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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則事實上，人不但在文化誕生之前，是無歷史的；而且一旦當文化的活生生發展已經終結、文化的生命中最後潛力已經用盡，而文明已完全塑成了自身的最終形式的時候，人又再次回返於無歷史的狀態。我們在西提一世（Seti I）之後的埃及文明，以及今天的中國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中所見的——雖然在宗教上、哲學上、尤其是文明所託命的政治形式上，仍頗有其小慧佻巧——畢竟無非是原始時代的古老動物生命，再次的起伏浮沉而已。

我們其所以能進行此等比較研究，是基於對普遍的「有機存有」（organic being）的經驗。在猛禽科或松柏科的歷史中，我們不能預測：是否、或何時，會有一項新的種屬興起；故而，在文化的歷史中，我們也不能說：是否、或何時，會有一個新的文化產生。但是，從一個新生命在母胎中開始孕育、或一粒種籽開始植入地下的時刻起，我們確能知道：這一新的生命歷程的內在形式；我們也能知道：它那發展與完成的寂靜歷程，也許會被外界力量的壓迫所干擾，但卻絕不會改變。

同時，另有一個新的文化，發展於墨西哥。這一文化與其他文化相距太遠，故而甚至毫無交通可言。更令人驚異的，是它的發展，與古典文化的發展極其類似。無疑，站在中美洲角形丘上神廟前的考古學家，會駭異地聯想到自己的多力克神廟；但正是由於這一文化，具有完全的古典特徵——在有關技術方面，權力意志甚為脆弱——故而，使得代表這文化的阿茲特克人（Aztecs），武力極差，以致造成了他們滅種的巨禍。

我們對人類的瞭解，很明顯地要畫分為兩大時期。就我們的觀點所及，第一時期，是限定在我們所稱的「冰河期」開始時，地球命運的複調旋律中。關於這一時期，我們在世界歷史的圖像中，只能說：有一種自然宇宙的變化，曾發生經過。——另一時期，即是尼羅河與幼發拉底河畔，高級文化的開始，人類生存的整個意義，由此突然完全改觀。我們到處能發現地質第三紀與洪水時期之間，顯著明銳的區畫所在；可是，自洪水時期以來，我們所見的人類，已是一種完全成形的類型，已熟悉了風俗、神話、智慧、裝飾、與技術，並已具有一種直到今日，實質上全無改變的形體結構。

馬雅的「希臘式」城邦的春天時代，可以由南部的柯貝（Copan）、底克爾（Tikal）等古城，以及稍後些時北部的奇金依塔薩（Chichen Itza）、那倫佐（Naranjo）、及色坡爾（Seibal）等城市中，當時所築的雕柱上看出來——其時約為西元一六〇至四五〇年。在此一時期的末尾，奇金依塔薩成為建築的範本，而被其他城市追隨達幾世紀之久。至於巴冷克（Palenque）與西邊的彼德拉斯．尼瓜拉斯（Piedras Negras），則可對應於我們西方的後期哥德式、及文藝復興時代（馬雅四五〇——六〇〇＝歐洲一二五〇——一四〇〇？）。在馬雅的「巴洛克」或後期文化時代，坎波頓（Champoton）表現為風格形成的中心。而在阿那霍克高原上，相當於馬雅文化中「義大利民族」的納華民族（Nahua Peoples），也開始受到馬雅文化的影響。在藝術上和精神上，納華民族只是文化的吸收者，但是在政治才能方面，卻遠優於馬雅民族（約在六〇〇——九六〇＝古典七五〇——四〇〇＝西方一四〇〇——一七五〇？）。然後，馬雅文化進入於「希臘式」的樣態。約在九六〇年，烏克斯摩城（Uxmal）已告建立，很快成為第一流的世界都會，成為馬雅的亞歷山大城或巴格達，就像其他一切建於文明的開端的大都市一樣。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一系列輝煌的城市，諸如拉勃那（Labna）、美亞坪（Mayanpan）、查克蒙頓（Chacmultun），以迄今仍存的奇金依塔薩。這一些地方，代表了一種宏偉雄潭的建築風格的頂點。自此以後，文化便不再創造新的風格，只把舊的主題，在風味和特色方面，推展至強烈的程度而已。在政治上，這是有名的「美亞坪同盟」（League of Mayaapn）時代。這一由三個主要城邦所組成的聯盟，雖然多少有些牽強和雜湊，可是在巨大的戰爭及反覆的革命期間，卻似乎曾成功地保持了它的地位（九六〇——一一六五＝古典三五〇——一五〇＝西方一八〇〇——二〇〇〇）。

