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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中的蔣介石(1937-1945)

作者:何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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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迎來抗戰的勝利 一、一九四四年的大失敗

第十章 迎來抗戰的勝利

一、一九四四年的大失敗

抗戰以來,國軍已經同日軍進行了三次大的會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認為:長江以北為濱湖沖積帶,地勢平衍,雖非擅戰之地,但其東有幕府、萬洋諸山,西倚雪峰山,對長沙成犄角之勢,可實行截擊、側擊;正面有新牆河、汨羅河、撈刀河、瀏陽河,可實行持久抵抗,整個地形成天然囊形陣地。由此,中國軍隊根據地形特點,採取了節節抵抗、消耗敵人、後退決戰的戰略。正是依據這樣的戰略,國軍在前兩次會戰中與日軍打了個平手,保住了長沙。一九四一年底,第三次長沙會戰時,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根據前兩次長沙會戰的經驗,制定了名為「天爐戰法」的誘剿戰略,致使日軍傷亡五萬六千多人,其驕人戰績使國際震驚。
日軍先發制人,東線戰場發動「一號作戰」,蔣介石「東守西攻」,疲於應付但躊躇滿志,勝利似乎近在眼前。
但是,在日軍波浪式的攻擊下,新牆河、撈刀河、瀏陽河防線相繼被突破。六月十一日在瀏陽圍殲左路日軍的計畫失敗。薛岳致電蔣介石,請求增調部隊,在長沙附近與敵決戰。如果委員長贊同,把湘南的精銳北調,薛岳重新聚集起這些兵力,他是有信心與日軍抗衡的。
會戰連遭失敗,蔣介石黃山會議緊急整軍;桂柳會戰迅速潰敗,戰局雪上加霜,大西南民心不穩,蔣介石驚呼抗戰進入從未有之艱難時刻。
蔣介石手令發出兩天後,八日,日軍南北夾擊攻佔西平,打通了河南境內的平漢線。接著,龍門等各路日軍合會,在日軍合圍形勢下,洛陽附近中國守軍主力沿隴海鐵路及洛河河谷撤退。從十四日至廿二日,日軍攻陷洛陽西郊,中國守軍完全退入城內,困守孤城。廿二日,日軍三次突入城關,均被守軍擊退。廿四日,日軍向洛陽發起總攻。守軍英勇抗擊,直至彈盡糧絕,始分路突圍,廿五日,洛陽失陷。至此日軍已經打通平漢鐵路,其中一部正指向長沙與衡陽,準備湘桂作戰。
六月十四日,長沙的東大門瀏陽在激戰後失守,左路日軍兵鋒直指長沙。雖然右路日軍被王耀武率領的第二十四集團軍阻擊在益陽、寧鄉一帶,但是中路和左路已經順利地逼近了長沙,主攻岳麓山。六月十六日,岳麓山告急,長沙城危在旦夕。奉命守長沙的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意識到自己的驕傲鑄成了大錯,戰前戰區代理參謀長趙子立曾建議在岳麓山設置兩個師,只要岳麓山陣地在,就可以保住長沙城。然而張德能堅決主張將兵力放在城中死守,他是第四戰區司令官張發奎的侄兒,並沒有將趙子立放在眼中,一一味地按自己的主張行事。六月十七日日軍攻陷長沙外圍要點黃土嶺、紅山頭,並突破岳麓山主陣地。
現在扼守長沙的依然是有三戰之經驗的薛岳。蔣介石希望他能積三戰之餘威,在湖南戰場扼制住日軍攻勢。
其實,到九月底,各種前線潰敗以及地方密謀脫離中央的謠言已經漫布重慶。蔣介石驚呼:「戰況危急,不僅西南各省人心動搖,而且美國有要求撤僑之事,益造成社會之惶惑不安。八年抗戰之險惡未有如今之甚者也。」
指揮此次作戰的日軍將領是新調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中將。橫山勇仔細研究了前三次長沙會戰失敗的原因,總結了薛岳的戰略思想和作戰特點,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作戰方案:將兵力分為兩個梯隊前後出擊,波浪式交替攻擊與推進,既保證了攻擊的連續性,又保障了後勤補給線的安全,這樣就可以側擊和夾擊破壞交通線的中國軍隊。另外,在兩翼部署強有力的精銳部隊,這樣就使中國軍隊在兩翼山嶽叢林中的機動兵團處於夾擊狀態,喪失了外線機動兵團的作用,日軍便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橫山勇狂妄地叫嚷:「兩翼夾擊,波浪式推進,一定要砸壞薛岳的天爐!」

十一月廿五日,日軍第十三師團轉入追擊,沿黔桂路西犯,當日攻佔宜山。廿二日攻佔河池。廿八日占南丹。十二月二日中午,日一〇四聯隊第一大隊衝進黔桂路的終點獨山,次日拂曉將該地完全佔領。日軍深入貴州,貴陽震動,重慶也為之譁然。
在平漢線作戰結束後,日軍立即進行了第二階段的湘桂會戰,湘桂作戰又分兩期進行。首先進行的是以長沙、衡陽為中心的長衡會戰,然後則展開了以桂林、柳州為中心的桂柳會戰。
十一月廿四日,日軍不費一槍一彈進入南寧。十二月十日,日軍第二十二師團在妥淥與從越南北上的第二十一師團會合。日軍最後雖然打通了粵漢交通線,但已喪失了寶貴的時間,這一勝利的戰略價值已大打折扣。
