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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以「赴滇講學」為名飛往昆明，當晚曾與龍雲秘密交談，據說已將全部「和平運動」的計畫告訴了龍雲。十九日下午，汪精衛一行十餘人乘坐龍雲代包的專機從昆明飛往越南河内，開始了他的「曲線救國」之旅。

蔣介石的突然到來和顯然針對自己的言論，使得汪精衛如陷虎穴、成日膽戰心驚，他意識到如不及時脫身，不僅「和平行動」將徹底破產，而且連保全自己身家性命都難。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十二月十八日，孤注一擲的汪精衛冒險飛往昆明。次日，汪偕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曾仲鳴等人，由昆明潛往河内。

蔣介石依然對汪精衛存有幻想：「只要他不公開投敵，我還是要為他留下後悔餘地。」

不過，汪精衛的「合作態度」還是蠻討日本人歡心的。他漸漸地越過蔣介石，另闢蹊徑，開始與日本直接交涉。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是汪派骨幹分子，在周佛海的安排下，他以收集情報為名常駐香港，經常秘密去上海與日本人談判，還會單槍匹馬密赴東京向日本政府摸底。立法委員梅思平是汪派又一骨幹成員，他和高宗武是汪日密談中汪方的主要代表。據梅思平說，由汪精衛領導的所謂「和平運動」，還曾聯絡過一些地方實力派人物，像雲南的龍雲、廣東的張發奎及一些川軍將領。

十二月九日，蔣介石邀汪精衛及孔祥熙、王寵惠等至黃山官邸，討論今後抗戰大計。針對日本的誘降策略，蔣表示：「勿論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準備。」汪精衛卻不以為然，大放「和平」的厥詞，說現在「敵國之困難在結束戰爭，我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既然兩者皆有困難，而且相互知情，所以和平並不是沒有希望。汪精衛悲觀乞和論調使蔣介石更加不放心，他在三天後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演講中著重指出：「中國抗戰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戰線的中國軍隊已退入山地，能夠阻止日軍的進攻，形勢更於我方有利。」「抗戰已使全國統一，國民團結，任何強敵均不足懼。」故作鎮靜的汪精衛出席了紀念會，還分別接見和聽取孔祥熙、戴笠、陳布雷等人的彙報，以掩人耳目。

幾天後，各地傳言紛起。有的說汪精衛業已叛國投敵；也有人說汪精衛悄然出走，乃是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與日本人進行秘密談判，「作和戰兩面工作的一個使者」。每一傳言都有板有眼，後者尤其盛行。

國都南京的失陷是讓蔣介石的心灰暗了一陣，但他並沒有做出日本人所希望的「議和」舉黔驢技窮的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一面期望出現一個親日的政權取代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一面又叫囂武力滅亡中國。然而，日軍侵佔武漢後，損兵折將，已成強弩之末，擊潰重慶的國民政府只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不得已，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改變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對華政策，轉而對重慶政府採取政治誘降，試圖從國民政府內部尋找代理人。

手握數百萬大軍的蔣介石並不懼怕日本武力亡華，他知道，只要穩住現在的戰線，中國就亡不了，總有反攻的那一天。他最擔心的是日本改變策略，「以華制華」、「以戰養戰」，這對退居西南的國民政府來說還真會構成強大威脅。值得慶幸的是，日本人在那裏靠一些封建遺老末流政客拼湊的兩個偽政權，在民眾中並沒有什麼影響，成不了多大氣候。令蔣介石頭痛的還是黨內那批以汪精衛為首，力主求和的人。

對於國民黨差強人意的現狀，蔣介石毫不掩飾：「我們的黨差不多已成為一個空的軀殼而沒有實質了，黨的形式雖然存在，但黨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們黨的缺點最顯著的是組織鬆懈、紀律廢弛，以致黨的精神衰頹散漫，黨的基礎異常空虛……」蔣介石希望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召開全黨大會來激勵全黨同志發奮自強，承擔起艱鉅的歷史使命，他說：「我們在敵寇深入、抗戰劇烈的今天來舉行這個大會，我們對於為國犧牲的將士和先烈，對於全國流離困苦受辱的同胞，都負有非常重大的責任。關於抗戰大計以及政治軍事與戰時經濟教育等方面，當然要根據檢查過去的結果，定出精詳的方案來，共同努力以求實現。但最根本而首要的還在於恢復本黨的健全。」

