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一八一二年春，彼洽，十六歲，莫斯科男孩，羅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兒子，渴望從軍，為國效命，那天他瞞著家人擠進克里姆林宮三聖一體門前的密集群眾中，瞻仰吾皇亞歷山大：

《華夏地理》編輯與我同行，任超，八〇後，居然熟知蘇聯的既往，手機存著一曲五十年代蘇聯大合唱，一邊走，一邊放給我聽：那是我幼兒期天天聽到的男聲合唱廣播曲，在這份錄音中換成俄國少女清脆的集體嗓音，忽而領唱，忽而合唱，伴著激昂的行進的步伐：

立刻，牆上的畫從四面八方發出攻擊性邀請：來啊，小子！我在這裡！最初一小時，我尚能維持半生遊歷換來的矜矜理性——假如我有資格這麼說的話——伊凡諾夫、瓦斯涅佐夫、勃留洛夫、希什金、列維坦，還有才氣橫溢的謝洛夫……啊！很好，不錯，了不起！我快樂地巡視著，核對熟悉的作品，帶著尊敬的寬容，或因寬容而起的尊敬，發現自己年長而成熟了，想起領我成熟的西歐畫家：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普魯士人、尼德蘭人——當然，包括我們漢人的繪畫祖先——常年栽培我，弄成如今這副眼光，足以看開，而能對各種繪畫居然看得進去，走得出來。

在街邊小浮雕認出失明的戰士奧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火車站迎對列寧的雕像，在豪華地鐵站仰看五六十年代粗笨而幸福的革命群雕……這就是我在莫斯科撞見的零碎蘇聯，幾分親切，但不知作何感想。蘇聯沒有了，景觀留了下來。我來自北京，理該替今日莫斯科想想：它的都市現代化起於二戰之後，領先北京三十年，而暴發致富的轉機又似乎晚了北京二十年……不知是僵硬的體制還是俄國人懶？或許二者兼有吧：為購買去托爾斯泰故居的火車票，排隊四小時而不得；莫斯科大學入夜後居然沒有半家飯館或咖啡座；計程車也難覓見，彎腰爬進載客去向地鐵站的「面的」，劇烈晃動著，想起北京的八九十年代。

彼此擁抱，彼此滋養，原初受惠於歐陸西風的俄羅斯文學與繪畫，於十九世紀過後，命途分殊，失散了。獄中王爾德對前來探監的紀德說：「親愛的，偉大的文學是在俄羅斯！」二十世紀百年文學，歐美幾代文學驕子默默敬服並遠遠繞開過於龐大的托爾斯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至今是英美文學遙遠的引藥，連紐約導演伍迪．艾倫拍攝於新世紀的《賽末點》的隱秘動機，也得自《罪與罰》……　千禧年後，重敘文學與繪畫的姻緣，幾乎不可能了，繪畫，尤其是十九世紀那種廣義的歐洲繪畫，經已死亡。似乎是為恢復完整的西方記憶，冷戰後，就我所知，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後請來部分舊俄繪畫展示公眾；二〇〇五年，紐約古根海姆美術館鄭重舉辦《俄羅斯繪畫三百年》，包括列賓的《伏爾加縴夫》和蘇里柯夫《攻克雪城》——這座過於權威而傲慢的美術館曾於一九九八年舉辦中國二十世紀的繪畫，要到七年之後，中國現代畫家曾經景仰師法的十九世紀俄國大師，這才被美國屈尊請來，當其時，距《女貴族莫洛卓娃》完成的年份，已去一百一十多年。

文學探取心理、描述對話，繪畫掌管臉。蘇里柯夫、列賓，還有七成以上的俄國畫家秉承謙卑憨厚的文學之愛、文學之心，居然不自量力而力有所逮，兜攬這雙重生意。我不確定從果戈理到托爾斯泰，文學的驕傲——這驕傲似乎在舊俄是為藝術的最高律令——怎樣鎮壓而誤導了繪畫的本能。列賓的肖像，尚屬繪畫領域（年輕的謝洛夫決意不理會文學），蘇里柯夫的單幅肖像則不安於繪畫而多少扭曲了繪畫，可是一旦營構巨大的場面，這位魯莽的俄國人立即如巨蟹般伸出無數文學的觸角：他知道自己的文學才能麼？他畫畫，但他惦記著文學。

分佈莫斯科的東正教堂並不能使這座都城連綴她的古風：伊斯坦布爾才是真正的拜占庭帝都。相比全盤歐化大局尚存的聖彼得堡，則莫斯科遺留的舊俄建築很難撐起全城的歐洲景觀——當然，我不該忘記一九四〇年後酷烈戰爭的毀壞——紅色首都的龐大建築群才是這裡的首席景觀，然而也多少近似今日的北京，迷失了社會主義曾經有過的質樸氣象：北京堆滿摩天大樓，洋得太土，土得太洋；莫斯科雖未瘋狂毀容，但解體二十年來景觀部分的去社會主義化——效果曖昧，難以辨別——想必改變了冷戰時代嚴厲而雄強的樣貌。舊俄、蘇聯、新俄，此消彼長，混雜相處，倘若去掉紅場，一如北京摘除紫禁城，俄羅斯母親莫斯科，面目會是怎樣？

這就是他的「笨」？笨，可能意味著無保留的相信、激|情，源自無可勸說的真摯。聰明的渥倫斯基認定肖像的酷似必須「瞭解她而且愛她」，他不明白，笨，有時高於愛。論繪畫的純度與魅力，列賓更接近一位畫家——那天我時時還得去照看隔壁的列賓，轉瞬，又回向蘇里柯夫館發呆——蘇里柯夫的笨，令我無可奈何：在我所見識的西歐大師中，恐怕僅塞尚一人（或許加上半個畢沙羅）稟賦同樣的愚笨。畢加索論及塞尚的不可及，說過一句難以翻譯的詞，可解為緊張、激|情、死心眼，笨！塞尚的笨，排除並終結了歐洲繪畫最後那點文學——他是對的——但在推崇塞尚的西歐，沒有人在乎蘇里柯夫。他緊緊擁抱本國文學，從未走出俄羅斯。塞尚去世，越十年，蘇里柯夫死。不久十月革命，於是二戰、冷戰，世紀隔絕，直到二十世紀末。其間，歐美現代主義幾度改寫，倘若俄羅斯繪畫仍是歐洲大統來自東方的遲到的偉大補充，但當舊俄繪畫達於頂峰之際——直到一九二三年前，拒絕歸屬蘇聯的列賓仍然活著，同期，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實驗已近尾聲——革命封鎖了俄國，西歐則被無可阻擋的現代主義潮流所裹挾。在這當口，舊俄繪畫永遠錯過了連接歐洲的歷史機緣，唯馬列維奇、塔特林、康定斯基、夏加爾進入西方早期現代主義的譜系。