當時蔣介石的主要精力還放在策劃如何對付共產黨這個心腹之患上。第一戰區對於日軍修復黃河鐵橋沒有採取有力措施進行阻止,對於黃河南岸的防務也沒有放在心上。守衛中牟、京水等重要渡口的是新近成立素質極差的暫十五軍及獨立第一旅等部隊,以這些部隊擔任河防,使得黃河防線形同虛設。更為甚者的是,在河南情況緊張、華北黃河防備危急的情況下,蔣介石置第一戰區原有兵力已不足於不顧,又將部分精銳部隊陸續抽調到新疆加強統治,到陝甘寧地區圍困共產黨。這樣河南境内實際上能投入作戰的兵力就不多了,抗擊日軍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
日軍「一號作戰」攻勢雖然凌厲,但畢竟難以挽回最終失敗的命運。日軍在盟國聯合攻勢下必將潰敗,犯不著為了一時之心快而冒險犯難。蔣介石一直以為自己的使命有兩個:抗日和反共。反共似乎是更具根本性的使命,他實在不忍心使苦心經營了多年的反共基業毀於一旦,在對日作戰前景日益光明的時候,他更不放心讓中共自由地發展壯大。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表露出了在中國「換馬」的姿態,國內也出現迎合的跡象。地方軍將領跋扈依舊,中央軍開入西康被劉文輝擊退,新疆的盛世才也表現出新的反覆,山西的閻錫山與日本簽訂協定,李濟深聯絡余漢謀等粵系將領,準備設立蔣介石倒臺後的聯合政府。在多數親信陸續調往抗日前線的形勢下,胡宗南的部隊已經成為維持他統治的最後一道防線。蔣介石已經準備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對美國讓步,把第一線兵團的指揮權讓給史迪威,果真發展到這個階段,只要胡宗南的大軍處於抗戰前線,美國人依然不敢輕視他的地位。

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國駐印軍渡過薩爾溫江,攻入緬北
面對日軍的「最後一搏」,蔣介石又是如何認識的呢?蔣介石認為日本的「一號作戰」「其主要就是要打通粵漢與湘桂兩線,為它在緬甸、在越南、在中南半島以及孤懸在南洋海島上的各處日軍,闢一條敗潰時的逃生道路」。同時蔣介石已明確地斷定「敵寇https://www.hetubook.com.com今日的狂妄行動,真是日暮途窮,計無複出的最後一擲」,敵已改變為陸主海副的方針。蔣介石還判斷:日寇將於三月中旬進行一號作戰。蔣介石看到了日軍的窮途末路,卻怎麼都沒有想到自己也險些成為他們的陪葬品。的確,國民黨中也沒人會相信在勝利的曙光映照下,還會栽一個大跟頭。
一九四三年底,整個世界戰爭的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洲、太平洋兩大反法西斯戰場同步轉入了戰略反攻階段。對日本實行全面抗戰已堅持和苦熬了六年多的中國戰場,這時也正處於由戰略防禦向戰略反攻轉變的過渡階段。
中國自與盟國並肩抗日以後,產生了一個特殊現象,即是所有的大小戰役都為美國密切注視,這是蔣希望把抗日戰事國際化所產生的後遺症。也正因如此,史迪威指揮的滇緬邊境西戰場和蔣介石指揮的豫湘桂東戰場,象徵著兩人事業上之一種競賽。
七月十一日,日軍在獲得補充後,再度發起攻擊。日軍使用了大量的燃燒彈和毒氣彈,在空軍和炮兵的密切配合下,不斷向我軍陣地猛撲。中國守軍愈戰愈勇,很多陣地都是戰至官兵全部陣亡才告失守。官兵受傷後,除非失去行動能力,往往都留在陣地上繼續作戰。由於日軍擅長白刃戰,守軍就以手榴彈作為近距離五十公尺以內的決戰兵器,這種威猛戰法令日軍指揮官感到意外。日軍在付出巨大傷亡攻佔衡陽外圍的守軍據點後,戰局又陷入膠著狀態。進攻的多次受挫使日軍指揮人員內部發生分歧,二十日,再次停止攻擊,以進一步確定作戰方針。
蔣介石開始著急了,他一度想改變遠征軍入緬計畫,把駐紮在西南邊境的遠征軍調往東線加強湘桂防禦。在美國以扣發租借物資相逼的情況下,更考慮到緬甸在整個抗日戰略中的地位,蔣介石最終還是放棄了調回遠征軍的想法。
十月,日軍用五個師團的兵力齊頭並進,突破桂林外圍陣地,廿七日,發動對桂林的總攻,守城的實際兵力只有戰鬥力較差的第一三一師,幾乎全是由新兵組成的第一七師、第七十九軍的一個團和榴彈炮一個連,軍心渙散,紀律廢弛。加上日軍多次使用毒氣,守軍傷亡慘重。七日,日軍在炮、空、坦克支援下,由西北東三面攻城,突破守軍陣地,巷戰就這樣展開了十一日桂林失陷。
在桂林被圍攻的同時,十一月九日,柳州外圍的日軍也向柳州發起總攻。中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鑒於桂林失守在即,以「應避免無所謂犧牲」為藉口,電話指示守城的第廿六軍集結向西突圍出城,留在城內的守軍大都犧牲,柳州淪陷。
日軍為了打通華北與華中的聯繫,首期作戰的目標便鎖定在平漢路南段沿線地區(河南境內)。從一九四三年冬起,日軍就開始在河南新鄉以南的黃河北岸地區進行作戰準備。日軍的活動,第一戰區早已偵察到,八路軍總部也及時向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通報敵情,以期引起蔣介石與國民黨當局的重視。