一九三八年，陳璧君在回渝途中，停留昆明，與龍雲「促膝長談」。陳璧君一面表示同情龍雲處境，一面挑撥說，抗戰持久，蔣介石總是以非嫡系軍隊作犧ｈeｔuｂｏｏk•coｍ•cｏm牲，以此鼓動龍雲反蔣。陳璧君還以汪精衛的名義提出幫助解決雲南軍隊急需的醫藥和醫療器械，並說要開發錫礦，極力拉攏。龍雲與汪精衛素無交往，對其一向十分推崇，並且龍雲也想用汪的地位，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陳璧君的工作下，龍對汪就更有好感了。

蔣介石還分析了敵我態勢，對抗戰前途作了樂觀的展望，他指出：日寇雖然蹂躪我們七個省，但「他用了五十萬以上的兵力，耗三十億元的金錢，費了八九個月的時間，而所得的結果是如此，以後敵人如再要進犯，他的困難愈多，危險更甚！」「我們是死中求生，為求生而戰，民心士氣，只有一天一天的強固；敵人是恃強侵略，送死異域，只有一天一天地厭戰，戰爭愈持久，它愈感困難，而且它進入愈深，我們解決它的機會愈多。」

日本在戰場上的勝利，更使得他們對形勢做出了悲觀的判斷，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只有對日「和平」才有生存希望，繼續抗戰會使共產黨坐收漁人之利。因為他們散佈抗戰是「玩火自焚前途渺茫」，攻擊堅持抗戰爭取勝利是「唱高調」，因此胡適把這個小團體命名為「低調俱樂部」。

值得補充一下的是龍雲在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蔣介石一直想把自己的勢力滲透到雲南，抗戰給他提供了名正言順的機會。作為雲南的最高統治者，龍雲雖然積極支持中央的抗戰決策，但也擔心蔣介石乘機削弱自己的地位，這樣，他同蔣介石之間必然會產生矛盾。汪精衛集團正是看到了這點，所以極力拉攏龍雲。

關於國民黨的前途，蔣介石流露出「一黨獨尊」的意向，「當仁不讓」地表示國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居於領導地位，委婉地把內戰的責任推給了國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他說：「國家到了非常時期，本黨以外別樹黨派的人，已經明白宣言，願意拋棄以往的政策，服從本黨政府，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這種態度，可以說是革命者很好的態度。本黨同志即應寬宏大度，從國家利益上著想，開誠接納，俾能共同一致對外。」對於如何才能達到「共同一致對外」的目標，蔣介石表示：「我們應該在法律範圍以內，容許他們的自由，在本黨三民主義指導之下，統一他們的行動，集中全國的力量來為國效命！」

這樣，龍雲最終未按汪精衛的願望行事，而廣東的張發奎以及廣西、四川的地方實力派，也都繼續留在抗日陣營中，使汪精衛一夥的如意算盤未能得逞，蔣介石在西南的統治也免於分崩離析。

對於國民黨今後的行動，蔣介石表示：「現在大會既已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今後一切努力，均已有所遵循」。他特別說及如何對待共產黨的問題：「現在國內實在也沒有多少黨派，過去與本黨有過鬥爭歷史比較長久的自然是共產黨。我們是當政的唯一大黨，只要我們本黨本身健全，能夠負起抗戰建國的責任，他們一定是要受本黨的領導。所以這個問題的關鍵，完全要看本黨同志今後能自強自立，能否真正努力，由改造個人來改造本黨，復興本黨；如果本黨今後能日趨健全，日益充實，負理起革命建國的責任，不僅共產黨要尊重本黨，服從領導，國內現存一切黨派，都必然消融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努力，絲毫沒有問題！」

其實，日本人這一年來為組織偽中央政權、構建其政治核心費盡了心機，多方物色和拉攏「有影響的人物」。在北方，以土肥原為首的「竹」機關（又稱土肥原機關），積極策動北洋軍閥舊官僚靳雲鵬、唐紹儀、吳佩孚等人出山，但是固有的民族情感和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抗戰態度，使這些人不得不有所顧慮。事關民族大義，靳雲鵬、吳佩孚即使有東山再起的心思，也不願仰日本人鼻息，他們堅決地拒絕了日本人的邀請。態度曖昧的唐紹儀又被人行刺，土肥原的計畫終於破產了。