當然，特徵顯著的俄羅斯相貌佔據人群十之六七：粗大，厚重，源自北方的草原種族，混雜鮮卑與蒙古的原型，與精緻優雅的西歐南歐人相比，那麼土，土得十二分觸目而坦然。此外，當你面對單獨的臉，有時很難確認他（她）的種屬與血緣——我所驚動的俄羅斯美人大致奇異地混雜著生猛的動物性與優雅的文化感，年輕人的一臉生氣勃勃是如我在自由國家見慣的淳樸與無辜，而俄羅斯式的若有所思（有時，相貌就是表情）會使尋常的臉顯得高貴起來。

何止技巧。雖然托爾斯泰初見列賓《伊凡殺子》，曾以外行的誠實歎道：「啊，這樣的富於技巧，以至看不出技巧在什麼地方。」——我猜他知道這也是一句富於技巧的話，而他的書寫同樣看不出哪裡是畫家之眼，哪裡是文學，總之，「看不出技巧在什麼地方」——是的，何止技巧。那是在文學與繪畫作為兩端，又時或一體的持續分合中，長期無解的糾纏。

佇立，徘徊，坐下又復站起，我難以靜靜久看某一件。目力飛快地搜尋印刷品中無法看清、此刻近在眼前的雄辯細節，時間在喪魂落魄的巡看中難以測度。高大的任超耐心跟著我，忽已閉館時分，館外夕陽燦爛。第二天我又回轉來，誰也不看，單是在列賓館與蘇里柯夫館，繼續夢遊，夢遊中，並未尋回鎮定與理性，反而更其清醒地昏厥。在臨死的近衛兵、家屬、彼得大帝及其隨從的過於糾結的場面中，在踐踏殘雪嘩然跟隨被流放的莫洛卓娃的舊俄人群中（每個人物畫得像真人大小），大概，很可能——這是我此刻興起的聯想——童年目擊暴亂和示眾的全部記憶，以及，彷m.heｔubｏｏｋ.ｃｏm.cｏm彿對應，我對大場面油畫的狂熱（我以為這狂熱早經消褪），都被蘇里柯夫大幅度喚醒了。多年來，唯在宏富的義大利宗教壁畫前我才有過這生理心理的同時震撼：也是死亡與圍觀，也是無數錯愕驚慟的臉，那麼真切，在畫布上轟然騷動著，以至不像繪畫。

出於難以申說的理由，中年後幾乎喪失了閱讀小說的興味。十餘次歐洲行，也從未攜帶某國文學的譯本，以助遊興。閱讀托爾斯泰卻是我耽溺的積習，為解說這積習，怕要寫長長的論文。我只顧再三再四讀，每次臨到讀完，竟起感傷：幸福完結了。歐美小說各有光華，不過哪裡還能讀到這般從容不迫、豐饒厚重的舊俄文學？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札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沒辦法，我總難匯聚重讀的勇氣；唯托爾斯泰，今次我將第五遍鑽進他的大部頭麼？那存放舊俄小說的桌屜猶如老窖，久藏著，是留給自己老來的禮物，慢慢享受：是的，這是我輩難以磨滅的蘇俄情結；而過去三十年，蘇俄記憶卻又在中國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規模「反修」，繼之結交美國，抑或多年來的物質狂歡？以中國世世代代的文化根性，漢民族原本與俄國不親——閱讀乃私人之事，論及文學，似乎僅托爾斯泰便足以賞我遼闊無邊的文學版圖。或者竟為幾冊舊書我便以為俄羅斯存放身邊麼？去或不去，概不在懷，以至臨到動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熱，我於是帶上托爾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來重讀的幸福，就此提前預支了。

啟程前夜，自己也有點詫異：我將托爾斯泰七冊長篇漢譯本塞進行囊：高植翻譯的四卷本《戰爭與和平》，周揚、謝素台合譯的上下冊《安娜．卡列尼娜》，汝龍翻譯的《復活》。這些周正的漢譯舊版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上市，一九七八年左右再版，沿襲早先的樸素版式。我買齊了，珍藏著，如今紙頁蒼黃，並排存放在我從紐約攜回的小古董桌屜間。上一回重讀，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時在四十歲；初讀，那是太早了，十四五歲，「文革」期間。

列賓、蘇里柯夫，與馬奈幾乎同齡，晚輩謝洛夫和列維坦也如塞尚，死在一九一〇年前後。當法國印象派同志們展開前衛實驗，同期，俄羅斯年輕畫家剛剛走出趨附十八世紀西歐風格的前輩影響——伊凡諾夫、勃留洛夫——回向內心，聽從俄羅斯文學的搏動，以列賓與蘇里柯夫的方式熱情呼應古典歐洲的悲劇傳統。情形在文學也是一樣。《戰爭與和平》和《罪與罰》書寫之時，福樓拜、左拉、波德萊爾，甚至馬拉美的文學實驗已奏奇功，一如印象派宣示的純繪畫信念，傳遞光大，遠及二十世紀。