蔣介石此時對衡陽戰事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他不可能抽調更多的部隊去參戰,以求從根本上解除衡陽之圍;另一方面,他又企盼著這一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戰事能有一個體面的結局。最後的決策只能是要求衡陽守軍堅定軍心,守得越久越好。守衛衡陽的方先覺也不負厚望,及時收縮兵力,集中力量防守城區,防止了被日軍各個擊破。這一兵力調整,增强了同日軍持久抗衡的能力。
蔣介石集重兵在長衡地區,在長沙失守後,多次電令死守衡陽,並親自部署衡陽保衛戰。此時心情在他的日記中表露無遺,七月二十日他寫,「軍事憂惶,未足言危,面對美外交之類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萬事皆在於己之盡力耳」。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他說:「衡陽保衛已一月有餘,此次衡陽之得失,其有關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至大」正因為衡陽戰事成敗牽涉太廣,深謀遠慮的蔣介石才沒有孤注一擲,調動胡宗南的部隊南下解圍。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十二月的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六十萬人左右,喪失了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貴州、浙江一部共約二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丟掉洛陽、長沙、福州、桂林四個省會城市和鄭州、許昌、寶慶、柳州、溫州等一百四十六個中小城市,衡陽、零陵、寶慶、柳州、丹行、南寧、桂林七個空軍基地和三十六個飛機場。六千餘萬同胞淪陷在日軍奴役之下,使我國人民生命和財產遭到巨大的損失。
此時,蔣介石也加緊向第九戰區增兵,電令薛岳拿出會戰方案,做好積極的準備。在第三、四、六戰區的支持配合下,第九戰區集結了近四十萬兵力。在兵力部署上,將領之間卻發生了分歧,以第九戰區代理參謀長趙子立為首者認為,此次日軍進攻規模空前,加上有三戰長沙得失的教訓,故應該採取新的戰法。而以薛岳為首的將領則堅持認為此次日軍雖屬大兵團作戰,但並不是所謂的「規模空前」,因此戰役部署上仍可以採用「天爐戰法」。

十一月末的重慶又支起了白茫茫的紗衫。籠罩著山城的是一團沉悶,一片悲愁!珍珠港事件爆發以來,蔣介石第一次感覺到國民黨的抗戰前途比霧中的重慶更加的撲朔迷離。
東戰場的潰敗,蔣介石把滿腔的憤懣發洩到史迪威身上。他在十月九日致羅斯福備忘錄中寫道:「北緬一隅之勝利,實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之損失。……然史迪威對於東戰場毫不為意,當各地危急時,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撥之租借軍火,不許用於東戰場作戰……質言之,因攻下密支那而失卻東戰場,此種責任史迪威無所逃避。」宋美齡甚至提高了嗓門:「把國民黨一個精銳師派去緬甸,我們犯了一個可悲的錯誤。」
但是美國並不考慮中國當時危難的境地,反而以扣發租借物資為條件相逼迫,這大大刺傷了蔣介石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實力弱小,敢怒不敢言啊。他對此有萬千感慨:「國無實力,而借助於人之痛苦,竟如是耶!可不力圖自強乎!」「患難危急之來,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絲毫依賴之心也不僅無補於事而且成為他人之奴隸矣!此時除求其在我,力圖自強以外,絕無其他挽救之道。」
對於形勢的發展,蔣介石不敢過於樂觀,同日軍打了這麼多年的交道,他深知對日作戰的艱苦性。在會上,蔣介石指出,反攻開始可能遭遇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中國軍隊還未發起戰略反攻,日軍先發制人,先發動攻勢;一是敵軍不再發動進攻,中國軍隊在完成準備後即發起進攻,「敵不先來進犯,而我們到了五六月之間,準備完成之後,必須堂堂正正地實行反攻」。把反攻時機定在五六月間,他是有一定考慮的。除了預留時間做準備外,他還在等待緬甸戰局的變化。
一九四三年底,歐洲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局勢發生了有利於盟軍的變化,中國戰區www.hetubook•com.com戰略地位下降,在開羅會議一周後的德黑蘭會議上,緬案又掀波瀾。最終,英美放棄了在緬南登陸作戰的計畫。為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在沒有盟軍兩棲作戰保障的條件下,蔣介石是不願單獨出兵的。何況,現在國内的形勢又是如此的危急!