命運判定匈奴人的猛力攻擊，都將在長城之前，徒勞無功；而在每一危機時期，中國也都有一位強大的君王出來，保衛長城。中國對匈奴人的決定性反擊，是發生於一二四～一一九年，當時的主持者，是中國的圖拉真（Trajan）─漢武帝。漢武帝為了要打通一條通往印度的絲路，最後還把南中國收入了帝國的版圖；他並築成一條備戰的道路，直達塔里木河。於是，匈奴人被迫轉而西向，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這些匈奴人推動著一大群日耳曼蠻族，而出現於羅馬世界的「防線」之前。這一次他們成功了，羅馬帝國崩潰解體，三大帝國只剩下了兩個，繼續存在，以供不同的勢力，輪番侵襲，肆意劫掠。今天，是由西方的「紅髮野人」（red-haired barbarian），在印度及中國的高度文明的眼前，扮演了以往蒙古人和滿洲人的角色，扮演得如出一轍，絲絲入扣；當然，像蒙古人和滿洲人一樣，西方人也將在適當的時候，被其他的演員所取代。另一方面，話說回來，當時是在崩潰中的羅馬的殖民地上，未來的西方文化，於西北部暗暗的趨於成熟；而在東方，則阿拉伯的文化，已經繁花盛開。

但是在高級文化類型中，「自然宇宙」告退，一種強勁而凝集的「傾向」（tendency）取而代之。原來，在原始文化之中，部落與氏族，當然有異於單獨的個人，然而也只是一些甦醒了的「存有」，並無特定的「傾向」。而原始文化本身，其實也就是這樣一種無目的的存有而已。任何的一項原始事物，都是一種總和——原始族群表達形式的總和。相反地，高級文化，則是一個單獨的巨大有機體的覺醒存有；它不但使風俗、神話、技術、藝術，都從屬於它；而且使附著於它本身的民族和屬類，都成為一個單獨的形式語言、和單獨的歷史之容器。使高級文化，突然出現在人類歷史的領域中的，是一種偶然事件；這偶然的真正意義，至今未能追索明白。事實上，在地球發展史上，將任一種新的、不同的形式，帶入到現象存在界的，很可能也是某種的突發事件。但是，在我們眼前，有八個高級文化，都有同樣的建構、同樣的發展、與同樣的持續，這一事實，使我們能夠把這些文化，當作「可比較的」事象來處理，對它們施以的比較觀察，比較的研究。而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獲得一種知識，我們可以將之向後延伸於悠邈難尋的過往時代，向前延展到未來的時代——當然，這永遠要假定：另一種的命運，不會突然而基本地，以另一形式世界，來取代我們這一形式世界。和圖書

在「戰國時代」中，文化的重心遷移了，古典文化從阿提克遷至拉丁區，中國文化則從黃河流域拓至長江。在這段期間，中國學者對於更南的西江，尚很模糊，正如亞歷山大時代的地理學家，也不知易北河究在何方一樣。當時的中國，對於印度的存在，也沒有什麼概念。

這巨禍的發生，是一個文化終結於暴死的例子。這文化不是死於饑饉、鎮壓、或阻窒，而是在它展開至完全的輝煌時候，突被「謀殺」。它的被摧毀，就好像一朵向日葵的頭部，突被一掠而中一般。這個文化所有的一些城邦，包括有一個統治全域的權力中樞，和不止一個的聯邦組合。這些城邦的廣闊分布和豐富資源，遠較漢尼拔時代的希臘和羅馬城邦為優；它們擁有一個內容豐盛的政治制度、一個秩序井然的財政體系、及一個高度發展的法律系統；它們的管理構想和經濟傳統，遠非西方查理五世之流的君主所能想像；它們也有由數種文字寫成的豐富的文學；在大都市中，更有智識燦然、禮儀優雅的社會，是西方絕對無法比擬的——所有這一切，不曾在某一殊死的戰爭中崩解，卻被一小撮的西方匪徒，在短短幾年間，一掃而空。而且掃除得十分徹底，如此龐大人口所留的遺跡，至今甚至已完全不復為人所記憶。像提諾契特蘭（Tenochtitlan）這樣的大城市，如今已不剩一塊石頭，留在地面上。一大批龐大的馬雅文化（Mayan）的城市，如今已淹沒在猶加敦（Yucatam）的原始叢林中，迅速地屈服在植物的覆壓之下，而我們甚至不知道這些城市中，任一個的原來名稱。文學方面，有三本書殘留下來，可是無人能夠讀懂。