革命、內戰、二戰、漫長的蘇維埃……這裡難道從未變動修整過麼，走進來，彷彿與歲月無涉，暗沉沉的，每間屋子的神態，凝重而安然。上一世紀的所有物件顯然被無數次使用過、撫摸過，擺在各自的位置上，既當心，又家常，凝著沉靜的光澤。儘管他所過的日子在他的階級真是儉樸的，但像這樣的家居，即便在紐約的老牌富貴人家那裡，也是一流的陳設，是我在歐美古董店看熟的風格與材質，過時了，不再製作了，但是結實耐用，手工細巧，銀器、銅器、細瓷、絲絨、細麻或皮面的精裝本、好看的十九世紀版畫……豪華地樸素著，看過去安詳而懂事，蘊蓄著那時代令人依戀的物質的體溫。小案桌簇擁的老照片配著各種銀框子，照片裡都是長鬍子的老頭，我只認得列賓，涅克拉索夫，還有托爾斯泰自己。好幾個角落放著主人的大小雕像，如中國人形塑魯迅似的，競相弄得他那張臉又深沉，又偉大。托爾斯泰早知道自己太著名，太重要了，他天天瞧著自己的模樣嗎，帶著一部大鬍子。他年輕時嫌自己難看，為之苦惱，可是一輩子花好多時間站著坐著擺姿勢，凝視著為他畫像塑像的人，就像他不放過一個細節，望著他望見的一切，心裡開始揣想：

記得第三遍讀到這一段，我在紐約，二十多年前，夜裡，在床上讀，安靜地流淚。現在瞧著這間低矮的綠房間，緩緩地，並非故意，我看見四人一排的囚犯，或者，也許是，看見托爾斯泰坐在這屋裡，正想像著囚犯四人一排——後來在紐約讀到《古拉格群島》，透不過氣來：世界文學，經典的經典，我以為，是如俄國人那般描寫監獄和人犯。這描寫，在托爾斯泰，在這間僻靜書房的書案上，早經大規模展開。

噫！這位全知全息的人：這是寫他自己還是那位法官？是他看見的還是他想像的？我猜他走筆至此，得意起來，一切，都彷彿被他親眼看見，當場揭穿：

旅遊是異國想像的種種落實或顛覆。在西歐諸國，或熟悉，或陌生，觸動連番的認同與驚異，於是擁抱歷史，也被歷史擁抱。在莫斯科，這尋找與辨認卻是茫然憂鬱的，帶幾分可疑的苦甜：我不由得輕微想念傳說中的蘇聯，並試著以民國兩黨前輩對共產國際的嚮往，想像眼前的莫斯科：多少中國人當年亡命而來，光榮而僥倖，視莫斯科為革命聖地，尋求援助，寄存性命：瞿秋白、蔣經國、毛岸英、張國燾、賀子珍……從南京政府或上海密室，從贛南或延安的窮愁溝壑，在被追捕與刑求的萬般驚懼中，忽然，他們被送到莫斯科——在千萬條性命中有幸、有權被選送莫斯科——逃過一死，或在回國後，死於非命了。莫斯科聖心教堂的花園停著王明的墓，我不想去看。我記得郭沫若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蘇聯紀行》不少片段，寫他與大革命失散後的李立三怎樣在莫斯科夜晚街頭長談而握別——所有這些人一到莫斯科，都像我到達的那天，翌日醒來，被窗外刺目的蘇維埃太陽照亮了。

屏幕指示飛行已近外蒙溫都爾汗。居然想起林彪，他倉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蘇聯。記得在山溝聽說他的出奔，啊！要去蘇聯？我正迷狂著蘇聯的繪畫，畫中的蘇聯……在機聲轟鳴中取出《戰爭與和平》首卷，翻開讀。老版本的珍貴是在每一姓名與地名下，印一道橫線，以示醒目，這排版的通例起於民國，曾為張愛玲所喜，特意說起，後來的書籍印刷即予廢除了。逐頁讀著，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黃書頁轉瞬勾連遙遠而重疊的閱讀，那些淡忘的情節，次要的人物，挨個兒出現了——初中時節我就認識他們啊——或者，還未讀到，便在迅速復明的記憶中提前站了出來：驃騎兵連長皆尼索夫，宮廷寵臣斯撇然斯基，鎮定的將軍巴格拉齊翁，公子哥阿那托里，農民老炮兵屠升，還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號夫：

紅場。下午六點。當我在地鐵站口望見克里姆林宮塔尖，陽光燦爛如同正午——五月間，俄羅斯天色向晚延至夜裡九十點鐘，到了六月，終宵通明的白夜開始了。多好啊，時間在這裡變得何等慷慨，單是明亮的黃昏與白夜，就對俄羅斯心生嚮往——在紅場影像中，永遠不變的區域是宮牆、尖塔、列寧墓、閱兵廣場，還有聖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叢集旋轉的彩色圓頂。現在我終於知道了環繞紅場四方的地形：西北端是由小小的舊皇宮拱門進入，東南出口是廣場石鋪地面的延伸，漫長傾斜，下到莫斯科河的河岸；正對列寧墓，是建於十九世紀末的古姆商場，今已安裝昂貴的玻璃天頂，如同米蘭與巴黎的豪華時尚購物區。列寧墓背後，西南端，紅色宮牆阻斷視線，繞過去，其實是美樹翩翩的皇家公園，佈滿市民和遊客，鋪種著從未見過的北方花朵，青藍紫白，密密層層。宮牆一角的聖壇燃著不熄的火，供著二戰期間殊死奮戰幾和圖書近毀滅的八座城市的碑石。從那裡設置的宮門進入幾代俄國首腦辦公的龐大內院，內院盡頭，站著幾座古老的東正教堂：黎明，傍晚，遠自莫斯科河對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體尖頂分割了，鐘聲大作。

信步轉彎，進入那位專事描繪俄羅斯與土耳其爭戰的魏列夏庚專館，掃視一過，猝不及防地，那被走廊盡頭最後一館的館門所框限的一面巨大畫幅的局部，凝著斑斕濃郁的藍調子，擁擠著那組再熟悉不過的群像的中間部分，遠遠地，不幸，我提前看見了蘇里柯夫龐大的《女貴族莫洛卓娃》——一九七六年，拉薩寒夜，我縮在床上好久好久凝視這幅巨作的畫片，確鑿記得畫中所有的臉。