一九四四年二月,第四次南嶽軍事會議召開。蔣介石向與會的將領們通報了國際戰局的大好形勢,明確談到對日抗戰轉捩點和反攻階段已經到來,並作出相應的軍事部署。委員長的一番話使一批希望早日收復國土的抗日將領異常興奮,終於有大仗可打了。其實早在一九四二年底,軍令部與蔣介石對此就有所考慮,曾作過指示:「國軍總反攻,以配合盟軍行動為有利」,反攻的時間,「預期當在收復宜沙及緬甸以後」,「各戰區未發動攻勢前,依定守勢計畫實施」。一年多以來,蔣介石關於「配合盟軍行動」的思想並沒有變化;事實上,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以來,這個思路就一直主宰著他。
衡陽城地形特殊,城東有湘江,北有蒸水,西面為密佈魚池與水塘之沼澤地區,南面為丘陵山地。雖都易守難攻,但南面的丘陵地區防守要稍為困難一點。而且,南面丘陵地區的高地是衡陽城的制高點,對衡陽的防守至關重要。方先覺判斷日軍可能以西南面和南面作為進攻重點,故將防守重點置於這兩個方面。後來,日軍果然按預先估計向兩面進攻。
日軍對衡陽發動第二次強攻期間,中方統帥部開始部署衡陽城的解圍戰鬥。七月十二日,蔣介石致電第九戰區,令六十二軍由衡陽西南迅速猛攻敵背,七十九軍協同六十二軍向衡陽西北郊進擊,六十三師由北向南攻擊,以「速解衡陽之圍」。但是遭到日軍頑強阻擊,終被擊退。七月廿五日,蔣介石再次組織解圍戰鬥,除令原有的六十二軍、七十九軍等部再度向衡陽城增援外,又令第四十六、七十四軍一部投入戰鬥。由於許多原因,到廿九日各路援軍再次被擊退。第二次解圍戰鬥也遭失敗。
面對這一危急局勢,蔣介石匆忙調整部署,以圖補救。四月二十日,蔣介石電令第一戰區:「(一)湯兵團對竄犯許昌附近之敵,應予嚴重打擊;對密縣之敵,暫行監視,佯動牽制。(二)孫集團軍應加強出擊兵力,對當面之敵攻擊。」湯恩伯鑒於日寇之流竄,打算在禹縣附近集中有力部隊給以打擊,蔣介石表示同意,同時指示應該用一個軍死守禹縣,盡力吸引牽制敵人以支持許昌的守軍,這樣也便於在禹縣與日軍決戰。
此時的第四軍對日軍已經心懷畏懼,在需要鼓舞鬥志穩定軍心的關鍵時刻,張德能再次犯下致命的錯誤,下令城中主力西渡湘江,徐圖再來。事與願違,這些部隊過江後馬上潰逃。長沙失守,湘東湘西各縣也相繼被日軍佔據。
珍珠港事件之後,蔣介石成功地獲得了美國人的好感,並開始樹立起大國領袖的形象。面對有利的國際形勢,蔣介石不僅沒有檢討自己的持久消耗戰略中的消極因素,反而將其發揮到極致。他企圖以消耗戰拖住日軍,等到日軍支持不住時自動撤軍,或者在盟軍配合下聯手反攻。他不相信日本能滅亡中國,但也不相信中國軍隊能獨立地把日軍驅逐出境,高唱民族主義和發奮自強的他始終不敢肯定自己民族的潛力,連在這方面進行試探性的發掘也不願意。消極的消耗戰略思想加上幾年來屢戰屢敗的事實,已經產生了強大的腐蝕作用。桂柳戰事未開,已自亂陣腳,這似乎預示著桂柳會戰不光明的前景。

在黃山整軍會議期間,蔣介石在多次大會上,對整軍的十個方案發表了訓示。蔣介石在評述了這十個方案之後說:「我們這一次會議,是我國家和軍隊起死回生的一次會議。」八月四日,蔣介石又就審查修正各案發表了訓示。十八日,再對各案發表了指示,最後說:「我對於最近中原湘北兩次會戰的失敗,與其說是失望,毋寧還是樂觀。因為我們種種的缺點和毛病,在這兩次會戰中完全暴露出來了。我們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也得到了寶貴的教訓。如果我們一致努力,急起直追,則亡羊補牢,猶來為晚。」
在這樣的情形下,蔣介石「東守西攻」的戰略意圖漸趨明朗。但無論如何,他都沒有預料到日軍在東線戰場先發制人的攻勢會如此之猛烈,他更沒有想到豫湘桂大潰敗會陷自己於內外交困的危險境地,這是後話。
四月十八日,日軍突破中牟地區中國守軍的防線,渡過黃河後,佔領中牟,然後分兵直犯鄭州和密縣。暫編第十五軍一觸即潰,倉皇撤逃,蔣介石和軍令部的急電也不能使他們逃跑的速度放慢一點。四月廿二日,日軍接連佔領平漢、隴海兩線的戰略要地鄭州。廿四日,攻佔密縣。至此,日軍輕易突破了中國軍隊形同虛設的黃河防線,佔領了黃河南岸及平漢線上的重要據點,打亂了中國軍隊的作戰部署,掌握了河南作戰的主動權。
但是,戰局在廿九日以後突變,守軍第二十軍繼續吸引中路日軍向通城、平江運動,忽然發現左路日軍從側後包抄過來,二十軍危急!屋漏偏遭連夜雨,右路日軍穿過湖面障礙,在營田登陸,一時間汨羅江以北到處都是敵人,原計劃的中國外圍守軍反被分割包圍。薛岳的作戰部署頓時被全盤打亂,湘北戰場的局面已難以控制。五月三十一日,蔣介石電令第三、第六兩戰區,各用一軍參戰,並令軍委會轄各軍歸薛岳指揮參戰。蔣介石默默地為三次阻擋了日軍進攻的「華南虎」薛岳祈禱,同時也是為自己祈禱。
