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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朋友們常常稱讚我「記性好」。現在像夢中一樣，不少兩三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腦子裡都只剩下一片白霧，說起來令人不相信，老友顧均正兄逝世的時候，我接到從北京寄來的訃告，讀到他的兒子小銓的來信，十分難過，想起許多事情，我說要把它們寫下來，這也是我的一部分的生活記錄，可是我不曾寫，一拖就是幾年，今天拿起筆想寫一點對亡友的懷念，卻連他去世的年月也記不清楚了。

我想起一件事：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他從北京來信，打算把我的童話集《長生塔》介紹給一家出版社。我把底本寄去了。過了一段時間，底本給退了回來，均正來信說他讀了稿子不大理解，拿給小兒子讀，小兒子也說不懂。我自己重讀了一遍，卻覺得童話並不像西方現代派作品那樣難懂。我猜想，這是他自告奮勇向出版社推薦我的童話，出版社拒絕接受，他碰了釘子就把責任放在自己肩上。我瞭解他，以後再見他時也從未提過《長生塔》的事情。

我生活忙亂，雜事多，腦子裡裝滿了文字、聲音、形象……它們互相排擠，一刻也靜不下來。每天從清晨起我就感到疲勞；同客人交談，不得不時時用力睜開眼睛。我沒有足夠的精力應付各種意外的干擾，也無法制止體力和記憶力的衰退。我並沒有忘記均正兄，但是他的和善的面容和痛苦的微笑常常被闖進腦子裡來的生客們一筆勾銷。他病中我一共探望過三次，除了在醫院那一次外，還有兩次都是在幸福村他的家中。第二次去，我看見他坐在籐椅上，不像一個病人，我們談話不多，但是我不曾見到他的痛苦的表情，我感到心上輕鬆。第三次看見他，他又側著身子躺在床上，顯然病情惡化了。這一次我什麼話也講不出來，我也不想把他忍受痛苦的印象長留在腦中。我待的時間不長。但也沒有想到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一面。

蕭珊沒有到過幸福村，也不曾見到「文化大革命」的收場，她過早地離開了人間。小林比我先去幸福村。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我回到上海，在作協分和-圖-書會靠邊受審查的時候，小林和同學們串連到北京，她去過均正夫婦家。國華嫂告訴小林，作協分會的造反派某某人去北京「外調」到過顧家，要瞭解我的「反社會主義言行」。國華嫂氣憤地說：「不用怕，他沒有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造反派氣沖沖地走了，什麼好處也沒有撈到。她不知道所謂「外調」不過是花國家的錢做長途「旅遊」，你沒有「言行」，造反派可以替你編造言行。反正以「莫須有」的罪名定罪殺人古已有之。我的罪狀越來越多，罪名越來越大。不久我進了「牛棚」，與世隔絕，小林和蕭珊都因為我的緣故受到了批判和歧視。均正兄一家的音信斷絕了。我擔心他們也會遭到噩運。但在失去做人資格的當時，我一直過著低頭彎腰、朝不保夕的生活，哪裡敢打聽朋友們的情況。蕭珊患了不治之病，得不到適當的治療，躺在床上捱日子，想念過去的歲月，懷念舊時的友人，最後入院前忽然得到北京沈從文寄給我的一封長信，她含著眼淚拿著信紙翻來覆去地看，小聲地自言自語：「還有人記得我們啊。」我多麼感謝這位三十年代的老友！他從一位在我們幹校的親戚那裡打聽到我仍然住在原處，便寫了信來。幾個月後，均正兄的一個孩子出差到上海，找到我們家，給我帶來不少我們很想知道的朋友們的消息。他們一家除了他一個姐姐遭到不幸外，都平安無事。可惜蕭珊見不到他了。

這以後顧家的孩子們出差到上海，總要來我家看看。見到他們我彷彿又看見均正兄的和善的笑容，受到國華嫂熱情的接待。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其實我的生活也並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幣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著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淮海路）去買賣「大頭」，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m.hetubook.com.com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我上街總要注意煙紙店門口掛的銀元（「大頭」）牌價。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入，又沒有儲蓄，不知道怎樣度日。我和蕭珊正在為這個發愁，均正夫婦來了，告訴我們，開明書店發給他們「應變費」十天一次十塊銀元，他打算代我向書店交涉「借支版稅」。我當然同意。第二天他就給我送來大洋十元，說是借支辦法和他們一樣。我感謝他，我的困難給解決了。我大概借支了兩次「版稅」，上海就解放了，我們都有活路了。

