的政府職能；但這些政府職能應該由各專門部會分門負責，一如世界上其他任何主要國家的作法。（令我非常驚訝的是，投票日前兩天，一位當時非常接近布萊爾的人士打電話給我，請我公開支持工黨。他們一定是非常擔心自由民主黨選民的意向，認為我的公開相挺或許可以扭轉頹勢。次日，七月四日星期三，在伯羅奔尼撒參觀過阿波羅神廟之後〔狂妄概念在這裡有深遠的根源〕，我回電告訴他們，我拒絕為工黨背書。我並不希望保守黨執政，但是希望自由民主黨能好好表現，讓工黨的勝差大幅萎縮。我也希望這樣的結果或者能夠說服布萊爾在選後很快就辭去首相，如有必要的話，就使用健康的因素當政治藉口，解釋為何他在選後這麼快就走人。就在當天稍晚，在投票日前夕，我發現太陽報刊出了一份關於布萊爾夫婦的低俗訪談，當中雪莉誇讚東尼的性能力：「我的東尼身體好得很……而且很夠力」〔《太陽報》，二〇〇五年五月四日〕。性|欲的增強跟躁狂行為有關聯，但是在這個例子上，這個訪談怎麼看都是精心安排與算準時間要在選前最後一天發表的，毫不顧慮負面的觀感。布萊爾在這個大位上的表現，現在已經遠遠夠不上可以接受的水平。布萊爾私底下認識到，這實質上是個失敗的選舉，並且說這是他把伊拉克問題搞砸的結果。但是他仍然戀棧首相的職位，而且，雖然選票與國會席次掉得很厲害，他的自信心還是很快就回來了。他從來沒能了解，為什麼這個國家「跨不過」伊拉克問題。他的狂妄症在二〇〇五年又出現了，雖然再也不如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三年那樣顯著。他承諾要辭職；在決定辭職日期的過程中，他滿腦子關注的都是自己的歷史定位。他向外界傳達一個印象：好像他以一人之力，帶領著十號官邸裡的一個小組，就實現了他的政府所啟動的教育與醫療的種種改革。然而在軍事方面，他的持續干預以及「現在主義」已經損及了政績，洗滅了專業幕僚的熱情；資金的支出雖然大幅增加，其效益卻實質上被減低了。布萊爾發展出來的所謂「遞交學」〔Deliverology，譯按：布萊爾用以指稱其施政理念的一個新詞，定義為「一個系統步驟，以促進政府與公部門的進步，並將其成果遞交到民眾手上」〕。顯然與布萊爾治國如企業總裁的想像有關）。

布希總統現在主張，他將採取先發行動，即便我們所察覺的威脅尚未逼近……這個新論述未被明說的部分似乎是，我們主張擁有這種權利——而且唯獨我們有……這個論述形同摧毀了國際社會的一個目標：希望世界上每個國家都認為自己從屬於法律之下，特別是關係到彼此以暴力相對待時應依循怎樣的標準。但是這個法治世界的概念，如今被布希替換成下面這一個：世界上沒有法律，唯一的規則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想怎麼幹就怎麼幹。

他被裁以這項判決，是因為他於一九八八年在哈拉比亞（Halabja）對庫德族民眾使用毒氣瓦斯，當時伊拉克的噴射機在兩天裡空投含有氰化物的化學藥劑（這是伊拉克在一家德國公司的技術支援下研發出來的），超過五千名平民遭到毒害喪生。可恥的是，中情局當時給它的駐外單位送出一個簡訊，指稱這毒氣彈有可能是伊朗方面投放的。在對自己的國人做出這項種族屠殺的犯行之後，海珊的行為就跨過了一個門檻，直接挑戰到聯合國成立的目的本身。當時安全理事會沒有對伊拉克做出嚴厲的、報復性的制裁，而世界各國對此事也只有聲音微弱的抗議——這是不可原諒的，不道德的，也清楚地違反了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禁止種族屠殺公約》（CN Convention on Genocide）。由於美國的反對，使得海珊免於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接受跟米洛塞維奇類似的審判；就國際正義而言，這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布萊爾的威望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或許已經一去不可恢復。不只在他的黨內是如此，在全國範圍也是一樣……如果辭職辭得漂亮，布萊爾的首相時代較有可能受到史家的正面看待。還是有其他機會在前方等待布萊爾，例如世界銀行總裁一職就有不小的希望。

彈劾權在美國仍屬於國會的職權，但是在英國，這個選項已經行不通了。從前的國會能夠對任何官員以「重罪與劣行」之名起訴。華倫．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就是一個著名的案例：一七九五年，經過七年的審判之後，上議院就所有的指控做出了無罪的判決。一八四八年對帕梅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的彈劾案也未成功。彈劾權作為一種威脅，可以制衡美國總統的權力，如尼克森案所顯示。柯林頓的彈劾案指控的是他作偽證而非他的性醜聞；雖然充滿爭議，但這項訴求是正確的，只是國會很務實地不願意真的彈劾他。彈劾權的存在是為了一個有用的目的：讓在位的美國總統不要忘記，他們並非無法被挑戰，有一種權力更在他們之上，能夠讓他們在下次大選到來之前就下台。在英國，這種權力是經由國會投票來實踐，或者由首相所屬政黨明白終止對首相的支持。然而當首相比他的政黨更受民眾歡迎的時候，這種狀況幾乎不會發生。

相較之下，布希安排他的行程比布萊爾有紀律，會堅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表現上也較能自制，不像布萊爾那樣狂亂。英國媒體受到十號官邸——現在配備了新的外交事務與國防部——的鼓勵，把英國在阿富汗戰事初期的參與程度向英國大眾做了誇大的描繪。不過英國其實只發射了幾枚巡弋飛彈，以及派空降特勤隊做了一點貢獻。除此以外，這次入侵從頭到尾都是美國的行動：中情局設定所有的主要參數，投入美金建立起北方聯盟（Northern Alliance）；五角大廈動用特種部隊與空中火力，以使得那些願意與塔里班政府戰鬥的阿富汗領袖獲得戰場優勢。但是布萊爾為了強化他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印象，在二〇〇二年一月月初飛到喀布爾，這時北方聯盟從塔里班手裡奪回這座首都才八個星期。布萊爾長期睡眠不足，雖然不久前在埃及度過一個假日，這時還是顯得筋疲力竭，精神上與體力上都是如此。

然後二〇〇四年十月一日，官邸突然公布布萊爾到漢默史密斯醫院做了心導管燒灼手術，當日完成，並未住院。布萊爾的醫生描述他的狀況是「心跳不規律」，但醫院方面稱手術原因是心房撲動。所謂燒灼，是將心臟裡經過定位的部分用心導管尖端的射頻加以燒去，手術結果似乎很成功。

電話開始不久我提醒布萊爾，我人在柏林，使用的是公共線路。布萊爾笑了出來，他說他希望每個側聽的人都知道他的焦慮何在。他是出奇地坦率，我們進行了一場熱烈的討論。然而這是我第一次留意到他的音調裡有一種亢奮的味道。不久之後布萊爾與柯林頓之間產生了實質的緊張關係，因為他們對於是否需要準備派出地面部隊意見不同。四月二十一日，布萊爾對國會說，地面部隊是一個選項。

三月十七日顧爾茲密斯完成了一份簡短許多但意旨也明確許多的報告，其中稱「對六八七號決議的實質違犯，重啟了六七八號決議裡使用武力的授權」。這份報告被口頭提交給內閣，又在下議院中重述一次。布萊爾主張，第二份報告僅僅是第一份報告的節縮本；所以不管各方再怎麼嘗試，他一直拒絕公布第一份報告。這件事持續受到爭議。二〇〇五年三月九日，在大選之前，布萊爾說：「有人說檢察總長的法律見解跟檢察總長對國會的陳述不一樣，這種說法擺明就是荒謬。」然而資訊委員李查．湯馬斯（Richard Thomas）於二〇〇六年對檢察總長發出一份強制執行通知書，要求他公開第一份報告，理由是他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所做的建議「顯著地比他三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報告模稜兩可得多」。這份報告於是在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被公開。檢察總長第一次的法律見解，對任何能公平判斷的人來說，是冗長、偶爾模稜兩可但卻平衡的。第二份報告則是簡短而且有明確判斷的。毫無疑問，內閣原本應該要被提醒，未來可能有遭到法律挑戰的風險。布萊爾等於是在這個重要的法律議題上，自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六年操弄了內閣與國家。布萊爾的行為——即決定不公開第一份報告——是令人全然不可接受的。資訊委員形容「這個決定的嚴重性與影響程度，跟令國家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是同一等級」。

次日布萊爾在芝加哥發表了一場演說，演說中他試著界定一件事：英國「應該在什麼樣的狀況下積極地介入其他民族的衝突」，以便捍衛英國信奉的價值。先不管布萊爾的論點有何正確或錯誤之處——事實上那些觀點我大多也都同意，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為了這場如此重要的演說，白廳內部事先所做的研究與準備是如此之少。演說是由一位研究戰爭的教授勞倫斯．傅利德曼（Lawrence Freedman）起草的，當他看到布萊爾近乎原稿照用也感到意外。外交部與國防部只做了微乎其微的貢獻。

二〇〇三年八月二十九曰是另外一個轉捩點。這一天位於納傑夫（Najaf）的伊瑪目阿里清真寺（Imam Ali Mosque）遭到炸彈攻擊，阿亞圖拉．巴吉爾．哈基姆（Ayatollah Baqir al-Hakim）——深具影響力、路線溫和的什葉派領導人——在事件中喪生。到了年底，連布萊爾狂妄的自信心也開始離他而去。十月十九日，布萊爾由於心臟問題被緊急送進醫院，在門診部接受心臟復律。（心臟復律〔cardioversion〕或去顫〔Defibrillation〕的進行，是使用去顫器〔Defibrillator〕在胸壁上施以算準時間的直流電電擊。如果病人意識清醒，在實施電擊前會用麻|醉|葯讓他入睡。電擊之後，病人的心律通常會回復正常。）

我下一次與布萊爾談話是在科索沃危機期間，當時北約正忙於對塞爾維亞實施空中攻擊。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布萊爾首相出乎意料地撥電話給我，想跟我做一次詳細的長談，討論他對局勢惡化的憂慮。塞爾維亞的軍隊很大部分仍未受到北約轟炸的影響；而他想跟我談一談我已經公開表達過的觀點：我們應該一開始就啟動北約的地面部隊。我這些看法與季辛吉相左，也曾經被當時的英國國防部參謀長查爾斯．古特里將軍（Charles Guthrie）在一篇文章中點名批判。這多少是有點悖於慣例的，因為參謀長不應該有政治化的發言；這是個雖然微小但不容忽略的警訊。柯林頓的軍事顧問顯然讓總統以為，可以用威脅的方式讓米洛塞維奇退縮，如果他不退縮的話，來一次四十八小時、最多七十二小時的轟炸就能搞定他。結果最後北約花了七十八天進行空中轟炸，而且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葉爾欽的強力介入才讓米洛塞維奇同意撤回塞爾維亞的武裝軍警。他們離開時極不情願，也從未承認是軍事上的敗退。

採取軍事行動所需的政治條件該怎麼創造，以及行動後的後續發展該如何策畫，這些問題都太少被考慮了……當首相四月裡在克勞福德與布希總統會談伊拉克問題時，曾說英國將會支持軍事行動來促成政權更替，前提是下列幾個特定條件都滿足的話：有足夠的能力來組成一個聯盟以及形成大眾輿論、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危機維持平靜、透過聯合國武檢人員來移除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武器的這個行動選項已經走投無路……戰後佔領伊拉克可能使我們走上國家重建一途，那將會十分漫長與極其貴。如先前我已闡明的，美國軍方的計畫在這一點上幾乎是不置一詞。

布萊爾對史卓表現出怎樣的輕蔑（這常常跟狂妄一起出現），可以從下面這個例子看出來：根據一份外洩的訊息，在法國公投否決接受歐盟憲法之後，兩人在唐寧街官邸商談此事；史卓曾在一九七五年英國就是否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的公投力主投反對票，因此很歡迎法國的決定。兩人會談結束後，據說布萊爾找另一位顧問談及此事時，很不屑地說了「妓|女！」（Tart）這句出自最接近布萊爾小圈子的罵人的話，引起了公眾極大的關注；雖然官方予以否認，但從來沒能平息這個故事引起的風波。史卓的表現多少也有問題：在伊朗問題上他說，任何對伊朗核子設施做先發的軍事攻擊都是「瘋子」。史卓說這話顯得頗有用意，彷彿他擔心的是，布希與布萊爾可能利用任何現有的威脅，來合理化他們的先發攻擊（作為針對伊朗核濃縮計畫進行談判的籌碼之一）。史卓在二〇〇六年五月被布萊爾降職，遺缺由沒有外交經驗的瑪格麗特．貝契特（Margaret Beckett）接任。布萊爾也指派一位新的國防部長。伊拉克戰爭期間的國防部長吉奧夫．何恩雖然自始至終都對首相十分忠誠，卻還是逐漸被他排斥在外。

美國有一本談論伊拉克戰爭的書，書名就叫作《狂妄》（Hubris），這很能說明問題核心。在二〇〇三年五月一日，布希總統像一個好萊塢演員一樣穿上飛行裝，飛到停泊在加州近海的亞伯拉罕．林肯號航空母艦，站在飛行甲板上慶祝伊拉克戰事的勝利，而船艦的指揮塔則醒目地裝飾著「任務完成」的標語。這是程度極其嚴重的狂妄行徑。這對戰場上的部隊同時也是一個輕蔑的侮辱（即便也許不是有意的），因為他們知道那「任務完成」的標語有多麼荒謬。倫斯斐知道狀況，他勸布希不要在演說裡真的用上這兩個字，但即便如此，布希還是說：「在伊拉克的戰場上，美國與盟友們已經獲勝。」布萊爾從來沒說到這個程度，但是他在一開始時的用詞也還是太得意洋洋了。

我太太跟我於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再度在十號官邸與布萊爾夫婦共進晚餐。我清楚了解到，布萊爾打算讓英國追隨布希的伊拉克政策，而且我的意見與他一致。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九九八年晚餐時他還願意與我推敲伊拉克複雜的國內政治，此時他的態度卻迥然不同，完全不願意就入侵伊拉克的後續發展做任何細部討論。我認為，在終結海珊與伊斯蘭遜尼派的統治之後，必定會遭遇複雜的政治困局，因此需要冷靜的探討。所以我試著故意站在伊拉克的立場來跟他談這個問題，但是布萊爾卻完全拒絕討論。他似乎相信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就算有也正在解決當中。我當時誤以為他之所以不願詳談，是因為他視這方面的資訊為高度機密，而且這類資訊某種角度而言也確實是機密。但是談到科索沃時，他卻又願意談敏感的軍方事務，態度很不一樣。

這樣的狂妄也擴散到布希身上。說話的語氣活像西部牛仔電影裡趾高氣昂的鄉下警長，他向美國人民保證，在打倒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權之後，一定會捉到賓拉登，「死活不論」。他的妻子常常拿這事開他玩笑——這是一個好現象，這表示布希身邊並非每個人對他說的每句話都完全贊同。

與此相關的是布萊爾的宗教信仰，以及他看待自己與上帝之間關係的特殊角度。布萊爾是一位非常虔信的基督徒，他的英國國教高教會派（Anglo-Catholic）信仰對他至為重要。公開對外時他選擇降低虔誠信徒的色彩，因為在英國，一個政治人物展示宗教信仰對選票絕對不會有好處，跟在美國這麼做有時似乎能贏得支持的情況並不相同。然而在二〇〇六年三月四日的一次電視訪問上，或許是由於已經承諾將在下次大選到來之前辭去首相的緣故，布萊爾放下了談論自己信仰的矜持。在被問到伊拉克問題時，他說：「如果你有信念，就會知道，關於這些事是別人來下判斷。如果你信上帝，那這些事上帝也會判斷。」這裡隱含的是，布萊爾覺得他真正對之負責的不是選民全體，而是上帝。然而，如果他已經確信自己是好與善的，那麼這種負責之感將不會太束縛他；只有意識到自己有犯罪能耐的人，才會由於負責感而自我約束。對上帝的信仰，因此，成了促使他走向狂妄而非約束他的因素。

布萊爾在九一一之後不久的工黨大會上做了一場演說，演說中他向美國人民承諾：「我們一開始就與你們站在一起，也會陪你們走到最後。」這種令人瞠目結舌的語言，就是他染上狂妄症的一個警訊。布萊爾現在完全依靠十號官邸裡新設的祕書處，結果使他的決策缺乏客觀、正直以及集體性。他在處理二〇〇一年入侵阿富汗與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的後續發展時有許多錯誤判斷，表現也相當無能，這三項缺點在其中都十分突出。

布希與布萊爾在決定入侵伊拉克時展現了勇氣，作為一個相信代議民主制優點的人，我願意政府首長遂行領導。對這樣的領導人來說，特別是（但不只是）在戰爭期間，去推動、激勵與挑戰他們在外交與軍事方面的顧問也是必要的。這種對領導的觀點，在艾略特．柯亨（Eliot Cohen）的《最高指揮》裡有很好的陳述。然而布希與布萊爾並沒有充分地遵循這種領導概念。柯亨在他四個案例研究裡寫道：「林肯尋找戰爭概念跟他自己相同的將軍；法國總理克里蒙梭試著在有同樣能力但是彼此衝突的軍事將領之間維持一個均衡；邱吉爾毫不容情地探究更多選擇；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決心在複雜的狀況裡只掌握根本要項。」然而布希或布萊爾似乎都沒有在伊拉克戰爭的軍事計畫或實際執行上投注多少思考。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有報導稱，一位專科醫生騎機車火速趕到十號官邸給布萊爾看診，原因是布萊爾突然有劇烈的腹痛。媒體上猜測這次急診的原因是盲腸炎，但是心臟專科醫生更擔心，這也可能是心房撲動一個可怕的、但很幸運並不常見的併發症——心房中形成一個血塊，其碎片落腳在供應腸道的血管裡，阻斷了氧氣的供應。這會造成劇烈的腹部疼痛。很幸運地，這件事最後只是虛驚一場。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日，布萊爾與布希在美國會面，當布萊爾問起伊拉克，總統答道，伊拉克不是最直接的問題。總統補充說，他的政府裡有幾位成員表達了不同的看法，但他才是負責做這個決策的人。要等到入侵阿富汗之後，布希才選擇要讓海珊倒台。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要倫斯斐準備一個入侵計畫，「讓中東地區的美軍司令湯米．法蘭克斯（Tommy Franks）瞧一瞧要用到多少東西」。布希政府現在開始公開與有意地把伊拉克與蓋達組織連結起來，也開始對全世界傳達一種美國的形象：這個國家要做什麼就會去做，不需要考慮其他國家。國際法他們也不放在眼裡。這是布希的政策，但是倫斯斐與副總統迪克．錢尼（Dick Cheney）的想法也分毫不差。布希本人在伊拉克問題上開始露出一種急躁的態度，隨時準備衝破國際上所有限制，幾乎不考慮可能帶來的結果。

入侵伊拉克之前，美方本來在二〇〇二年有非常好的理由可以跟伊朗發展一段對話關係。但人們很容易就忘記，伊朗人曾在美國入侵阿富汗時提供不少援助，曾經協助動員北方聯盟，也曾在蓋達組織的幹部於二〇〇二年跨入伊朗國境時，把他們從聖城馬什哈德（Mashhad）給趕出去。海珊被推翻後，在伊拉克佔多數的什葉派必定會掌握權力，在這個基本情勢下，同屬什葉派的伊朗從旁作亂的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布希與布萊爾卻判斷，就算不擴大與伊朗對話，他們也能夠應付伊拉克的什葉派。我們很難判斷布希如此決策背後有哪些考量，但是過度自信一定是因素之一。他決定拒絕與敘利亞進行任何對話也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敘利亞人可以影響伊拉克的伊斯蘭遜尼派。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關係注定會充滿不安，因為在任何發展中的民主體制，佔少數的遜尼派將不得不習慣自己再也無法掌握優勢權力的事實。聯軍如果不與周邊國家協調，而是決定單幹下去，就會發現伊拉克境內的叛軍能夠經由邊界，從敘利亞與伊朗得到支持與補給。

國防部參謀長海軍上將麥可．波伊斯（Michael Boyce）也出席了那次會議。他說：「軍方一直在問的問題是長長一串。比如說，如果海珊在開戰第一天就動用大規模毀滅武器，那會造成什麼結果？或者，如果巴格達沒有潰敗，而開始打起都市游擊戰的話，那該怎麼做？」同樣在場的還有三位布萊爾政治任命的官員：約拿珊．包威爾、阿拉斯泰．甘貝爾以及莎莉．摩爾根（Sally Morgan）。自此十號官邸裡的焦點就不再是軍事戰略，而是政治，因為他們開始著手讓英國的輿論大眾接受戰爭。要命的是，他們選擇的方式，是把海珊握有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議題推到最前線。

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到躁狂或狂妄行為時，腎上腺素（Epinephrine，英式英文為Adrenalin）這種由腎上腺髓體分泌的荷爾蒙總是一再地被提到。但是如果在這兩者間有任何連繫的話，那也是透過情緒雙重因素理論才能解釋的複雜關係，意思是說，腎上腺素可以製造生理上的激勵作用，但還是需要思想或認知的過程來詮釋這個激勵有什麼意義。

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布希夫婦與保羅．布列梅爾夫婦在華盛頓有一次私下的餐聚。在看到布列梅爾的組織圖上顯示有二十個人直接向他報告之後，布希說：「你看，我知道你讀過商學院，但我也讀過商學院。你讓太多人直接對你負責了。」十月二十七日，當布希與布列梅爾一起白宮健身房鍛鍊時，布希問起倫斯斐的事：「他真的直接控管這麼多細節？」布列梅爾說對，布希則露出一副非常驚訝的模樣。白宮裡只有極少數人不知道這是倫斯斐改不掉的惡習，布希就是其中之一。這也顯示出，布希這位最高統帥並不真正地掌握狀況。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上議院的一場爭論裡，我支持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進行獨立調查，並且呼讓成立一個類似達達尼爾委員會的小組（Dardanelles Commission，於一九一六年成立，為了調查前一年二月發生的軍事災難。譯按：一戰期間英法聯軍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作戰，以五十萬軍力在達達尼爾海峽強行登陸，造成陣亡十三萬人，傷兵二十六萬人的慘劇）。二〇〇六年十月，英國陸軍參謀長李查．達納特爵士（Richard Dannatt）公開批評政府的政策；這是自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再沒有發生過的事。布萊爾此時氣勢極弱，不敢因此動他。前任國防部幕僚長查爾斯．古特里將軍也在二〇〇六年公開稱呼英國與北約在阿富汗部署的軍力「像一隻啄木鳥」。二〇〇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國政府勉力擋住外界調查伊拉克戰爭的要求，然而同時承認，這個調查早晚大概還是得進行。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出現了更多要求進行調查的呼聲。