不過,已經決定不再「冒險犯難」的蔣介石當然不會同意似乎是孤注一擲的決戰建議。薛岳縱然有再絕妙的計畫,無兵可用,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戰事繼續惡化。回天乏力的他在失望的同時,也陷入深深的悔恨中。驕兵必敗,金玉良言啊!
六月間,中國軍隊一方面要在湖南地區抵抗力圖全力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日軍,另一面又要在滇西、緬北對日軍進行反攻作戰。以全國局勢而論,「大後方」只剩川、康、雲、貴,但需要同時應付東西兩個戰場。根據這樣的形勢,蔣介石與軍令部全面調整部署:「國軍以鞏固重慶、昆明,確保抗戰基地及國際交通線之目的,以第一線兵團廣領前方要地,行戰略持久戰,並先機控制有力兵團於六盤山、秦嶺、巴山、鄂西、湘西、桂東、滇西各要隘、竭力加強整訓,增築工事,嚴防敵奸之侵入,見機再轉入攻勢。」
蔣介石對第四軍擅自撤退大為惱火,把張德能交軍法審判,八月廿五日處以死刑。時任第四戰區司令官的張發奎沒有為侄兒求情,在侄兒被槍斃的第二天,他以「作戰不力」的同樣罪名槍斃了一名蔣介石嫡系的軍長。
此次一號作戰,共分三大戰役:河南會戰(又稱豫中會戰)、湘南會戰(又稱長衡會戰)桂柳會戰(又稱廣西會戰),總稱豫湘桂會戰。日軍投入兵力達五十餘萬人,其規模之大,是空前的。東條英機又稱之為「玉碎」作戰;臺灣的史書則稱之為「破罐作戰」,即孤注一擲,成敗在此一舉。
衡陽淪和圖書陷後,長衡會戰結束。為貫徹打通大陸交通並破壞中國空軍基地之目的,日本繼續發動桂柳作戰,依照其「一號作戰」計畫開始桂(林)柳(州)的作戰準備。日軍原計劃於七月中旬佔領衡陽,然後向南挺進,不料衡陽一戰費時四十七天,其作戰時間表全被打亂。而且,日軍佔領衡陽後,因其傷亡太大,又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和補充,並進行一系列鞏固外圍據點的作戰,才使衡陽變成了繼續進攻桂柳的基地。
面對軍事失利,外交困境,輿論批評,蔣介石在黃山整軍會議上多次流露出了勵精圖治發憤圖強的熱情和願望,對失利也進行了一定的反思。這對於未來的抗戰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雖偵知日軍南移,但遲遲未弄清其戰略意圖。既沒有周密的作戰計畫,也沒有切實的應變措施,僅以所謂「嚴令河防部隊設法破阻」而應付,致使初戰失利。然而,當日軍已兵臨鄭州,大舉進犯之時,國民政府軍令部和第一戰區指揮官卻仍然依據以往豫南會戰和鄭州會戰的經驗擬訂作戰計畫。美國駐重慶武官則認為:「日軍在河南的攻勢不過是春季演習,日軍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而一心撲在緬甸反攻戰上的史迪威則斷言:「日軍沒有具備在華大舉進攻的能力。」蔣介石當然希望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戰勢的發展卻證明他們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們顯然低估了日軍孤注一擲發動全面攻勢的決心和能力。
一九四三年底,經過嚴格訓練的中國駐印軍在史迪威的指揮下,同英美盟軍已展開了反攻緬北的軍事行動。由精銳之師組成的中國滇西遠征軍駐紮在中緬邊境,隨時都要做好入緬作戰的準備。情報顯示,日軍正準備在華中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蔣介石不能不對作戰的前景表示憂慮。反攻緬甸是他長久以來的期待,只要打通了滇緬國際交通線,就可以獲得更多的援助,特別是急需的汽車、大炮等重型物資,這樣可以徹底改變中國戰場的被動防禦局面。但是精銳之師,一部調往西南準備遠征,餘下的要監視陝北的共產黨。整個東線戰場軍隊多數實力虛弱,沒有數月時間加緊整訓準備,不要說進攻日軍就是防守也是難以長久的。
東戰場上中國軍隊連連喪城失地,急需加強湘桂防禦的時候,羅斯福卻一再發電催促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盟軍反攻緬甸是蔣介石在開羅會議竭力爭取的事,但是現在,他卻有些猶豫不決了。