但這巡視不知哪裡總有點做作而蹊蹺。俄羅斯繪畫！那是我難以交代的心事，猶如一場被自己再三擱置的，怎麼說呢，心理的診斷——或被診斷——此刻逼近了。

鋼琴聲！渾濁而清晰，不響亮，莫非是托爾斯泰的彈奏錄音嗎？我趕緊輕輕穿過走廊，循聲而去，果然。前廳有一群也來參觀的高中孩子懶洋洋站開，圍著女老師，聽牆沿一枚老式機器發出那種初期錄音的單聲道的蕭邦，老人家彈得好慎重，一句句小心連接著，大約知道是在錄音。我並不怎樣感動，因不知是在聽蕭邦還是托爾斯泰——傳說他彈蕭邦，眼淚流下來，自言自語：「這畜生！」——琴聲止息，師生們仍然佇立著：老人家說話了！這是托爾斯泰的嗓音麼？嗓音活到現在：不急不緩，中音，吐字有點生硬，音調認真而老實。我一句不懂，在孩子們臉上猜不出他在說些什麼，像是講演，但不高昂，我疑惑著，正不知如何感動，錄音完結了。

每天夜裡貪婪閱讀托爾斯泰，我已是小說的陌路人，而他仍使我貪婪。讀著，完全忘記身在俄羅斯：文學就是文學，我緊跟主角進入戰場、舞場、監獄、村莊……或者聽音樂：

現在我看見蘇里柯夫的畫堂堂掛在他的祖國。笨拙，原來可以如此驚心動魄，成功一種斷然拒絕的力量。這就是俄國的力量：她曾那麼嚮往歐洲，終以龐大的自卑而驕傲，引爆革命，與歐洲切斷聯繫。有如橫躺的巨人，革命前的俄羅斯有理由自視龐大，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四十年間，她確乎臻於文化的圓滿：在那份驕傲的名單中，偉大的對應人物出現了，有如日月——在文學，是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音樂，是柴可夫斯基與穆索爾斯基，在繪畫，是列賓與蘇里柯夫——前者的教養相對朝向不絕如縷的歐陸影響，後者，頑強地，驚人地，以一股粗笨執拗的蠻勁，向那個東正教的、聖愚的俄羅斯傳統，扭過頭去——迄今，歐洲文學的龐然大物，西方音樂的卓越分支，來自俄羅斯；與之血肉交融、同期誕生的俄羅斯繪畫，卻從未走出本土。長久凝視蘇里柯夫，我忽然明白自甘放逐的莫洛卓娃——在雪橇中被鎖鏈制服，她昂然高舉痙攣的雙指——就是蘇里柯夫自己，他以自我的放逐，義無反顧，迎向本國歷史的昏暗，全然無視歐洲，不念及俄國之外的任何意見，畫成這幅大畫。

太像了！與史達林目光對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巴契夫居然斗膽翻天，到底他是從未面見史達林的晚輩，看照片，當年環侍領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滿臉恐懼——抵達那天在機場關口瞧一位金髮青眼的年輕警員，我心想，單是二戰，這國家就有數千萬壯丁被槍炮轟毀了。而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陣亡者裡，就有托爾斯泰描寫的那位貴族男孩：瞻仰皇帝後，彼洽終於混入軍隊，上了前線，他跟鎮靜的流氓道洛號夫探入敵營，翌日，送了性命：

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全然改變了我此來的心情。現在我確信自己從未喪失對蘇里柯夫的愛，正如我從來熱愛托爾斯泰。

夜裡十點，漫長霞光與克里姆林宮宮牆相偕展開廣大的傾斜，緋紅金紫。極目瞭望，怎麼也想不出過去兩百年在這裡上演的爭戰與觀刑。自下而上映照宮殿的燈，全線開啟了，紅場於是在遲遲向晚的時分扮演莫斯科經典明信片。遊客臉上的殷紅夕陽逐漸變暗，轉瞬又被青藍的夜燈照亮。在列寧墓門邊，一位肥胖而幹練的女警官大約作完當日的巡視，口唇鮮紅，與男同事交接，在大廣場的清澈薄明中顯然說著私人的瑣事，然後登上警車，下班了。

這是歐美，抑或俄羅斯的冤案？在俄羅斯兩周，我時刻看出這國家與西方之間的雙重張力，既交融，又抗拒。即便是在本土，在俄羅斯同胞的內心，仍然隱蔽著同樣令人動容而困惑的彆扭，並早已為托爾斯泰所洞察——富貴的渥倫斯基和在他看來是粗野的畫家，即是一例：

還沒走近通向廣場的拱門，霍然一驚：史達林與普丁並排走來！普丁挺著體育家的寬胸膛，一掠頭髮，從西裝襯裡掏出總統照片，昂然四顧，史達林，上身緊繃著我很熟悉的四個口袋的呢軍裝，慈藹地，討好似的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語說道：來，來啊，拍照！

真的，除了陽光，森林，俄羅斯的醒目景觀是好看的人。美麗的定義總是難纏的，言人人殊。而美人之於各民族種性，概率稀少，簡直意外，紐約、倫敦、巴黎、羅馬，街頭驚艷的意外大不及俄羅斯。這裡的年輕男女頎長輕健，如伶俐的鹿，頸、肩、腰胯、腿，完美的比例隨處可見。金髮碧眼遠多於我在歐美見到的各國白人，區別是在亞麻、淺棕或閃爍的金白，眸子的色相則分正藍、冷藍、淺藍、藍到發白，以至目光射來，不見眼珠。北歐人膚色大致相類，但從油畫的觀點看來，白裡泛紅如盎格魯─撒克遜人或雅利安人，並非最美，而是俄人的瑩白而泛紫，間雜如象牙般內斂而高貴的微黃。白膚中尤為瑩白者，並不閃爍，而是吸光的，如所謂「凝脂美玉」般，最宜純色、花色與灰色的衣裝。撞見膚色最白的男女，連著金白的頭髮與睫毛，給銀閃閃日光照耀著，全臉周身有如過度曝光的照片。

