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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項政策，其實是上帝在排斥。大眾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實是上帝在反抗。祇要記得，上帝借人民說話行事，魔鬼借專家說話行事，報告他們「全盤事實」，誰敢說美國官吏所知道關於北非的「事實」，不是魔鬼使用妖術，偷放在衣櫃內嚇人？我們都聽慣訓教禮貌的寓言。在商店內，顧客的話不可非議，在帝制國家，國家的話不可非議，在民主國家，外交部的話不可非議。原來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視主義原則，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詭異莫測，有如貓頭鷹一般，在黑暗中最能顯弄本事。不論何地，人民與外交家的爭鬥，必是上帝與魔鬼，光明與黑暗之爭鬥。

此處更須說明，那種對中國接濟敷衍拖延的方法，如果應用於日本，必可同樣成功，那麼日本今日用以對美國作戰的汽油，會減少幾千萬加侖，頭等廢鐵會減少七百萬噸。反之，供應中國之踴躍及速度，如祇及美國國務院供應日本汽油廢鐵之踴躍及速度之一半，而供應中國之機構，其工作如自一九三九年來即與供應日本之機構同樣爽快，中國今日的軍力，或許早已能把日軍逐至海內，不用犧牲美國男兒的性命了。

所以蘇聯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波蘭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印度和香港的問題，把我們嚇倒了。最後，應用大西洋憲章的方法，把我們嚇倒了。我們的意思是先打勝仗，再談和平。但是時間不肯等候，和平不肯等候。時間前進不等候人，民主國的領袖也不能例外。我們的外交家是一頭毛薄的小羊，我們祇能祈求上帝稍殺風勢。

女祕書躡足而出，巴西Ｃ君躡足而入。你能聽見鋼針落地的聲音，外交家聽見他自己的硬襯衫隨著呼吸與內衣摩擦而發出索索細聲。他們的談話以「天氣很好，是不是？」開始，結尾是：「啊，有趣，多有趣！」

雖然如此，在民主國內，總還有一線之望，因為在民主國內，做領袖者，祇須踏步走，隨人民之意志轉動。一個偉大的領袖，總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機敏張顯。如果右邊把他推得夠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夠重，他便斜倚右面。祇有這樣，才能領導人民。如果他老是順著我們的意思轉動，我們便稱他為「大人物」。我喜愛民主政治，就因為我喜歡推拉我們的領袖；我厭惡暴君，因為我不歡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還有希望，因為此次如果我們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個偉大的民主領袖應時而出，亦未可知。將來或許有一本白皮書發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員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樣，它會在好戲收場後對人民說：「你們這些多管閒事的傻瓜！我在幹些什麼，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會像後臺的提示者那樣對他說：「不錯。好萊兄，你總是頂出色的。」

且看外交家一日的日程。他安居在大樓頂層，不受人民之打擾，坐在一度屬於路易拿破崙姪子之大硬木高背椅上。室內一邊是一張西班牙阿拉贛大家遺下的光長大桌。四周垂掛的不僅是厚簾，且還是重重厚簾。空氣肅穆，祇聞祕書室傳來滴答之聲。與外界完全隔絕，但是未必盡然，室內緊張威武之空氣仍濃。一扇特別建造的小木門內有一具無線電話，備他隨時同海外通話。

書至此，便有人要發問：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繪一幅太陰沉黯淡的畫？是否忽略某方面，過於張揚某方面，專畫其窮形極相？答案當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討論政治，而政治〔西文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並指黨派傾軋〕總是任何事物的齷齪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後。可是一個文化有其臀後，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許我不過在踢人家的臀後——愚莫甚焉。

第二第三次會客，結尾都是聲音更低的：「有趣！」這個世界真是有趣。瑞典京城來一個長途電話，把它弄得更有趣。現在是絕對驚人了，他搖長途電話到安哥拉。可不得了。他生平從沒有在一天之內得到這麼許多祕訊密息。他記起在那兒看到的一句中國古語：「秀才不出戶，能知天下事，」深深領會其中意義。他確信他已知道全盤事實——誠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如何處理這些事實，乃是問題。