我沒有去北京參加他的追悼會、向他的遺體告別，作為一個老朋友，覺得有負於他。我尊敬他，但是我學習不了他。像他那樣默默地忍受痛苦，我做不到。我最近一次去幸福村是在兩年以前，一九八一年十月我三訪巴黎歸來，仍然由小林陪同，到了顧家，家中冷冷清清，只有國華嫂一人，小銓前一天出差去天津。國華嫂高高興興拿這拿那，熱情不減當年。家中很安靜，很有秩序，國華嫂精神好，講話多，坐在她的小房間裡我仍然像從前那樣感到不變的淡如水的友情的溫暖，好像均正兄還在出版社辦公或者出席什麼會議，他並沒有離開我們。

「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於發了出來。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著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那麼一定是由於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於講話，他也一樣。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ｈｔtps://wwｗ.heｔuboｏｋ.cｏｍ.cｏｍ庭負擔較重。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讚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裡，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內，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內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態度都是嚴肅認真的。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著不到一歲的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托他帶口信。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他從來不發牢騷，只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然後便是北京來的訃告和小銓的信，告訴我一位勤勤懇懇埋頭工作了一生的知識分子的死亡。我再也看不到他那和善的笑容了。即使是最後的痛苦的微笑，我也見不到了。他是那麼善良，我從未聽見他講別人的壞話，他也並不抱怨生活。我看見他在病床上忍受巨大的痛苦，卻還是那麼安靜。他默默地死去，不會有什麼遺憾吧。他沒有浪費過他的時間，他做到了有一分熱放一分熱，有一分光發一分光。他是一個不自私的人。

「四人幫」垮臺以後，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https://m.hetubook.com.com會後我留下來看朋友，小林也到了北京。我離開十二年，對北京的大街小巷和交通車輛，都感到陌生，住在旅館裡，出門搭車全靠小林帶路，幾次去幸福村，都是小林陪同去的。第一次去，均正兄不在家，國華嫂說他在參加民主促進會的會議，不回家吃中飯，便叫小銓打電話通知他。不久他高興地回來了。久別後重逢，大家都感到格外親熱，似乎想說的話很多，卻不知從哪裡說起，只談了一點彼此的情況。他們夫婦的變化好像不大，「文革」期間可能比我少吃些苦頭，值得慶幸。但交談起來我們都小心避免碰到彼此的傷痕，他們失去一個女兒，我失去了蕭珊。我們平靜地相對微笑，關心地互相問好，在幸福村的小屋裡，坐在他們的身旁，我感到安穩和舒適。我第一次體會到「淡如水」的交情的意義。我就這樣坐了兩三個鐘點，還在他們家吃了中飯，下午小林要陪我去看別的朋友，我不想離開他們，但也只好告辭走了。

四十年代我在上海和均正兄住在同一個弄堂（霞飛坊，即現在的淮海坊）裡。解放後，五十年代初他全家搬到北京，我仍留在上海。我去北京開會，每次總要到西堂子胡同去看他們夫婦，照例受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胡同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著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回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我們同去西堂子胡同，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蕭珊笑著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他們的感謝並不是客套話，只是出於他們的謙虛和好客。蕭珊並沒有想到這是她最https://www.hetubook.com.com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那麼我從哪裡寫起呢？

沒有想到一別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彷彿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只能是女兒小林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別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隨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我大吃一驚。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並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大會。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閒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台，握手告別，均正兄帶著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敘」。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我說：「一定來。」

他仍然在開明書店工作，我卻經常離開上海出席各種會議。第二年他跟著書店遷往北京，就一直住在首都，生活的確好起來了。後來開明並入新成立的中國青年出版社，他也到青年出版社工作。他參加了民主黨派，社會活動也增多了。我每年總要到他家去兩三次，見面時無所不談，卻又談不出什麼，只是互相表示關心而已。

第二年我出國訪問，從北京動身。在上海的時候我聽說均正兄患病，據說是「骨刺」，又說是「癌」，小林陪我到北京醫院探望。在一個設備簡單的底層單人病房裡，均正兄側著身子躺在床上呻|吟，國華嫂在旁邊照料。我走到床前招呼他。他對我微笑，我卻只看到痛苦的表情。我沒有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也找不到適當的安慰的話，我默默地望著那張熟悉的臉，坐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退出了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