有誰這樣的看穿過畫家的心理麼……每座初訪的美術館都如迷魂陣一般，經驗使我逗留在次要的畫家那裡，躲閃主要的廳堂：要慢慢來。

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拿破崙與他的軍隊兵臨城下，從山坡上眺望莫斯科。其時尚未出生的托爾斯泰想像自己混在敵軍隊列中，以統帥的目光寫下《戰爭與和平》第三卷以上這一段。

幾位老太太接待來客——如我在德語國家所見，俄國美術館紀念館的職員都是老婦人——像是長久借住的窮親戚，她們在故居侷促的小門洞彼此妨礙著，走進走出，以俄國人格外緩慢認真的態度吩咐進館的規矩，再三關照訪客先從門邊一隻大筐子裡取出巨大的帶著繩索的橡膠鞋，套在鞋上，然後踩著年深月久的地板，驗票進入。此後在聖彼得堡拜訪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阿赫瑪托娃的故居，去圖拉省雅斯納亞．波里亞那托爾斯泰莊園老宅，門口都擱著相同的大筐，放滿大橡膠鞋。

「好看的暴眼睛」。怎樣好看呢？倘若沒有小說的情節與對話，即便托爾斯泰的描寫也和一張真實的臉無緣。但我確鑿看見：解體後移民紐約的蘇聯人（多數是出生在俄國的猶太裔）都有樣子，很好看。女兒說，高中大學，人群裡最惹眼的傢伙總是斯拉夫人。據說，斯拉夫人在歐洲時尚圈首席模特兒中，佔據多半，看來，去過俄羅斯的中國同行們轉述的頻繁驚艷是真實的。

再也逃不掉了！我躡手躡腳走向它，腳步移動，橫長的全畫，佔據整牆，比我想像的大得多，漸漸靠近了。猶如被推進法庭，又如童年誤入弄堂打鬥的陷阱，膽戰心驚，我撞見一個又一個絕對招架不住的狠角色在四面站穩了：正牆是先已擊中我的《女貴族莫洛卓娃》，右邊，《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左手，《緬希柯夫在貝列佐夫鎮》，此外，三幅巨作的剩餘牆面依次掛開三十多件小幅草圖——眼睛是不聽使喚的，瞧啊，左側邊門霍然露出列賓的專館！等一等，還是此刻就進去呢？人終於敵不過少年時期糾纏的鬼魂，談什麼鎮定從容啊，我如偷兒般踅步探頭，同時長出十二副眼珠，目光掃射：《伊凡殺子》、《意外歸來》、《庫爾斯克省的祈禱行列》，都好好掛著，被頂端的天窗照耀著，他的半數肖像也都一動不動轉過臉，朝我看來：碧眼的肥胖的《穆索爾斯基》（畫完才過一周，音樂家就死了），憂鬱的神經質的女演員（據說只畫了四十分鐘），熟睡的列賓的妻子（我立即下意識比對印刷品與真跡的色彩）……雖然他倆的半數作品是在聖彼得堡，但慌張一瞥，我與俄羅斯繪畫的四十年舊賬，一舉結清。

在所有紅場影像中，我從未注意到聖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圓形石台，蒼然斑駁，樸實而嚴厲，古稱「宣諭台」，俗稱「斷頭台」，昔年朝廷在台上宣示詔書，台下即是處決要犯的刑場。蘇里柯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畫著陰霾曙色中觀刑的人群，人群麇集處，今天才知道，便是這眼前的石台，背景，即聖瓦西里教堂。農民王斯金卡．拉辛在此受死。一八二五年，五位被判處絞刑的十二月黨人恐怕也在這裡就刑。童年觀看根據普希金小說《上尉的女兒》改編的黑白電影，十八世紀強盜首領普加喬夫被斬首，只見利斧舉起，頭顱垂下，當後頸的襯衫被劊子手一把扯下，他高聲叫道：「原諒我吧，鄉親們！」於是鐘聲交作，全場跪倒——如今刑場站滿遊客，上世紀各國元首，包括毛澤東與劉少奇，站在列寧墓頂檢閱軍隊。當德軍逼近莫斯科，紅軍的鐵靴整齊踏響廣場的石地，轟然閱兵。而在托爾斯泰想像的一八一二年，俄軍隨庫圖佐夫撤走了，空蕩蕩紅場出沒著幾位自發守城的農民，迎擊法軍，隨即被霰彈轟散。這一幕，就發生在我此刻站立的地面：

我願熱愛莫斯科，就像每去歐洲的都城，總已預先愛著那裡一樣。但我不喜歡莫斯科，坐車穿過這座城，也絲毫不覺察「女性的氣氛」。她有自然界的優勝，譬如銀晃晃的陽光，譬如到處分佈大公園，群樹茂密，又高又大，平均樹高竟達二十多米吧，想起北京植被的輪番刮剃，這裡是樹的天堂。此外，莫斯科給我的巨大困擾是無法形容它：它早經失去自己的相貌——拿破崙恍然眺望的「東方聖城」毀於著名的大火；托爾斯泰居住過描寫過的莫斯科則是十九世紀的中葉與尾端；日後，史達林和勃列日涅夫幾代造成我現在到臨的這座城：托爾斯泰回轉來，他要迷路的。

繪畫與文學關係的論爭，早過時了，畫面與敘述雙重奏效的古老功能，則被電影大規模接管——在十九世紀，托爾斯泰與列賓的關係遠不及波德萊爾、左拉與印象派畫家的關係那樣，成為歐洲的美談。到了二十世紀，敬服文學威權的俄羅斯畫家幾乎沒有一位被歐洲承認。確實，別說畫家，別說年輕的舊俄繪畫不是歐洲傳統的原鄉，當年出亡巴黎的赫爾岑們在法國人眼裡也是來自東方的有教養的鄉下人——凝視著列賓為屠格涅夫描繪的肖像，我竟第一次看出這位最西化的俄國紳士透著外省貴族的土氣。印刷品是難以覺察的，但在原作中，這土氣有如新鮮食物般可信，可信得說不出是「在什麼地方」。