但蔣介石更強烈的願望還是在本土粉碎日軍的「一號作戰」計畫。他把目光集中於扼兩廣之咽喉,控四川之門戶的戰略基要地――長沙。
八月廿六日,蔣介石密電第九十三軍軍長陳數農,命其「以主力固守全州」,配合「阻敵西北」。廿九日,密電白崇禧等,訓令「第四十六軍主力固守桂林」,調第三十一軍、第六十三軍和第七戰區一個軍「準備參加桂林會戰」。九月四日,密電薛岳等,令本玉堂所率各軍「竭力盡滯敵之西犯」,王耀武直轄各軍「確保邵陽」,第二十、第廿六、第四十四各軍主力「阻敵前進」,「迅速完成全州工事和戰略」。五日,密電余漢謀,命第七戰區「立即確實準備以兩個師」,「由連山方向參加桂林附近之決戰」。
日軍雖已深入貴州,卻已是強弩之末,近半年的連續征戰,已使日軍戰鬥力大減。加上從第六、第八戰區調集的中國軍隊已陸續趕到貴州黃平——鎮遠、貴陽——馬切坏之間集結。在此情況下,日軍被迫撤退。何應欽、湯恩伯在貴陽指揮中國軍隊收復失地,至十二月上旬,相繼收復獨山、八寨、三合、荔波、上司、下司、六寨等地,中旬又收復南丹。此後中國軍隊進攻河池,日軍不再後退,增兵固守,雙方演成拉鋸戰。十四日以後,雙方對峙於金城江西北野軍河一帶。至此,桂柳會戰結束,從而整個豫湘桂戰役也結束。
軍事上的潰敗加上後方揭露出的腐敗使得改組政府,改革政治,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治的呼聲高漲。在整軍會議上,蔣介石對於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也有所反思。但是他已經沒有孫中山當年改組國民黨時的氣魄和雅量,黃山整軍會議仍沒有反思導致軍事失利的深層原因。對共產黨的敵視已經使他對一切擴大民主權利、改革政府政治的呼聲產生了錯覺,而事實上,要扭轉軍事敗勢必須在政治改革,爭取民眾支持上下功夫,僅僅依靠鼓動民族主義情緒是遠遠不夠的。蔣介石通過權力和利益成功地籠絡了上層社會的勢力和軍隊,卻無法治理瀰漫其間的驕奢與腐敗,他因此付出的代價是逐漸喪失底層民眾的信任。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大聲疾呼「兵民是勝利之本」,蔣介石對於這個對手是不敢輕視的,他也為對手的疾呼而觸動,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決定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群眾工作。可是現在,依然是在大面積淪陷國土的時候,他已經記不起政治對手的呼籲了,黃山整軍會議終未成為由敗轉勝的轉捩點。

盟國的壓力,河南會戰的失利,湘桂作戰前途難料,蔣介石已經到了內外交困之際。正因為如此,他對滇西遠征軍的行動寄予厚望。遠征軍自雲南出擊之時,蔣介石致電司令長官衛立煌等,說:「此次渡江出擊之勝負,實關乎我抗戰全局之成敗,國家存亡,主義成敗,都在於一舉,務希吾弟奮力出征,完成使命。」
在薛岳的「天爐」被日軍砸破之後,蔣介石迅速佈置了下一步的作戰,「國軍以阻敵深入,確保衡陽為目的,於淥口、衡山東西地區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瀏陽向西,由寧鄉、益陽向東,夾擊深入之敵而擊破之」。根據這一部署,六月廿五日,蔣介石電令方先覺要「死守衡陽」。
日軍第二次攻擊失敗後,放棄對衡陽的正面進攻,轉而採取持久包圍戰。七月廿七日蔣介石電令第四戰區抽調一個軍救援衡陽,並令其他援軍再次反攻。但是日軍已經發現中國軍隊的意圖,為避免前後夾擊,腹背受敵,日軍在廿八日先行對衡陽發動了總攻擊。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由長沙飛赴衡陽前線親自指揮,並下令增調兵力支援。日軍的總攻擊在飛機和野戰重炮的支援下展開,但守軍的抵抗依然堅強,戰況並未有太大的進展。
日軍攻佔長沙後,繼續向粵漢、湘桂鐵路交點和重要戰略基地衡陽逼近。衡陽水陸交通發達,位於衡陽湘江東岸的飛機場是粵漢線上最大的飛機場。因此,日軍對衡陽志在必得,中方統帥部也頗為重視。
國軍在許昌與敵血戰數日,因傷亡過大,不得不在五月一日拂曉突圍撤退,日軍攻佔許昌,此戰中國守軍團長以下軍官傷亡者達三分之二以上。隨後,禹城、郟縣、襄城、臨汝相繼失陷,洛陽面臨被正面攻擊的危險。日軍先頭部隊於五日竄至洛陽南面的龍門附近,以戰車、裝甲車為前驅,發起猛攻。洛陽危急!