多年來便有如此多麼有趣的事實。一九三一年東北事件發生，外交家知道全盤事實。西班牙內戰，他也知道全盤事實。阿比西尼亞被侵，他也知道全盤事實。希特勒進兵魯爾區，他和*圖*書也知道全盤事實。慕尼黑會議，他也知道全盤事實，潘奈號被炸，海南島被侵，日軍進犯安南，計劃襲擊珍珠港，他也知道全盤事實。天啊，沒有人懷疑你的。問題是，外交家知道了這些事實以後作何措置呢？

懷了這軍事祕密當武器，他出去作戰了。舌戰群雄，他決不會敗北。到了緊張關頭，他便竭聲急叫：「我知道全盤事實。」對方便啞口無言了。外交家知道全盤事實，報界卻不知道，所以人民覺得在這場實力不均的角力中敗北了。外交家不能把事實宣告世人，只能在四年後發表白皮書，那時候報紙記者可以隨意抨擊……這樣日復一日的下去，心中總是在想：「啊！多麼有趣！」

因為每一個戰爭都顯示人民的本色。敦扣爾克顯示了英國民眾的本色，史太林格勒顯示了俄國民眾的本色，巴潭一戰，顯示了美國民眾的本色，重慶顯示了中國民眾的本色。一個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點永遠為人忘卻，只有在戰爭的烽火中方為人重新覺察。這些老百姓與明爭暗鬥，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賣弄花巧的文藝家，有霄壤之別。在一個鄉村醫生診所中能看到人情之悲喜愛慕，克己犧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豐富深雋，豈是任何外交部內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這些悲喜愛慕，克己犧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綴織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繼續不息，亦惟是為賴。

除了將一國政治交出給一個不出面的，無名無姓，享受特別權利的政治團體一弊病外，尚有一個完全政治性質的巧術，即使在一個民主國內，亦可以用來做違背民意躲避民意的事。在最前進的民主國家——美國——我注意到民意和國策的接觸，發覺少數一群，有的聞名全國，有的默默無名，竟能對人民隨便敷衍哄騙，丟開外交政策不談，甚或採用與民情完全背道而馳的外交政策，真是有趣。即使言論絕對自由，要大眾找出政府在幹什麼事，仍費時日，結果便是政府每落在民意後頭，或則六月，或則一年；如果手段高明，方法靈敏，這前後相差可延長至數年。

很明顯的，自然事實同社會事實或政治事實，性質迥異。氧與碳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無可置疑的自然事實。可是社會事實則不然。譬如說，法庭審判案子。姑謂一切有關的證據，已盡極人力收集在案，問題是犯人有罪無罪。前後經過已經審問，雙方辯論完畢，法官宣讀案情摘要，最後十二個陪審官圍坐討論，判決被告或則有罪，或則無罪。然此判決結果，不能與碳與氧混合結果相提並論。審判案件時，或許七個陪審官認為被告有罪，五個認為被告無罪，而一項化學物，則不能召集若干科學家於一室投票判定其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嚴格的科學立場說來，被告之罪，不過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設而已，或則合理，或則無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個自然科學家對某物或某現象，可以暫時存疑不論，而在人事上，一事卻非於某月某日討一個取決不可。

每在電影上看見俄國農婦協助軍隊捍衛國家，英國防空人員和女警看護執行職務，美國女人替軍隊趕製皮鞋，每見一般人民，志願軍，看護，工人，汽車夫，鋼鐵工人，機械匠，在機輪前，船塢中，俱樂部，工廠，渡輪內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表現，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動。他們不僅口說為了建設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會而作戰，並且在心中深信不疑。他們不僅需要新世界新社會，而且熱望其早臨，為之犧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國策與民意相差每趕不上，不僅是自然的，且已成為今日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特色，所以我們不妨舉一個實例研究一下。有人覺得奇怪，美國人民援華之熱情，意能被人如此巧妙地擱起六年不理。祇要看其中方法，我們便會澈悟。美國人民要知道羅斯福幹些什麼，不在幹些什麼，總得費上一年功夫，羅斯福總統要知道人民不能容忍什麼局勢，也得花上一年功夫。此處須說明，不佞客居美國，遵守客禮，無權批評他國政府的內政國策，但我相信，凡戰時同盟國的國民，都有責任與義務去批評同盟政府處理共同的戰爭的辦法，尤其是影響及其本國的事的辦法。我更覺得，這種的互相批評，不僅可行，而且斷然有益，比虛偽的客套好。我歡迎同盟國人士批評我國政府有關盟國作戰之措置，本此意和-圖-書義，我才敢批評盟國政府對於直接影響及我國抗戰事項之措置。老實說，如有盟國人士指出我國政府某項措置有損對日作戰力量，因而在勝利來臨之前得以減少萬千同胞生命的犧牲，我真要感激不盡了。我相信國際間真正的諒解的唯一基礎，乃是坦白誠摯地交換意見。