同意福樓拜的評語嗎：畫家、畫家、一流的畫家！

那位密哈羅夫，固然，是托爾斯泰杜撰的，但十九世紀確有不少俄國畫家旅居南歐，著名如伊凡諾夫，如被遺忘的哈爾拉莫夫：我十五歲時從撲克牌上臨摹的小油畫，就是他的《義大利女孩》——以下描述，是那位神經質的密哈羅夫日後被請來畫了安娜的肖像：

一幅完整的階級圖像：列寧據此贏得革命的理由麼？如今他們的國旗回復尼古拉時代。俄羅斯復名二十一年了，短暫停留期間，我很久分不清哪裡是沙漠，哪裡是綠洲。

人民大致一樣，尤當古國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維奇回憶史達林出席黨代會，幾次三番狂呼萬歲，總算靜下來，只聽得暗角落又一人聲嘶力竭高喊「烏拉！」，於是全場數千人重啟歡呼……一九六六年天安門廣場的景象並非中國才有，托爾斯泰早就看在眼裡。兩百年前，亞歷山大一世從皇宮窗口向整夜守候的人民拋擲餅乾，群眾瘋狂搶奪，彼洽也在：

一九〇九年他已從莫斯科遷回故鄉雅斯納亞．波里亞那，翌年就去世了。我將去那裡找他的墳墓。今年他逝世一百週年。

「繪畫就是繪畫！繪畫不應該，也不能夠承擔文學的功能。」這是自庫爾貝到塞尚的法國繪畫日後給現代藝術的歷史性忠告。

這是小說《復活》的片段，小時候讀到，兀自發笑，而且，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懂事了，雖不知懂了什麼事——一八八二年到一九〇一年，托爾斯泰帶著全家遷來莫斯科，時在他五十四歲到七十三歲間，《伊凡．伊里奇之死》和《復活》，就是在這間房子裡寫成的。理論家說及托爾斯泰的莫斯科光景，就搖頭擺尾闡述他如何經歷晚年思想的「深刻轉變」，俄羅斯又怎樣面臨深刻的「社會危機」。可我從不相信這類夢囈，只顧記得托爾斯泰描述同事們到伊里奇家弔喪，彼此在走道輕聲交談，每人的眼睛都在說：「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讀著，我又發笑而驚異，並且嚴肅起來，雖不知為了什麼嚴肅——在他人的喪儀中我不也閃過同樣的念頭嗎——緩緩走到二樓走廊的盡頭，左手牆邊擱著一輛十九世紀的腳踏車，右手門開處，是一間低矮的、牆面漆成綠色的書房，靜悄悄的，窗戶朝向後院的濃蔭：早在克拉姆斯柯依的畫中，我就知道這是托爾斯泰寫作的房間，現在明白是在全樓深處的背靜地方，可以躲開家人，藏身寫作。一根絲絨繩子攔著門口，我站定了看：沿牆的大皮沙發擱一繡枕，想是他寫累了，躺靠躺靠。臨窗那隻橡木的、有小小雕花木欄杆圍繞的大書桌面，擺著貴重的皮墊、筆具、鎮紙、文件夾和一對燭台，他就趴在這桌面上寫舊俄職員伊里奇怎樣兩腿伸伸好，等待嚥氣，還詳詳細細寫那龐大的囚徒隊伍怎樣被押出牢監，上路去向西伯利亞：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簷下讀著列夫．托爾斯泰這段描述，自以為望見了遙遠的「蘇聯」。日後領教漫長寒冬，巴望春暖，是長住紐約的經驗——紐約的緯度比北京更北，接近瀋陽——每年總要捱到四月中旬吧，一樹一樹望過去，忽然，星星點點，春芽初綻，給好太陽照耀著，鮮綠幼嫩，燦爛而歡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動的幾天。之後，不消一個禮拜，綠葉滋長，覆蓋全樹，春意就給送走了。

實在說，在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前面，俄國人確然不是巧於繪畫的種性。靈動如謝洛夫的筆致，亦屬俄國本土的清秀。蘇里柯夫的望塵莫及，是在俄國式的笨重——何其憨樸粗魯的笨重啊，看他描繪每一局部的吃力相，繪畫簡直成為理應放棄的掙扎——可是既奇異，又合理，他，還有列賓，似乎橫向遺傳了俄羅斯天才文學家的神秘基因，畢生懷抱以畫筆書寫小說的雄心。沒有詞語可以幫助他：在《戰爭與和平》裡，群像與大場面寫得那麼簡單，甚至很短，可是在《女貴族莫洛卓娃》中，各種臉、表情與動作的百般刻畫，竟使繪畫全然兌現為文學，而蘇里柯夫刻畫的人物關係與心理狀態，直指《安娜．卡列尼娜》無比準確細膩的複雜感。

想起可愛的彼埃爾：莫斯科陷落，難民四散。這胖大的紳士逕自上街妄想刺殺拿破崙，半途分神，救美失手，被法軍捆綁了。

登機。起飛。我仍詫怪自己毫無心肝的平靜，有如尋常出差，若是走訪西歐哪會這樣呢，唯願到了，就會興奮起來吧。好幾回中歐往返的航程途經俄羅斯，明知飛越托爾斯泰母國的上空，並未怎樣感觸，略有所念，只因托爾斯泰，照直說，是為文學。俄羅斯給予我輩太早的異國想像，這想像早經渙散支離，被蘇聯，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擱置了，猶如童年衣裝，不再合體，至少，我仍會將俄羅斯隨口說成蘇聯。

文學家，文學家，一流的文學家！當我終於站在列賓與蘇里柯夫面前，想起福樓拜的話。毋可質疑：當他們二位畫出自己頂重要的作品時，俄羅斯文學進入鼎盛時代。

莫斯科托爾斯泰街的托爾斯泰故居，已看不出當年的格局了。木質的牆仍然完整圍合著他家的院子，臨街就能望見樹蔭下那幢漆成黃綠色的單幢宅邸。進門向裡望，比海頓貝多芬故居的內院至少大十餘倍，林木森森，幾乎是座公園。面向林子留幾排長木凳，一位年邁的園丁正給花叢灑水，水珠閃動正午的陽光。林邊濃蔭下一座小小的有白色廊柱的房子，裡面頂多幾平米大，我猜托爾斯泰有時會獨自坐在裡面。