阿拉伯文化，是一大發現。它的統一性，曾為後期的阿拉伯人所猜疑過，但由於它完全脫離於西方歷史研究的範圍之外，所以我們甚至未能為它，找出一個滿意的名稱。按照其主要的語言為準，則這文化的胚芽時期及春天時期，可以稱為「阿拉姆」（Aramaic）文化；後期時代，則稱「阿拉伯」（Arabian）文化。但事實上，並無真正有效的名稱可用。在阿拉伯文化的領域內，很多文化緊密交錯，而其所對應的各文明的擴張，更導致了甚多的重疊現象。我們可以從波斯及猶太的歷史中看出，阿拉伯的先文化時期，是完全產生在巴比倫世界的地域之中的。但它的春天時代，則是處在古典文明的強大魔力之下。其時，古典文明挾其剛達成熟的全副力量，排山倒海自西方侵入；此外，在這地域內，埃及文明與印度文明的痕跡，也很明晰可感。然後，阿拉伯的精神，大部分飾以後期古典文化的外貌後，開始將自己的魅力，擲向早期的西方文化。阿拉伯文明，疊在一部份仍在殘存的古典文明之上，進入於西班牙南部、普拉汶斯與西西里的大眾心靈中，而成為哥德式靈魂，藉以教育自己的一種模式。阿拉伯文化所處的風景，明顯地分佈很廣，且各呈零散的片斷。我們若置身於帕邁拉（Palmyra）或台西芬（Ctesiphon），而凝神遙望四周，則北方是厄斯霍恩（Osrhoene）；而埃得薩（Edessa）成為阿拉伯文化春天的佛羅倫斯。西方是敘利亞與巴勒斯坦——新約聖經及猶太舊教的故邦，而以亞歷山大城為其前哨。在東方，祆教經過了一次有力的再生，頗可與耶穌誕生於猶太世界的事情相對應；但關於這方面，只有袄教的「阿凡士塔」（Avesta）文學中所述及一些情狀，可使我們略略知曉此事曾經發生過，詳細過程便告闕如了；在此地，並曾產生過「泰默」（Talmud）宗教與摩尼教。深入到南方，則是伊斯蘭的未來老家，一個回教騎士的時代，將會發展完成，有如薩散匿（Sassanids）王國中的情形一般；甚至直到今天，這裏仍殘餘一些未經探察的城堡與要塞的遺跡，這便是當時紅海兩岸，阿克薩（Axum）的基督教國邦、與希米亞萊（Himyarites）的猶太教城邦，互作決戰的地方，而羅馬與波斯的外交政策，便是在此地煽風點火。在極北方，是拜占庭——一個由凋萎的、文明化的、古典的殘基，與青春的、勇武的精神，所結合成的奇異混合體，勇武的精神，尤其顯現在拜占庭軍事體系的混亂歷史中。在這一世界中，伊斯蘭教最後——非常後期——促成了一種意識的統一。這可以說明，何以它能具有不斷勝利的進展，並幾乎毫無阻撓地吸收了基督徒、猶太人、和波斯人。然後，再經適當的時間，自伊斯蘭中，便產生了阿拉伯的「文明」；而在這「文明」達到其心智完成的巔峰時，從西方來的「蠻人」——十字軍，卻又突然闖入進來，進軍至於耶路撒冷。我們可能會問自己：這一突然的侵襲，究是如何出現在當時已高度開化的阿拉伯人眼前的？也許有些類似於今天的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情形？事實上，與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方策相形之下，當時的西方法蘭克王國的政治關係，根本尚在較低的層面上。和圖書

在當時，西方所處的水平，馬雅文化早已超過了七百年之久；西方的腓特烈大帝時代尚未到臨，故而根本不曾成熟到，能夠瞭解「美亞坪同盟」的政治水準的程度，而阿茲特克人在西元一五〇〇年，所組織的大帝國，尚是我們將來有待發生的情形。但即使在那時候，浮士德文化的人，已與任何其他文化的人，判然有別，他已表現了對於遙遠距離的不可壓抑的渴望。這種渴望，最後殺死、甚至減絕了墨西哥與秘魯的文化——這股史無其匹的驅迫力，也準備要發揮於任何其他的領域。當然，愛奧尼克的凰格，曾被模仿於迦太基及博斯波利斯（Persepolis）；希臘時代的風味，也曾在印度的甘達拉（Gandara）藝術中，找到一些傾慕者。將來的研究，也許可能在原始的日耳曼木造建築中，發現某些中國的成分。回教寺院的風格，影響所及，更從印度直達於俄國北部、非洲西部、和西班牙。但所有這一切，若與西方靈魂的擴張力量相形之下，簡直就算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不待說，西方靈魂的真正風格歷史，只能在自己的母土上，完成發展；但它的最終影響，卻無遠弗屆。就在提諾契特蘭城曾經矗立的地方，西班牙人建造了一座巴洛克的大教堂，並以西班牙的油畫和雕塑的傑作，為其裝飾；與此同時，葡萄牙人已經開始經營東印度；而從西班牙與義大利傳出的，後期巴洛克建築，也已發展至波蘭和俄羅斯的心臟地帶。英國在洛可可時代，尤其是大英帝國時代，於北美的殖民諸邦中，估有廣大的地盤。而西方的古典主義，已在加拿大海岸一帶，發生作用，如今影響所及，更是無垠無限。在任何其他的形式領域中，情形也都完全相同。我們這年青有力的文明，與那些仍在殘存中的古老文明的關係，即是：——它將西歐─美國的生命形式中，不斷增厚的諸般層疊，覆壓在一切其他的文明之上；而在這些層疊下，慢慢地，古代淳樸天真的生命形式，漸形消失。