在處置復興黨人以及伊拉克部隊的問題上，不只英國內部的意見分歧，美國這邊的看法也很混亂。

在二〇〇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議院一次激烈的院會中，巴特勒首度不以調查委員會主席而是以個人的身分說話。他指責布萊爾在情報問題上「不真誠」（Disingenuous）；他用這個詞，只是因為國會慣例不容許指稱他人說謊。巴特勒說：

在英國，從許多後來被洩露出來的官方文件裡，我們清楚知道這些後續規畫的議題如何被提供給布萊爾，以及他如何一再忽略官員們所明白表示的顧慮。誰要是有興趣分析這時英國政策的決策錯誤與執行無能，這些外洩的文件是一個裝滿內幕訊息的藏寶窟。彼得．黎克茲爵士（Peter Ricketts，外交部的政治主任）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發出警告：「美國急就章地把伊拉克跟蓋達組織關聯起來，目前看來，老實說，沒什麼說服力。」關於伊拉克與蓋達組織，先前就出現過一些故事稱兩者之間有所連繫。其中有一個流傳特別久的，描述了九一一的首謀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在劫持飛機的五個月之前，曾在布拉格與一位伊拉克情報局幹員見過面。有一段時間我也相信這個故事，並且在《華爾街日報》上寫文章談過。但這個故事是假的，而且早在入侵伊拉克之前許久就被推翻了。儘管如此，錢尼的首席助理路易斯．李比（Lewis Libby ，綽號「速克達」）還是孜孜不倦地到處宣講這個故事；《時代》雜誌後來形容這個故事是「李比打不死的最愛」。從這裡我們也見到一個跡象，在這整段期間裡，白宮使用情報資料的方式是多麼地鬆散。

我們越來越能確定，布萊爾遮掩了他疾病的真實狀況，也故意讓選民誤以為那只是小毛病。一位有調查精神的記者稱這種作法為欺騙。布萊爾不是史上第一位政府首長這麼做，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位。然而這是他在十號官邸裡任職時期的代表性象徵，也與他的狂妄症候群符節相合。

布萊爾爭取第二決議案的失敗，帶來了重大的損害。這個目標從一開始就是徒勞與虛榮的。「入侵的合法性無需倚賴第二決議案」這個主張的可信度被削弱了，爭取的過程也動搖了國際社群在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上建立的共識。這件事還激化了歐盟國家在安理會中的分裂：法國召集了反對第二決議案的國家，而西班牙與英國露出無能為力的窘態。虧布萊爾還使用過這麼多支持歐盟的修辭。

在可能讓國家領袖傾向狂妄的個人特質方面，布萊爾身上有好幾項十分突出。首先，如所有為他寫傳記的作者一致指出，最早他熱衷的並不是政治，而是表演。在中學時期，以及在牛津讀書的時候，他的興趣都是在舞台上，要麼在話劇裡演一個角色，要麼當搖滾樂團的一名成員。種種跡象顯示，他走入政治並不是出於意識型態的確信——學生時代他支持的是保守黨，但是他總是努力陳述一套會讓他落腳在工黨裡的政治哲學。他走入政治，是因為政治提供一個非常大的舞台讓他表演。作為一位政治人物，布萊爾表演的劇碼範圍之寬廣以及演出之精湛，已經得到多方矚目。政治人物，特別是當他們對細節沒興趣時，似乎很容易自戀，但是骨子裡是演員的政治人物會傾向特別嚴重的自戀。在他們的政治圖像裡，他們自己站在舞台中央，所有人的眼光都不得不落在他們身上。布萊爾喜歡所有的訊息都放在一張或最多兩張紙上；背景資料他常常並不閱讀。對他這樣的政治人物來說，表現與編謊話會變得如此重要，也就不令人驚訝。這類骨子裡是演員的政治人物的自戀心態，使他對扮演英雄角色幾乎沒有和_圖_書抵抗能力。因此，這樣的人本來就很有潛力發展出狂妄症。

根據安東尼．塞爾頓，「當布萊爾聽到這件事，他給予全力的支持。但是結果卻什麼也沒發生，因為遭到新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麥可．沃爾克（Michael Walker）毫無轉圜餘地的抵制」（沃爾克是接替海軍上將麥可．波伊斯爵士的位子）。戰爭內閣原本可以決定再度部署這些部隊，而且如果他們這麼做的話，將使布希無法拒絕跟著照做，倫斯斐也將不被允許讓第一騎兵師的一萬六千名部隊在「場邊待命」（offramp，譯按；倫斯斐本來應該將第一騎兵師派往伊拉克，卻遲遲不讓他們上路。他多次用offramp這個字來稱呼他的這種調度，因此成了一個爭議的字眼。這字本義是高速公路上的出口匝道。）。

自從我與布萊爾的那次電話討論之後，我開始體會到，他的領導風格是多麼地個人化，跟我見過的詹姆斯．卡拉漢擔任首相時所採取的分嚴謹與步驟井然的風格是多麼地不一樣。布萊爾喜歡說自己是追隨柴契爾的領導風格，但此一宣稱在許多面向上都不正確，特別是當我們觀察她處理福克蘭戰爭時精準的手法。跟布萊爾不同，她對自己的政治哲學有一種令人敬畏的堅持，而且她對細節的關注是出了名的。但是最大的差異，還在於當上首相時她已經是一位老手，先前在哈洛德．麥克米蘭與愛德華．希思所領導的政府裡已經服務過許多年。相反地，當布萊爾走馬上任時，他是英國繼一九二四年的蘭姆塞．麥克當諾首相之後最缺乏行政經驗的首相——這兩人在進駐唐寧街十號之前，都不曾擔任過任何部長的職務。事後來看，經驗不足對布萊爾施政表現所造成的損害，比我一開始想像的還要嚴重。

在那次餐會上，布萊爾令我關切之處，並非他支持入侵的立場——這個立場我同意；也不是他希望間接地把訊息放出去——這個作法我了解；而是他思維的封閉性格。我很遺憾這一點當時沒有讓我產生足夠的警覺，但是我走出官邸時有一個強烈的印象：跟三年半前會餐時相比，這時的布萊爾已經變了一個人。在這第二次餐會上，狂妄症的幾個症狀已經明顯地浮現出來。他除了對戰爭目的懷抱堅定信念之外（那天我開車回家與太太一路上都在討論這個話題），還對自己有絕對的信心，另外他也表現出新的特徵：一副無法停止與過度躁動的模樣。入侵之後的局勢很可能給他帶來一些棘手的困難；他卻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對我來說，這代表他已經鐵了心，要強制伊拉克更換政權。跟上次一樣，在他的談話中，大規模毀滅武器並不是主要的話題。他所專注的就是出於道德與地緣政治的理由，海珊必須被除掉。他的這些決定我都支持。但是如同我太太事後所說，他彷彿當自己是救世主。

這個政府在所有階層上，都太強調賣點，有太多的中央控管，卻太少那種我願稱之為理性討論的元素……內閣現在已經不做決策了（我想這完全不是秘密了吧）……所有這些，都是這個國家的政府之所以糟糕的原因。

布列梅爾的行事風格像總督一樣，一個例子是他抵達伊拉克的第十一天時發布的CPA命令第二號：這道命令解散了伊拉克陸軍、空軍、海軍、國防部以及情報部門。然而在三月十二日時，布希跟他的戰爭內閣曾經達成決議要解散共和衛隊，但是保留正規陸軍的編制。顯然布列梅爾下達命令時，並未就命令細節諮詢國務院、中情局或萊斯，也沒有知會伊拉克的政治人物（更別說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或許是個致命的錯誤，而且布列梅爾拒絕改變成命。

但是當布希於九月十五日站在廢墟當中，抓起大聲公說：「那些把這些建築打倒的人，很快就會聽到我們所有人的聲音。」從這一刻起，他就稱自己為「決斷者」。他要當一個「戰時總統」，並視自己最優先的任務為動員美國人與準備作戰。他這麼做時，所使用的「反恐戰爭」這個語彙並不精確，甚至有點誤導，但是緊接在事件發生之後的情境裡，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需要讓他的國家振作起來，來面對那個由蓋達組織所代表的敵人。問題在於，沒有多久，他的自我形象跟著也誇大起來了。他發出豪語，一定要「把他們查個水落石出，讓他們屁滾尿流」，並且在九月十六日那天，他發誓要「除掉世界上所有作惡的人」。這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真實地反應了他採取的方式。他視這場戰爭為軍事戰爭，就跟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但是他（至少有好一段時間）沒有認識到，那些戰爭已經一去不復返，而眼前的戰爭，用英國將軍魯培特．史密斯（Rupert Smith）的話來說，是「在人民之間進行的戰爭」。那個要拾起武器走向國際的意志，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之後，又回到了美國身上。

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與英國首相東尼．布萊爾兩個人，在決定發動伊拉克戰爭以及處理戰爭篇後續發展的過程中，清楚地演示了狂妄症候群上身是怎麼一回事。我做這樣的詮釋，證據一方面來自於目前已經公開的大量資訊，這些資訊說明了這場戰爭是如何發生的；但是另一方面，特別關係到布萊爾，證據還來自於我就此事親身與他的交涉，時間是在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三年之間。這一章跟本書其他章節的案例研究（第三至六章）有所不同，先後的章節對於所描述的歷史時代，有較大的觀察距離與縱深。

在入侵之前七個月，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勸布希在採取直接的軍事干預之前，先找聯合國。二〇〇二年八月五日，鮑威爾在一次晚餐會談上警告布希，不要繼阿富汗之後，又把伊拉克變成美國單邊干預的國家，而是要尋求聯合國的支持。萊斯是唯一在場的第三人。根據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鮑威爾說：「你還是可以爭取聯軍或聯合國行動，來做必須做的事。」他也警告別把阿拉伯世界弄成一個「大熱鍋」，免得所有美國在當地的任務都吸不到氧氣，不只反恐戰爭，也包括所有其他外交、國防與情報事務。鮑威爾的主張受到布萊爾強力的支持。九月十二日布希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由於他的演說提示漏了關鍵的一段，他即席表示，美國將會與安全理事會合作研擬出必要的決議案——他本來要說單數，結果說成複數。法國利用這個言詞上的漏洞，要求必須要有兩個決議案。次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授權對伊拉克動武決議」。總統於是得以「依照他認定為必要與適當的方式」採取軍事行動。

布希總統相當正確地把握了這個時機。首先，他選擇對阿富汗及其塔里班政府採取軍事行動，因為他們庇護了九一一的攻擊者——蓋達組織。先前就有其他問題重重的國家，如索馬利亞與蘇丹，跟蓋達組織有所來往，而阿富汗窩藏國際恐怖組織的行為，在九一一之前就已構成軍事制裁的原因，現在則讓美國更有壓倒性的理由用先發制人的行動來對付它。在蓋達組織對紐約與華盛頓的攻擊發生之後，世界主要國家中很少有人還會懷疑，作為第一步的回應，對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有什麼不對。我們也應該記得，九一一攻擊並非針對布希個人的政策或行動而來，雖然今天世界上有許多人似乎是這麼想。它更不是對阿拉伯與以色列爭端的直接反應，而是源自更早的事件——當柯林頓總統積極介入巴勒斯坦領袖亞瑟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與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之間的和平談判時。

容我直說，在這些議題上，我是美國唯一真正會聽從的西方領袖。這是要付出代價的。這表示我對他們不曲意討好，不公開協商，以及我不列舉要求。這是在走一條非常困難與微妙的鋼索。當然，如果我從根本上不同意他們的目標，那我也得說出來……我的目標必定得是把美國人拉到一個有意義的伊拉克策略上，只在正確的情境下考量軍事行動，以及擴大這個策略的適用範圍，讓它也能用在中東和平進程、非洲，還有阿富汗。

我們沒有立刻趕到巴格達去的必要。我們最好在去到巴格達之前先計畫一下。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除了四頁投影片檔案簡報以外。這太自以為是了。我們習慣開佛福維茲、費斯等博士幫的玩笑，他們最知道了……事情搞成這樣，是因為先決條件都是我們設定的。這個爛攤子是自找的。

問題就在這裡：無論英國還是美國，都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情報證明伊拉克有那些武器。首相在這一點上卻不真誠。英國情報圈在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告訴他：「我們對於一九八八年年底之後的伊拉生化武器發展，所知非常有限。」這句話首相卻沒有告訴我們。事實上，就在一個多月後，他對國會說，我們的情報單位所描繪的圖像是「廣泛、深入與權威性的」。從情報界所提供給他的材料看來，這幾個詞根本就沒有根據。

九一一之後，美國再度發展出政治企圖，要用一九九一年的地面部隊規模重返伊拉克。我當時覺得，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問題，最好是在推翻海珊後再處理。跟其他許多研究此問題的人一樣，我也相信海珊在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但是這不應該成為入侵伊拉克唯一的正當理由。海珊當時已經嚴重違犯了許多聯合國決議案，那些是他在波灣戰爭被擊敗後必須遵守的。

不幸的是，布萊爾的想法完全固定住了，他認為需要有明文的第二決議案才能授權發動戰爭。他相信自己能讓這樣一個議案通過時，表現了非比尋常的盲目。誰要是警告他此事不可行，他就擺出排斥與蔑視的態度。他似乎對自己的說服能力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還有一點也是令人錯愕的，他全不在乎這個決議案會損害到各國在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上取得的共識。其他人提供的折衷方案他也棄之不顧。簡單說，他為了這個如幻想獸般的第二決議案所採取的行為，顯示出一種由於狂妄而產生的嚴重無能。

我們也必須回答一個大問題：這次行動將達成什麼？比起其他所有問題，似乎在這點上有一塊最大的空白。美國送來的評估報告裡，大多都把政權更替設定為一種手段，是為了要排除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武器所造成的威脅。但是沒有一份報告令人滿意地回答下列問題：要如何確保更替後的政權能夠穩固？以及，如何能確定新換上來的政權一定比海珊好？

倫斯斐也有不少毛病，但他的個性太喜歡冷嘲熱諷，所以對狂妄症免疫。當巴格達的法律與秩序迅速崩潰，各處都發生搶劫時——這很大程度是布希聽從了他的建議，以至於沒有派遣足夠的地面部隊來控制佔領區所導致的結果——這位國防部長只簡單地說：「總會有事情發生。」劇作家大衛．海爾（David Hare）後來寫了一齣關於出兵伊拉克的舞台劇，把這句話的深層意含用戲劇的方式表達了出來。

對此傑符瑞．培瑞特（Geoffrey Perret）——為多位美國總統寫過傳記的作家，包括格蘭特、林肯以及艾森豪——寫道：「美國歷史上再沒有第二位三軍統帥使用過這種語言。」從詹姆士．麥迪遜到喬治．布希之前的美國歷任總統，總共發出過三百二十二份附加於國會法案的「簽署聲明」（Signing Statement），以確保總統的權力與特權，平均每位總統做過八次。但是布希確信他擔任總統是一個更高力量的旨意，結果是在他任內的前六年裡，就發出將近八百次這類聲明，以捍衛他對單一行政權理論的堅信，以及在緊急事態中可以以法令統治（rule by decree）的主張。（Unitary Executive Thoery，譯按：單一行政權理論是極端的行政權統一論主張，包括國會與最高法院都不得對總統的施政進行干預，特別是在國家安全事務上。法令統治即總統頒布法令即成法律，無需經過國會與人民同意。）

作為美國文化的輸入國，英國也吸納了某些跨越精神，但或許不像在美國那樣是一股無所不在的力量。英國的文化較古老，較屬於歐洲；其帝國野心很大程度已是歷史的陳跡。但是有一個更特定一點的因素也許更能夠滋養狂妄的傾向，那就是在英美兩國裡都有一個潛在的信念，認為自己從前與現在都是世界上為善的力量。這個信念在許多面向上是可以成立的，因此一個有狂妄潛力的領導者就更可能受到趨使，並因此化身為這個悲慘世界裡的十字軍東征者。

跟布萊爾一樣，柴契爾也尋求把更多權力集中到十號官邸裡來，但她是在既有的內閣架構裡推動這件事。即便柴契爾相當倚仗一位私人外事顧問，但是查爾斯．包威爾（Charles Powwll，當時的內閣祕書長與現役外交官）仍然是一個獨立而有力量的人物。相較之下，布萊爾選擇的作法卻是在制度上漸次地摧毀內閣系統。他先是任命了政治性格強烈的約拿珊．包威爾（查爾斯的弟弟）擔任官邸幕僚長，然後違反慣例賦予他政務官的職權；發言人阿拉斯泰．甘貝爾（Alastair Campbell）的情形也是這樣。這樣的作法逐漸侵蝕了內閣祕書長的威望。此外，內閣的集體討論、集體負責的文化也被顯著地縮限了。後來在二〇〇一年贏得第二次大選後，布萊爾挾著勝選的旋風，未經國會的審核在外交與國防的事務上改變了內閣政府的運作基礎。這個在一次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施政系統就這樣一口氣被掃到角落裡，事先連一個客觀與嚴肅的研究都沒有。這不叫政府的現代化，而叫狂妄的蠻幹與破壞；要負唯一責任的，就是首相布萊爾本人。

伊拉克事件究竟給布萊爾造成多大的損害，在二〇〇六年的一篇研究出現之後變得十分明白：

布希並沒有能力控制伊拉克的叛軍暴動，先前的預測也樂觀到幾近荒謬。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他總統連任成功後的第十日，應該是他重新考量一切的良機。當鮑威爾在白宮見到布希與布萊爾的同時，美軍正第二次嘗試奪下法盧佳（Fallujah）。鮑威爾說：「我們沒有足夠的部隊……我們並未控制地面。」這也是布列梅爾此時的觀點。次月中情局駐巴格達主任給布希傳來電報：「我們面臨猛烈的反抗暴動，估計將有兩千人陣亡。」數日之後，十二月十七日，一位美國軍方情報專家當面告訴布希：「反抗暴動非常強大，後援充足，地點分散。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和解，這種情況將繼續下去，我們有陷入內戰的風險。他們的資源夠讓他們長期這樣打下去。」

美方與英方在這次行動中針對伊拉克境內目標一共投放了超過六百顆炸彈，發射了四百一十五枚巡弋飛彈，並且根據估計，殺死了伊拉克共和國衛隊一千四百名成員。被攻擊的目標包括部分核子設施；後來的評估是，海珊的核子武器計畫因此延遲了兩年的進度。國會所通過的要促成伊拉克政權更替的法案，柯林頓雖然堅定支持，但他卻從未傾向授權全面性的軍事行動來達成此一目標。美國輿論的意見並不支持在伊拉克地面上再次發生戰爭。一九九九年二月，柯林頓的彈劾案雖未通過（由於與莫妮卡．柳文斯基發生性醜聞），但也削弱了他的聲望以及號召美國人民行動的能力。當柯林頓在決定該如何回應奧薩瑪．賓拉登以及蓋達組織（al-Qaeda）對美國日漸增加的威脅時，這或許也是一個左右他決策的因素。在北約方面，在可預見的一年之內，軍事行動的第一優先都是科索沃。

另一方面，可為布希及其顧問們辯護的是，在九一一之後，他們確曾真正地關切過既有的處理恐怖主義的方式，不過他們僅止於重新檢視當中的許多問題，卻並不優先予以採用。此外，對這些程序的重新檢視本來應該要與其他國家聯手進行，也應該自動納入負責相關領域的政治人物。但實際上真正更新了的，只是情報機關、政府律師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祕密協定，完全繞過了國會的審查。（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也體認到，在九一一之後必須要做某些改變。）下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在二〇〇七年要求英國政府承認日內瓦公約「不夠清楚，也過於老舊」，並敦請政府設法「使公約得到適度的更新，以使得不對稱戰爭、國際恐怖主義、非法戰鬥人員以及被拘留人士的處置等新問題，能得到更適當的處理」。

儘管海珊多年來對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穆斯林與庫德族做了這許多殘酷的事，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卻都沒有意願要動用軍力把他趕下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措施沒能減緩嬰兒的死亡率以及改善數百萬伊拉克人惡化的健康與社會處境，這是國際間的一項可恥之事。

時時想在事件中站到目光焦點，就算實質上達成不了什麼也無所謂——布萊爾的這個狂妄毛病，在二〇〇六年於聖彼得堡舉行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上仍然清楚可見。布希與布萊爾的某次談話，在他們不知情的狀況下，有一支麥克風忘記關上，外界於是聽到了這兩位領導者對彼此說了些什麼。透露最多訊息的部分是，布萊爾向布希提議，願意在黎巴嫩危機上做點穿梭外交的工作。布萊爾明白表示，他的構想是，他可以「去到那邊，說什麼都好」，就算他的部分什麼事都無法達成，也不會影響到之後美國國務卿萊斯預定的訪問。布萊爾就算當她的先遣人員也高興。問題不只在於，這對一位英國首相來說是自貶身分的，也不只是布希用含混不清的表達方式把布萊爾提出的建議晾在一邊，更糟糕之處在於，這件事活生生地顯示出，布萊爾首要關注的焦點已經變成他自己、他個人的地位以及如何透過「吸引目光的新主張」來向外表現。這對他來說，重要性已經超過了議題的實質進展以及複雜內涵。在他汲汲追求個人歷史定位的路上，一直到二〇〇七年離職，這一點都沒有改變過。

很多人容易忽視一件事實：賽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早於一九九六年就在美國出版了，而論者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爭論也已經熱烈地進行了好些年。蓋達組織本身曾經宣稱，一九九三年美國在索馬利亞時不敢在地面上跟它正面遭遇，而是選擇逃跑。這比布希登上世界舞台的時間還要早好多年。