大會圍繞這些報告，檢討了過去九個月以來的抗戰工作，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抗戰建國綱領》包括戰時的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眾、教育各綱領共三十二條，把國民黨抗戰路線、方針、政策集中地反映出來，是國民黨抗戰時期的施政綱領。制定《抗戰建國綱領》是中國抗戰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戰當然是對日作戰，建國的含意並不是戰後的建國，而是在戰時的西南建國，也就是在西南立國。《抗戰建國綱領》以「（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為抗戰建國的最高準繩。（二）全國抗戰力量應集中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勵邁進」兩大原則為支柱。雖然隱含有國民黨一黨獨尊的意圖，但是他基本上全部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的主張www.hetubook.com.com，承諾改革政治擴大民主，其中有一條就是組織國民參政機關。這是有利於抗日的各派力量加強合作的，是有利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當日，正在西安向西北將領傳達南嶽軍事會議精神的蔣介石收到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密電：「汪副總裁於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適，午後二時半已離滇飛航河內，昨夜及臨行時兩次電祥呈。」

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說，大會最主要的目的是檢討國民黨自抗戰以來的工作，尋求努力的方法，「以增加抗戰的力量，使我們這個肩荷革命重責、負有興亡大任的黨，在這樣艱難重大的時期中，能夠擔得起非常的使命。」

「這是你的良好願望。汪精衛既已走出第一步，斷不會懸崖勒馬。委員長，你沒有必要替他背這個黑鍋，不如將事實公之於天下。」

不過南方以影佐禎昭為首的「梅機關」，開展「渡邊工作」，爭取國民政府内部的汪精衛集團卻獲得巨大成功。日本最終選定由汪精衛來主持偽中央政權，並在南京「重建」國民政府。日本企圖利用汪精衛原來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響，取代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作為中央政權的正統地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由於一批黨務和行政要人已經移駐重慶，漢渝兩地往來不方便，大會開幕式在重慶舉行。蔣介石的開幕詞由丁惟汾宣讀。

日本人就這樣看中了汪精衛，「汪兆銘在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屬於重要地位，但卻自抗戰開始以來，不斷力倡和議，反對全面抗戰。」他們認為爭取汪精衛的合作是十分可能的。佔領南京不久，日本人便派唐紹儀的女兒專程從香港抵達武漢做汪精衛的工作。陶德曼調停徹底失敗後，日本當局把誘降的重點轉向汪精衛。近衛首相一月的聲明，有許多話實際是對汪精衛說的，鼓勵他拋開蔣介石，重組政權，親自主持和談。日本人顯然高估了汪精衛的能力，在蔣介石牢牢控制著軍權的條件下，汪精衛的確可以給他製造麻煩，但永遠不可能從内部取蔣介石而代之。

在蔣介石焦急尋覓對策之時，日本方面卻大喜過望，十二月廿二日，近衛首相發表公開講話，尊汪為中國有卓見之士，並提出了與「新生的中國」調整關係的總方針：「日、滿、華三國應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睦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日本人的歡迎態度，使汪精衛懸著的心變踏實了，幻想汪精衛「幡然悔悟，重返抗戰隊伍」的蔣介石卻因此陷入麻煩中。

大會發佈了《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表達了國民黨團結全國抗日力量，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抗戰發展的積極態度。

在端納的勸說下，蔣介石同意立即公佈事實真相，並委託端納向英美大使通報了汪精衛出逃的經過，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正式政府，在目前情況下不會與日本談判求和，汪精衛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

陶德曼調停期間，汪精衛十分活躍，穿插其間，推波助瀾，極力勸說蔣介石接受日本條件停戰議和。為了說服蔣介石，他們甚至於把自己的悲觀論調發展成為民族悲觀主義，說什麼中國人生來就不如日本大和民族，抗戰註定就是要失敗的。

陳璧君見火候已到，便訴說汪精衛在重慶徒有虛名，很想換換環境。龍雲聽後為之動容，向陳表態：「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於是汪精衛集團在後來便確定了從雲南出走這一線路。

大會還對國民黨的領導體制作了重大改變，突出的是在全黨確立了領袖總裁制。大會通過了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案》，其内容為：確立領袖制度，實行總裁負責制；強調對黨員的訓練、監督與考核，並從組織機構改進上加強對全黨及全國的控制。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國民黨設正副總裁各一人，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代行總理職權ｗwｗ.ｈeｔｕｂoｏｋ•ｃoｍ•ｃｏｍ。總理制本是因孫中山在國民黨内的地位和威信而立，孫中山為總理，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有複議權，對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有最後決定權。孫中山逝世後，無人能行使總理之職權。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了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以立法形式肯定了蔣介石的最高領袖地位。