六月三日,蔣介石訓令第九戰區將士:「此次作戰,為國家存亡之關鍵,亦即我革命軍人成功立業之時機,務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爭取最後勝利。」
長衡會戰是日軍整個湘桂作戰的關鍵,因為會戰所處的第九戰區集結了中國軍隊和-圖-書眾多的兵力。為了此次會戰,日軍抽調二十餘萬人的兵力,同時還配有一個騎兵聯隊、四個獨立炮兵聯隊、一個野戰炮兵聯隊、三個獨立工兵聯隊、兩個鐵道兵聯隊、戰車第三師團一部,以及汽車三千餘輛,飛機六百餘架,這是日本對華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用兵。
五月廿七日,日軍兵分三路向第九戰區發起進攻,長衡會戰爆發。日軍選擇這一天發動攻擊具有深意的,在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日本海軍在對馬海峽全殲了勞師遠征的沙俄波羅的海艦隊。日軍左路從崇陽沿湘、贛邊境山嶽地帶向南猛插;中路從岳陽地區突破國民黨第二十防線直撲長沙;右路從洞庭湖水域向南進攻;各路都配備有二線兵團。
但是國民黨當局的失敗主義,不僅腐蝕了前方的機構,而且破壞了後方的抗戰秩序。敵人還在千里之外,桂林、柳州等地已經開始慌忙逃難,陷於混亂狀態中。地方當局無計畫的「疏散」命令之下,醫院飯館都得停業,人民流離失所,守城將士連蔬菜茶水都得不到。愛國青年要求到戰地服務,不但不被鼓勵,反被多方阻止。政府機關統制交通工具,馬桶浴盆都要運走,而窮人擠不上火車,死於非命的,屢見不鮮。達官富豪乘機發「疏散財」。正義之士紛紛撰文針砭時弊,要求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
這就是說,守軍要繼續戰鬥下去已很困難。日軍在作最後攻擊的同時,開展了心理攻勢,對倖存的守軍勸降。七日下午三點,衡陽守軍第九團首先在天馬山陣地舉起白旗,其他陣地見狀,亦都先後停止抵抗。大勢已去,方知覺懷著複雜的心情擬好投降的條件。八日晨,當方先覺率十餘名高級將領會見日方師團長時,日方提出無條件投降的要求,方只好當場答應下來。
日軍向湖南發動進攻之初,衡陽並不包括在作戰區域內。不過,為了防止日軍鑽隙偷襲衡陽,五月三十日,蔣介石命令方先覺的第十軍專門固守衡陽,並特別指出第十軍「不得用於長沙之會戰」。他深知薛岳是一個不惜動用大量部隊拚死決戰的猛將,當然也希望薛岳能取得勝利,但卻不能聽任這個「老虎仔」把自己的血本全部作為賭注。這對於後來防止日軍迅速攻佔衡陽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制約了薛岳的行動,削弱了保衛長沙的兵力。
日軍在東線的進攻目的在於打通大陸交通線。一九四三年二月,在瓜島爭奪戰中,日軍損失所有可能調動的陸海空兵力,從此喪失了太平洋戰場上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五月以後,美軍在太平洋上與日軍展開了逐島爭奪戰。到一九四四年初日本與南洋的海上交通線已被切斷,在中國的長江補給線,由於中美空軍的監視也受到威脅,妄圖雄跨亞洲稱霸世界的日本正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為了挽救其即將覆滅的命運,日本制定了「一號作戰」計畫,意圖維持其本土與南洋各地的聯繫,摧毀美國在華空軍基地,開闢由中國東北直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
河南會戰,蔣介石投入兵力約三四十萬人,欲給敵以重大打擊,然而三四十萬的國民黨軍隊卻在日軍五六萬人進攻之下連連潰退。在歷時近四十天的戰鬥中,丟掉包括鄭州、洛陽、許昌等中原重鎮在內的城市三十八座,中國軍隊死約三萬七千五百人,一萬五千人被俘。日本戰死約八百五十人,約二千五百人受傷。通過此次會戰日本不僅打通了平漢線,而且控制河南境內的隴海線,其戰略目標完全達到,並為其下一步進攻奠定了基礎。
抗戰至此已不需要「冒險犯難」,而是「耐得久的得勝」,一定要忍,而除了忍之外並無他法可以「徐圖自強」,蔣以此自勵。四月廿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際此橫逆疊來之時唯有整軍圖強,故告誡各將領謹慎從事,忍耐謙抑以冀挽回頹勢,竭盡職責也」。為了繼續獲得美援,蔣介石不得不曲意隱忍。四月一日、十五日,國民黨第十、第十四師自滇西空運緬北孟關等地,增強中國駐印軍戰鬥力。同期,國民政府軍令部制訂中國滇西駐軍策應中國駐印軍反攻滇西的作戰計畫。五月十一日,中國滇西遠征軍強渡怒江,發動全線反攻。