布希宣稱他從一九八七年起就不再飲酒，但是媒體上傳的小道消息卻與此相反。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三日，當他在白宮裡坐在沙發上看足球賽時，忽然失去了意識。他的頭撞到地板，給他的左邊顴骨留下一道刮傷。白宮方面稱，這起意外是由於總統多天以來身體不適，正好吃一個椒鹽捲餅時又吞嚥不當所造成的。一位剛拜訪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英國醫生告訴我，他在那兒與一群年輕的醫生談話時，他們告訴他，雖然總統被送進陸軍醫學中心瓦爾特．利德醫院，但是他的一份血液樣本被送到約翰．霍普金斯來；樣本裡顯示的血液酒精濃度達到兩百毫克之譜。然而所有這類傳言都遭到白宮嚴正的駁斥，也沒有其他徵象顯示布希恢復了他喝酒的習慣。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蓋達組織在沙烏地阿拉伯殺死了五名美國人，他們是美沙兩國聯合軍事訓練團的成員。這件事引起了各方對美國在沙烏地阿拉伯駐紮武裝部隊的矚目。隨後不久，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在伊朗的奧援之下，用一部裝載了炸彈的卡車，對沙國首都利雅德城外的一處住宅區進行自殺攻擊，殺死了十九名美國人。之後是賓拉登發布了一個教法判決（Fatwa），號召所有的穆斯林加入一場聖戰，來把美國軍隊從沙烏地阿拉伯趕出去。

布萊爾在二〇〇二年三月一封給坎特伯里大主教喬治，卡瑞博士（George Carey）的信上，把他的策略做了一個總結：

另外一個例子牽涉到大衛．凱伊（David Kay），聯合國的伊拉克武器檢查員。他從二〇〇三年六月五日開始負責在伊拉克境內尋找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工作。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布希的晨間會議上進行簡報（他前一天才從巴格達飛回來）：「我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讓巴格達陷入到處劫掠與法律失序的狀態。」他並且警告，他們還沒找到任何大規模毀滅武器，而且可能永遠都找不到。劫掠者這時候已經搶走了兩噸未經處理的鈾（即前述的「黃餅」）、一百九十四噸高熔點炸藥以及一百四十一噸高爆性炸藥。在會議上，布希對大規模毀滅武器的狀況彷彿不感興趣，什麼問題都沒提，讓凱伊感到震驚，尤其是跟錢尼詳細的詢問相比較時。

當然，美國與英國政府之所以不太願意見到海牙審理此案，部分原因是，他們過去姑息與縱容伊拉克入侵伊朗的事可能會因此被揭發出來。無可否認地，這個姑息的態度全都是由於一種現實政治而產生的，其唯一的解釋，是英美希望藉由八年持續的戰爭，讓伊朗革命的力量消耗殆盡。但是這個想法是嚴重謬誤的，因為伊朗宗教領袖的激|情，即使經過戰爭也絲毫沒有減退。在一九八〇年時對美國與英國最有利的作法，本來應該是高舉國際法，並讓海珊受到懲罰。英美政府為了沒有這麼做而付出的代價，就是伊拉克在一九九〇年入侵科威特，而且他們無法置之不理。當伊拉克部隊向南推進到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邊界，離沙烏地石油重鎮達哈蘭（Dhahran）不到六十哩的地方，老布希總統十分勇敢地做出回應：他派遣部隊進入沙烏地阿拉伯。儘管當時的情況是，如果海珊對沙烏地發動攻擊，美軍一開始會暴露在很大的危險之下。老布希也十分老練地採取了必要的外交交涉，促成了真正的多國軍事合作，迫使伊拉克部隊在一九九一年年初撤出科威特。這個多國軍事合作不只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約旦與埃及，也納入了敘利亞。

二〇〇三年三月七日，檢察總長顧爾茲密斯勛爵（Lord Peter Goldsmith），作為憲法上英國政府的獨立法律顧問，給布萊爾寄了一份備忘錄，標題是「在沒有進一步的安理會決議的情況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的適法性建議」。這是一份有相當篇幅、觀點均衡的評斷報告，但某些地方顯然模稜兩可。報告稱，合理說來，一四四一號決議案「原則上可以」重新啟動攻擊伊拉克的授權，但也承認這樣的主張在法庭上可以被挑戰。（依照慣例，檢察總長的建言並未向大眾公開，但麻煩的是，也沒有讓內閣閱讀。國防部參謀長海軍上將麥可．波伊斯爵士對戰爭的合法性顯然十分關切，他要求顧爾茲密斯重新就行動的合法性做一個不容誤解的確認，因為那是他將交付給部隊去執行的行動。不過事實上國際刑事法庭並不能就非法的戰爭——法律上稱為侵略罪——做出起訴，因為國際刑事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只限於戰爭的執行，而不包括進行戰爭的決定」。入侵部隊的運作，則是受國際法的武裝衝突法的規範。）

在這次事件上，直到入侵成功的士氣消失了以後，布希與萊斯才開始注意政權轉移的細部安排。保羅．布列梅爾（Paul Bremer）於二〇〇三年五月抵達巴格達，出任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簡稱CPA，美國政府為管理與重建伊拉克而成立的臨時機構，戰後伊拉克最高的行政機關）主管（相當於總督的職權），他堅持直接向布希報告。層峰這時已經決定，迦納爾的公開承諾——在九十天之內舉行選舉以及儘快進行政權轉移——必須延後。布列梅爾的任務之一似乎是把夏拉比邊緣化，並逐漸消滅他的影響力。也就是說，這時布希所選擇的是國家重建的選項，然而他派駐的兵力遠遠不敷所需，使得此一選項無法進行，特別是自從暴動開始之後。布希從未向美國人民說明戰爭的花費。小羅斯福總統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國情咨文裡提出警告：「戰爭非常花錢，這意味著舉債與加稅，以及削減奢侈的以及其他非必要的開支。用一句話來說，這是一場全體的戰爭，在這個團結的國家裡，每一個人與每一個家庭都要付出努力。」然而布希在二〇〇三年塑造的印象卻是，美國並沒有在打仗，在打仗的是美國軍隊，其他的人只是在隔海觀戰。

他的悲劇從根源上來說，是來自於一種智性的畸形化；在我們的公共文化越來越瑣碎的過程中，這種智性的畸形化就越來越盛行。用一個字來表達，就是「現在主義」（Presentism，譯按：指把今天的觀點、立場、態度等，時常是盲目且未經批判地套在過去之上，並藉此衡量過去歷史的價值）……他對於時下流行的炫目風格的著迷，他侈談「新英國」與「少年國家」的蠢笨發言，以及他對專家見解的蔑視——這些人從過去歷史中所汲取的智慧遠非他所能及——全都是這個要命的症候群的一部分。

布萊爾的興趣只在於讓別人確認他是在與邪惡作戰，這跟布希的愚蠢談話——他說他發動十字軍東征是要為這世界除掉「邪惡的人」——如出一轍。

已經有許多文獻嘗試分析海珊。有一個對他的人格側寫稱：「他自況為民族救星，企圖握有無限的權力，毫無良心或愧疚感，侵害他人從不縮手，對未來的展望充滿妄想——是這些人格組成，使海珊在政治上成為一個如此危險的人物。」瑞士醫生比耶．倫特奇尼克（Pierre Rentchick）一九九◦年十一月在電視上看到海珊反應遲緩，覺得不尋常，於是跟途經日內瓦的另外兩位醫生討論此事。他們的結論是，海珊患有躁鬱症接受過鋰鹽治療，他經歷過兩次鬱症的階段，一次在持續八年的兩伊戰爭期間，另一次則在一九九〇年秋天。不過當海珊在伊拉克受審時，他從未在辯護中使用精神疾病來當作減輕罪責的理由，而伊拉克特別法庭於二〇〇六年判處他絞刑之前，也不覺得需要調查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戰爭開始時，布希開會的焦點都在軍事上，也對軍方與中情局充滿信心，但是到後來，他卻開始責備他們。他說，湯米．法蘭克斯跟他的將軍曾經看著他的眼睛對他保證，入侵伊拉克的行動計畫沒有問題，投入軍力的規模也正確無誤。法蘭克斯說這話時（在他退休之前）大概自己真是相信的，但是就算在當時，五角大廈的軍方大老對此也有爭論。到了二〇〇三年夏天，叛亂與暴動蔓延開來時，法蘭克斯的說法顯然根本無法成立。布希也稱中情局局長喬治．提納特當時極為頑固與蠻橫；根據布希的回憶，提納特說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武器是一個「強力扣籃的案子」，意思是一扣就中，保證成功。然而提納特在二〇〇七年出版的說法裡卻宣稱，當時他對總統說的其實是：「強化媒體的呈現要像『強力扣籃』那樣。」然而這個措詞後來卻被嚴重地斷章取義。這個詞自從被伍德沃德在書中引述之後，他就沒有過過一天安穩的日子。到了二〇〇七年，這種「指責遊戲」成了伊拉克慘敗事件的一個特殊現象。勞倫斯．威爾克森在一次BBC的廣播訪問中說，他真希望自己在二〇〇四年就為了關塔那摩而辭職了；他還說，在閱讀過提納特的書、也聽過提納特的訪談之後，他相信中情局裡有人在二〇〇三年二月五日那場國家安全會議之前，對鮑威爾「說了謊話」。

九一一調查委員會報告應該要停止找尋替罪羔羊以及用後見之明來討論，將近三千人在這次蓋達組織的行動中喪生了，究竟是柯林頓政府還是布希政府要負較大的責任。他們的答案是，兩個政府都很失敗。不過布希有個值得稱許之處：九一一剛發生之後，在仇恨高漲的情況下，布希對居住在美國許多愛好和平的穆斯林發表溫暖的談話，試著讓他們鎮定下來。他也沒有重複小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變之後所犯的錯誤：當時羅斯福拘留了不少日籍人士，但是布希沒有這麼做。

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的無能程度，將會讓歷史家們許久都百思不得其解。華盛頓，特別是五角大廈，怎麼會在政治與軍事的組織水平上都如此低能呢？其中一個答案，就是在細節問題上打高空與不在乎——兩者都是狂妄的特徵；許多見證了布希行為的人都能證實這一點。前財政部長保羅．歐尼爾（Paul O'Neill）曾於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二年之間在布希政府裡工作過，他對布希在位時的行為特徵做了一個直言不諱的評斷：「布希從一開始就採取了一個有鮮明意識型態的立場，卻沒有把事情徹底地考慮過。但是，當然，意識型態就是這麼回事。把事情徹頭徹尾地想清楚，這是一個意識型態強烈的人最做不到的事。」歐尼爾接著敘述某次會議：「就跟那兩年期間我出席過的許許多多會議一樣。對那些會議，好吧，我只能用一種方式來描述：總統像一個瞎子，其他人都是聾子，你無法察覺他們之間有任何溝通。」

二〇〇三年二月五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當鮑威爾發表那篇思慮欠周的演說時，他播放了一段美方截聽到的伊拉克共和衛隊指揮官間的通訊，當中一人叫另外一人不要用「神經毒劑」這樣的字眼；鮑威爾基於伊拉克過去的惡劣信用，錯誤地把這段話當成是伊拉克再度想要遮掩他們持有違禁武器的證據。然而後來卻被證明，實際上那是伊拉克試著要遵守聯合國禁令的措施之一。值得肯定的是，鮑威爾後來為他在聯合國上的錯誤呈現做出道歉。然而他所說的一部分仍然是正確的：「海珊研究了十餘種生物毒劑，分別能夠引起氣性壞疽、鼠疫、傷寒、破傷風、霍亂、駱駝痘（Camel Pox）以及出血熱等病症。他也擁有必要的資金來發展天花毒劑」。

在一本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書《統治者的狂妄》裡，作者麥可．修爾（Michael Scheuer ，前中情局賓拉登專案小組組長）說：「美國在伊拉克強力推行立即民主時雖然傲慢，但傲慢並不是最糟糕的事。這個頭銜只有狂妄才當之無愧，尤其當這狂妄是由無知撐架起來的時候。」甚至連布萊爾最不離不棄的支持者，新聞人菲利浦．史蒂汶斯（Philip Stephens），也在《金融時報》（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上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狂妄是一條串起布萊爾許多困境的連接線〉。我個人的經驗是，布萊爾和圖書的狂妄心態是從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危機開始的，經過獅子山共和國事件以及二〇〇一年大選漸次發展，一直到九一一攻擊事件。布希總統的狂妄症，表面上看起來應該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才快速發展起來的。在首次競選時，他的外交政策目標看起來較為謙虛，給人一種更像是孤立主義者而非干預主義者的印象。

當天晚上布萊爾跟我談伊拉克的目的，顯然不是要諮詢我的意見，而是要讓我了解他接下來的行動，並要我加入他支持者的「龐大陣營」——每次有爭議性的新政策，他總喜歡在身邊營造出這種聲勢浩大的陣仗。當時我十分清楚看到，布萊爾在伊拉克問題上已經做好決定；如果接下來布希授權入侵行動，布萊爾會向布希保證英國將與他同進退。布萊爾希望我以不具名的方式，對我新聞界的朋友放出這次會談的訊息：英國絕對會加入戰爭。我照他的希望做了，其他人無疑也都這麼做。後來當布萊爾準備投入戰爭的計畫被揭露時，引起了很多人的義憤。然而公平來說，布萊爾跟布希一樣，除了透過這種選擇性的幕後管道透露他的決心以外，並沒有太多的手段可以運用。這時距離入侵行動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作戰的計畫、甚至只是虛張聲勢宣戰都必須在某種程度的祕密中進行。正如一九九〇至九一年的波灣戰爭，大規模的武裝部隊需要相當時間來部署，特別是坦克與重裝武器。

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共和黨於參眾兩院都輸掉多數席次之後，布希終於對他一直頑固堅持的伊拉克政策做出部分改變。他將倫斯斐調職，任命了明理的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來接任國防部長。副總統錢尼的影響力被降低了，國務卿萊斯則更受倚重。她說服布希接受與敘利亞做一個非常有限的對話，而且只在由民選的伊拉克首相努利．阿瑪利奇（Nouri al-Maliki）所召開的區域會議的架構下進行。二〇〇七年四月，布希終於提升了巴格達的美軍規模，同時間英國裁減了在巴斯拉周邊的軍力。一位聰明的美軍伊拉克指揮官大衛．佩特烏斯將軍（David Petraeus）被換了上來，關於如何對付暴亂以及鞏固伊拉克軍隊的策略也得到改換與修正。這些措施大部分都是貝克與漢彌爾頓的跨黨派報告（Baker-Hamilton Report，譯按：二〇〇六年三月美國國會組成跨黨派的伊拉克研究小組，以研究伊拉克現況與相關問題。研究結果於十二月公布，就是這裡所說的貝克與漢彌爾頓的報告）所建議的。此時美國終於試著爭取讓伊斯蘭遜尼派的反抗運動回心轉意，並且試著孤立蓋達組織的暴亂分子以及其他跳進來利用這個局面以摧毀入侵部隊的人。然而布希已經失去了許多於二〇〇四年投票給他的人的尊敬，他的歡迎度直線下降，而民主黨此時在參眾兩院都取得多數，正準備影響選民，以找出從伊拉克撤軍的適當時機。到了二〇〇七年的秋天，巴格達的狀況有改善的跡象，美軍的傷亡也稍有減緩的趨勢，公眾的意見開始傾向較慢的撤軍，這個議題本身也漸漸失去選民的關注。只要伊拉克還有機會團結起來恢復秩序與重建國家，佩特烏斯將軍都值得繼續給他支持。

主張「要強制執行聯合國決議就必須剷除海珊」，本來可以幫助布萊爾面對工黨，也會帶來更進一步的好處：英國軍方可以公開地被納入入侵與後續的細部規畫。屆時英國將更有立場要求華盛頓派出更多部隊來使當地維持穩定，控制其邊界，以及預防謀反的暴動。（美國與英國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波灣戰爭時很早就共同合作，英國軍方從一九九〇年秋天規畫戰爭的一開始起就已經參與。更重要的是，阿拉伯經驗豐富的英國將領比利耶爵士〔sir Peter de la Billiere〕在史瓦茲柯夫將軍〔Norman Schwarzkopf〕之下擔任副指揮官，擁有高度影響力。）然而最大的利益，還是在於國會與英國人民，終於，可以被告知真相。英國投入戰爭的目的於是變成多重的：為了剷除海珊、保證這次——有別於一九九一年——大規模毀滅武器能立即被移除並且永不復返、什葉派穆斯林與庫德族人的人權得以恢復、伊拉克兒童的健康照顧能得到改善。

在健康問題上，布萊爾與布希都誤導大眾的認知。表面上，在任期內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看似非常健康。然而我們無法確認他們在任內是否使用藥物或者接受治療，有的話又各是什麼內容。所以我們無法知道是否有任何藥物或治療使他們傾向狂妄症。兩人都沒有躁鬱症的病史。所以如果他們有狂妄症，最可能是以其純粹形式出現，在他們身居大位時彰顯出來。他們的健康狀況我們已經略微提過，但現在需要更仔細一點的檢視，以確認其中是否有可循的線索，可以指出他們為何發展出狂妄症來。

英國在後冷戰世界裡的戰略位置，不消說遠比美國弱小許多，所以也就不太容易引發其領導人任何潛在的狂妄症。然而，英國過往的歷史使英國在世界上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也使英國傾向於與美國密切合作；這會促成一種狂妄的姿態，因為我們就像是「越級比賽的拳擊手」。「特別的關係」這組辭彙在某些年間被使用地太不經大腦了，以至於滋長了一種自我欺瞞的印象，好像英國跟其他國家相較起來真是個特別重要的國家。但是話說回來，這兩個國家有共通的語言與歷史，美國總統與英國首相間建立的私人友誼也跟與絕大多數其他國家元首的關係不同。所以加總起來，一位英國首相還是比任何其他國家元首更容易被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向所感染，而當美國的外交政策染上狂妄的品質時，就很容易跨過大西洋、傳染到英國來。對俄羅斯以及對以色列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子，這個「特別的關係」在其中歷歷可見。

但是在十八日的晚餐上，同樣是雙方夫人都出席的場合，我注意到他顯得輕鬆，幾乎是高枕無憂的模樣。他出任首相一開始就很順利，特別是在處理北愛爾蘭的問題上，種種跡象顯示他會成為一位成功的首相。那天他並沒有不恰當的亢奮言行，也沒有請求離席去掌握發動攻擊的最新匯報。我覺得他冷靜、理性，沒有絲毫的狂妄。他願意跟我討論伊拉克境內佔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庫德族人以及什葉派穆斯林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但只能談到某個程度；他對這些事情的知識並不十分豐富，顯然也還沒讀過藍道爾的那本書。我們都同意，目前的狀況海珊還能夠維持權力，這是令人完全不能滿意的。我們對於聯合國的相關限制也都感到挫折；布萊爾認知到，在形式上他只能在這些限制之內操作。關於伊拉克政權更替問題，美國國會此時已經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了《伊拉克解放法案》（Iraq Liberation Act），而柯林頓總統並未動用否決權。法案中所稱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並非大規模毀滅武器，而是海珊繼續掌權。法案裡對大規模毀滅武器著墨不多，雖然我們兩人都相信伊拉克仍然擁有這些裝備。

在布希的例子，關於他易於成癮的人格我們稍後還會討論到，但是他的宗教人格也十分重要。使他如獲新生的基督徒信仰之路，是從一九八六年與佈道家比利．葛拉翰（Billy Graham）見面時開始的，地點是在緬因州布希家族的渡假別墅，當時他父親是副總統。他在自傳《職責所在》裡形容，經歷過那個週末後，有一種改變在他心裡被燃起了：「葛拉翰牧師在我的靈魂裡種下了一顆芥菜子，往後的一年裡那種子不斷生長。他引導我到道路上，而我開始邁出腳步。那是我的人生一次重大改變的開端。」布希眼中的上帝不是一種制約他的力量，而是一股激勵他向前的動力。因此不令人訝異地，有位劇作家嘗試凸顯布希當上總統之前所可能有的想法，如下：「我感覺到上帝要我競選總統。我無法解釋，但我感受到我的國家將會需要我。有某件事就要發生了，到那時候我的國家會需要我的。」我毫不懷疑九一一對布希來說就是那「某件事」。他有一次對巴勒斯坦的外交部長說：「我所作所為，都是為了上帝交付的使命。他一次對我說：『喬治，去吧，去跟阿富汗那些恐怖分子戰鬥吧！』而我做了。然後他又對我說：『喬治，去結束伊拉克的暴政吧！』而這我也做了。」

究竟是什麼因素趨使布希與布萊爾發展出狂妄症候群，並不容易界定。他們的性格中有一些先天的因素，也許有一點醫療的線索，但是這些都不是絕對確定的。我相信人們應該研究這種症狀，以便找出為何有些政府（或其他領域的）領導人會受到影響，有些卻又不會。這並不全是人格本身的症狀。有這種症狀的領導人，通常在上任之前並沒有這個毛病，而是在當他掌握大權相當一段時間之後，這問題才漸漸發展出來。

以前當然也有過許多無能的總統與首相，但是布萊爾的無能屬於一種非常特殊的類型，而且在這一點上布希跟他有很高的類似性。這種無能是由狂妄的三個典型症狀所引發的：過度自信、無法停止的躁動以及疏於考慮細節。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信心，使他把決策權力完全保留在自己手上，不尋求諮詢，聽不進甚至輕視其他人的智慧——特別是當這樣的智慧與領導者自己的觀點相衝突時——這樣便是狂妄了。如果再加上停不下來的行動熱情，而且只靠粗略的觀感就準備出手干預，而沒有事先把所有相關的資訊做過詳細的研究，那麼，要避開嚴重的錯誤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這就是布希與布萊爾處理九一一後續事態的問題所在。他們的錯誤判斷，是源自於狂妄的無能。稍後我們將仔細討論這一點。