這一悲劇，最驚人的地方是：在西方文化中，絕無任何的必然性，非要造成這一慘禍不可。這是一些冒險家私人的事情，當時的德國、法國、和英國，根本無人知曉，該地發生了什麼狀況。這一例證，獨一無二，因為它說明了人類歷史，根本毫無意義可言，而深度的象徵意義，只存在於個別文化的生命歷程中。諸文化間的相互關係，並不重要，只是偶然。在馬雅文化的情形中，這一偶然的意義外，是如此的殘忍而陳腐，如此的絕頂的荒謬，甚至在最狂野的鬧劇中，都會令人不堪忍受。一些大砲和手槍，就這樣開始、並結束了這一戲劇。

至於人類，一般對洪水時代的發現，越來越確切地指出：當時所存在的人類形式，即對應於現有的人類。毫無任何最輕微的演化特徵，可以表現出某一族類，確有實用主義者所謂的「適應」傾向。在地質學「第三紀」（Tertiary）時代的發現中，始終不曾尋到人類的踪跡，這也越來越明晰的顯示：人類的生命形式，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樣，是起源於一種「突變」（mutation），它是「來自何處」？「如何形成」「為何如此」？始終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奧秘。事實上，如果確有英國人所謂的「演化」一詞，則既不可能有確定的地表層疊、也不可能有特定的動物類型，而只有一堆簡單的地質素材、和一團混沌的生命形式，這才是我們可以假定為「存在在掙扎」（struggle for existence）中，餘留下來的物象。但是，我們在周遭所見的一切，一直迫使我們相信：有一些深邃而突然的變化，發生於植物及動物的存有中，這些變化，是屬於「自然宇宙」的現象，絕不只限於地表之上。事實上，這即使不是超乎人類一切的觀點之外，至少也絕不是人類那囿限於因果的感覺或理解的視界，所能企及的。同樣地，我們也觀察到：迅捷而深刻的變化，自己出現在各大文化的歷史之中，沒有任何確定的原因、影響、或目的。哥德式與金字塔的風格，突然地呈現為完整的存有，正如秦始皇時代的中華帝國、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帝國一樣，也正如希臘主義、佛教、及伊斯蘭的出現，同樣地突然。每一個人，個體生命中的一些事件，其情形也與此完全相同；任何人若不能瞭解這一點，便絕不能瞭解成人、更不能瞭解孩子的生命。每一存有，無論其為活動的、抑或沉思的，都經由各個「時期」（epochs），而大步邁向於自我的完成，我們所須從事的工作，正是定出太陽系及恒星世界的歷史中的，這一些的「時期」。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自由移動的動物之起源，就是這一些「時期」，故而，這是我們無法理解而只能接受的神秘。

即使是植物和動物的歷史，甚至地殼或星球的歷史，也不免含有寓言的成份（fable convenue），不過只是自我存有的內在傾向，反映到外在實際中的影象而已。研究動物世界或地層演化的學者，本身還是一個人，生活於其時代，具有自己的國籍和社會地位，所以，他不可能在處理事象時，消除一切主觀的視點，正如我們不可能，獲得一部有關法國大革命、或有關世界大戰的完全客觀的記載一樣。