汪精衛出逃了！汪精衛自從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並深得賞識，是黨國元老，現在也身居要職，蔣介石十分清楚他在黨內的分量。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出走，如果處理不當，還真有可能鬧得黨國分化瓦解，抗日民族陣線崩潰。蔣介石一面急電龍雲，詢問詳情，並讓龍雲勸汪回國；另一方面急電正在河內訪問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面會汪精衛，促其醒悟回國，不要中日本人的離間計。國民黨系統各報發表消息時，都稱汪精衛旅行昆明時，舊疾復發，一時不能回渝云云。蔣介石在其廿一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這豈是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一九三九年元旦，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常委緊急會議，商討對汪精衛的處置辦法。決議認為汪精衛「隱匿異地，傳播違背國策之謬論」，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質就是通敵賣國，因此決定對汪「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嚴肅綱紀，以正視聽」。

十二月廿六日，蔣介石借中央黨部紀念周之際，發表《揭露敵國陰謀，闡明抗戰政策》的演講，全面駁斥了第三次近衛聲明，揭露了其侵華本質和欺騙伎倆，向黨、政、軍要員表示了繼續抗戰的信心和勇氣。他聲明，汪精衛的出走與政治無關，純屬個人行動。

汪精衛一夥的鬼祟活動，蔣介石並非一無所聞。當他發現高宗武私自潛往東京一事後，果斷地宣布停發活動經費，斷絕與高的所有關係。不過，當時忙於組織武漢會戰的蔣介石並沒有把這件事與汪精衛聯繫起來。作為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是顯赫的，他的資歷使得他在某些方面在黨內比蔣介石更得人心。以汪精衛的聰明才智絕不會不知當漢奸賣國賊的下場，在國人積極主張抗戰到底的呼聲中，蔣介石不相信汪精衛會冒天下之大不韙。

在十二月廿二龍雲給盧漢的密電中，表露了自己的心態。他說：「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願效昔之李鴻章、今之張伯倫，與日方直接商洽，不顧一切，力主和議，加入防共協定。因在渝受人攻擊，蔣、汪之間亦未盡同意，故謂成則返渝，否則不再返渝，云云。語氣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聞之憂心如焚，黨內糾紛從此又開始矣。兄為杞人之憂，宿食俱廢，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一九三八年初，蔣介石做了幾件事：懲處了一批抗戰不力的將領，處決韓復榘是其中影響最大的；調整了黨政軍領導機構，他辭去了行政職務專事軍職，統率全國軍隊，指揮全民抗戰；連續召開軍事會議，檢討前期抗戰的得失，確定以後的作戰方針，對「持久消耗戰」做出具體的解釋：「是以廣大的土地來和敵人決勝負，是以眾多的人口來和敵人決生死」，戰略的持久代替了戰役的持久。蔣介石希望把他的思想與行動貫徹到國民黨的正式決議中去。

汪精衛原來希望《豔電》的發表能夠得到國內那些悲觀人士，以及那些與蔣介石有嫌隙的西南地方實力派的積極回應，沒有想到，《豔電》一經發表便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蔣介石也因此得到了更多擁護。中共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在支持蔣介石抗戰、聲討汪精衛叛國的口號下，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宣傳運動。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人士也紛紛舉行討汪集會，發表討汪通電，堅決要求國民政府將其緝拿歸案，以正國法和定人心。連汪精衛寄予厚望的龍雲、張發奎、劉文輝、余漢謀等地方實力派也通電斥責汪精衛「謬論謬辭，為敵張目」，要求他「明正刑典以肅綱紀」，表示抗戰到底。反汪討逆聲浪席捲全國，波及海外，各地華僑也集會通電，怒斥汪精衛叛國投敵的罪行。這樣的反應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的，也完全出乎日本人的意料。

不管此前龍雲在維護和壯大自己的勢力方面對汪精衛寄予了多大期望，流露出多少擁汪的傾向，龍雲在得知汪精衛「道出真語」以後，並不是贊同，而是震驚和憂慮。所以當汪精衛等人一走，他立即致電蔣介石，報告了汪的傾向和行蹤。