科索沃戰爭造成的一個有害副作用，就是讓布萊爾在處理外交事務時，開始展現出自信滿滿的氣勢以及個人主導的風格。科索沃是布萊爾第一次在重大的國際危機裡遭遇到的考驗，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徵兆，顯示他毫無疑問開始有狂妄的態度。在參訪難民營時，他接受英雄式的歡迎。有一次柯林頓生氣地叫布萊爾要「自我控制一下」，別「儘朝國內表演賣弄」。他開始在自我評價中展現出過度的傲氣。柯林頓的助理嘲笑布萊爾「講起話來有邱吉爾的口氣」。一位時常見到他的官員說：「東尼做太多，做過頭了，把自己估得太高。」一位柯林頓的助理暗示，布萊爾「在他的麥片早餐裡撒上太多的腎上腺素」。

看起來，最受布希信任、也最直接與他共事的人，是阿富汗與伊拉克地區司令湯米．法蘭克斯。這位德州佬身材高大，脾氣火爆，曾公開詆毀參謀聯席會議。在《大慘敗》（Fiasco）一書裡，湯馬斯．瑞克斯（Thomas Ricks，前《華爾街曰報》駐五角大廈資深特派員，現在為《華盛頓郵報》做同樣的工作）如此描述法蘭克斯：「他是他的部隊的產物，他的毛病也反映出部隊的毛病。這支軍隊開往伊拉克時，表現出來的狂妄不是普通的嚴重。」

柯林頓擔任總統時，布萊爾跟他的關係似乎非常好。不過布萊爾後來對他的一位助理說：「柯林頓說話不太可靠，但是布希答應過的事，都會認真到底。」然而閱歷豐富的官員懷疑，布萊爾對於他與布希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在自我欺騙。他們認為布希與布萊爾之間的對話欠缺真正的份量，兩人互相擺弄姿態的情況相當嚴重，並為此感到憂慮。他們指出，柴契爾夫人掌握雷根的程度，是布萊爾對布希從來辦不到的，而梅傑雖然在一九九一年波灣戰爭之前跟老布希總統來往的時間不長，在那之後卻能跟他建立相當深入的關係。

布萊爾在解散復興黨以及遣散軍隊的工作上並沒有直接的涉入，而是滿足於讓曼寧以及邵爾斯（Robert John Sawers）來代表他。一位官員說：「他的心不在這裡。他並沒有跟上這裡正在發生的事情。」另一位官員說：「我想，首相並不覺得需要為穩定伊拉克再做任何個人的投入。他把市事情全部交給美國人處理。」

在布希第一次總統選戰的最後一星期裡，媒體發現他在三十歲時曾經因為酒後駕車而遭到逮捕。為了預防這個情節洩漏出去，布希陣營老早從一九九九年起就透過難以追溯源頭的許多管道散布消息，稱候選人年輕時曾經非常愛喝酒，但是為時不久，是無傷大雅的事。然而現在我們知道，有一段時間布希遠遠不止是一位偶一為之的飲酒者，而其實是酗酒者。酗酒的習慣一旦被發現，就是一個需要持續注意的狀況，因為酗酒者可能私下繼續濫用酒精，表面上卻予以否認。

在這以後我跟他就再沒有實質的討論了。

一個恐怖組織竟有能力在美國兩個最重要的城市裡製造出如此重大的破壞，這毫無疑問是前所未見的。布希以及布萊爾據此宣稱，這表示他們現在所面臨的挑戰是人類史上從所未有的。這種說法很快就變成布希與布萊爾在九一一之後發表談話時一個特殊的重點：他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從定義上來說，跟從前的領袖們所生活的世界幾乎已經不再是同一個；他們面臨的問題從某種角度來說，勢必更大也更具挑戰性——不過，任何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冷戰時期的核武對峙，給戰後世代的領導人帶來何等艱鉅的任務，就知道上述這種宣稱誠屬可笑。這兩位先生使用的語言與修辭開始染上激進狂熱的意味：言談中微妙的差異與修正日漸稀少，簡單的陳述與確定的語氣則越來越顯著。

英國介入阿富汗有悠久的歷史，曾經在帝國國力的高峰時在那兒被擊敗。我在一九五九年當學生時曾經騎馬越過阿富汗中部的山丘，早在那個時候，蘇聯就已經將勢力深入當地，有部隊在禁區裡演習。但是當蘇聯在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後，卻變得非常脆弱，到了一九八〇年代，美國與英國協助阿富汗人成功地把蘇維埃趕了出去。時間來到二〇〇六年，在南部經過整個夏天的慘酷戰鬥之後，很明顯地，北約需要更多的部隊、直昇機與機動後援火力，而當地現有的遠遠不足。於是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底北約在里加（Riga）開會，但是所提供的額外援助，距離真實所需仍是天差地遠。十分精采的《聖戰：伊斯蘭民兵在中亞的崛起》一書作者寫道：「阿富汗的情勢不只是嚴重，簡直是絕望。與伊斯蘭極端主義的鬥爭將會失敗，不是敗在伊拉克、伊朗或甚至巴勒斯坦境內，而是敗在阿富汗。」到了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情況還是一樣——美國強烈要求北約向駐阿富汗國際維和部隊增派兵力，遭到北約嚴詞拒絕。這支部隊當時只有四萬一千名軍力，責任範圍卻包括阿富汗所有區域。同一天泰晤士報的頭條總結了這個狀況：「北約面臨的難題：會雪地戰的不願打，願打的不會雪地戰」。

美國人試著在安理會上爭取仍有疑惑的會員國。但是多明尼克．德維勒班走得更遠，他走訪非洲，連哄帶求地讓其他安理會成員國投反對票。布萊爾被片刻的熱情沖昏了頭，沒能在十號官邸裡留意到，遠在紐約的英國提案正在崩解當中。自從安東尼．艾登的蘇伊士危機以來，再沒有第二位英國首相曾經對安理會的氣氛如此判斷失誤過。最後，在三月八日，連十號官邸也明白過來，法國對票數的估算一直才是準確的；六個意見未決的國家：安哥拉、喀麥隆、智利、幾內亞、墨西哥與巴基斯坦，也都不支持第二決議案。支持的票數少得可笑，提案也就被中止了。

布希跟他的戰爭內閣在入侵之前的三月十日討論了解散復興黨（de-Ba'athiscation，譯按：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Baath〕，是一個泛阿拉伯的民族主義政黨，在許多阿拉伯國家都有影響力。伊拉克的復興黨從一九六八年起成為執政黨，直到被布希政府解散並宣布為非法組織）的問題。雖然沒有獲致明確的結論，但是會議上有一個人說：「要點是清楚的：我們要寬待這些黨人，要試著跟他們合作。」然而據稱，是聯盟駐伊拉克臨時管理當局負責人保羅．布列梅爾所簽署的一份文件最終強制進行了復興黨的解散，而這份文件事先並未呈給萊斯或鮑威爾過目——鮑威爾並不認為道格拉斯．費斯辦公室草擬的政策就能代表戰爭內閣協議出來的折衷意見。這是職掌國家安全會議的萊斯一項重大的錯誤，她不應該讓這種文件直接從五角大廈發出，而沒經過她辦公室的確認。二〇〇七年五月，英國國防部長吉奧夫．何恩（Geoff Hoon）說，解散黨是一個錯誤：「我想，當時我們認為絕大多數的復興黨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人員，也就是說，他們主要是公務人員——不是海珊政府的狂熱支持者。」

一度人們相信，人格在酗酒問題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雖然今天大家已經覺得，作為酒精成癮的形成因素，人格扮演的角色已經不那麼突出。然而有時候還是非常明顯，有些人的人格就是他們離不開酒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會決定他們是否能成功戒酒。布希從來不隱瞞他很少讀書的事實，也並不以知識分子自居。但那並不代表（雖然有人這麼主張）他智商低下。雖然他中學時代的成績只達到C，也就是說，他必須仰賴他家族人脈的支持才得以進入耶魯，但是他還是從耶魯法學院跟哈佛商學院畢業了，沒有相當好的智力這是不可能辦到的。有些與布希一對一談話過的人說，他的聰明敏銳讓他們倍感驚謝。因此，關於布希腦袋的問號不是在智力上，而是針對他的注意力不佳、缺乏好奇心的性格以及言詞的笨拙。簡單說，這些訊號透露出，他頭腦工作的方式不太尋常。他的選戰訴求，特別是在二〇〇四年的勝選裡，有一部分是投射出「跟你我一樣平凡人」的形象。一次有人問他會不會說法文，他說：「不，我不會。我說英文已經夠吃力的了。」幽默讓布希度過幾次失言帶來的難關，也幫助他在二〇〇四年大選裡留住了選民的支持。

聯合國的以油換糧計畫衍生了許多腐敗問題，如祕書長安南委任完成的一份調查報告所揭露。這項調查由前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US Federal Reserve）主席保羅．伏克爾（Paul volker）領導，報告於二〇〇五年九月十四日出版，其中顯示安南至少早從二〇〇一年二月起就注意到，以油換糧計畫裡有兩千五百家公司牽涉了一項回扣的計謀。報告根據事實批評了安南，指出他在了解狀況之後，從未在對大會公布的季報裡提到給伊拉克政府回扣的腐敗行徑。整個以油換糧計畫的總值超過一千億美金，其中涉及回扣的事證包括：法國公司賣給海珊的「人道援助」價值三十億美金，俄國公司與伊拉克達成交易的價值則達一百九十億美金。雖然所有安理會的成員國都知情，但這並不能作為祕書長與祕書處開脫的理由。由於祕書處在此案涉及同謀，聯合國的聲望受到了嚴重的損害。當然，祕書長必須與安理會成員國共同合作，特別是與五個常任理事國，但是他也有責任維護聯合國的清廉與聲譽。安南在許多方面都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祕書長，但是他應該逼迫此事浮上檯面，讓安理會正視此計畫所涉及的欺騙與犯罪。

我們現在知道，提姆．克羅斯少將（Tim Cross）早在三月就告知布萊爾，戰後規畫是一團混亂。克羅斯總結了華盛頓方面的看法：「我們的計畫，就是我們不需要一個計畫。」克羅斯在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專訪上揭露了一些情況：「當我們條列與分析種種議題時，布萊爾一面聽一面問，好像全無驚訝之處。事實上我們所說的，似乎只不過強化了他想說的其他事情。」克羅斯記得他告訴布萊爾：「我們要非常地小心，一定要先知道該怎麼結束，才能開始打這場仗。就我而言，我對這場戰爭會怎麼結束，是一點頭緒都還沒有。」克羅斯離開唐寧街官邸時，認為布萊爾「似乎沒有意識到也不理解，入侵之後的事態會達到怎樣的規模與複雜度，以及需要有怎樣的投入。我不認為他了解可能會有怎樣的後果」。克羅斯認為，這是一個領導失敗的案例。「我們弄錯了。我們低估了要完成任務所需的資源。我們也低估了總共所需要的時間。」

在一九九三年二月，世貿大樓就已經是被選定的目標了：一輛裝載了一千五百磅硝酸尿素的有篷貨車駛入地下停車場，接著被引爆，導致六個人喪生。當藍茲．約瑟夫（Ramzi Yousef，他是蓋達組織關鍵人物卡力．謝克．穆罕默德〔Khalid Sheik Mohammed〕的姪子）在巴基斯坦被捕並且經查明參與了這次貨車炸彈攻擊時，警方發現他累積了大量的剪報。大量剪報意味著「名聲」（Renown），所謂三個R的其中之一另外兩個R分別是復仇（Revenge）與反擊（Reaction）——這些是恐怖分子之所以採取這類行動的原因。

在法律方面，布希的作法開始反映出其法律顧問阿貝托．剛查列斯（Albeao Gonzales，後來出任司法部長）的觀點：「蓋達組織的威脅使日內瓦公約對於審問戰俘的嚴格規定失去效力。」在軍事入侵之他想辦法規避國際法對於審問與拘押的限制。布希相信，「反恐戰爭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模式」，日內瓦公約不適用於蓋達組織，以及塔里班俘虜是「非法戰鬥人員」，認為他們失去戰俘的地位。這些決定受到非常嚴厲的批判。布希似乎很享受採取單邊行動，而不太諮詢朋友與盟國的意見或根本不理會。他實質上撕碎了國際間長期遵行的條約，也等於宣布美國愛怎麼幹就怎麼幹。這讓布萊爾在英國國內的信譽徹底破產，更使美國在國際社會的聲譽不堪聞問。在阿富汗的俘虜與在關塔那摩的囚犯所遭受的對待方式，以及在伊拉克阿布．格萊柏監獄（Abu Ghreib prison）裡所發生的美軍虐待穆斯林囚犯事件，讓對美國懷抱善意的人們無比震驚。英國士兵也犯下類似的情事，對英國來說是雙重打擊。美國採取一種政策，將被懷疑為恐怖分子的人祕密「遣送」到允許刑求審問的國家去接受調查，這招來國際間的批判。布希宣稱美國譴責一切的刑求，對許多人來說，等同於對明顯的事實睜眼說瞎話。幸運的是，經過一段期間之後，由於一些人做了正式訴求，美國的司法體系在二〇〇六年開始，就關塔那摩與其他地區的囚犯政策向總統的觀點提出挑戰——布希的認定是，在戰爭期間，總統的權力高過國會法律與憲法。現在在美國國內，關於總統在戰時享有何等權力，一場重要的爭論正方興未艾。

雖然伊拉克戰爭在壓倒性的比例上是由美國主導的行動，但是我相信，先討論布萊爾從一九七年五月掌握大權時起（比布希總統進入白宮早三年半），在處理伊拉克問題的方式上有怎樣的演變，會是一個有意義的談法。我第一次與布萊爾討論重大議題，是在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他家裡，當時他是在野黨領袖，討論的議題是我是否願意公開支持新工黨。我第一次與他討論伊拉克問題是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二日在唐寧街官邸。為了讓他知道我對薩達姆．海珊政權的深刻感受，我送給他一本由約拿珊．藍道爾（Jonathan Randal，華盛頓郵報資深的戰地通訊記者）所寫的關於庫德族的書。這本書說出了我當時對庫德族問題的深刻關切，也說明了為何我相信西方民主國家長期所忽略的對庫德族處境的處理，已經變成如此關鍵的問題。我希望布萊爾的幕僚長約拿珊．包威爾（Jonathan Powell）能讀一讀這本十分精采的書，因為這本書為將來指出了許多問題。比如說，書中討論了一九九一年在擊敗伊拉克部隊之後，其事態的後續發展卻是問題百出。藍道爾寫道：

對於同僚的建議，布萊爾的態度一直是輕蔑與忽略。從他一上任開始，他的內閣閣員當中就有許多人遭到這樣的對待，連他的外交與國防兩位部長都不能倖免。他這種傲慢的行徑，讓他的權力基礎早在二〇〇三年時就開始崩潰；這一點從他爭取聯合國第二決議案失利，就可以明顯看出來。據稱，當布萊爾首相於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六日從亞速群島高峰會返回後，外長傑克．史卓曾經私下找他進行簡短的晤談。在此戰爭前夕，史卓建議他，應該在打下巴格達之後，才提供部隊以進行維持和平的任務；對於美方的入侵行動，則先只在政治與道德層次上給予完整的支持。倫斯斐已經極為明白地公開表示過，即便沒有英軍加入，美國也很樂意以自己的力量進入伊拉克。但是史卓的建議跟布萊爾自己想要獲得的東西完全是衝突的，布萊爾便加以拒絕。史卓如果在這個節骨眼上辭職，將不只給布萊爾帶來重大打擊（內閣可能也會跟他劃清界線），也將給英國在美國的聲譽造成嚴重損害，因為在危機中本該維持政治的穩定性。

這種誇大妄想的性情與狂妄症之間的關係至為明顯，幾乎不需我們明白點出。

我私下聽人如此主張——但沒能找到支持的證據：三月十四日在入侵之前的最後一次會議上，英國軍方曾經要求布萊爾，請他向布希提出一些跟欠缺後續計畫有關的問題，但據說布萊爾完全沒有提。所以布希與布萊爾讓他們的部隊走向戰場，卻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必須佔領伊拉克多久的時間。如一位匿名的前中情局幹員所說：

這可以用軟弱來解釋，但更可能的解釋是，這表現出他們兩人傳教般的滿腔熱血；一個大計畫將他們兩人緊緊綁在一起，使他們高估了自己的重要性，也對此計畫的複雜程度視而不見。

十一月四日我跟布萊爾在一個外交接見的場合上談話。我事後寫下註記：他顯然非常憂慮，也老化非常多，臉上有深深的皴紋，臉的輪靡似乎也變了。另外他的體重也似乎降低了。我當時想，他的心臟問題會不會是由甲狀腺亢進所造成的。那樣的話，就可以解釋他體重的減輕以及躁動的問題。但是並沒有證據顯示他被診斷出甲狀腺中毒症。

跟英國不同，美國軍方的不安被陸軍參謀總長艾瑞克．辛瑟奇將軍（Eric K. Shinseki），公開地表達了出來。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就在入侵前夕，他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作證時指出，根據他在巴爾幹半島指揮穩定和平部隊（Peace Stabilization Force）的經驗，戰後伊拉克的兵力需求將高達數十萬名之譜。辛瑟奇在越南失去了一條腿的大半截，曾在波士尼亞領導北約的穩定和平部隊，也曾在歐洲指揮過北約的地面部隊與美國陸軍部隊，這是一位終身都在軍旅中度過的人所做的合理預估。美國的權力分立制度使他得以在國會的聽證會上可以有如此坦白的言論表達。英國的傳統則是，各軍種的領導在國會的特定委員會上，只對部長們做不公開的建言。考慮到在伊拉克問題上所發生的事，英國國會有必要重新考量這個慣例。

這當中也許有一個非常私人的原因。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海珊的軍事情報總部遭到戰斧巡弋飛彈的攻擊。這是柯林頓總統所採取的一項行動，其官方依據是聯合國一九九〇與一九九一年的決議案（內容為宣布伊拉克對世界和平造成威脅）。他下令進行這項攻擊，是因為美國發現，伊拉克的祕密情報單位打算在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及其家人在四月十五至十八日拜訪科威特期間進行暗殺。小布希總統的兩位重要女性家人——他的母親以及妻子——也在這次參訪之列。我們不難相信，布希就是在這時候對海珊鐵了心腸，從此將他認定為一個邪惡之人。

我們現在知道，從二〇〇四年的復活節起，布萊爾就為某件事承受相當大的壓力，但這是一件跟伊拉克戰爭或他的首相職責無關的事情，媒體對此集體地表現出極大的自制，認為那是首相真正私人的家務事，因而未予報導。布萊爾事實上在二〇〇四年的五月與六月間決定要辭去首相。不論這是因為他直接了當地認知到，他的政策失敗意味著應該辭職，或者因為他陷入憂鬱症，或者因為他為那件事承受太大壓力，我們不得而知，也許三者都是原因。有些朋友說他變得沮喪消沉，這解釋了他的信心動搖。他也突然在復活節後，未經過內閣的諮商，宣布將對歐盟條約進行公投，只因為傑克．史卓要求他這麼做。布萊爾辭職的打算被他內閣裡幾位忠實的朋友擋了下來。這跟詹森總統在一九六五年萌生辭意頗有些相似之處；當時詹森手術後陷入憂懲症，而且越南的戰事成為噩夢。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心裡，很合理地，是希望布萊爾下台以便自己可以接任首相，但他顯然也出力勸阻了布萊爾，認為對布萊爾與對工黨來說，等到秋天的工黨年度大會時，才是較好的辭職時機。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四日，所謂的巴特勒報告（Butler report）正式公布，內容是檢討入侵之前的情報錯誤的問題。布萊爾顯然驚訝於報告的結果對他傷害沒有比想像中的大，但是事先故意將調查範圍多所限定的人也是他。當前內閣祕書長巴特勒勛爵（Lord Robin Butler）受命領導這個委員會進行調查時，布萊爾首相也指派了一位忠誠的前內閣同僚參加；於是，首相知道他們的批判必須很靈巧地措詞才能得到共識，因此一定不會強烈到達要求他辭職的地步。儘管如此，巴特勒報告仍然超出了受委託的調查範圍（即戰前的情報失誤），也評論了布萊爾的決策過程，特別點名他個人化、坐在沙發上下關鍵決定的風格來加以批判：「令我們關切的是，政府施政程序的不夠正式與小圈子性格……帶來一種風險，縮減了掌握充分資訊、集體性的政治判斷實現的空間。」這確實是靈巧的措詞，而且以白廳的語言來說，是深深地打中布萊爾的要害。但是布萊爾的說謊機器仍然緩解了和-圖-書巴特勒報告可能帶來的政治後座力。

我告訴他我是誰，並且問他，他是否聽說過首相曾有過心臟病。他一點也不緊張，而且說，對，首相確實曾經跟他提過。然後他繼續說，他並不感到意外，那是一個他事先知道的狀況，事實上好幾年前首相就告訴過他，自己有這方面的問題，還說那是由於太少睡眠與太多咖啡因加起來所造成的。

泰勒．卓姆海勒（Tyler Drummheller，前任中情局歐洲行動部主任）在他的《戰爭邊緣》一書裡，比巴特勒報告更鮮明地質疑了一點：無論是英國的祕密情報局或他所屬的美國政府，都過於仰賴一位為德國工作的伊拉克間諜。他是一位伊拉克的化學工程師，德國情報單位給他的代號是「曲線球」（Curveball）。他指控，伊拉克的科學家使用機動性的實驗室，正在進行一個生化武器計畫；鮑威爾的聯合國發言就引述了此一指控。根據喬治．提納特，鮑威爾是在良好信念下使用此一情報的；他本人在鮑威爾發表演說之前，也沒有得到不管是卓姆海勒還是其他任何人的警告，說這情報可能有問題。然而德國方面與中情局對「曲線球」是有疑慮的。德國情報單位曾告訴英國M 16與美國中情局，「曲線球」是個酗酒的人，還喜歡編造故事，他的指控是不能當真的。另外，關於布萊爾的關鍵主張——海珊可能在「一到兩年之間」完成核武發展，以及，此一主張是建立在英美情報界的判斷之上——在有人依據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提出訴願之後，內閣辦公室公開承認，所謂英美情報界的判斷只是子虛烏有。