一張好看的俄國臉似乎比西歐人多出幾分微妙的轉折與細節，猶如安格爾的筆致，總在臉面結構處稍許盤桓留駐，於是大不一樣。尤難形容的是俄國美人那種中亞屬性與東方感——但在東方，在中國與日本，一張再優美的平面的臉也難在俄國臉譜中尋獲對應——是因俄羅斯長期爭戰與三百年西化育成這微妙間雜的種性麼？東方的蒙古人韃靼人打過來，西方的普魯士人、高盧人或拉丁人，則要麼請進來，要麼打進來：當年拿破崙軍中並非僅止法人，還有許多義大利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中亞小國被遺忘了：就我不知哪裡獲得的記憶，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古意盎然，美不可言，而今可見的媒體影像中，很少，幾乎看不見中亞的臉。

但書中好幾位政治犯相貌好看：瑪麗雅．巴甫洛芙娜長著一對「羔羊般的好看的暴眼睛」，清純堅定的西蒙松看人時混合著「嚴厲的神情和稚氣的善良」，患肺癆死於流放途中的克雷里佐夫的屍體：「結實而好看的鼻子，高高的白淨的額頭……神色沉靜，一動也不動，極其美麗。」

那年眼望東柏林荒涼而宏闊的街區，無辭以對；現在，莫斯科更令我百般為難。人類曾有哪種偉力能像社會主義政權那樣，成功抹煞記憶，改篡歷史麼？我渴望有本書教我怎樣解讀社會主義，準確地說，如何觀看「後社會主義」的城市景觀——北京曾以九流的成績倣傚蘇聯，不足道——華沙與布達佩斯是怎樣的呢？年前我曾在布拉格失落，失落於這座壯美的巴洛克城裡到處找不到社會主義記憶。捷克有福了，她與歐洲現代化進程的緣分比舊俄古早、近切：地處中歐，她不是風暴的策源地，而是被劫持的小國，她未能掀動蘇聯那般宏大的建設，在封鎖中窮了下來，因為https://m.hetubook.com.com窮，布拉格景觀居然無恙。

大部分作品比想像的好，或者更差，但只要是原作而掛在母國，藝術總是對的，顯出理所當然的神色。腳步自行遲疑，我推遲著進入列賓與蘇里柯夫的館廳：會失望嗎？究竟怎樣的呢……我怕從每一館的甬道或側門提前瞧見他倆的畫。將近三十年前，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意外撞見唯一一幅列賓的肖像畫，畫得那麼生動爽快，畫中人凝著憂鬱的俄羅斯眼神。但我清楚記得他在歐洲館眾多經典的環伺中，即刻矮下去，弱下去……怎樣傷心啊，幻滅的一瞬，雖然這幻滅早經退遠，不復刺痛我了，但總得拔除，或者，妥善安頓列賓與蘇里柯夫射入我青春記憶的子彈。它早與我的血肉長在一起了嗎？總之，我將確認該怎麼辦。

稍一分神，環顧著，列寧、戈巴契夫、勃列日涅夫、被槍斃的尼古拉二世，還有位東正教主教模樣的魁偉老人，就散在幾米開外的人叢中，禮貌地攔截蜂擁走過的遊客，穿著各自的招牌衣裝，神形酷肖，令人驚異而發窘。我破口大笑，以為自己發了瘋：沒有什麼比那一刻更讓我確認蘇聯真的消失了，對俄羅斯的愛與我一路期待的興奮感，意外地，由這滑稽的街頭演員而轉瞬醒來。「義大利人與俄國人可能是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眾演員。」安德烈．巴讚這樣說道。瞧，列寧，保持著伊凡．伊里奇雙手插在褲兜裡的著名姿勢，見我狂笑，就從呢帽簷下疑惑憂鬱地瞧瞧我。靠近細看，是一位老實的，曬黑的，來京城混飯的中年鄉下人，稍遠處，比他幸運的史達林已經沉靜地站妥，左右攏著驚喜跳躍的韓國女孩，預備合影了。

故居門房出售各種薄薄的紀念冊或圖片，我喜歡看見這些廉價的過時的印製品，想起六七十年代我渴望得到的蘇聯畫冊。在老來的照片中，托爾斯泰總是陰沉著臉，彷彿惦記內心的什麼念頭。買了一幅列賓於一九〇九年為他描繪的肖像的圖片。這幅畫的印刷版我從未見過：老人僵在一尊淺紅色的高背沙發裡，老得只能瞪著眼，蒼藍眼珠因為年邁，轉為清灰：所有他的晚期照片都不像這幅肖像般透露了他的偉大的蒼老，這次他不再是描述者，如他看透別人那般，被列賓看透了。

少年時被領進上海幾位年邁名家的門廳，又緊張，又興奮，主人就坐在哪間房間——哪位呀？老蒼蒼的嗓音從深處傳來——契訶夫或高爾基想必時常進這門洞，見了主人，照俄國風俗彼此抱抱，兩邊腮幫子吻一吻，弄出咂吧聲來。與維也納幾位音樂家幾乎撤空的故居不同，這裡放滿主人和眷屬的物件，所有擺設就像全家還在這裡過日子——我走進十九世紀了：迎向門洞的第一間是餐室，長長的餐桌排開二十多副盤碟，天頂垂下雕花的煤氣吊燈；偏房的鋼琴和沙發上端掛著小畫，兒童室臨窗的小桌放著玩具、剪貼本、小畫書、小聖像，孩子與保姆的小床被屏風隔開；每個窗戶可以看見院子裡的碧樹，寬厚的俄羅斯窗台擱著盆栽。二樓正廳很大，大三角鋼琴邊的考究木架的隔層，平放著海頓和蕭邦的樂譜，近旁的餐桌鋪著手繡花邊的俄羅斯桌布，內廳顯然是全家與客人閒聚聊天的房間，貴重的地毯、圈椅、幃幔、燭台，圖案繁複的牆面一幅挨一幅掛著尺寸不小的油畫，有列賓為托爾斯泰夫人及女兒畫的肖像。走道衣櫃裡懸掛著幾件夫人的盛裝，被小燈照亮，過道左右七八間小房間有床，有桌，有聖像，有書櫃，還有我從未見過的擺設，他的十多位子女就睡這兒嗎？托爾斯泰果真養著一大戶人家。