這一時代的結束，是表現ｈｅtｕｂｏoｋ.ｃｏｍ.cｏｍ為一場大的革命；而馬雅的「羅馬」——納華民族的勢力，自此決定性地干預了馬雅的事務。藉由納華的力量之助，胡納凱爾（Hunac Ceel）掀起了一場普遍的顛覆鬥爭，而摧毀了「美亞坪同盟」（約在一一九〇＝古典一五〇）。其結果，便是過度成熟的文明的典型歷史：各個不同的民族，競爭軍事的領導權。偉大的馬雅諸城，如同羅馬時代的雅典、以及亞歷山大城一樣，沉溺於溫柔的滿足，不復具有創造力；但在納華領土的地平線上，則正在發展出一個最後的民族——阿茲特克人，他們年青、嚴格、而野蠻，並充滿著一種貪婪的權力意志。在一三二五年（＝奧古斯都時代），阿玆特克人建造了提諾契特蘭大城。這城市不久便成為整個馬雅世界的首都和巨埠。約在一四〇〇年，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行動開始了，經由軍事殖民地、及軍事道路網的設立，而征服了大片的領土；另外，阿茲特克人優越的外交政策，還促使獨立的城邦進入控制，並互相隔離。提諾契特蘭帝國，漸形龐大。其世界都會中，居住著大量的人口，這些人四方雜處，說著這一帝國境內的每一種語言。看起來，納華的境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安全無慮。可是，西方南下的衝力，正在飛速發展，即將伸手於馬雅的城邦。我們無法知道以下幾世紀的歷程究將如何，因為突然間——一切終結了。

如同地球的另一邊，後來有羅馬的朱利安─克勞第式的（Julian-Claudian）元首統治一樣；在這一邊，中國則崛起了強|暴有力的秦王嬴政。他領導秦國，經過了決定性的鬥爭，終於，「六王畢，四海一」他於西元前二二一年，晉位為帝，自虢「始皇帝」——這稱號頗相當於羅馬的「奧古斯都」。他在中國，奠定了如我們所稱的「殘酷和平」（Pax Sevica），並於民疲財敝的帝國境內，執行了巨大的社會改革；然後，如羅馬一樣，迅即建築他的「防線」——著名的萬里長城。為了築長城，他於西元前二一四年，併吞了滿洲的一部。另外，秦始皇也是第一個鎮壓江南蠻族的人，為此，他展開一連串大規模的戰役，並以軍事性的道路、城堡、和領地，來鞏固他的戰果。此外，秦始皇家族的歷史，也頗具有塔西陀筆下的「羅馬」意味。呂不韋是他的大臣，也是他的繼父（譯者按：應為生父），李斯是偉大的政治家，有如羅馬的阿古里巴（Agrippa），也是中國文字的統一者，這兩人都介入於秦始皇家族的歷史中。而最後，很快地以羅馬暴君尼祿式的恐怖，來終結了此一歷史。然後，隨之而來的是兩漢：西漢，西元前二〇六～西元二三年；東漢，西元二五年～二二〇年。在漢朝治下，疆界越益擴展，可是在京城之中，太監、將軍、軍隊，任意廢立君主。以致只有很罕見的一些時候，例如武帝（一四〇～八六）及明帝（五八～七六）的統治下，中國儒家的、印度佛家的、以及古典斯多噶的世界勢力，才能在裏海一帶，互相緊密接近，而能容易地進入實際的接觸。

在歷史中，在高級人類的真正歷史中，奮鬥爭取的目的、與掙扎追求的基礎，一直是某一本質上屬於精神性的事物之實現，一直是在將一項概念，傳譯於一個活生生的生命形式中去——雖然此中的驅動者（driver）、與從動者（driven），可能完全不自知他們的行為、目標、與命運之中的象徵力量。這也同樣適用於藝術中，大風格趨勢的努力、適用於哲學的追索、適用於政治理想和經濟形式方面的奮鬥。但是，文明後期的歷史，則完全沒有這一切的現象。所剩下來的，只是純粹為了權力、為了動物性的利益而鬥爭。以前的權力，即使在表面上，全無任何靈感啟示可言，終竟永遠是在為某一文化的「概念」而服務；可是在後期的文明之中，即使表現出某一概念的最動人的幻影，也只是純粹的動物性掙扎的面具而已。