為什麼布萊爾要尋求第二個決議案？一四四一號決議文本身就提供了戰爭的法律依據，因為有人可以主張，它使第一次波灣戰爭時的六七八與六八七號決議文重新有效，而這兩個決議文都支持使用武力。這是一個帶有爭議的詮釋，有許多人都提出異議。在安理會上，關於一四四一號決議的語詞一直都有不同的詮釋，就跟一九九〇年代裡關於伊拉克其他聯合國決議文的情況一樣。而且，雖然沒有人爭議的一點是，在任何軍事行動開始之前，安理會必須再開一次會，但是有爭議的是，安理會是否需要明文地確認伊拉克「實質上違反」了先前的決議案，或者需要通過另外一個特別用於批准軍事行動的決議案。對美國來說，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對英國而言，各國所承諾的所謂再開一次會，只是「為了考量當前狀況以及遵從聯合國所有相關決議案的需要，以便確保國際的和平與安全」。美國的觀點是，依照一四四一號決議案（加上過去要求伊拉克解除武裝的一系列決議案），安理會並不需要再做一次表決。這個詮釋的歧義性並不是意外狀況，在安理會裡也並非罕見，而是政治現實的一部分，也是使得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一開始能夠得到一致通過、以便繼續協商的妥協前提。

布希政府的功能失調所呈現的一個反諷就是：內閣委員會的結構仍能運作，但只限於某幾個區塊——通常是那些與倫斯斐責任範圍無關的地方。正常情況下，能夠節制倫斯斐的只有國家安全會議，或者是萊斯為了解決爭議而召開的首長特別會議。在伊拉克問題上，有一個領域的部會間合作得非常好，那就是財政。在這裡，美國財政部扮演了領導的角色，一開始的主導者是財政部長歐尼爾與他的次長約翰．泰勒（John Taylor，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做到二〇〇五年）。所以在伊拉克並不是什麼都失敗。在某些領域裡，事先的計畫與內閣閣員的合作都頗有成效。如果布希能夠強迫五角大廈與國務院之間達成同樣程度的合作就好了；他功能失調的政府，就是在戰後的安全規畫這個核心項目上出了大問題。布希從海珊在美國的銀行帳戶裡取得了十七億美金的資金。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日，他授權將重達兩百三十七點五噸、面額介於一到二十元的美鈔運往巴格達。這些錢被用來在佔領初期支付給伊拉克人，以協助提升他們的士氣。財政部動用了一整個波音七四七的機隊把錢運到巴格達，然後再由武裝的護衛車隊在伊拉克境內的兩百四十個地點發放——這可不是輕而易舉的小事。這些錢換回舊的第納爾〔dinar〕，舊鈔接著被染色處理，用卡車運走，然後被銷毀。新的通貨受到歡迎，甚至到了二〇〇六年年末時都還在升值。

喬治．布希在二〇〇一年一月成為國家領袖，此前他從未擔任過任何聯邦政府部門的職務。雖然他確實當過德州州長，但是德州情況特別，其州長行使的行政權力比美國大多數州的州長都小得多。布希當選總統時，他一開始說他會任命優秀的人才、下放權力，並且讓他們為施政結果負責——他追隨的是哈佛商學院奉行的最佳作法；他曾讀過這間學校。這種統治方式正好是狂妄的反面。他在競選期間對外交政策的描繪也是如此；他說，他要讓美國以一種「強大但謙卑」的姿態立足於世界。

對美國而言，冷戰的結束無疑創造了一種較容易讓領導人發展出狂妄的氛圍，因為美國勝出了，成為世界單一的超級強權。失去了能夠同台較量的對手之後，美國產生了一種大頭症的幻覺，以為自己是「無可取代的」國家，而世界擺在眼前供其掌控。這種心態在布希提出的新國家安全策略裡表露無遺。策略於二〇〇二年啟動，其中美國保留採取先發軍事行動的權利，只要美國認為適當，以阻止「潛在的敵對力量追求軍武的發展，並使其放棄勝過或趕上美國國力的期望」。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以些微差距敗選的高爾日後如此描述：

這也表示在二〇〇二年七月，季辛吉當著英國大使的面所定義的伊拉克戰爭的三個條件，都沒有被滿足。季辛吉說：「我們到巴格達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接班計畫。如果在推翻海珊之後，才開始爭論該換什麼政府上來，那將會是大災難。」

布萊爾如果宣稱他別無選擇，也不能算是恰當的辯護。因為英國並沒有非出兵伊拉克不可的理由。布萊爾迫於史卓方面施加的壓力，超乎慣例地，將此事提交給下議院做正式表決，結果得到下議院的背書。四十年前，哈洛德．威爾遜（英國一九六四至七〇年以及一九七四至七六年的首相）曾經面臨與此類似的選擇，是否要派英國部隊加入越戰。他的選擇是不加入，因為他認為，考慮到詹森總統的性格，英國對戰爭進行的方式將不會有足夠的影響力。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詹森要求威爾遜把黑衛士兵團（Black Watch，一支蘇格蘭特種部隊）派到越南去，主要的目的只是對外製造出英國也有參與的樣子。他透露這個背後的用意時十分露骨，甚至說，哪怕是只派幾個蘇格蘭風笛手，也比完全不派好！但威爾遜仍不為所動。儘管如此，除了一九六八年二月在白宮的演講裡做過一些溫和的批評以外，威爾遜在政治上是支持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的，雖然他知道有些人會嘲笑他是「美國轟炸機機尾的機槍手」。根據錄音，在一通撥給第三方的電話裡，詹森說過「威爾遜那個討厭鬼」這種話。有一次甚至在電話裡大聲訓斥他：「我們不會教導你們該怎麼經營馬來西亞，所以你們也不要來指點我們越南該怎麼搞」。另外有一次，詹森威脅威爾遜，如果他再不派兵參加的話，就要抽掉對英鎊的支持；威爾遜回答他，如果英國把部隊從馬來西亞與香港撤走的話，那麼英鎊有沒有支持都無所謂。英國不涉入越戰是個正確的決定，大西洋兩岸的政治人物與歷史家中很少有人懷疑這一點。

至此，英國的外交政策已經毫無遮掩地由唐寧街十號主導，而外交部則逐漸被置於一旁。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有一筆紀錄：「從九一一起到我退休的二〇〇三年二月底之間，外交部沒有撥過一次加密電話跟我實質地討論外交政策。但是相較之下，我跟十號官邸就有許多的連絡與討論。」

安理會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一致通過了一四四一號決議案，這在外交上是一個成果，但在政治上則是一項敷衍。法國、德國與俄羅斯仍然絲毫沒有感覺到有入侵伊拉克的必要。然而這項決議案的用語與措詞，成功地給海珊施加了更多的國際壓力，他如果再不配合的話，遭到軍事制裁的可能性就大為升高。美國在此事上取得的大幅進展，可以從法國的反應上看出。到了十二月九日，「美法兩國發展出看似彼此一致的觀點」。一位法國將領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往華盛頓，向美方表示願意提供介於一萬與一萬五千名之間的部隊與一百架飛機；當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聯合國首席檢查員第一份報告出爐後——法國預計這份報告將不利於海珊——就可以進行部署。一月十三日，希哈克總統派了一位私人特使，與萊斯以及法國大使尚-大衛．李維特（Jean-David Levitte）會談。李維特曾參加過聯合國一四四一號決議文的協商過程。他們說，他們不願意對第二個決議案動用否決權，因此他們覺得比較好的是，如果美國覺得外交的部分已經夠了的話，就依照一四四一號決議文來發動戰爭。

法國的立場也不是死守在一個原則上的。因此有人做出合理的總結：「法國政府爭取的目標並非拯救人權，更重要的還是第一要務——自身的利益」。（一月與二月時，德維勒班在世界輿論的櫥窗面前也是搖擺的。他相信法國只能撐到三月中，然後就不得不支持美國了。他這個立場在二月時被席哈克總統斷然否決，但是總統本人在十二月與一月時也是兩邊都下注的。）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七日，道格拉斯．費斯請一位退役中將傑．迦納爾（Jay Gamer）接管戰後的伊拉克，並建立「重建與人道救援辦公室」。他的副手是克羅斯少將。迦納爾沒有拿到任何既有的計畫。看起來，費斯希望迦納爾能向夏拉比議長以及他的流亡者團體求助。當布希與布萊爾在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會面時，他們氣派地宣布「失敗不在選項之列」。但是他們在入侵開始之前，就種下了讓兩人一起失敗的種子。勇敢的領導者常常把謹小慎微的建議丟在一旁，但是布希與布萊爾卻過於魯莽，以至於他們不理解那些被提出來的顧慮都是實質而重大的。不採取計畫來防止那些顧慮成真，就是盲動與草率。事實上，這比盲動草率更糟糕，已經是可追究的怠忽職守。布希與布萊爾沒能在事前針對關鍵議題做好計畫，不知道佔領伊拉克之後要做什麼，沒能提供足夠的部隊來維持秩序——這構成了他們狂妄式的無能，給數十萬的人們帶來災厄。責任歸屬十分明白，他們不能推託給屬下或伊拉克人。

沒有一位英國首相曾經像布萊爾這樣，以如此個人的方式為戰爭敲定策略，而沒有讓資深的內閣同僚有系統地做出貢獻；無論是阿斯奎斯、勞合．喬治或邱吉爾，甚至是艾登，都不曾這麼做。一個重要的保護機制是這樣的：在事前的文件傳遞過程中，決策小組的部長們得以獲知軍事將領以及當地現役外交官的觀點，然後這個小組的部長們再定期向全體內閣報告。這就是瑪格麗特．柴契爾於一九八二年主導福克蘭戰爭的方式，也是約翰．梅傑於一九九一年就波灣戰爭作種種決策的程序。然而布萊爾打伊拉克戰爭卻全不按照這種作法。全體內閣基本上被當成橡皮圖章，而布萊爾跟十號官邸裡一些幕僚與顧問構成的小圈圈才是決定外交政策的人。更不尋常的是，財長戈登．布朗也使用了一個與此類似的程序來研擬經濟政策。這兩道特殊安排，英國內閣都柔順地接受了。這表示內閣全面地被晾在一邊。

從這些曝光的文件裡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在二〇〇二年七月底時，白廳的政府機器似乎是假定，英國很有可能被迫承擔一個漫長與燒錢的國家重建選項；而軍方連同情報單位，對於華盛頓方面沒有戰爭後續的任何計畫則深感憂慮。但是布萊爾顯然對自家官員給他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並且就在上述會議的次日、跟我在晚餐聚會上談話的時候，他輕蔑地打發所有的質疑，並試著給我一種「一切都在掌握中」的印象。這不是一種尋常的無能，而是由於狂妄而來的無能。對任何論述，只要一提到可能有哪些實際的困難，布萊爾都毫無反應。而對他做這樣提醒的人其實相當不少。一位資深官員回憶，當他建議布萊爾考慮橫在眼前的困難時，布萊爾就會說：「你是納維爾．張伯倫，我是溫斯頓．邱吉爾，而海珊就是希特勒。」面對一位用這種情緒性與過分簡化方式思考的領導人，要進行嚴肅的對話是非常困難的。

到這個時點為止，布萊爾享有國會裡所有政治光譜的全面信賴，但是他當日對事實的操弄，事後回顧，已嚴重地損害了這個信賴感，也可能損害了兩黨政治針對外交與安全政策進行攻防以尋求共識的精神。當實情漸漸為外界知悉，布萊爾（Blair）的名字就開始被醜化為「白賊爾」（Bliar）。傳統上在戰爭期間，一位英國首相會自動獲得國會與民眾的支持，但現在布萊爾再也不能仰賴這種支持了。特別是《泰晤士報》的一位記者，一位敏銳的政治評論者，早在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評論布萊爾的心智狀態時，就用「精神錯亂」一詞來形容；他引述了布萊爾在國會上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安理會的否決他將不予理會，那些都是「反覆無常」或「毫無理性的」。

有史以來，政治人物對於他們主張的事情，都是從最好的一面來呈現，正面的被聚焦，負面的被省略。這種所謂的政治化妝術，並不始於布希與布萊爾。但他們的新把戲是，他們連情報資料都能化妝。他們的「化妝師傅」——也就是白宮副幕僚長卡爾．羅夫（Karl Rove）與唐寧街官邸發言人阿拉斯泰．甘貝爾——不只比過去擔任類似職務的人更有權力，他們甚且深入地參與國內關於伊拉克的爭論，也會親自聽取情報事務的簡報：這些都是空前的。在布萊爾這邊，甘貝爾參與了兩份檔案的出版，其目的在於描摹出海珊所造成的威脅。其中被稱為「不實檔案」的那一份，遭到外交大臣傑克．史卓批為「一團麵糊」並且拒絕接受，官邸後來也自行撤回；另外一份則被廣泛認為使用了尚未完成的情報評估，以便製造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宣傳活動來支持戰爭。內閣成員前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質疑報告裡對情報資訊的詮釋效力，於是明智地要求祕密情報局給他個人做一次簡報。聽過之後，他就辭去內閣職務，並且對伊拉克戰爭投下反對票。他在下議院裡說，他不相信那些情報能夠合理化一場戰爭。此外，自由民主黨的領袖查爾斯．甘迺迪（Charles Kennedy）也出面反對這整個冒進的行動。後來國會投票的結果支持了政府，而工黨議員投給自家首相的票給了布萊爾一個絕對多數。但這個勝利是用慘痛的代價換來的。

二〇〇七年時，阿富汗的情勢也明朗了起來，派在該地的部隊數量不足。要讓阿富汗穩定下來從來就不比讓伊拉克穩定要容易，而一旦達成穩定，要維持下去是個更困難許多的任務。然而，即便在北約也涉入之後，阿富汗政府仍然未能從西方民主國家獲得足夠的支援，無論是發展協助或者維安措施。二〇〇六年年初，塔里班在南部暴動，當時英國確實增強了英軍在北約裡的武力，但是英國人民並沒有被警示可能的後果。確實，布萊爾的國防大臣約翰．萊德（John Reid）曾暗示這支部隊在三年後就可以撤出，期間不會蒙受傷亡也不必扣一次扳機，真是完全沒有說服力。

在那次會面之後，我於十一月十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布萊爾，重申我會面當時所表達的關切，主張我們需要一個政治策略來納入庫德族的力量，以協助推翻海珊。布萊爾的回答是：「我們工作的目標並非推翻薩達姆．海珊及其政府。我們沒有立場來指定誰應該擔任伊拉克的總統，不管我們多麼希望看到巴格達能有一個不一樣的政府。」這個回答具體而微地點出了英國一個特別的問題；歷任英國政府都覺得，在就外國政權更替問題發言時，措詞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但這是建立在一種對憲章特別缺乏彈性的詮釋之上。這樣的立場需要被重新檢視。

還有一件事也增加了外界對於布萊爾遮掩長期心臟毛病的疑慮：一位以應徵男僕的方式潛入白金漢宮的記者，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每日鏡報》上寫道，女王要求服務員延後送上晚餐，直到她聽到首相的治療成功為止。臥底記者說，女王對服務員說：「他跟我說過，他以前就有類似的毛病。」這增加了柯林頓說法的可信度。唐寧街對此的回答是：「首相現在沒有，過去也從來沒有心臟問題」。但是有一本書宣稱，早在一九九七年就有一次心臟病發作的訊息洩漏出來。這指的可能是《衛報》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曰的報導：「來自塞奇菲爾德爾（Sedgefield）選區的一項可靠消息說，工黨領袖在一九九七年大選之前就患有心悸或類似症狀，而且當工黨仍然在野時，他就曾在英格蘭東北地區因為心臟不適而就醫，雖然當時他覺得問題不嚴重。」

規畫者是卡力．謝克．穆罕默德，就是後來九一一攻擊的首腦。他在二〇〇二年三月在洛瓦平第（Rawalpindi）被巴基斯坦的安全官員逮捕，從對他的審問裡，發現他還有另外不下二十個針對美國的攻擊計畫，包括通訊中心、核能電廠、水壩、橋樑以及隧道。當時的中情局局長喬治．提納特（George Tenet）認為，如果給穆罕默德一般白領罪犯的待遇，在他宣讀憲法權利之後就立刻送到紐約受審的話，那麼這些額外的恐怖計畫就不會被發現了。

究竟布希是否曾經真的想過要「在國外保持謙卑、不涉入他國的重建」，並且當一個權力下放、無為而治的領袖，這將永遠是歷史的謎團。不過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就是九一一攻擊之後，很明顯地，任何美國總統都不可能再這麼做。事發當時布希在佛羅里達的一所學校裡，當幕僚告知有一架飛機撞上紐約的世貿大樓時，他最初的反應是驚嚇，如他臉上的表情所示。攻擊發生之後，美國人民感到強烈的悲傷與憤怒，這表示他們準備放棄約翰．昆西．亞當斯於一八二一年擔任國務卿時所立下的哲學指導原則；此一原則長久以來為美國人所奉行，而越戰帶來的警告似乎證明這個原則是對的。亞當斯說：「美國並不到海外尋找怪獸來加以摧毀。它樂於希望所有人都得著自由與獨立。它戰勝與護衛的對象，永遠只是它自己。」

如鮑勃．伍德沃德所報導，華盛頓有些人不很樂意看到法國的提議被打折扣。他們認為跟法國的衝突：「對美國來說將會是一個解放的時刻，對布萊爾首相更是如此……這整個提案程序根本就沒希望。布希與布萊爾等於有了個下台階，他們可以說確實向聯合國提案了，只是被法國擋下來了。」結果這對布萊爾來說並沒有成為解放，反而變成一個恥辱。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夠為第二決議案取得安全通過的票數，也不考量法國的折衷態度：他表現出極高程度的狂妄。明明沒有足夠的票數，布萊爾早已被告知此事，但他選擇忽略旁人的建議。他顯然不信任席哈克總統；後者在十月就警告過他：「雖然打倒海珊不難，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會是一場災難。」布萊爾跟席哈克討論伊拉克問題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認為席哈克是要保護法國與伊拉克的經濟連繫。看起來，法國表示將在安理會上迴避第二提案之事，從來沒有經過英國內閣或少數幾位部長討論過（雖然我們必須等待更多的文件公布之後才能完全確定）。至少布萊爾應該要動用英國的外交關係，特別是使用運作良好的四方外長機制，以使得法國與德國能夠稍微回頭，與英美兩國達成暫時的一致協議，以及讓安理會認可入侵行動。這應該是一個在四國外交部長之間尋求折衷解決的時刻。如果他們依照法國提議的解決方向，維持在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上，那就會證明安理會是一個政治平台，而不是一個法庭。（四方外長機制已經有一個很長的運作歷史，曾私下協調過許多非常棘手的問題，比如柏林問題，但也涉及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其他許多重大領域。然而這個機制逐漸失去影響力。有人認為走下坡的起點是在一九九六年的柏林協商，當時美國方面覺得歐洲的三方——英國、法國與德國——已經聯手起來與美國對抗，爭執點是歐盟取得北約資產設備的問題。最後在二〇〇二年達成了一個柏林補充協議〔Berlin Plus Agreement〕。儘管如此，四方外長機制是解決對伊拉克問題日漸擴大的歧異的逑想平台。應該要使其重新運作才是。）

在伊拉克問題上為英國政策與布萊爾個人辯護的人，喜歡把這無可爭辯的無能表現通通怪罪在美國人頭上。但這就太低估英國對這個區域的了解程度了。跟美國不同，英國在二十世紀大部分的時間裡都與伊拉克有所牽涉。直至一九一八年為止，大衛．勞合．喬治已經派出超過一百萬人的大英國協部隊進入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以強行貫徹一項戰後協定。英國曾經受國際聯盟的委任，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三二年之間託管伊拉克，雖然不是很成功；但之後也與費瑟國王（King Faisal）以及持續主導伊拉克政局長達二十年之久的首相努．阿爾薩依德（Nuri al-said）維持緊密的關係。關於如何處理伊拉克的戰後局勢才是最好，英國的外交部與國防部有足夠的知識與經驗，以及某些能適切表達的觀點，來為此問題做出貢獻，特別是把一九九一年的錯誤納入考慮之後。但是這一整套專業實力布萊爾從來不使用。美國國務院希望英國外交部能提供一份戰略報告（他們自己的報告被五角大廈予以忽略），但是怎樣都等不到。當時的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曾描述過，首相的人馬「艱鉅地奮鬥」了六個月來讓英國輿論支持戰爭，以至於在十號官邸裡沒有誰還有力氣想到戰後該怎麼做。而既然伊拉克政策是由唐寧街官邸來推動的，外交部任何想讓美國人留意戰後事務的努力也就都徒勞無功。

不管有多少論述指出海珊是如何違犯聯合國對大規模毀滅武器的禁令，同時又千方百計地阻撓聯合國武器檢查，論者卻非常容易忘記，他是如何持續不斷地在這個區域內擴大施展他惡質的政治手腕。他這麼做，一方面並不顧慮英美持續強加於伊拉克之上的禁航區，而且或許是為了做給某些國家看，這些禁航區的設置反而讓他變本加厲。他為了反對聯合國的經濟制裁，展開了非常殘忍的反制行動：他讓伊拉克的兒童得不到迫切需要的醫藥供應，卻責備聯國沒有善盡職責。整個一九九〇年代的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全都指出，伊拉克的新生兒死亡率急遽上升，伊拉克兒童則大量染上許多原可避免的疾病。結果在國際間卻越來越難尋求各國支持對伊拉克實施制裁。聯合國安理會選擇了容忍約旦與土耳其不加入對伊拉克實施石油禁運，而不是選擇以補償其財政損失的方式來貫徹石油禁運。這表示美國與英國正在削弱自己主張制裁的立場。幾年下來，在一種偽善的風氣中，國際上反對對伊拉克實施制裁的聲音越來越大。法國伺機撤回了巡邏禁航區的法國軍機，而俄國、德國與其他許多國家，也越來越不把聯合國經濟制裁看在眼裡，開始逐步跟伊拉克恢復商業關係。美國與英國還能夠壓制伊拉克的飛機坦克與直昇機，使其無法跨過北邊的禁航界線，但是在南邊，沼澤地阿拉伯人不僅遭到洪水肆虐，還被海珊趕出了家園。這個世界似乎很想忘記，一九九一年時由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之所以刻意不要拿下巴格達，以及為了人道因素停止對撤退中的伊拉克部隊開火，都是因為有聯合國安理會認可的停火條件。現在這些聯合國的停火協議持續地遭到海珊的蔑視，伊拉克兒童健康惡化的統計數字沒有得到恰當的解讀，這不能不說是聯合國體制——特別是安理會——的恥辱。安理會上所有的人都知道，伊拉克境內的衛生緊急狀況是海珊出於政治的理由操弄出來的，但是很少有人願意明白說出來。