我要聲明，我並不是一個天生歡喜怪張怨李的人；人家援助我們，我未嘗不感激萬分，中國抗戰初年，蘇聯接濟中國最為踴躍，迅速，慷慨，德國接濟中國，亦稱踴躍，迅速，慷慨。該做的，都做得頭頭是道，特別是德國的接濟方式，完全是德國典型，什麼零件瑣碎，都準備得完妥無遺，所附零件軍火油類，足夠一年之用，圖樣說明，裝配專家，應有盡有。反之，美國Ｐ４０給與中國，卻不配置無線電，祇好由一家中國公司另辦承裝。而如果你知道中國當局如何尋找一個裝配專家到印度去裝合一架飛機之困難，你真要流淚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後，中國沒有英國的許可，連一根頭髮針都不能向華盛頓借取，什麼東西的優先權都歸英國。

這就是我著本書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學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們的領袖向他們的命運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勝利到手，他們會站在戲台上向我們得意微笑，我們會在台下拍手喝采，他們會揮帽致意。但是在喝他們采的時候，我們實在是喝自己的采；我們覺得他們順著我們的意思進退，心中自然高興。民主政治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那便是真正為戰爭出力而取得勝利者，乃是我們人民——風頭可以讓才華蓋世的大人物出。

大眾以為反攻之計劃早已擬定，所以又沉默下去，何況魏菲爾將軍又單獨出兵阿恰布，把民眾要求動兵的呼聲壓住。現在政府與民意相差又尾追不及了，一年之後〔本書著於一九四三年春〕大眾才能發覺，在滇緬路斷絕足足一年後，盟方原來並無採取聯合策略，反攻緬甸的計劃。大家都知道非聯合攻勢不足以成大事，反攻緬甸，非借重英國海軍出兵孟加拉灣不可。羅斯福總統說如果上帝開恩，我們可以馬上接濟中國。人民那知道，而羅斯福並未解釋，上帝姓邱名吉爾。總要等上一年，民眾才會覺察。

個人覺得上帝行事，總由老百姓代表。歸根結底，老百姓有一種神聖的權利。我的靈感並不一定源於書經這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源於直覺的鑒察以及研究歷史興亡之跡的結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動怒，便是上帝動怒。老百姓要暴動，發明斷頭台〔法國革命〕，便是上帝認為暴動發明斷頭臺的時機已到。老百姓猶豫未決，便是上帝猶豫未決。老百姓回家賣刀買牛，安居樂業，上帝便得意微笑。