約在西元前三〇〇〇～二六〇〇年間，在埃及，經過很長的一段明晰可感的「梅羅文加王朝」（Merovingian）式的時代之後，開始有兩大最古的文化，出現在羅河尼下游、和幼發拉底河下游的相當有限的面積上。這兩大文化的早期與晚期時代，很久以前即已分別標定為埃及的「古王國」與「中王國」，及以巴比倫的蘇美（Sumer）與阿伽德（Akkad）時代。埃及的封建時代之出現，是由世襲貴族制度的設立、以及自第六王朝以來王權的凌替，作為表徵；這和中國文化的春天時期，自周懿王以後的發展歷程；以及西方文化，自亨利四世以降的情形，表現出令人驚訝的相似性。故而對這三者，作一統一的比較研究，頗值得一試。在巴比倫文化的「巴洛克」時代開端時，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前二五〇〇年左右，偉大的君王薩爾恭（Sargon）的形像。他擴張勢力達於地中海沿岸，並征服塞普路斯，如西方的查士丁尼一世及查理五世一樣，他自稱為地球上的「四方之主」。然後，縱過相當的歷程，約在一八〇〇年左右的埃及、以及稍早以前的蘇美─阿伽德，我們可以感覺到最初「文明」的肇始。兩者之中，尤以亞述，展現了龐大的擴張力量，如史書所君：這是「巴比倫文明的成就」——許多與度量、計算、數目有關的事象和觀念，可能發展至於遠達北海及黃海。在日耳曼蠻族中，巴比倫的標誌，極受尊敬，用作一種神秘的象徵，並導出了一些「早期日耳曼」的裝飾藝術。但與此同時，卡塞人（Kassites）、亞述人、加爾底亞人、米提人、波斯人、馬其頓人，先後崛起，使巴比倫王國，數度易手。這些都是在能力強大的領袖統轄下的小型武士戰團，他們絡續攻入巴比倫，以取代前ｈtｔps://m.hｅtｕｂoｏｋ.ｃom•ｃom任主人，而都不曾遭遇到任何嚴厲的抵抗。

這是「羅馬帝國」風格的最初例子——不久之後，埃及也有與此平行的情形——在卡塞人治下，先已設立統治領袖，其後由執政官代替；而亞述人，像後來羅馬在康模德斯皇帝（Commodus）以後的「軍人皇帝」（soldier-emperor）情形一樣，維持了古老的制度形式；波斯的居魯士，與東哥德的狄奧多理大帝（Theodoric），都自認是帝國的主宰者，並認為他們的武士戰團——米提與倫巴，是陌生疏離的環境之中的統治民族。但以上這些，只有制度上的差別，而無實質上的不同，在形態學上，可視為「相應的」現象。

與十九世紀相較，二十世紀的重點工作，就是驅除此一膚淺的「因果系統」——它的根源，遠紹於巴洛克時代的理性主義——而代之以一種純粹的「觀相系統」。在十九世紀，「演化」一詞，意指生命向其目的，不斷遞增其適應性的一種「進步」。可是，萊布尼玆出版於一六九一年的「原形」（Protogaea），一本充滿深刻思想的著作，即基於對哈茲銀礦的研究，而描繪出一幅世界早期的圖像輪廓，與歌德的圖像甚為相似；而在歌德本人，「演化」實意味著「形式」內涵的增加，以迄於「形式」的充分完成。故而歌德的「形式」完成，與達爾文的「演化」觀念，兩種概念恰成完全的對立，一如命運與因果的對立一樣。（這也正是德國思想與英國思想、德國歷史與英國歷史的不同。）

在一切的原始存在中，「自然宇宙」以直接君臨的力量，迫使所有內在宇宙的表達語言，無論其為神話、風俗、技術、或裝飾，均只服從於當前頃刻的壓力之下。我們看不到甚麼確實的規律，主導這些語言的持續、速度、與發展歷程。也看不到裝飾與組織之間、神祇崇拜與實際建築之間，有甚麼必然的關聯。這些事物的發展，永遠只意味著原始文化中，某一項個別的觀點或特徵的一些進展，而絕不表示文化本身的進展。如我以前已說過的：這是本質上混沌的現象；原始文化既不是一個有機體，也不是一種有機體的合成。

對達爾文主義，最終極的反駁，莫過於由「化石學」（palaeontology）所提供的證據。簡單的或然率，指出化石貯藏，只是一些試樣。而每一試樣，應代表一個不同的演化階段，故而我們應能發現一些僅屬「過渡時期」的類型，這些類型沒有確定的型態和種類。但是，並沒有此類的化石存在。我們只發現一些已歷經久遠時代，完全固定而不再改變的形式，一些不按「適應原則」以發展自身的形式。它們突然而立即地出現，成為確定的形態。其後，也並不趨向於較佳的「適應」，反而是越來越少，終至消失，然後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形式，湧現出來。在不斷增加的形式中，所開展出來的，是「生命存有」的各種繁富的種類和屬類。這些種類，自始存在，迄今仍存在，而並沒有過渡的類型。我們明白，在魚類之中，板鰓魚這一簡單形式，最先出現在歷史的前景之上，然後逐漸的衰絕；而由硬骨魚慢慢取而代之，成為最有勢力的純粹魚類型態。這也同樣見於植物世界中的羊齒植物和木賊植物，這兩者之中，只有後一種類，如今仍然存在於完全發展的有花植物界中。但是，對於這些現象，所作的「實用原因」、以及其他的可見原因的假設，並沒有實際的根據。應該是「命運」，在世界之中，喚起了生命之為生命，喚起了植物與動物間不斷尖銳的對立、喚起了每一單獨的類型，每一「屬」（genus）、每一「種」（speies）。隨此一「存在」以俱來的，尚有一種專屬於形式的確定「能量」——經由這一「能量」，在「形式」完成的過程中，「形式」能保持純粹，或相反地，變成遲鈍與含混、或逃避地遁入無數的樣式中——而最終，成為此一「形式」的生命持續期，（除非有意外事件介入，削短這一持續），它總是自然地進入於此一種類的衰老時期，而最後終至於消失。