老布希總統召集了一支龐大的多國部隊，許多國家都援助了相當的軍力。其中貢獻最多的是英國、法國、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國會投票通過授權使用武力，參議院也通過了，不過票數差距很小：五十二票比四十七票，許多民主黨參議員投反對票。一開始的軍事成功來自為期六週的空中轟炸，之後在二月二十四曰進行了坦克的快速攻擊及大規模的戰鬥直昇機突襲。二月二十七曰，在錢尼與鮑威爾的支持下暫時停火。後來錢尼覺得當時沒把海珊除掉是個錯誤。但是這個回顧的觀點並沒有得到老布希總統、當時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國家安全顧問史科克羅夫或鮑威爾的贊同。既然有這樣的背景，十二年後當布希總統打算把海珊除掉時，理應特別注意到入侵成功之後該如何掌控局勢發展的問題才是。然而他似乎以為，打倒海珊之後問題都不難解決，因為美國人會被當成拯救者來看待。然而殘酷的事實是，布希與布萊爾都嚴重地低估了這個狀況；湯米．法蘭克斯也沒意識到這個問題，他沒有把海珊策畫暴動這個早期警訊當一回事。

但是在嘗試贏得更多工黨議員的支持時，布萊爾所做的是一個毫無勝算的努力；他想讓安理會通過第二決議案的嘗試幾乎是一定會失敗的。更甚者，他如此堅決地推動這件事，反而損害了既有的決議案為戰爭提供適法性的說服力。因為批評他的人一定會說（也真的說過），如果既有決議案能給戰爭提供法律依據的話，布萊爾為什麼還需要做這麼多努力來催生第二決議案呢？

在二〇〇一年大選後的幾年裡，許多官員注意到，布萊爾常常在會議開始不久、有時甚至在會議一開始時就宣布他的決定為何，而不是在會議結束時。他的前內閣祕書長在二〇〇四年清楚地陳述了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賈斯汀．法蘭克醫生（Justin Frank）也寫了一本分析布希的書。他相信布希的人格特徵跟一種他定義為誇大妄想的狀態，兩者間有有意義的重疊：布希在童年早期遭受的困擾，可能使得誇大妄想成為一個吸引他採用的解決方案，以便對付、甚至戰勝他周圍的環境。誇大妄想與躁狂症兩者明顯相似之處，在於都表現出三種防衛性的特徵：控制、蔑視與凱旋。單純的躁狂症牽涉到愛；對於一位所愛的人，患者需要否認自己依賴他或失去他。誇大妄想症牽涉到恨；患者需要戰勝自己妄想出來的恐懼。一個躁狂的人，一旦他認識到自己造成了損害，會想要進行彌補；他會有罪惡感。誇大妄想者則對他所造成的任何損害都無動於衷，因為他自認有行動的理由；他沒有罪惡感也沒有同理心，甚至沒有能力思考該怎麼補償別人。

史帝芬．沃爾爵士（Sir Stephen Wall）在十號官邸裡負責布萊爾與歐盟的關係。他回憶當布萊爾連同發言人把歐盟劃成兩半的光景：「那時在十號官邸裡，當布萊爾跟阿拉斯泰．甘貝爾從過道走下來，決定要實質上打出反法的牌時，我正好也在走廊上。」他們沒有注意到，雖然席哈克威脅要動用否決權，但也只是為了表決那天晚上才說的，而且他們是在利用英國冒出頭來的反法情緒。這是赤|裸裸的政治，卻有助於在國會中贏得支持。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二日《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位極不稱職首相的七個習性」，計有不懂得領導合議制的管理；不知道要經營各方期待並且依照理念堅持到底；採行「英雄式總裁」的模式；由上而下的獨斷風格；聽不進建設性與善意的批評；熱衷於任意性的目標與評量標準；不懂得安排一個穩定有序的接班過程。所有這些習性，都是狂妄症候群的徵候。

一位醫生寫信給我，告訴我他對布萊爾可能服用的藥物的猜測。在電視上看到他的許多年裡，他注意到布萊爾原本後退的髮線又向前移動了，然後在他宣布因為心搏過速而接受治療之後，髮線又向後退了。醫生猜測，布萊爾或許服用落健（倍健，Regaine）健髮再生劑讓頭髮多長一些。但是這種藥有一種已知的副作用，會引發心搏過速。所以他推測，當醫生們發現他使用倍健後，就禁止他繼續使用。不管真相如何，較可能助長布萊爾發展出狂妄症候群的，並非他心臟的狀況，而是他的人格。

所以情況是，各國並沒有毫無疑義地商定，安理會必須再通過一個決議案，來明白地授權發動此次戰爭，並由此使此戰爭成為合法。布萊爾在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與布希會面時私下所表達的觀點是，第二個決議案可以提供一個「保險措施」。那麼，布萊爾要這個保險措施是為什麼呢？一部分是因為他知道，他並沒有誠實地讓英國大眾知道政權更替的規畫，以及，他誇大了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問題，以便克服工黨內部強大的反對聲浪（工黨質疑僅僅以一四四一號決議案為基礎的戰爭的合法性）。不管哪一位首相打仗，自然都希望能贏得自己政黨的支持，而在政治上，對布萊爾最好的是，國會僅靠工黨的票就足以為他的戰爭決定背書。但是就國會授權本身而言，同黨議員是否贊同並不是關鏈性的。（後來布萊爾在推動重要的教育改革時，以及更重要的，在二〇〇七年三月十四日進行三叉戟核子嚇阻武器的更換時，則滿足於只依靠保守黨在國會裡的贊成票。）在野的保守黨在二〇〇三年時即堅定地支持入侵伊拉克，所以整體來說國會授權從來不是問題；如果布萊爾尋求的話，就算只以一四四一號決議案為基礎，國會也一定會通過戰爭授權的。

七月二十一日，一位官員所寫的箋條被傳送給所有表面上負責伊拉克問題的諸位部長，標題為「軍事行動的先決條件」。這張箋條警告：

布萊爾的心臟毛病是在二〇〇三年十月開始的。二〇〇四年夏天，當他偕妻子到義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魯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薩丁尼亞的住宅訪問時，可能復發了一次，不過並沒有得到證實。與布萊爾家庭親近的一位朋友，梅爾文．柏拉格勛爵（Lord Melvyn Bragg，《南岸秀》〔The South Bank show〕的製作人與主持人），後來在二〇〇四年九月，公開確認布萊爾在夏天時承受了極端的壓力：「以我的觀點，他真正的壓力是來自私人與家庭方面的事務，一件對他至關重要的事情。」他的傳記作者安東尼．塞爾頓在《不受羈絆的布萊爾》中引述布萊爾的朋友說：「二〇〇四年他大致上都過得不好。」顯然他的心悸讓他感到「怪異與驚慌」。二〇〇四年他在兩次首相答問時間裡遇到心悸發作。https://m.hetubook.com.com（從一開始，官邸方面就試著把布萊爾的心律不整呈現為一種相對上良性的狀況。即便如此，許多醫生相信他患有心房撲動；英國有五萬人患此疾病。這病發作時，心房跳動可以高達每分鐘兩百五十到三百五十下；等心跳恢復正常後，病人會感到疲倦與不適，但不會持續很久。在布萊爾二〇〇三年那次病發的前後，他應該接受過一次例行的檢查，以確認是否為心房撲動的常見原因：甲狀腺中毒症，方法是檢驗血液中的甲狀腺素。至於他體重明顯的下降，可能是運動與飲食規範造成的，而非來自甲狀腺中毒症。由於父親的病史，布萊爾應該接受過先天的心臟疾病或任何特定的心臟異常檢查，可能會用到超音波心動圖與其他檢測方式。任何遺傳性的傳導缺損如沃夫-巴金森-懷特症候群〔Wolff-Parkinson-White syndrome〕會需要接受藥物治療，以使得心臟一個被稱為肯特氏束〔bundle of Kent〕的特別部位降低傳導的速度。酒精濫用或任何興奮劑如安非他命的濫用，應該都已經被排除在布萊爾心房撲動的可能病因之外。）

在九一一之前，柯林頓政府就應該對蓋達組織採取更多緊急措施才是。布希於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就職，但是針對蓋達組織的主管會議——參加者有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國務卿柯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以及中情局長提納特——要到九月四日才第一次進行。

這就是布萊爾把戰爭準備事項過度攬到自己身上的後果，他把外交部邊緣化，並且忽略軍方與情報單位提出的警告。即便如此，在兩國元首之間任何實質的關係裡，例如在布希與布萊爾之間，我們還是可以合理地期待，所有關鍵的議題都會得到詳細的討論，包括入侵完成之後的問題。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在入侵之前曾經就細節做過任何討論。布希在一月二十日正式指派倫斯斐負責戰後的規畫。但這是華盛頓與白廳在幾個月之前就應該完成的事。

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蓋達組織對位於肯亞首都奈洛比與坦尚尼亞首都沙蘭港（Dar es Salaam）的美國大使館進行卡車炸彈攻擊，讓美國既震驚又氣憤；柯林頓總統則以對阿富汗與蘇丹發射戰斧飛彈作為回應。結果美國國務院的一位資深官員接到了穆拉．歐瑪爾（Mullah Omar）的一通電話：他是阿富汗的塔里班政府領導人，電話裡他只是哈哈大笑。

當首相在〇三年年底到〇四年年初之間顯得疲倦與緊繃時，白廳內外知情的人，都認為這是由於病情而來的額外壓力。但是布萊爾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自信心也已經動搖了。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四日，在白金漢宮的年度外交官接待會上，我跟布萊爾做了一次較短但是頗有意思的談話。話題圍繞在伊拉克上。他堅持我們暫時拋開四周的外交使節，到舞廳坐下來做一次嚴肅的討論。跟二〇〇二年七月在餐聚上和我談話的那位救世主般的領導人相較，眼前這位又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布萊爾。他遠沒有當時那樣自信了，也顯得多少被發生的事件所壓抑：一直找不到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武器顯然令他感到困擾。我很為他感到難過，也試著要他振作一點。但是我那時已經很害怕會有個慘敗的結局，也為他的無能感到氣惱。

這次爭取第二決議案的慘敗，絕大程度都是布萊爾一個人的責任。他對自己取得成功的能量顯然充滿幻覺。他對他人的建言與警告都不屑一顧。他拒絕了法國提供的合理的折衷方案。他在整個局勢都反對他時還不斷堅持。而且他對於他所承擔的風險以及可能造成的損害，完全是一副蠻不在乎的態度。

所以對那些熟悉安理會運作的人來說，不管是在美國或在英國，多少都會感到驚訝（暫且使用最溫和的詞眼），布萊爾竟然如此強力地要求進行第二個決議案。錢尼與倫斯斐不消說是完全反對此一嘗試，甚至連鮑威爾也只因為覺得布萊爾需要一點政治支持所以才站到贊成的一方。布希在一月十三日告知鮑威爾，美國就要發動入侵。一月十九日，布希私下地、也不太情願地接受了布萊爾對第二決議案如此熱切的呼籲。美國對此毫不起勁是容易了解的，因為他們知道法國仍然準備對伊拉克讓步。在一月二十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法國外長多明尼克．德維勒班（Dominique de Villepin）用挑釁與誇張的語言宣稱：打這場戰爭「沒有理由！什麼理由都沒有！」這是在他一月十九日與鮑威爾見過面，得知美國已經是箭在弦上之後。二十一日，法國駐美大使尚-大衛．李維特再次正式對美國提出抗議。他似乎想要緩和一點前一天德維勒班過於鮮明的表示。然而駐倫敦的法國大使就沒有採取類似的動作。李維特言下之意表示，法國與美國應該像朋友那樣彼此保持不同意見。如果發生戰爭，法國將會不太情願地坐視在一四四一號決議案框架下所採取的任何軍事行動。法方本身將不會派出部隊，但也不會積極地支持聯合國對這樣行動的任何譴責案，如果法國不需要面對第二個決議案的表決的話。各種跡象顯示，俄羅斯會接受美方的行動，德國會默許，而中國會棄權。在會談中，美國沒有給李維特任何理由或動機，來認為美國會中止第二決議案的推動。

種種陰謀論對我沒有太多說服力。我相信，布希與布萊爾在二〇〇三年時，確實認為伊拉克境內有毒氣與化學武器；這也是當時法國、俄羅斯與以色列各國情報單位的看法，雖然批評他們的人不信這回事。我相信他們真的擔心這些武器可能被使用，既然伊拉克此前曾對伊朗使用過毒氣。他們也關切伊拉克核子武器最終的發展。華盛頓與倫敦都嚴肅討論過伊拉克會不會把大規模毀滅武器轉交給其他穆斯林國家，雖然大多數專家考慮到海珊對所有鄰國都懷有猜忌與敵意，因此都覺得這個情況不太可能發生。但是最嚴重的是，布希與布萊爾兩人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準備，來了解他們著手進行的戰爭其性質與複雜程度。兩人的戰略目標都是政權更替，所持的理由完全成立。對於發動戰爭的理由，布希的態度是開放的，布萊爾則彈性較小。當時的中情局局長提納特坦承：「美國並非僅僅為了大規模毀滅武器的緣故才發動戰爭。以我看來，我甚至懷疑這能不能算是主要的原因。然而我們對外是用這個作為理由。」

即便進軍阿富汗有正當理由，但是布希從這場戰爭一開始，就漸漸顯現出狂妄症令人憂慮的徵兆。首先，布希從頭就嚴重低估了一個問題：在完成入侵任務之後該如何控制這個國家。再者，布希專注於使用軍事手段來對付世界恐怖主義的新面向，卻沒有向穆斯林社會尋求支持，這使得蓋達組織得以繼續在他們之間運作，並獲得了更大的力量。這種戰爭心態使他沒能正確考慮其他長期既有的方式，來跟這些國內不穩定、時常窩藏恐怖分子的國家打交道。事實上關押囚犯的新手段（比如關塔那摩拘押營）以及引渡措施，反而助長了恐怖主義。在布希身邊主導行動的圈子裡，沒有人考慮到他們所採取的手段可能反而使他們想解決的問題變得更為棘手。這就是狂妄症候群的特徵。

根據鮑威爾的前任幕僚長勞倫斯．威爾克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的說法，在處理伊拉克問題時，布希的態度「太冷淡、對戰後規畫的細節保持太大的距離。下面的人於是濫用了他這種疏離的態度」。但布希從來不是被擺佈的小卒；關鍵的棋子還是由他來下，只是有時候他不清楚棋盤上總共還有哪些棋子。他太少採納鮑威爾的意見，倫斯斐與錢尼的主張他又聽從太多，然而他拿定的還是自己的主意。布希的問題是，用萊斯在二〇〇三年八月的一個說法，他製造出「一個功能失調的美國政府」。如新聞人鮑勃．伍德沃德所做的總結：「布希身邊的整個氣氛太像是一個國王的朝廷，有錢尼與萊斯慇勤隨侍，而朝廷上下一起分享著令人振奮的故事、被誇大的好消息以及一段快樂的時光。」然而真相是，功能失調的並不只是布希政府，還要再加上布希這位三軍統帥本人。

十月二十七日，十號官邸發出一份聲明，以回應柯林頓的說法：「首相過去沒有，而且從來沒有心臟問題，這次的疾病是他從未有過的。」布萊爾也在BBC廣播第二台直接了當地反駁了柯林頓的聲稱。布萊爾說：「不，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醫生告訴我，這是一個相對上常見的疾病，我所接受的也是一個相對上簡單的治療。」但是從資深內閣官員大衛．布朗柯（David Blunker）的日記，我們現在知道，在布萊爾接受治療兩天之後，「當我跟他通電話時，東尼告訴我，他這個心臟問題起起伏伏，已經有十五年了，但這次他非得進醫院不可，所以才被大眾知悉」。

話說完七年多以後，這位蓋達組織的首腦仍未被捉到，而塔里班在重組之後又開始反擊。當伊拉克的局勢逐漸明朗：海珊已經準備對成功的入侵進行有組織的抵抗，叛軍將給佔領軍帶來重大困擾，布希對此的反應卻只是：「那就來啊！」在這早期階段，他似乎不太思考如何爭取影響力舉足輕重的伊斯蘭遜尼派的支持，或是如何讓伊朗影響什葉派的多數。忽略對伊朗使用外交手腕來確保伊拉克行動的成功，是非常短視的。

二〇〇三年五月，伊朗向美國國務院祕密提議，要與美方「完全透明地達成一項重大協議」，目標是向美國確保，伊朗不會發展核武，以及伊朗將終止「對巴勒斯坦反抗團體的任何物資支援」，使哈馬斯與真主黨都退化為「普通的政治組織」。會談預定在日內瓦進行，卻被布希取消了。布希不知道他自己政府的資深官員一直以來是多麼艱苦地尋求這樣的會談機會嗎？五月裡伊朗陷入史上最艱困的狀況，中情局此時認知到他們已經放棄了核武計畫。然而此時已有足夠的跡象指出，伊拉克有發展出叛亂暴動的趨勢，這時是美國與伊朗達成協議的最佳時機。美方深知，一旦伊拉克成為一個穩定的民主國家，要讓伊朗收手不碰核武以及繼續民主化進程就更為容易。

布希與布萊爾喜歡自詡為「大格局」的政治人物，自認深刻了解到，從二〇〇一年起，這整個世界——不只是阿富汗與伊拉克——必須用從根本上不同的觀點重新加以審視。不過實際上，如果用數個世紀的長期視野來看，這個世界在經過九一一事件之後並沒有根本地改變。但是非理性的元素確實增加了，可預測性也隨之減少。伊斯蘭的基本教義信徒在進行恐怖主義行動時，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提升了炸彈攻擊對人命的殺傷力，也使得手提箱式的簡易核武成為可想像的攻擊形式。這類「後九一一」的修辭要許多年後才逐漸冷卻下來。二〇〇七年四月英國政府正式宣布，將停止使用「反恐戰爭」這個字眼。

兩位領導人於二〇〇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華盛頓見面；這次會議十分重要，一部分外洩的內容被發表在一本書裡。但後來《紐約時報》刊出了更詳細的報導，報導者完整地檢視與評論了大衛．曼寧（David Manning，布萊爾的資深顧問）所做的會議備忘錄。布萊爾被告知，預定開始轟炸的日期是二〇〇三年三月十日。布希在會議一開始就表明，他自己的預期是，伊拉克軍隊「很快就會潰散」；很顯然地，布希與布萊爾似乎都不覺得有必要針對這個想定的結果來預做計畫。事實上，根據《絕對確信》（Dead Certain）的作者羅伯特．德拉培（Robert Draper）報導，布希曾說：「原本的策略是要讓伊拉克軍隊維持原來的建制，可是後來發生的卻並非如此。」但布希記不起來，當他看到政策被完全翻轉時，自己如何反應。一位新保守派的要員當時曾對我說，伊拉克軍隊不但不會潰散，反而會大批而完整地投奔到聯軍陣營來，以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布希與布萊爾在會議上，似乎構想著一個快速的勝利，並且就戰後的伊拉克政府交換彼此的意見。布萊爾說：「如果我們把政府交給另一個獨裁者，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這是對的。然而兩位領導人也都知道，錢尼、倫斯斐與佛福維茲的核心構想仍然是把政府交給美國選定的伊拉克人。當布萊爾問到戰後的規畫，萊斯說：「我們手上已經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但是布希仍然說「過渡到文官政府」是個難題；可見這問題仍然未獲解決。布萊爾身邊的人所做的辯護是，首相對於沒有被告知後續計畫「感到焦慮與沮喪」。但是這說法經不起嚴肅的檢視。因為當時的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克利斯多福．邁爾爵士（Christopher Meyer）給他發了一連串的電報時都有說到這些狀況，如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八與二十九日BBC的電視節目《沒計畫，就沒和平》（No Plan, No peace）所顯示。此外，邁爾在戰爭開始之前返回英國，正是布萊爾決定讓他的位子在這個關鍵的時期裡一直空著。當曼寧離開十號官邸時，大多數的規畫缺失都產生了災難性的效應。所有這些證據都指出一個事實：「無論是在倫敦還是華盛頓，戰後的規畫都沒有被當成優先事項。」

為什麼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後續事態裡只有這麼少的士兵，跟入侵時的大軍壓境完全不同？這個最為關鍵的問題，至今仍然籠罩在軍事機密以及許多事後打造的解釋當中。在英美兩國裡，這一方面跟預算編列的程序，以及對未來軍力投入的爭辯有關，但另一方面也牽涉到專業的軍事判斷，到底什麼才是需要的。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在伊拉克停留的美軍人員有十四萬一千名，其餘二十七個聯盟國派出的總人數大約在一萬六千五百名，當中人數最多的是英國的七千兩百名。到了二〇〇七年八月，在增派之後，美國軍力達到了總數十六萬人，遠低於辛瑟奇建議的二十萬人。就在增派部隊的那個星期裡，美國政府主計處（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揭露了一個消息，五角大廈無法交代據稱提供給伊拉克安全部隊的一萬一千支AK-47衝鋒槍與八萬把手槍到哪裡去了。大多數人毫不懷疑，這些美國供應的武器實際上都落到叛軍手裡了。叛軍裡壓倒性的多數是伊拉克的伊斯蘭遜尼派，外籍的戰士主要來自以遜尼派為主的沙烏地阿拉伯，而非來自以什葉派為主的伊朗；路邊的炸彈主要是由伊拉克陸軍訓練出來的工程師所製造，所使用的炸藥都是搶來的，而非自伊朗進口。