可是我們的頭腦已弄昏了，我們不敢自信。誰敢非議專家處理印度或北非問題的方法？甘地是一個妥協主義者，抑或是一個聖哲？北非的人民擁護達爾朗呢，還是擁護戴高樂？我們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緘口不言，豈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覺總不會錯，因為人民最憑是非原則，而天下簡單明晰者，祇有原則。此外，歷史中之事實，絕無人全盤領悟。試聽麥弗氏（Ｒｏｂｅｒｔ　Ｍｕｒｐｈｙ）之話，再看北非通信記者之話，便能知道擁護達爾朗之「人民」，是有錢的皇族難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國人民，無法斷定。政治家能發表日記回憶，新聞家能記錄訪問會談，但是你儘管放心，所謂社會事實——譬如說，北非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領袖發揮此情緒之方法，及兩種不同政策在法國國內所產生之心理反響——乃是憑斷，偏見，和雜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歷史事實，正如凡人肉眼仰視月球。一個人罰咒說月亮中有一隻兔子，一個人說有一隻猴子，再有一個人說有一隻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盤」事實，就是這種「事實」。事實是，那幾個坐井觀天的傢伙，爭論著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對於真相的糊塗，同我們不分伯仲，而因為仰首凝視太久的緣故，視線或許較我們更模糊。他們要說服你，對你說：「我告訴你，其中有一隻兔子。」你固然懷疑不信，但也應該給他面子，在暗中對你自己說：「他們的眼睛已看花了。」你應該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達爾朗，畢魯東，維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國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鑒識正反，你便不會錯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份子，而老百姓總不會錯，儘可放心。htｔps://ｗｗｗ.ｈｅｔuｂｏｏk•coｍ.com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說話，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見了一般專家，至少有些畏懼，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盤事實」的吏曹專家。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個怪現象；只須大叫一聲，「我知道全盤事實」，便能嚇倒老百姓，叫他們自封其口，不敢隨便說話。這些事實，雖與客觀的科學不相干，卻借頂科學之名。官場吏曹自稱通悉「全盤事實」，便把科學的威嚴加在自己頭上，並在其頭上發一道靈光。除非我們把歷史中的「事實」仔細分析一下，分別清楚自然科學事實和社會事實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遠聽政治經濟專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過問了。老百姓是建議某件事該如何辦理的人，專家是告訴你事情無法辦理的人。由此推論，和平專家便是告訴你天下無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問題交給他們處理，世界便非永遠廝殺下去不可。

在美國如此，在英國如此，在中國蘇聯也如此。民眾要和平，正義的和平，並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間，不無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學無知的鄉民，都有若干經久的寶貴品德，能識別是非，明鑒責任。這次戰爭發現了中國的老百姓，蘇聯的鄉民，英國的平民，以及美國的民眾，真正的民眾。他們不管你什麼帝國主義，祇喁喁望天下之安治，人間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為什麼不讓他們享太平？

有時候我覺得我們無需四大自由，一個自由便夠了——擺脫欺誑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誑，就是說只要通悉事實，便可丟開主義原則。但請記住一件事，專家們知道圖表事實，然而老百姓都能識別是非。這個信心不可動搖，因為一旦動搖，民主政治便會墮入專家手中，一經墮入專家手中，便壽終正寢。上帝的發言人是老百姓，獨此一家，別無分出。

後來滇緬路又聽他封閉。人民要繼續供應中國作戰物資，羅斯福總統乃說美國決計尋找替代滇緬路的工找。人民以為政府已在採用，空運接濟方法至少已在計劃中，乃不出聲了，政府的宣傳說空運一旦準備完畢，可以及得上滇緬路的運輸量。一九四三年一月，羅總統為了要安慰人民起見，聲言今日空運接濟之噸量，已與滇緬路不分上下。這句話有些像旁氏美容霜的廣告語：「她已訂婚，她搽用旁氏美容霜。」沒有一個人敢揭露空運輸入中國的噸量；可是我知道，昆明許多國人，印度許多通訊記者也知道。人民直到一二個月後，方明白羅總統的話是什麼一回事。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現在政府已承認局勢太不像話，非想辦法不可了。如果一架飛機能載一雙拖鞋，十架飛機便能載十雙，可是政府宣傳恰巧反過來了。羅總統以及其他一般人完全推翻了一年前他們自己的話。現在我們聽說喜馬拉雅山太高，每架飛機都得攜帶來回路程的汽油，風雨時至，困難甚多，只有陸路方能擔任此項任務。運輸機當然會多添幾架，用以平息民意，並且可以說一聲，我們空運的貨物，「較已有詳細報告之最後一月增加」。但是我們必須等滇緬路重開。

接濟日本鐵片汽油，用以轟炸中國婦孺，經過四年後，人民醒悟，輿論譁然，不m.hetubook.com.com得不用些腦筋了。於是發明一個「執照」辦法。大眾以為禁止接濟侵略國之方法已經實施，便不出聲了。足足一年後，人民才恍然大悟，原來日本人請求執照，國務院有求必應，結果運往日本的汽油，非但未見減少，反而增加了三倍。人民不敢說話，因為國務院「知道全盤事實」，祕而不宣而已。後來事實揭穿，就停止接濟日本了。