那天下午步入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美術館，忐忑而平靜。我平靜，是多年遍看歐美各大美術館，早學會乖乖寄存挎包，去了廁所，然後排隊通過驗票口，邁著方步走進去；我忐忑，是因童年尚未聽說任何著名美術館時，「特列季亞科夫」館名即由成年畫家掛在嘴上嚇唬初習油畫的小孩子——而且是上海話，而且他們從未去過蘇聯——此刻我夢遊般站在這裡了，接近虛脫的邊緣。

龐大的街道，景觀雜亂，也如今日的北京，莫斯科的堵車陣營浩浩蕩蕩……全城倒還乾淨，舊俄小街區大約多少仍在吧，粗粗看去，早被七十多年的大建築群無情分割了。史達林時期由二戰賠款建造的七座尖頂高樓成為全市的標誌，分散聳立在天際線，壯觀而突兀：莫斯科大學、外交大廈、藝術家公寓……不難看，也不好看，居然神似德意志第三帝國時期的建築，周身佈滿誇張的雕飾，是那種過時的傲然，板著面孔的花枝招展，不過遠比京滬建於五十年代同一樣式的「中蘇友好大廈」，講究多了，宏偉多了。

去歲自伊斯坦布爾歸來，《華夏地理》雜誌即與我說定今春去俄羅斯。幾時啟程呢，我決定扣準四月底群樹爆芽的時分。轉念一想，俄羅斯回春想必更遲吧。拜託編輯專門做功課，回說北緯五六十度之間的俄羅斯，恐怕要過五月中旬這才見綠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五月。十八日，飛臨莫斯科，時在當地黃昏，移動的視野間散佈著東正教教堂的圓形金頂，一閃一閃，下望夕陽普照的大地，濃綠鋪展，蔓延天際：遲了，最迷人的幾天顯然早已過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樅樹、美麗的白樺，稠密蔥蘢，跡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國春訊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計較的只是細芽初露的那幾天。

對蘇聯的情熱，冷卻很久了。長住紐約，走訪歐陸，到底使我漸入理知，回看俄羅斯。這些年幾乎每歲去到西歐，去過，還想再去。不少老畫友結伴訪俄，歸來傾談，我有心聽著，並不熱切地想去看看。葉爾辛或普丁的新俄消息多是政事，看了幾部解體後的俄國電影，還是大好，而且大氣：俄國佬究竟厲害。那部一以貫之的長鏡頭所拍攝的《俄羅斯方舟》最是迴腸蕩氣，結尾，盛裝的舊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宮廷，忽然是徹骨寒冬，歷史的長夜……「在俄國，俄國失去了俄國」，某日讀到，自以為懂得了，然而電影、詩，以至文學，便是俄羅斯麼？我已學會審慎分辨：文藝歸文藝，國家是國家。

在所有國家的所有大街，人群只是平凡。打動我的俄國美人並非通常所謂漂亮，而是，很難在別的民族臉譜中頻頻遭遇這樣的面相，怎麼說呢：那是有話要說的臉。俄國人的美，並非僅指生理的優越，而是，那臉是可讀的，像久已入戲的演員，正當扮演拉斯柯爾尼科夫或瑪絲洛娃的間歇。以歐美電影演員判斷那所屬民族的美，是一場無邊的誤會，在美國街頭你休想撞見雷奧納多．迪卡普里奧、布拉德．皮特、妮可．基德曼，或者烏瑪．瑟曼（對了，雖非俄國人的高挑的烏瑪可能是聯想俄羅斯美人的類型之一）……但在莫斯科或聖彼得堡，學生，職員，士兵，或身份不明無所事事的人，居然昂著驚人美麗的頭，浪費著大有前途的容顏。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個，又一個，三五個，從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來，倏忽閃過，帶著一臉劇情，同時生動地帶走了罕見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難看或上了年紀的臉也煥發著著名小說著名角色的性格魅力，有聲有色地厭煩著、無聊著、滿懷心事，恍如經典小說中的庸吏、騙子、神學生、卜卦者、有來歷的醉漢……真是神秘而確鑿：在俄國人的臉上，我分明讀到文學。

一對宮廷裝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著拿破崙時代的黑色三角帽，披髮，長靴，挎刀，女子長裙及地，高聳金白色捲髮，撐著契訶夫小說中貴夫人的圓傘。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裝軍官匆忙談話，雙手數著鈔票，女子閒出戴著白紗手套的手，朝遊客作出在宴會中邀舞的嫻熟姿態，亮著持久的演員的甜笑。

多要好的一對，北京大概早已忘記。如今哪位莫斯科少年知道這首歌嗎？我想請托爾斯泰聽。他如君王般指點他本人從未見過的拿破崙與亞歷山大，卻不認識毛澤東與史達林。但他在《復活》中經已看透第一代左翼書生的剛愎與權謀：到了中年，我才讀懂他所描寫的政治犯在前往西伯利亞途中的交談，譬如那位諾沃德沃羅夫的話：

「畫家！畫家！一流的畫家！」當《戰爭與和平》初版譯成法文，時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趕緊獻給福樓拜看，讀罷第一冊，福樓拜發出這樣的讚歎。屠格涅夫得意了，趕緊寫信告訴其時三十多歲的托爾斯泰——福樓拜這麼說，未必想到正當黃金歲月的法國繪畫。

這就是我多年的抵賴而絕情，遲遲不來俄羅斯的深在原因麼？二十歲前後，我曾溫柔想像自己是俄國畫家，未久，又竭力甩脫繪畫中的蘇聯。那時我已讀到托爾斯泰筆下的畫家——在《安娜．卡列尼娜》下冊，兩位逃開彼得堡社交界的情人去到義大利，正由一位朋友領到旅居那裡的俄國畫家密哈羅夫的畫室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