〔人無論是為生命而生、抑或為思想而生，只要他正在行動或思考，他便是覺醒的，因而，也便即處身於他的光線世界，為他所調整的焦距之內。

西元前四八〇～二三〇的一段時期，中國史家稱作是「戰國時代」。龐大軍隊的不斷作戰，延續一世紀之久，帶來可怕的社會動亂，因此，而產生了「羅馬帝國」式的秦朝，成為中國帝國的創奠者。埃及，約是在一七八〇與一五八〇年間，經歷到這一樣態，其最後一世紀，便是「希克索」（Hyksos）時代。古典文化在這方面的經驗，則從西元前三三八年的卡羅尼亞之戰開始，其恐怖時代的最高峰，是一三三年的伽力契之役，至三一年的艾克西（Actium）之役。我們的西歐─美國世界，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間，也面臨這種「戰國」的命運。

作為一個組群來看，高級文化的組群，不是一種有機單元。因為此組群中，文化的數目、發生的地點、崛起的時間，在人類眼中，只是一項偶然之事，沒有更深的意義。相反地，個別文化的發展程序，則表現得特別的卓然分明，故而中國、馬日、及西方世界的歷史方法，都能設定一組數字，來描繪歷史的時期——事實上，這也是各該文化中，有學問的人唯一共通的觀念，而絕難加以更改——例如，歌德在他的小篇論文「精神演進史」中，分劃文化為四部分：先期、早期、晚期、文明階級，其透視的深度，直到今天，我個人仍不能妄贊一詞。

佛陀之前的印度哲學，與佛陀之後的印度哲學，其間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經由印度的靈魂、並在印度的靈魂之中，為達致印度思想的目標，而表現的一種偉大運動；而後者，只是現已結晶硬化、不再發展的思想貯藏（thought-stock），不斷在轉動其新的刻面而已。我們的答案就在這裏，雖然表達的式樣可能有所不同，可是答案永遠如此。漢朝之前、和漢朝之後的中國繪畫；「新帝國」開始之前、和開始之後的埃及建築，情形也都是如此。至於技術方面，表現亦無例外。後期文明狀態，先天賦有毫無變化的、虛華浮麗的特性，這在生活m.hetubook.com.com於其中的人們看來，幾乎是理應如此的，可是這與真正的「文化」人——例如：在埃及的希羅多德，以及繼馬可波羅而入中國的西方人——那種精力旺盛的發展脈動相形之下，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死寂。這是一種非歷史的、無變異的沉滯狀態。

在歷史世界的圖像中，知識只是一種補助之物：事象本身，呈現在我們所謂的「記憶」裏，好似沐浴在一種由我們生存的悸動，所掃掠而過在內在之光中。這在自然世界的圖像中，則表現為一種疏離虛幻、不斷展現的主題。縱使思想能規律自身，然而一旦思想變成了思想史，便不再能免於一切覺醒意識的基本狀況的影響。

每一時代，有其自己的歷史水平，真正歷史家的特點，就在於他能實現他的時代，所要求的歷史圖像。每一文化與每一時代，各有自己的認識歷史的途徑，世上沒有所謂歷史的本身。〕