所以我們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悶啞謎了。如果人民的胸懷既然不錯，祈望和平，而同時又生在民主國，他們的願望為什麼不能實現？有人在欺騙他們嗎？欺騙者是誰？他用了什麼方法，甚麼手腕，來欺騙今日民主社會中的人民？簡括說來，近來有一種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給少數吏曹和「專家」手中，他們說他們知道「全盤事實」，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況，所以不必過問。鑑於現代問題之複雜，這不足為怪，但是這也就是說我們對老百姓日漸失去信仰——一個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傾向。

須知歐洲是一條牛，我不過是蘇格拉底所說的「牛虻」。政府是一條聰明睿智的牛，明達的人，只須做一隻牛虻，刺釘大牛的屁股，功勞就不小了。因為老牛在青山綠茵上享受了一番，長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險的環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漸鬆弛，牛皮日漸頑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鳴，不予老牛安寧；老牛被他叮了數口，感覺疼痛，不禁煩惱起來，或許豎起尾巴，橫掃一下，給那小東西知道些厲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達到，又何足惜？

冤殺西班牙政府軍，把他們捉到集中營去的，並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組織不干涉委員會，縱任希墨兩魔，公開動手干涉〔西班牙〕的，並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真正的事實，乃是英國的克萊夫登派和法國賴伐爾輩畏葸共產主義之心，遠深於畏葸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給西班牙共和軍汽油的，並不是美國的人民，而是他們的政府。放任日本由侵略滿洲，聽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衣索比亞的，並不是英國人民，而是國聯的吏曹。遲遲不肯發表戰後人民自由之意義，而說「打了勝仗再說」的，並不是老百姓，而是他們的政府。

成爾遜說得不錯：天下不應該有祕密外交。然而威爾遜錯了：天下不會有公開的外交。讓我們察看一下「事實」，好知道外交家如何在黑暗中不借「愚民」之幫助孕育外交政策。

事實總是複雜的，是非原則總是簡單的，若無是非原則，我們必為事實所困住，直到盟國代表坐下和平會議的長桌時為止。事實實不可明，我們所能明知確定者，乃是原則主義。這道理足以解釋沒有原則而行事的人，因何必墜入五里霧中。地心吸力之原則，解釋了天空星日之行動；相愛的原則，解釋了宇宙萬物之生長；而祇有誠心正義的原則，才能解決人間的政治問題。這時代需要道德上的領袖，以原則主義為柱樑。這時代需要一個頭腦如林肯那般清純嚴正的人。可是我們都忙於砌磚起牆，建造二三層樓，情願把屋基置之不顧，回頭再說。但是看見昨日耗費多少精力堆起的牆，今日已傾斜欲倒，我們又詫異起來。

但是論世故人情，我們只能刺釘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張伯倫輩，卻不能用同樣方式對付今日活著的大人物。歲月消逝，孽禍已成陳跡，人民之痛苦悲哀已變成回憶後，指責抨擊，乃是態度鎮靜，感慨係之的歷史家的特權。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轍，而昭告世人當前危機，熱血沸騰的愛國者必動怒而大興問罪之師。

我決難相信，天下頑夫庸人都生在過去時代，而當代所見，都是聖明。歷史事蹟屢證政府措置之荒謬愚笨，人民意見之正確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錯致亂，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錯致亂。所以就做一個牛虻罷，把政府刺醒！

但是人民蒙在鼓裏，事情卻一一接踵而至，外交家缺少老百姓所有的大義原則，所以每遇一件新事實，一樁新事情，就愈無法處理。我們且只管事實，莫談主義——打勝了仗再說。但是北非之戰，產生了有趣的問題，應付卻缺乏根本原則。蘇軍自斯太林格勒逐退德軍，這是一個新問題。蘇軍收復庫爾斯克及卡爾科夫，蘇聯強大的黑影，愈來愈大了。蘇軍收復羅斯托夫及塞夫。問題更緊迫了。蘇軍會在邊陲停止作戰嗎？那還了得？蘇軍會直撲柏林嗎？更不得了！波蘭流亡政府同薛考雪基關係破裂。多和-圖-書麼有趣的事！捷克當局意見紛紛。又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史太林發表每日公告——這是一件事實，可是不太有趣，因為大家都已知道。巴本到土京，多麼有趣。史太林催促波蘭游擊隊開始出動，倫敦的流亡政府卻命令游擊隊不必出動，以守實力，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小聲些，小聲些……於是事實留落在千變萬化的前進時勢的背後，外交家留落在事實的背後，民眾又留落在外交家背後，比時總要遲個一年六月，而我們的領袖仍舊說：「打了勝仗再說！且只管事實！」