接下來看東尼．布萊爾的例子。就在布希總統做了「任務完成」的公關表演十天之後，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一日，約翰．邵爾斯——英國駐埃及大使，曾在十號官邸裡工作過，被布萊爾派到巴格達擔任特別代表——給首相寄去了一紙短箋，標題是「伊拉克：出了哪些錯」，給他明白指出了入侵之後所發生的以及缺乏後續計畫所造成的現實；對這些事情他先前是如何地欠缺嚴肅的考量。邵爾斯對美國的後續處理小組（由傑．迦納爾〔Jay Gier〕將軍所領導）做了總結的描述：「沒有領導、沒有策略、沒有協同、沒有結構，完全聽不見一般伊拉克人的聲音。」邵爾斯的看法是必須增派更多的部隊，他並且建議：「在巴格達部署一個能夠作業的英國部隊是值得考慮的，儘管有顯而易見的政治問題……命令一個營的兵力到街上採取戰鬥位置仍然有其效果。」邵爾斯增派部隊的建議得到艾柏特．懷特利少將（Albert Whitley）的支持；他是被派在美國地面部隊裡最資深的英國軍官，在大衛．麥克基爾南中將（David MCKiernan）所領導的美軍指揮總部裡工作。一個相關議題是，正在伊拉克的第十六空中突擊旅表定將返回英國，現在要不要把這支部隊派到巴格達去。邵爾斯的短箋對首相來說，是一個再重要也不過的訊息通報；因為影響到巴格達的事很快一定也會影響到巴斯拉，將給數千名刻正駐紮在該地的英軍帶來風險。然而邵爾斯的通報到了唐寧街官邸之後遇到什麼情況呢？

對聯合國憲章的詮釋，權責在於安全理事會。它並不是一個依法行事的法庭，而是會員國的集合體，其中每一個會員都有權力依照自己對憲章的詮釋來採取行動。在協商聯合國決議案的條件時，律師的建議只不過是許多可以影響勢力傾斜的因素之一。透過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以威脅採取行動的方式來要求一個國家元首辭職，可以在一個條件下被主張為正當，那就是，安理會可以援引憲章第七章的條款，認定這是為了克服對和平的威脅。對和平的威脅可以凌駕憲章禁止干預他國內政的禁令。只有在九一一之後，這類要求，才成為解決伊拉克問題實際的選項，因為美國現在願意採取軍事行動了。一項要求海珊及其侍從交出權力的聯合國決議——目的在於完全除去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武器的可能、以及使一項由聯合國監督的選舉得以進行——本來可以是布希與布萊爾二〇〇二年在外交上的回應。如果這個提案被否決或忽略，再來軍事入侵也不遲。這個提案會比把焦點全部放在大規模毀滅武器上好得多，而且考慮到海珊過去長期違抗聯合國決議案的紀錄，也不難說明其合理性。

美國在巴格達的專家也沒有被徵詢意見。中情局駐巴格達的主任曾經警告布列梅爾：「到了晚上，你就已經把三萬到五萬名的復興黨人逼到地下去了。」用一位伊拉克老兵的話來說：「他們現在全成了叛軍。布列梅爾喪失了他本來有的機會。」在前述的訪談中，何恩輕鬆地說，他反對把員額高達三十五萬人的伊拉克陸軍全面解散，並且跟倫斯斐爭論過這件事：「但是我承認，這是屬於那種沒有先例或定理可循、必須全憑判斷力來做的決定。是我的話，我會做出相反的決定。」布萊爾在比何恩訪談稍早的一次訪問中——用一種有點怪異的說法——說，在他們一向的構想裡，伊拉克的部隊將要「從零開始」。根據政治評論家安東尼．塞爾頓（Anthony Seldon）：

布希與布萊爾兩人對於過程與細節並未表現多少關注，對於事實也不是特別的尊重。在這個二人組裡，兩邊的權力雖然有巨大的落差，但是布萊爾用一件事彌補了他權力的弱勢：他流暢的口才與熱情的語言遠遠勝過布希。布萊爾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於他強化了布希的信念與偏見：不只在入侵阿富汗之後，也在醞釀進軍伊拉克的期間裡。這就像感應性精神病（folie a deux，譯按：又稱『二聯性精神病』，或『誘發型妄想症』，指兩個關係親密的人當中，其中一人為精神病患，另一個健康的人跟著染上患者的妄想。當患者痊癒，健康者的幻想會跟著消失）的一種類型。布萊爾跟柯林順的關係對布希也頗為有用，這讓民主黨人跳進來支持戰爭，共擔責任。

依我所見，沒有誰被指派把伊拉克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街道上的法律與秩序放在第一位。到處都沒有警為。除了贏得勝利的入侵者外，也沒有建制的軍隊。而且我無法連繫任何一位美國將軍來負起責任，來弄清楚任何政府——我們現在就是政府——的首要職貴，就是維繫街上的法律與秩序。這一塊從一開始就是一片真空，只見掠奪者、破壞者、犯罪者與暴動者快速地來去。

這種無能，照我看來，跟他們的狂妄症息息相關。在布希這邊，還跟他過度信賴錢尼與倫斯斐等與他關係緊密的保守派同事有關。至於布萊爾，相較之下，則沒任何部長同事跟他親近。許多嚴肅的評論家在伊拉克問題上已經多次指出，在狂妄與無能之間存在一種連繫。但是僅僅把這種連繫提出來，對於說明他們的狂妄症候群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細部地檢視他們的無能是何種性質，以及他們（總是伴隨狂妄而出現）的決策混亂是怎麼回事。當然，只要是在戰爭中，一定會有許多簡單而直接的判斷失誤。我把焦點聚集在狂妄式無能上，並不是要暗指錯誤只有這一種來源，但這確實是絕對權力的決策過程中一個無法忽略的部分。

到了二〇〇六年七月至八月的黎巴嫩危機時（以色列對黎巴嫩境內的真主黨目標進行空中攻擊），在外交部與國防部裡的兩位新任部長都經驗不足，內閣裡也就沒人有足夠份量來挑戰布萊爾的決定：他決定追隨布希，拒絕公開呼籲以色列停火。這是一個情節重大的不履行責任。即便在以色列內部，無論是在攻擊當時或在終於停火之後，都一直有聲音對這次的攻擊做詳盡的批判。以色列不只大範圍地摧毀了黎巴嫩的民生基礎設施，更糟糕的是，幾乎沒有打擊到真主黨發動飛彈攻擊的能力。判斷準確的聖彼得堡八大工業國高峰會呼籲盡速部署一支多國部隊，布希與布萊爾都是與會人。如果他們立即做出貢獻，將一支快速反應部隊部署到黎巴嫩的話，應該就能早早達成停火。然而七月二十八日在華盛頓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們兩人擺足了身段，都拒絕用他們的外交份量來促成停火。看起來，世界上幾乎只有他們兩位領導人才以為，靠以色列不斷地從空中攻擊黎巴嫩就能摧毀真主黨。以色列國內對以色列策略的批評，讓他們兩位關於價值的崇高修辭聽起來完全像在冷嘲熱諷。一開始曾經受命職掌官邸祕書處的兩位資深外交官，史帝芬．沃爾爵士以及大衛．曼寧爵士，此時都與布萊爾的政策劃清界線，其中已退休的沃爾是公開地說，擔任駐華盛頓大使的曼寧則是私下表示。布萊爾的立場在道德上十分可議，在軍事上也是注定失敗的。隨後在洛杉磯，布萊爾說「一道極端主義的拱橋如今橫跨了整個中東」，完全忽略一件關鍵事實：讓這個區域陷入烽火連天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他自己與布希搞砸了的伊拉克入侵。奇怪的是，不是伊拉克，而是黎巴嫩才終於讓走溫和中間路線的工黨議員說出：「夠了，到此為止吧。」二〇〇六年九月，他們強迫布萊爾公開宣布，這次的工黨大會將是他的最後一次。

布萊爾與布希甚至連可能的平民傷亡人數都不肯公開承認，難怪他們的聲望在這時候跌到史上的谷底。在我的觀點裡，最最起碼，兩位領導人必須公開表示犯了錯誤，後悔沒能採用其他的策略，但仍將協助新選出的伊拉克民主政府結束暴亂。我到現在還是這個看法：伊拉克的人道災難是可以也應該被避免的（入侵行動本身造成的傷亡是微乎其微），而且入侵後的後續事態也沒有注定變成內戰的道理。二〇〇六年年底海珊的被捕、受審以及其粗魯笨拙的絞刑，在伊拉克人民的眼中從來不能證明英美的正義，因為伊拉克為此而生靈塗炭了。

在十號官邸的兩個祕書處成立後，過了幾個月就發生了在紐約與華盛頓的九一一恐怖攻擊；這時布萊爾就透過此一新架構，展現了他對此事非常個人化的反應。

四月裡，布萊爾到德州的克勞福德（Crawford）與布希見面。在這之前布萊爾已經得到了清楚的警告，他在自己腦裡已經踏上的那條進軍道路仍是問題重重。英國外交大臣傑克．史卓（Jack straw）在三月二十五日給他的信函上寫道：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聯合國的調查人員由於海珊的拒絕配合而撤離伊拉克之後，美國與英國對伊拉克境內目標發動了一次為期四天的轟炸行動。英美在這次軍事行動中所主張的法律基礎，跟先前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六年時，以及日後的二〇〇二年與二〇〇三年時相同，都是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九〇與一九九一年通過的決議案，此外還加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一二〇五號決議案。在這次閃電轟炸開始後的第三天，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八曰，布萊爾請我到唐寧街十號用晚餐。這次邀請的主要原因，是布萊爾希望說服我放棄建立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後來稱為「新歐洲」——其立場是反對英國加入歐元。但是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討論伊拉克。他此刻的心情跟兩天之前已經很不一樣：據稱兩天之前當他與夫人以及兩位好友共進晚餐時，他看上去「明顯頗為焦慮」。

一九九六年，當海珊在阿比斯（Arbis）違反了北邊的禁航區時，柯林頓政府無法從土耳其或沙烏地阿拉伯取得許可，讓美軍使用他們的空軍蕋地來攻擊伊拉克。美國於是在九月三日發射了四十枚戰斧飛彈，以摧毀南部禁航區裡的一座伊拉克空軍防禦設施。但是這座設施距離阿比斯有五百哩之遙，美軍的回應如此不恰當，清楚顯示了海珊所受的制約是多麼有限。他也許沒有能力攻擊他的鄰國，但是在這整個時期裡，他危害人類的罪行並沒有稍減。而且他仍有足夠的自信來反抗聯合國，拒絕與調查員合作——這些調查員的任務在於查核他是否遵守不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承諾。由於他拒絕合作，聯合國調查員於一九九八年撤回。在十二年期間裡，美國與英國的飛機也不斷地遭到擊落。說海珊在二〇〇二年時有遭到牽制，是在真相面前開玩笑。

在面對外部的顧問時，布萊爾的思考框架也沒有兩樣。有一次查爾斯．特利普（Charles Tripp，一位學院的中東政治專家）跟其他幾位學者一起被請到唐寧街提供國政諮商。他後來描述了這次會面：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在唐寧街的這場出席的有布萊爾、外相史卓以及其他六位專攻伊拉克與中東的學者出席，有兩件事變得十分明白。第一，史卓認為海珊倒台後的伊拉克很大程度會跟蘇維埃瓦解後的俄羅斯類似，因此可以方便地對號入座，把它視為一個所謂「過渡性社會」的奇怪產物。要麼他是被那些圍繞在布希政府身邊、被廢物利用的冷戰理論家說服了這一點，要麼就是這些理論家忘記告知他們「關鍵的盟友」，布希政府決心把伊拉克的國家與安全結構完全拆除。令人更感到烏雲罩頂的是，布萊爾似乎對伊拉克複雜與錯縱如拼圖的政治生態完全沒興趣，他只希望學者向他確認一點：打倒海珊就能把「邪惡」趕出這個國家。

在科索沃問題上，柯林頓總統使布萊爾有所節制。但是到了阿富汗與伊拉克問題上，布希與布萊爾似乎互相點燃了對方；兩人同樣都在非常小而且緊密的顧問圈子裡工作。

美國的計畫是由頭腦簡單與拳頭政治兩個元素拼贴起來的，有很多戰術卻欠缺戰略，表面上看起來前後一貫，卻建立在一些未必成立的奇特假定前提之上。從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起，當伊拉克入侵並佔領科威特，到次年的三月底薩達姆．海珊鎮壓什葉派與庫德族暴動時，這當中所發生的所有事情，若我們考慮到美國是如此計畫，也就都不令人感到訝異。

布萊爾的狂妄症有一個特殊的形式，就是他像著魔一樣地喜歡表現，需要把自己放在事件中最醒目的位置上。二〇〇二年時他寫給幕僚的一張備忘箋被洩漏出來，坐實了這種說法。在箋條上，他要幕僚們四處看看，「找出兩到三個能吸引目光的新主張……而且要能夠跟我個人關聯起來，越明顯越好」。為另一位工黨首相蘭姆塞．麥克當諾撰寫傳記的作家，對布萊爾十年執政有如下述：

二〇〇四年一月時，我確信布萊爾已經永遠失去了威望與公眾的信賴，應該早早選一個時機下台，去做別的工作。我在一月四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布萊爾的自行其是給他帶來一場蘇伊士危機〉。文中我仍相信推翻海珊是合理的政策，但是建議布萊爾應該在二〇〇五年大選到來之前就辭去首相職務。我寫道：

布萊爾的第二個人格特質關涉到他對自我的認知：他老是覺得自己很好。記者兼作家喬福瑞．惠特克羅夫（Geoffrey Wheatcroft）曾論說過，這個特質在布萊爾身上是如此強烈，讓他簡直成了一個現代版的唯信仰論信徒（Antinomian，十六世紀的基督教異端信徒）；他們相信「對純潔的人來說一切都是純潔的」，意思是，無論他們做什麼事，從定義上來說都是純潔的。一個人如果相信自己不可能做出糟糕的事，行為時也就不會有那種害怕自己可能做出壞事的人會有的自我節制。特別是他們相信自己不可能撒謊，所以對真相作各種調色於他們很容易就成為一種習慣。再者，這與狂妄症的連結是顯而易見的：老以為自己很好，行為狂妄時也就不覺得顧忌。二〇〇三年時，布萊爾虛浮地誇稱他「個人已經在科索沃、獅子山共和國、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一共解決了四位獨裁者」。但是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行動是北約進行的，並且得力於俄羅斯的外交協助。二〇〇〇年在獅子山共和國。布萊爾確實取得個人的成功；英國當時掌控著自己的部隊，同時密切與聯合國維和部隊合作。阿富汗戰爭一開始在二〇〇一年是中情局與美國特種部隊的行動。在伊拉克，美國有獨佔性的主導地位；雖然英國是最大的聯軍伙伴，但布萊爾並不與布希對抗，而是雖然說話強硬，但總是退讓。很少人比柯林．鮑威爾更多方見到布萊爾與布希的關係，但是他對安東尼．塞爾頓（正面評價布萊爾的傳記作者）說：

在這場一月的會議上，布希與布萊爾都沒有讓國防或外交部長參加，而只是分別帶了白宮與十號官邸的私人幕僚來。這也是顯著的狂妄。同樣這一群人，在大西洋兩岸，頻繁地交換與流通著他們政治主子的意見與偏見，雖然運作很順暢，但卻是一個危險的現象，管理學者對此論之甚詳，稱之為「團體迷思」（Groupthink）。這是一種「人格決定的毛病」；《軍事無能的心理學》這本書裡對其症狀有很好的描述。甘迺迪總統在處理豬灣事件的過程裡也出現過這個問題。針對過去的軍事無能進行分析的話，有四個最常出現的症候如下：「浪費人力、過度自信、低估敵人以及忽略情報資料」。

雖然這個職務後來是由保羅．佛福維茲出任，但是美國有段時間是對國際貨幣基金主席有興趣，希望由一位歐洲人來運作世界銀行。布和*圖*書萊爾從來沒有完全恢復他的威望以及英國人民與國會對他的信賴，這是當英國士兵在戰爭中喪生時，任何首相都不可缺少的東西。

最後布萊爾總是支持我們總統。這一點非常令人驚訝。我從來不能真正了解，為什麼布萊爾看上去跟布希是這麼地融洽。我想，這麼說吧，英國人又沒有遭受到九一一攻擊，他怎麼會把海珊視為重大威脅？他是怎樣達成這個觀點的呢？的確他也會表達某些關切，但從來不會堅決到像臥軌抗議那樣。經過傑克．史卓跟我的提醒，他也能對一些議題氣勢嚴正起來，好像打算對總統說：「看到沒有，喬治，這裡有問題！」但是當真正見到總統時，他的氣燄立刻就無影無蹤。

有些心臟科醫生感到驚訝，首相既然僅僅是上心室心搏過速，為什麼會用到心臟復律術？因此覺得他真正的狀況很可能是心房撲動。這項懷疑——布萊爾的病情實際上可能糟得多——的可信度，被柯林頓脫口而出的一些話增強了，他說：「我一聽到發生了這件事，就打電話過去確認他還好。我們談了一點話，他聽起來情況還不錯……我很久以前就聽說他有這種問題。好幾年前他跟我提到過。」後來在一輯電視紀錄片裡，《星期日鏡報》的總編輯提娜．威佛（Tina Weaver）如此描述：「上個月（十月）首相心臟出問題之後過了好幾天，我在巴塞隆納的一間餐廳裡」與柯林頓會面。她說：

在布希當選總統之前不到一個月的二〇〇〇年十月，蓋達組織襲擊了停泊在葉門亞丁（Aden）港內的美國現役軍艦「柯爾號」（USS cole）。此外，早在一九九五年，菲律賓政府就曾在一部被忘在飛機座位底下的筆記型電腦裡發現一個恐怖攻擊計畫，內容是如何駕駛飛機以衝撞美國的主要建築，如世貿中心大樓。

我最早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夏天體會到海珊是個怎樣的人。那時候，伊拉克前財政部長在倫敦街頭被暗殺身亡。海珊那時是巴格達最有權力的人，雖然還不是伊拉克總統。在很短的期間內，英國的警方與情報單位M I 5與M I 6就調查出來，海珊在這次暗殺中涉入甚深。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星期日，媒體從外洩的消息得知，布萊爾到首相的鄉間官邸「西洋棋」附近的史多克．曼德維爾醫院（Stoke Mandeville Hospital）去看病。事後唐寧街十號才正式證實這條新聞。布萊爾當時被轉診到倫敦的漢默史密斯醫院（Hammersmith Hospital），據說，是為了他的心跳有一般程度的加快而接受治療。當天稍晚，當布萊爾於晚上回到十號官邸後，官邸稱他在這之前心臟從未有過毛病。但是官方也公布，在漢默史密斯醫院裡，他接受了心臟電擊治療，或稱心臟復律術。由於畢竟提到了病情，官方便使用了「上心室心搏過速」（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這個名稱，但在此脈絡中其含意是不明確的。它或者指較為良性的心律不整，即心跳的不規律；但也可以指稱並不如此良性的其他心律不整類型，例如心房顫動與心房撲動，這些是由心室以上部位的問題而造成的心律不整。

二〇〇三年，在拿下巴格達之後，布希的選項有兩個：要麼在政治上稍做整頓，早早把政權還給伊拉克人，美國便可快速退出；要麼就得長期佔領，在伊拉克境內實行一個國家重建計畫，美國則必須等到計畫完成後才能退出。布希與布萊爾在入侵之前，就應該就其中之一做出選擇。然而實際上發生的是，由於布希注意到他的顧問們對此意見分歧，所以直到入侵之後許久也還遲遲不下決定；布萊爾對此的態度則是默許接受。早在入侵之前許久，從錢尼與倫斯斐對阿富汗問題的立場上，就可以清楚知道他們是排斥國家重建的選項，是很不願意涉入伊拉克問題太深的。他們兩人，以及新保守派的領導人物如國防部副部長保羅．佛福維茲（Paul Wolfowitz）與他的同僚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不相信美國在衝突結束後有必要負責伊拉克的運作」。他們的目標是把伊拉克國民議會（Iraqi National Congress, INC）裡他們所偏好的流亡者找回來，把國家交給他們，然後就快速退出。依照這個政策構想，所以錢尼才會在二〇〇三年年底時，用手指用力戳鮑威爾的胸膛，說：「如果先前不是你反對伊拉克國民議會跟議長阿赫瑪德．夏拉比（Ahmed Chalabi），我們現在就不會卡在這個爛攤子裡！」另外一邊，以鮑威爾為首的國務院自始至終都偏好國家重建的選擇。不管布希要做什麼，他都必須做出一個選擇。結果布希讓這個關鍵的戰後規畫議題一直停留在尚待解決的狀態；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雖然他確實決定由倫斯斐而不是鮑威爾來處理入侵的後續問題，但這不能代表一個完整清楚的決策。

好些年來一直有人臆測，布萊爾服用乙型阻斷劑來治療他的心律不整。（臨床醫學上，乙型腎上腺受體阻斷劑〔beta-adrenergic blocking drugs〕已經有很廣泛的運用，主要是用在影響到心臟的症狀，特別是為了心跳的異常情況，例如心律不整與心悸。在處理藝術以及運動領域裡的表現焦慮上，乙型阻斷劑在降低自主神經症狀如心惇與顫抖上很有成效，這也造成減輕焦慮的附帶效果。某些乙型阻斷劑，例如愛平諾〔Atenolol〕會跨過血液與腦的分界，進而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影響，以至於有些報告指出，這種藥對社交恐懼症有良好的效果。然而後來的研究只顯示出有限的療效。所以乙型阻斷劑是否能使承受壓力者的制約之感變得較輕，使他不至於發生自主神經症狀或使中樞神經系統減少壓力表現，頗值得商榷。大多數人在遭遇重大壓力時，能夠認知身體所產生的張力警訊，因此會避免承受更多壓力，直到警訊減少。不過在對這種現象所進行的任何系統研究中，沒有多少證據證明乙型阻斷劑有這種功效。）我問一位有多年研究經驗的科學家，由於這種藥會鈍化正常人感受緊張與壓力的機制，若長期服用，是否有可能使布萊爾產生易於狂妄的體質？他說，這個問題外交部也曾經問過他，但詢問的對象卻是薩達姆．海珊！他的回答是，他找不到任何關於乙型阻斷劑長期心理效果的研究，關於其短期急性心理效應的也沒有，不過軼聞倒是頗有一些。他最常提到的是一位職業鋼琴演奏家的例子。鋼琴家告訴他，在開始服用乙型阻斷劑之前，他的演奏在情感上是極不平衡的。上半場他習慣以澎湃的熱情演奏，以至於到了中間休息時，情感上已經覺得疲憊與枯竭。做過淋浴、很快換過衣服之後，進入下半場的演奏，他的情緒常常變得平板呆滞。但是在開始服用乙型阻斷劑之後，他發現上半場時自己在智性上能控制得更好，而不再覺得情緒過度消耗，所以下半場也能做出較令他滿意的演出。整體上他能做出智性上較均衡的表演。然而他並不確定兩者哪一種較好，也不知道他的聽眾是否注意到這種差別。（關於乙型阻斷劑的另一個軼聞要追溯到一九六二年，當第一個乙型阻斷劑Pronethanol首度被實驗性地用在志願者身上。一位年輕的企管顧問志願在靜脈注射Pronethanol之前與之後，再靜脈注射一次異丙腎上腺素。在注射異丙腎上腺素時，志願者們一如預期地紀錄到心跳變快、脈搏增強、呼吸頻率與吸氣量升高，上臂血液循環也加快。實驗者注意到受試者非常不舒服，身體扭曲、轉動，臉部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是在注射Pronethanol之後，這些身體反應，包括肢體動作的改變，就都消失了。實驗結束後，這位企管顧問被問到為什麼那樣扭動。他說，第一針打下去時，他幾乎要死掉了！之後他就用一種簡單的解釋來讓自己舒服一點：所有我們周邊的器官所送出的傳導訊息，都被集中在佔身體核心地位的「腦幹」裡。在這個例子上，從心臟傳來的訊息是「快全速逃走！」但是從骨骼肌肉傳來的訊號卻是「身體舒服地休息著」。顯然地，呼吸專科醫生也指出，需要靜脈注射異丙腎上腺素的氣喘病人也可能產生類似的可怕反應。所以，也許當決策者在面對危機時，有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由於乙型阻斷劑而獲得平靜。不過這個說法未經證實，只是一個徵候，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成立。）