負責黨務、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工作的要員各自作了工作報告，蔣介石還專門作了一個題為《對日抗戰及本黨前途》的長篇報告。蔣介石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是侵略m.hetubook.com.com中國的一貫相傳的政策，強調國家和民族如果要生存，捨抗戰別無他途。「盧溝橋事件發生，如果我們還不起而發動全面抗戰，而要容忍放縱，讓它占去平津，囊括華北，不僅我們國家大勢已去，民氣由此消沉，而且他日以暴力相恫嚇，更要肆其宰割鯨吞的兇焰。我們要苟安一時亦不可能，結果非至亡國滅種不止！所以我們要認定此次事變為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毅然決然要擔負此次革命的戰爭！要以抗戰來遏止日本殘暴的侵略，進而打破他大陸政策的迷夢。」他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大陸政策」的各種陰謀毒計如「瓜分、獨佔、蠶食、鯨吞、以華制華、不戰而屈」等也予以揭露，告誡全黨同志要時刻警惕，謹防上當。

沒有實權的汪精衛在這一場風波中成為人們所詬罵的賣國賊，日本人當然也意識到了這黑所以直到一年多以後，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萬般無奈的日本人才拉出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臺。又過了整整八個月，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認。至此，汪精衛的賣國行為告一段落。

四月一日，蔣介石發表了《閉幕詞》。對於自己榮任黨總裁，他謙虛地表示：「兄弟承大會推選為總裁，自己感覺德業才能，均不足以負同志的期望，我們國家民族受此奇恥大辱，兄弟職責未盡，正自悚懼不遑，還要受大會付託以如此重任，格外覺得惶恐！」

十二月廿四日，端納拜會了英美大使館，轉達了蔣介石的「談話精神」，同時強調：「只要中國的土地上還有日本的一兵一卒，還有汪精衛，那就沒有什麼和平可言。」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底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肯定了蔣介石提出的「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的主旨，還具體提出了保證繼續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六項工作。從與共產黨競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方面考慮，蔣介石也期望召開一次國民黨的全會，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

八個多月的英勇奮戰還沒有有效遏制日軍的強勁攻勢，戰局未穩，大片國土淪陷，抗戰前途尙不明了，悲觀懷疑情緒潛滋暗長，蔣介石極需要統一全黨思想，堅定民眾信心。前期抗戰中，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門暴露出不少積弊，蔣介石開始意識到，國民黨隊伍的現狀已遠遠不能適應持久抗戰，國民黨需要一個像樣的施政綱領，要改革以團結所有的抗戰力量。

在當時蔣汪抗日態度顯然不同的情況下，確定由蔣介石任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這對削弱汪精衛的權力、打擊親日勢力，起了積極的作用。當然，由此給了蔣介石進行「獨裁」一個合法的依據，這是消極的一面。自此之後，蔣介石一直擔任國民黨總裁。

對於黨內這個力主求和的副總裁，蔣介石總是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倆也曾以兄弟相稱，同得孫中山的賞識，一文一武，一柔一剛，似乎應該成為絕好的搭檔。但是兩人都有不甘人後、雄霸天下的心志，一個欲當三代聖王卻得不到武將誠服，一個想做戰國霸主也總有元老文臣的忌妒，儘管表面上依然和和氣氣，暗地裏卻不知爭鬥了多少回合，兩個人早已心生芥蒂。蔣介石牢牢地抓著軍權，在政治風波場中縱橫捭闔遊刃有餘，他對中國政治的特性顯然參悟得更加透徹。

鑒於汪精衛尙在河內，為了不使他除了投敵之外別無出路，蔣介石沒有立即公佈對汪的通緝令。一九三九年二月中旬，他又秘密派遣了與汪精衛頗有淵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谷正鼎專程去河內，給汪精衛等人帶去出國護照和旅費，力勸他們去歐洲。汪精衛卻一心要繼續他的和平運動，將谷正鼎大罵而歸。見事態已不可逆轉，為了減小對國民黨的衝擊，蔣介石終於同意了軍統的暗殺計畫。三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數名殺手神不知鬼不覺地翻牆進入汪精衛在河內高朗街的住所，不曾想到這個罪魁禍首命不該絕，讓住在他房間的曾仲鳴夫婦做了替死鬼。已成驚弓之鳥的汪精衛急忙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在他們的保護下，秘密逃往上海。

「嗯，嗯。外間確有謠傳，說是汪精衛受了我的指派，與日本人接觸，真是豈有此理？今日英美大使也來訪我，探詢事情的真相，叫我很是為難。」

十二月廿八日，汪精衛再次致函國內，認為自己的行動同原來蔣通過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談是一致的。「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屬，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次日汪精衛發出著名的《豔電》建議在日本政府的「中日友好，共hｔｔps://ｍ.ｈeｔuｂoｏｋ.ｃom.coｍ同防共，經濟提攜」三項原則的基礎上與日本進行談判。兩天後，該電發表在香港的《南華日報》上，汪精衛終於與國民黨蔣介石公開決裂了。