在作戰期間，另外有一個人造的國策與民意的相差。照我們的領袖們來說，除了東方日出，什麼都是「軍事祕密」。深長的走廊旁有森嚴的房間，裏面進行著鬼鬼祟祟，告不得人的事。大人們端莊沉默地居於其內，喃語談話。外交政策是像一個嬌弱多病的嬰孩一般，祇能用輕微的聲音談論它，若為大眾稍聞風聲，必定夭折。可憐的孩子，緊裹於不適之襁褓內，四周空氣悶熱窒息。他的父親乃是一個手戴白套，足登革履，額流汗珠的外交家。哦，外交家父親，把孩子交人民，他的母親吧。拉起百頁窗，讓她看得清楚些。或許在黑黝黝的襁褓內，外交政策和軍事祕密所孕育出來的東西，乃是一頭吱吱不休的小老鼠或金花鼠！

再者，在人類關係中，某樁單獨的事實可用科學方法證實肯定，但是一樁社會事實始終不過是一個推論，如審判官之判決「有罪」或「無罪」。當然，一人如在紐約時報館附近行兇，而當場被捕，可說是一樁事實，甚至可說是科學事實。不幸得很，外交家與專家自稱在握的「事實」，並非此類事實，而實在是對複雜錯綜之社會局勢的臆測懸斷。這種局勢，都有許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種色彩，作各種不同的解釋。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這乃是我執筆著書的緣故。如果你有一個如鮮花般美麗的理想，而親眼看他被人家摧殘，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創。千萬男女都感覺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是這樣的：早晨九時半他大駕蒞臨。二十年前必具風姿的女祕書，一望便知信實可靠，封口如瓶；她躡足入內，抑低的聲音道：「巴西Ｃ君同大人有約，已在等候。」「請他到Ｃ室稍候。」外交家說。「主任祕書在那兒同教會會督商論梵蒂岡的來信。」「那麼請他到Ｂ室。」外交家說。「Ｂ室也有人。陸軍武官同索姆挪弗里的約翰上尉在密談。」「引他到Ａ室。」那上了年紀的女祕書豎起眉毛，鉛筆放在口唇前，說：「大人真的要同他在Ａ室談話？那間房坐東背西，晨光直射而入，祇有低級速記員在那裏見客，很不方便。」當天的第一大問題產生了，但是時間尚早，他不要找麻煩，便發下一道命令：「請他這裏來！」

下午五時，他從荷京接到一個密電，祕書剛替他譯出。正在喃語：「多有趣！」他突被女祕書提醒，五點一刻須出席記者招待會，不禁蹙額。他該說些什麼呢？這真使他焦急。他不可洩漏祕密。「你不能對他們說有喉嚨痛嗎？」他正在問教於女祕書了。「那不行。哦，你這個大人，你知道該說些什麼？」桃樂賽愛慕地說道。「我知道的事實太多了，頭腦有些糊塗了——不是，有些昏脹。」他仍不知所從。桃樂賽望著他光亮的頭髮說：「你頭腦的內部，似乎不及外部的整齊……大人，放些勇氣出來，應付那些傢伙。你也是老手了，說幾句不著邊際的漂亮話，總不礙事。有什麼難答的話，可以推說戰事祕密……」說到最後一字她的聲音也高些了。

不論怎樣，美國人民對我國雖然熱情湧溢，愛護備至，美政府的政策行動，給與人一種印象，對於珍珠港事變前後的中國六年抗戰，不夠熱忱，有時甚至漠不相關。卡薩布蘭卡會議，仍以同樣之冷漠態度，判決中國再受四年苦刑。中國首先出戰法西斯國，單獨抵抗六年，對日須作戰十年，在此後四年中將受到更不可忍之磨難，通貨膨脹，營養不足，遭受敵人自東面封鎖，友邦在西南封鎖——這些事實，鑽不進西方民主政府的頭腦。但是，我在一九四〇年已向國內同胞說過，我們必須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分開評判，正如我們必須把德國政府與德國人民分開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