比這個更狂妄的，是布希與布萊爾在戰爭之前操弄情報資料的方式，以便符合他們興戰的目的。在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訊息上，兩位領導人常把話說得斬釘截鐵，然而事實上那些情報常常有細微的差別，或者不具結論性。布萊爾個人有一次就犯下顯著的錯誤：義大利方面通報，尼日共和國準備把氧化鈾（俗稱「黃餅」）船運到伊拉克，布萊爾便大力強調，但事實上這是連中情局都無法確認的消息。關於伊拉克的飛彈攻擊只有四十五分鐘預警時間的說法，布萊爾也將之誇大，把英國的軍事目標也納入攻擊範圍內。實際上這些飛彈已知都是短程的，並無法打到英國的目標，然而十號官邸還是將這種說法提供給小報，而這些報紙就聳動地報導，伊拉克幾乎可以無預警地打到英國部署在賽普勒斯與中東的軍力。當布萊爾向國會報告或私下對同事解釋時，他省略掉太多英國祕密情報局由於固有的審慎態度而加上的限定說明。赫頓勛爵（Lord John Hutton）的報告發現，相關情報並沒有被「添脂抹粉」，算是對布萊爾的辯護。雖說如此，必須強調的一點是，許多人研究了赫頓調查的程序，讀過完全相同的事證之後，卻得到相反的結論。

布希與布萊爾需要認清，他們必須改變既定策略，並且部署更多的部隊。這件事做不好會帶來深遠的損害與影響，但他們的眼光卻不及於此，也沒有面對這個現實。狂妄的領導人有一個特徵，就是他們不會改變立場，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承認先前的錯誤。布萊爾對工黨大會吹噓說他「沒有倒車檔」；要想像比這個更荒謬的主張還真困難。明智的民主體制領導人會隨著事實的改變或因為發現自己的錯誤而做出修正。伊拉克的局勢如今明顯有陷入內戰的態勢，但是布希由於他的僵硬與愚笨，對於增派部隊的要求一律打回票，並且堅持發表狂妄的「勝利」談話。一直要等到二〇〇六年期中選舉敗選之後，他才決定「猛增」兩萬一千名部隊到巴格達。這時布萊爾已經被趕出唐寧街官邸了，而且他甚至從來不曾試著提升英國部隊規模，或把部隊部署到巴斯拉（Basra）之外。

代議民主制的一個優點，是領導者有機會採取斷然與爭議性的行動；有些情況確實需要一定的果敢與大膽才能處理。但代議民主制也要求領導者所做的決策必須公開接受民主的審議，要求他們不得說謊欺騙，並且在做過關鍵決策之後，他們應該對這決策負責，如果出了問題，他們也應該有辭職下台的準備。

這一年《刺胳針》（Lancet醫學期刊）十月號刊出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一份研究，當中估計自從二〇〇三年三月入侵以後，伊拉克的平民死亡人數達到六十五萬人之譜。布萊爾的發言人不令人意外地駁斥了這份研究報告，稱：「我們認為這個數字距離準確太過遙遠。」布希也說：「我不認為這是一份可信的報告。」然而我們現在知道在英國政府內部，國防部的首席科學顧問認為這個研是「紮實的」，十分接近「完美作品」，也是「觀點平衡的」；他並且建議「公開批評這份研究時要小心」。一位外交部官員也總結地說，英國政府「不應該把《刺胳針》當成垃圾」。

同時間，布萊爾的天罰再也閃不掉了。這位曾於一九九七年贏得壓倒性的一百七十九席次勝差的首相，此時於二〇〇七年在給他的政黨留下了駭人的選舉結果之後（五月在蘇格蘭與威爾斯的全國選舉以及在英格蘭的地方選舉），就打包離去了。雖然英國這類期中選舉的結果常常都會逆轉，但是布萊爾自我耽溺的冗長告別，以及拼命尋求歷史定位，損害了他身邊所有的人。從來沒有一位英國首相像他這樣從上台時如此風光，下台時如此狼狽。布萊爾最後於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步下舞臺。他的繼任者戈登．布朗新上任時受到盛大歡迎，使他幾乎考慮在九月提前大選。這個國家現在看起來比以前更願意「跨過」伊拉克問題，這是布萊爾在位時選民們不願意做的事。在伊拉克，英國部隊從巴斯拉撤出。當民意調查很快地倒向保守黨時，布朗放棄了提前選舉。然而在英國，跟在美國一樣，伊拉克已逐漸失去選民的關注。二〇〇七年年底時，巴斯拉已經重回伊拉克的掌握。

那年春天在停火之後，美國、法國與英國在伊拉克北部劃定了一個禁航區，是一項為了保護庫德族的人道軍事干預（次年為了保護沼澤地阿拉伯人〔Marsh Arabs，譯按：伊拉克南部兩河流域沼澤區的阿拉伯人，在伊朗與伊拉克邊境上〕也設置了一個類似的禁航區）。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聯合國檢查人員在巴格達發現大批與伊拉克核武計畫相關的文件；發現地點不是在一個軍事設施裡，而是在一家外國記者常駐的大飯店對面街上。

根據一份美國雜誌，一些空談的精神治療師論證布希患有典型的自戀人格異常（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這是一種高度複雜的心理與行為症候群。自戀人格異常的診斷直至一九九〇年才被美國心理學會所接受。與之相關的是一種全面型態的偉大姿態（在幻想中或在行為上）渴望被崇拜，也缺乏同理心。這種症候群在成年的早期開始，患者常常不理性地期待他人對自己特別禮遇，或認為他人會自動配合自己所期待的事。他們也能表現出人際剝削的行為，意思是說，他們能夠犧牲他人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對布希的精神分析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洞察。精神分析師常為他們沒有親自治療的領導人寫分析文章，例如佛洛伊德就寫了一本關於伍德羅．威爾遜的書，使用的證據都來自威爾遜的同事。前工黨議員李奧．亞博斯（Leo Abse）則針對布萊爾寫了一本分析性的研究。

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看法是，這種「辦得到」的精神不應該被批判，反而是值得慶賀的；這對美國文化至關重要，特別是美國的大眾文化。好萊塢電影跟美國許多電視影集的主要元素之一，就是描述一個英雄打算除盡世界上所有邪惡，並且為此願意動用所有需要的火力。美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與這個範式音調一致。但是當這種豐沛的表現發展成為狂妄時，問題就來了。

快到工黨大會的時候，布萊爾告訴他的內閣同僚，他不但已經改變了辭職的想法，甚至還打算留下來帶領他們投入下一次大選。他在二〇〇四年九月三十日公布了這個決定。但是他又說，這次大選將會是最後一次。這並不是一個考慮得很透徹的聲明，特別是因為他已經在倫敦買下了一棟退用的房屋，但是他這麼做又是為了抑制大眾對他的健康胡亂猜想。第二天他進醫院門診，做了一次心導管電燒手術，以治療他的不規則心跳。這次，醫院承認了他有心房撲動症。於是，當伊拉克危機需要新的政策與嶄新思考的時刻，英國再度有一位在職的首相隱瞞他的疾病，否認事實，還假裝身體完全沒問題。我們越得知布萊爾的醫療狀況，就越了解為何他考慮辭去首相。但是那些染上狂妄症的人總相信他們是無可取代的，並且開始鄙視任何有可能接任他們職位的人。（心導管電燒手術是使用一條心導管先導入血管，再經過血管伸入心臟；導管的前端可以送出射頻進行電燒，在定位之後，將心臟裡特定位置上的細胞加以摧毀；通常是在靠近三尖瓣之處，因為異常心跳是由三尖瓣引發的。布萊爾的手術是由聖瑪莉醫院的韋恩．達維斯〔wyn Davies〕醫師進行的；他的報告指出手術是為了心室顫動而做，並稱手術十分成功。布萊爾當晚就回到唐寧街官邸。首相本人的心臟科醫生普尼特．蘭姆拉卡〔Punit Ramrakha〕發表了一份兩百六十字的聲明，聲明中仍然避免提到任何特定的心臟疾病。這種手術在百分之九十的狀況下會有療效，在英國，每年有三千五百人為了各種不心的心律不整而接受這樣的燒灼手術。心房撲動若不加以治療，將會在心臟裡造成血塊；血塊可能擴散或者形成血栓，將腿部、腎臟、腸或腦部的血管塞住。所以病人若不是立刻，就是在數週之內接受治療；像布萊爾這樣延遲十一個月的情況並不尋常。）

在布希與布萊爾的世界裡，上帝是一股驅使英雄向現實挑戰的動力；狂妄不是需要憂慮的事，天罰只不過是英雄的壞運氣，所有英雄在他們穿過眼淚深谷的十字軍征途上或遲或早都會遇上的。他們相信在天上會得到回饋。凱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ips，一位深刻了解布希的共和黨美國歷史學家）說：「對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來說，沒有多少問題比這個更重要的了：復興的宗教及其所挾帶而來的政治狂妄，在這個國家的帳本上，將會被列在資產還是負債的項目下？」

一個普遍得到採信的說法是，布萊爾曾經給由他政治任命的檢察總長施加壓力，要他改變他的建言，雖然顧爾茲密斯否認這個傳聞。外交部一位資深律師在戰爭開始之後，以辭職表達抗議。無論布萊爾是否真的操弄了他的檢察總長，有一件事是無法懷疑的：布萊爾違背了「部長行為守則」（Ministerial Code of conduct），因為他拒絕讓他的內閣取得完整的第一份書面報告，如守則所要求的那樣。但是布萊爾操弄內閣並不是新聞。在長達十年的期間裡，無論是在內政還是國際事務上，這個情況一直都在發生。

兩天之後布萊爾又得到一個警訊：華盛頓提供的情報是經過安排的。這是一個比史卓在三月所發出的更為嚴重的警告。有一份日期為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機密等級為「保密、絕對私人、限英國官方」的備忘錄，在入侵後的兩年落入英國媒體的手上；備忘錄記載的是一次由三位內閣成員——首頓、外交大臣以及國防大臣——與檢察總長所舉行的祕密會議。布萊爾的副首相約翰．普雷斯考特勛爵（John Prescott），以及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兩人都沒有參加。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約翰．史加列特（John Scarlett）以及英國祕密情報局局長李查．迪爾羅夫爵士（Richard Dearlove）則在場。備忘錄上迪爾羅夫的代碼為「C」，他報告了他最近在華盛頓與美方進行的談話。他說：「美方現在視軍事行動為無可避免。布希總統打算透過軍事手段除掉海珊，理由是他同時搞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武器。但是那些情報與案情都是為這個政策而量身安排好的……在華盛頓他們不太討論軍事行動之後的後續問題。」後來迪爾羅夫對喬治．提納特說，他對會議備忘錄中使用了「經過安排的」的字眼提出抗議，並且修正了措詞以反映他的觀點：他的意思是「使用情報的方式不當。」他也說，他曾對李比禮貌但明確地表示，不能同意他所相信的、所謂在伊拉克與蓋達組織之間有所連繫這樣的說法。

布希總統與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在聽到辛瑟奇的證詞之後，本來應該要讓白宮對計畫投入的兵力規模重新審查一次，但並沒有。幾天之後，辛瑟奇的評估被國防部副部長保羅．佛福維茲駿斥．他對白宮預算委員會說，那個評估「實在太過離譜」。他的解釋是：「維持伊拉克戰後穩定所需的兵力，怎麼可能會比打這場戰爭的人還多？後者已足夠使海珊的安全衛隊與軍隊投降。這真的很難想像。」但是對戰後衝突有經驗的人來說，在戰後事態中需要比打仗更多的軍隊是一件再容易想像不過的事。英國軍方特別能夠了解這一點，他們在北愛爾蘭有三十年的經驗，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則是從一九九二年起就面對這樣的局面。

布萊爾試著以同樣的節奏走過二〇〇二年以及二〇〇三年的大部分時間。他執意在任何事件中都要站到焦點上；這是針對英國媒體所做的努力，也得到媒體的加強報導。相對來看，美國的大眾輿論其實挺喜歡布萊爾輕鬆的風格，並且讚賞他的妙語如珠與表現技巧。因此對布希來說，讓布萊爾在伊拉克議題上顯得重要，對他自己也有好處。

這個新的政府架構在布萊爾特意的設計之下，確保了首相在國際政策上能夠享有相當於美國總統的權力。在此之前，內閣辦公室處理外交與國安問題的程序，其設計都是為整個內閣服務的。但是從二〇〇一年夏天起，外交、國防與歐盟事務的主要官員及其幕僚都被重新整合到唐寧街十號——這個充滿政治氣氛的溫室——內的兩個祕書處裡。這兩個官邸祕書處的設置在政治上與技術上是只為首相一個人服務的。後來布萊爾也對聯合情報委員會做了差不多相同的更動，雖然他改變的只是聯情會的工作調度，而不是其官方隸屬。這個十號官邸內的新結構，目的是在使外交部與國防部及其相關部會首長的重要性逐漸降低。無法解釋的是，這個問題幾乎被媒體整個忽略掉了；布萊爾開始投射出一種成功首相的神奇魅力，擄獲了媒體的芳心。

一月三十一日在華盛頓，布希在與布萊爾的會面結束後，兩人一起召開記者會；記者會上布希對第二決議案只做了一個冷淡的認可，那冷淡十分明顯，沒有人會看錯。現在我們了解原因何在了。因為儘管布萊爾一再公開地強調第二決議案的重要性，私下時他卻說那不是關鍵性的。在布萊爾的顧問大衛．曼寧所做的當日會議備忘錄裡（此備忘錄後來外洩），舉行聯合記者會之前，兩人的最後一段討論充滿著嘲弄訕笑的色彩，都是在拿布萊爾仍苦苦追求第二決議案一事說笑話。曼寧引述布希說：「軍事行動是一定會進行的。」就算第二決議案沒通過，聯合國武檢人員找不到大規模毀滅武器也是一樣。布萊爾則回答說：「我堅定地與總統站在一起，只要能解除海珊的武裝，赴湯蹈火都在所不惜。」所以這第二決議案，布萊爾推動它時造成了如此多的傷害，最終對他卻又是個可有可無之事。如果狂妄症的核心元素是一種鄙視的話，那麼我們很難想像比這個更狂妄的行徑了。即便如此，布希在那次會談中也給布萊爾提供一個機會，把一四四一號決議案跟政權更替結合起來。布希說：「在某個時點上，或許當我們通過第二決議案時——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做的話——我們應該給海珊一個警告，告訴他，他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可以走人。」由於某種原因，這個議題後來沒有被賦予重要性。這會是達成政權更替的一個戲劇性手法，可以在入侵之前就說清楚，大規模毀滅武器與政權更替是彼此牽動的問題。在那次會談中，布希預測「在不同的宗教派別與種族之間，不太可能發生互相殘殺的戰爭事態」，而布萊爾對此表示贊同。

哲瑞米．格林史托克爵士（Sir Jeremy Greenstock，前任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在二〇〇三年從紐約被派往巴格達去跟隨邵爾斯工作。他在入侵勝利之後的幾天裡所說的話，後來凸顯了邵爾斯觀點的重要性。他說：

喬治．布希享有一項優勢，他有兩位經驗老到的同事：柯林．鮑威爾與迪克．錢尼；當年海珊入侵科威特時，他們兩人都在他父親的內閣裡任職。海珊當時的首要目標，是要除掉科威特對伊拉克三百億美金債權的威脅。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去佔領引發爭端的魯麥拉（Rumailah）油田，而是奪下科威特市，並且極其挑釁地向南推進到科威特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邊界，對沙烏地阿拉伯做出直接的威嚇。美國從一開始，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三日總統主持的第二次國家安全會議上，就評估了海珊的個人狀況。鮑威爾——當時是參謀聯席會議主席——提問：「這次進犯在多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行為？如果他不在了，能找到一個更適合的替代人選嗎？」國家安全顧問勃蘭特．史科克羅夫（Brent Scowcroft）說：「伊拉克可能會分裂。」然後外交政策專家李查．哈斯（Richard Haas）說：「任何其他人都不太可能擁有跟海珊一樣的個人崇拜來讓這個國家免於分裂。」這次談話一直是一九九一年沙漠風暴行動的基礎。美國打算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但不會攻擊巴格達。（一九九〇年八月七日，當時任國防部長的錢尼在吉達見了法赫德國王〔King Fahd〕，尋求他准許美軍進駐沙烏地阿拉伯。他保證，美軍在威脅被排除之後就會撤出，美國將不會尋求在沙國建立常設的基地。王儲阿布都拉〔Abdullah〕——當時繼位名單上的第一號人物，現在的國王——表示反對任何美軍進入國內。他的意見反映了絕大多數沙烏地親王的看法。他說，這個決定將會令很多人不快，也應該先經過部族長老與伊斯蘭學者的諮商。但法赫德國王對當前的危險有更高的警覺性，於是決定接受美軍進駐——這是他在位以來做出的第一個沒有共識支持的決策。）

二〇〇三年的入侵行動結束時，英國把派到伊拉克的三萬名軍力縮減為一萬八千名。一年之內這個數字再度降到八千六百名，而二〇〇七年八月時更只剩下五千五百名，駐紮在巴斯拉宮與機場之間。英國從來沒有增派部隊，所以早在布萊爾下台之前許久，英國就一直在撤退，而同時美國卻在增兵。布萊爾先前承諾英國將「陪美國走到最後」，原來是只動用想像上的「掩護」部隊。

布萊爾對這種作法之所以感冒，是因為這會把其他人包括進來，特別是他自己的外交部長；這會損及他親手操盤、全力投入的形象。他更希望繼續他高姿態的政治操作，來對法國與其他安理會國家施加壓力。因此他繼續強力要求第二決議案，完全忽略法方給他的警告——法國在安理會上已經確保了九票的必要多數，來反對英國與美國的提案。（英國外交部內的聯合國部門〔UN department，現在稱為國際組織部（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有別於英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通常會就安理會真正可能的投票結果製作一份書面的專業評估。當時這部門有沒有製作這份報告，或者唐寧街官邸是否讀過，現在並不清楚。設置這個部門的根本目的之一，是在於評估十五個安理會國家對於決議案的看法，以便測試英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在紐約的觀點，以及給外交大臣與內閣提供建議。如果當時這份專業報告有被製作出來的話，我很難相信它會認可布萊爾的信念——布萊爾相信可以贏得第二決議案。）

更甚者，布萊爾在經營管理上沒有受過任何正式訓練或有過什麼經歷。他試著彌補這個缺口的辦法，是跟管理學大師請益；而根據《今日管理》（Management Today）一篇文章的說法，他似乎想要做得像一位企業總裁：「腳步迅捷，思路充滿彈性，能快速做成決策，而且這些決策常常無需繁複的準備，可以在悠閒之間、在沙發上、一手端著拿鐵另一手抓著手機就指揮若定，經營著大英國協股份有限公司，像在經營一家城市投資公司一樣。」但是，首相的角色並非企業總裁，英國政府也不是一間為股東謀取利潤的商業公司。

關於外在因素，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提出過一個理論，認為狂妄症是一種時代病。「現代的狂妄是一種對限制的否認，是一種不斷要向外拓展的堅持。現代世界提出一種『永遠跨越』的命運：跨越道德，跨越悲劇，跨越文化。」如果這就是盛行的時代精神，那麼一位領導人將很難抗拒狂妄。但是我認為貝爾的普遍化陳述比較適用於美國，而不適用於英國。確實，這種跨越精神深深吸引著美國人，最早要追溯到當美國的邊界在大陸上不斷地向西方推進的時代。一旦美國領土的擴張階段完成了，那麼美國以外的世界就成為新的邊疆，一個新的要被跨越的地方。

這裡導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領袖有狂妄症，有些卻不會？我相信答案在於特殊的外在情境以及個人的內在人格兩方面。布希與布萊爾的例子說明了這兩個因素都有影響。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六日，布希同意美國與英國的轟炸機應該對伊拉克的雷達與指揮中心進行破壞——這是繼承自柯林頓總統過去八年所進行的現行政策。八月十日，美國與英國又對伊拉克三處國防設施實施轟炸。媒體對此只有十分收斂的評論。

布萊爾習於自我朦蔽；他那種堅定地相信一切都會轉危為安的能耐，在他其餘領域的施政與決策上，常常都有人提到。他的律師訓練使他慣於迅速地吸收簡報，並能馬上信心十足地敘述並討論議題。然而他對於政策與執行面的認知，非常容易陷於浮面，稍經考驗，就露出對細節無知的窘狀。他處理伊拉克之所以如此失敗，問題就出在這裡。一位退休的將領麥可．羅斯爵士（Michael Rose ）——曾任英國陸軍副參謀長以及聯合國駐波士尼亞維安部隊指揮官——甚至打算呼籲將首相予以罷免，因為他「在無比重大的戰略問題上鑄下大錯」。其他資深將領公開發言時較為謹慎，但私底下也十分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