蔣介石的感召在汪看來更像是抓捕自己的誘餌，汪精衛拒絕回國，從出走的那一刻起，汪精衛就意識到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了。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汪精衛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文中，對其思想徹底進行了披露。他說：「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一條是跟著蔣唱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以蔣現有的環境，雖欲不跟著共產黨而不能，這樣下來，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著蔣為共產黨而犧牲。另一條路是把總理孫先生的遺志重新的闡明起來，重新的實行起來，對於日本，本著冤仇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努力於轉敵為友。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這兩條路，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後一路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我決團結同志並團強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

外交上屢受冷遇，軍事上節節失利，内部也有人心懷他圖，這就是一九三七年底的中國。蔣介石是在憤恨與失望中走進新一年的，外交上的暫時受挫使他再度將目光放回國內。集全國之力，怎麼會鬥不過一個小小的島國呢？民族抗戰的旗幟已經高高舉起來一定要讓日本人知道，中華民族並不是任人欺負的。為此，蔣介石選擇了加強中央集權這條路。他很想在統一抗戰的同時實現國民黨一黨獨尊的地位，當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開始叫喊「一切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的時候，蔣介石第一次覺得這個從馬克思主義書齋中走出來的合作者特別地可愛。

既然是尊為總裁，過度的謙虛是有損於威信的，領袖必須有指引領導的魄力。蔣介石當然對之心領神會，他接著說：「不過現在是抗戰時期，我們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關頭，本黨為充實力量，堅持抗戰，以答覆敵人陰謀侵略起見，特強化黨的組織，設立總裁制度，以示本黨負責盡職奮鬥到底的決心，兄弟既受任於危難之際，大義所在，不敢推辭。」

日軍相繼攻佔廣州、武漢後，日本政府更加狂傲放肆，儼然以東亞霸主自居，於十一月三日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否認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國性政權，提出在華建立「新秩序」的方針，隨時歡迎汪精衛的合作。汪派的投降活動也隨之進入高潮。據日本大本營陸軍部《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這一文件所記載，「十月下旬，影作禎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一行，在上海與高宗武、梅思平等，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原則，對和平條件試行方案共同進行協商。十一月二十日，意見達成一致，分別向日本政府和汪兆銘進言，如雙方同意，汪兆銘即由重慶出來，並相互發表聲明。高、梅等期望，汪兆銘一旦出馬，國內外當相繼回應。」由此可知，汪精衛的叛逃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時就已經定下來了。

蔣介石的外國顧問端納正在重慶，認為這種傳言實屬不利，尤其是友邦人士莫辨真偽，將影響到中國抗戰以及在國際間的地位，於是立即面見蔣介石。

當汪精衛在外敵面前表現得戰戰兢兢，一心妥協退讓的時候，蔣介石更是暗笑他的幼稚。對於生活的這片土地，蔣介石的理解要深刻得多，近代以來的中國民眾需要的領袖是有魄力、能引導他們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像汪這樣一味妥協，只會盡失人心，江山易主。他是不怕汪精衛奪權的，擔心的是汪迎合日本的誘降策略再次掀起和談風潮，那樣的話，不僅會使抗戰鬥志大受打擊，還可能導致國民黨的内部分裂。

但是不久，蔣介石就意識到自己的估計可能有誤。戴笠方面不斷有消息說，重慶有人在同日本人秘密談判。十二月三日，日本首相近衛透露口風：「中日衝突有解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參加行將成立之新中央政府。」這個消息很快就從戴笠的諜報網傳遞給正在桂林的蔣介石。前方戰線未穩，千萬不能後院失火，蔣介石感到不可掉以輕心，立即動身去重慶。他先派親信陳布雷於十二月七日回渝，探測動向，次日自己也飛抵重慶，寓居南岸的黃山官邸。與日本方面約好八日離開重慶的汪精衛，還以為自己的叛逃計畫已敗露，一下子亂了方寸，惶惶不可終日。

汪精衛是「恐日病」患者，他看不到國民黨及中國人民蘊藏的巨大潛力。「七七」事變後，鑒於全國人民及各黨各派群情激憤，深知民意可畏的汪精衛為時勢所驅，不敢公開反對抗戰。不過汪精衛在私下裏倒是網羅了一批悲觀分子，形成主張對日妥協的集團，成員包括實業部長陳公博、代理宣傳部長兼委員長侍從室二處副主任周佛海及各自的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