蘇丹境內的兩個黑人部落之間的戰爭，或是凱撒時代的卡路斯錫（Cherusci）與該提（Chatti）兩小族之間的戰爭，或是——本質上與此全無二致的——不同的螞蟻社群之間的戰爭，都只是一幕「活生生的自然」所演的戲劇。但是，當卡路斯錫人，在西元前九年，擊敗了羅馬人，或是當阿茲特克人擊敗了托拉斯坎蘭人（Tlascalans），這便是歷史。因為在這裏，「何時」（When）的問題甚關重要，每十年，甚至每一年，都有其意義。這裏我們所處理的，是偉大的生命過程的行進，其每一項的決定，都代表了一段「時期」（epoch）。這裏有一個目標，一切的發展都趨向於此目標；有一個存有，努力在完成自己的預定命運，也有一種速度（tempo），一種有機的持續期（organic duration）——而不是如塞西亞人（Scythians）、高盧人、或加勒比人（Caribs）的那種漫無定則的起伏浮沉；因為在此等漫雜的升沉中，任何特殊的細節，都只如海狸群或瞪羚群中的胡亂行為一樣，毫無重要意義可言。在此，我要反對兩種已經嚴重損害一切歷史思想的假說，其一，是認定人類全體有一終極的目標；另一，是根本否定有終極目標的存在。事實是，「生命」具有一個目標，生命觀念之中，即已注定了此一目標的實現。但是，個人生來，或屬於某一特定的高級文化，或僅僅屬於一般的人類類型——而不可能另有第三種單元可以歸屬。故而，他的命運必定存在於動物的領域、或世界歷史的領域這兩者之一。「歷史的」人，如我所瞭解者、及所有偉大的歷史家所表示者，即是指一個完全趨向於自我完成的「文化」中的人。在此之前，在此之後，在此之外，人是「無歷史的」（historyless）。

在西元前一五〇〇年之後，三個新的文化誕生了：首先，是印度文明，產生於上旁遮普地帶；然後，一百年之後，中國文化誕生於黃河中游；再後，約在一一〇〇年，古典文化也崛起愛琴海。中國史家，說及夏、商、周三個偉大的朝代時，意味上頗近似於拿破崙的自命為繼承梅羅文加、加羅林、與開普汀的第四王期——事實上，在這兩種情況中，第三個時代都與「文化」共存，以迄於終；而後，便是「文明」時代的到臨。當西元前四四一年，中國名義上的共主——周天子，變成了只是「東方諸侯」式的一邦領主；以及在西元一七九三年，法國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臺時，這兩大文化，便分別進入於「文明」。中國遠自商朝後期，保存下來的一些偉大的古代銅器，與中國後來的藝術之間關係，恰與梅錫尼時代的陶器、對早期古典時代的陶器；以及加羅林時代的藝術、對羅曼斯克的藝術的關係一樣。在印度的吠陀時代、古典的荷馬時代、以及中國的文化春天時，所表現的「鐵器時代」與「銅器時代」中、武士制度與封建領主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哥德式時代的整個影象。而中國在六九一～六八五年間的「周召共和」時代，也恰可對應於西方的克倫威爾（Cromwell）、華倫斯坦（Wallenstein）、與黎息留的時代；以及希臘世界的第一度僭主政治時代（First Tyrannis）。

歷史是什麼？十九世紀所理解的那種「古代——中古——近代」的歷史架構，只包含一組極其明顯的關係之選樣。但是，如今，古老的中國及墨西哥的歷史，都已開始對我們施予一種精微巧妙的、尤其屬於心智方面的影響。我們在這些歷史中，正聽到生命本身的最終必然；我們經由此等另外的生命歷程，正學著去瞭解我們自己，瞭解我們是什麼、必定成為什麼、以及將會成為什麼。這是研究我們的未來的偉大學校。在這歷史人性的尚待研究的高妙領域中，我們這些仍然具有歷史、仍然正在創造歷史的西方人，終可以探索到歷史究竟是什麼。

如我們的「十字軍」和「宗教改革」這樣的大事，都已消失隱沒，不留一絲痕跡。只有在最近幾年，歷史的研究，才算是勉勉強強，設定了後期發展過程的輪廓；而有了這些基據的助益，比較形態學，才能經由其他文化的基據，而嘗試去拓寬和加深我們的歷史圖像。根據這一基礎，我們可以推斷，馬雅文化的各個時期，約後於阿拉伯文化對應時期二百年，而早於我們自己的西方文化約七百年。其先文化時期（pre-cultural period），一如中國和埃及，曾發展了文字和日曆，但對這些，我們如今已一無所知。只知道它的時間計測的起始日期，遠後於基督誕生，但已不可能確定究與基督誕生相距多少年。此外，在任何事項中，都可以看出：墨西哥人類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強力發展的歷史感。

我們所抱持的，有關地殼與生命的圖像，迄今為止，仍然處在自「啟蒙運動」以來，文明化的英國思想，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概念的主導之下——萊伊爾（Lyell）有關地質層疊形成的那種愚鈍的理論、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理論，實際上，只是英國本身歷史發展的導出物。他們摒棄了早期地質學家，凡布哈（Von Buch）與克威爾（Cuvir）所承認的，那些不可數計的災異和形變，而將一種依序而進的演化觀念，強置於極長的時期之上。並且，只承認科學上可計算的原因——實際上是機械性的「實用原因」（utility-cause）——才是演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