衡陽一戰,中國守軍以一萬七千五百人的兵力,同約五個師團的日軍浴血死戰,固守孤城近五十天。日軍在攻佔衡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死傷一九三八〇人;將校戰死三百九十人,傷五百二十人。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致電蔣介石,對衡陽之戰推崇備致,並表敬意。就連日軍也對衡陽守軍的英勇表示欽佩,認為攻佔衡陽之戰是日俄戰爭中,日軍攻佔旅順之戰的縮影(當時日軍死傷五萬九千餘人)。身臨戰場指揮美國空軍配合衡陽作戰的陳納德也認為,衡陽之戰是對那些惡意宣傳「華軍不作戰」的言論的有力駁斥。
方先覺後來逃脫出來,經由芷江回到重慶,他的結果與張德能截然不同。蔣介石接見了他,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回到身邊一樣,非常高興地對他說:「回來啦!好!好!我每天在為你們祈禱,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蔣還留他共進午餐。或許,蔣介石認為自己對衡陽的失守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吧。
蔣介石已經憋了一肚子的火,憑什麼必須由美國人指揮緬甸反攻戰役呢?他先前晉升鄭洞國為駐印軍副總指揮,孫立人、廖耀湘分別為新一軍、新六軍軍長的指令,都被史迪威所阻,仍維持原有編制。國軍在河南敗退之時,美式器械裝備的駐印軍在史迪威指揮下奇襲緬北重鎮密支那,獲得初步戰果,被視為史迪威個人的戰功。對照起來,蔣介石怎能不急呢?現在戰事成敗對他來說已經是涉及人格和國格的事了。

日軍頻繁活動形成的軍事壓力,民眾譴責營造的輿論壓力,使蔣介石從防共反共的迷夢中漸漸清醒。三月十四日、十七日,蔣介石兩次致電第一戰區司令部,命令河南守軍固守遂平、許昌等地,並調整兵力部署準備在嵩山附近與敵決戰。但此時,日軍已經準備就緒,很快發起了在河南的攻勢。
廿八日,蔣介石電令薛岳「以現有兵力」,準備在長沙附近與南犯之敵決戰。此時的薛岳正在岳麓山指揮所,他的戰略仍然是以長沙守軍吸引日軍主力,再以外圍部隊對之實行反包圍,最後裏應外合將進犯的日軍消滅在長沙外圍。薛岳太相信他的「天爐戰法」了:「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作戰,他日本鬼子縱有千變萬化,也逃不脫『天爐戰法』所布下的天羅地網!」
這場嚴重的災難,是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國人的一筆血債,但同時也與蔣介石所奉行的消極的持久消耗的戰略政策不無關係。七月廿六日,在前方視察戰事的白崇禧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有如下一段話:「我軍最高戰略為消耗戰,在中印緬公路未通以前,如何善為運用現有兵力,以待盟軍聯合反攻,……得以支持較長時日,想均為鈞座明鑒之中」。蔣介石消極抗戰的指導思想在這裏披露無遺。但是參加豫湘桂作戰的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付出巨大犧牲。他們的英勇獻身精神,當值得後人永久的紀念和崇敬。
河南會戰爆發,湯恩伯部署失當、準備不足,迅速丟城三十八座;蔣介石匆忙調整部署,疏忽黃河防務,難挽河南敗局。hetubook.com.com


蔣介石偕宋美齡赴衡陽慰勞將士
驕橫的日軍在衡陽受到頑強的正面阻止,蔣介石發現其後方空虛,七月一日,電令各兵團從側背猛攻,希望瓦解敵人的攻勢。但由於中國軍隊缺乏機動兵力,未能適時突進,衡陽依然被圍。

六月廿六日拂曉,日軍在衡陽西南、西北、西面和南面同時發起攻擊。第十軍依託工事,頑強還擊,雙方激戰到七月二日軍在衡陽突然遇到拚死抵抗,大為震驚,第一線的各大隊損失相當大,攻勢漸緩,再加上彈藥即將用完,被迫在七月二日夜間暫時停止攻擊。強攻受挫後的日軍曾佯裝撤退,企圖調虎離山,但被方先覺識破,固守不出。日軍只得加緊補充彈藥和兵員,準備發動第二次進攻。
九月上旬,日軍分別從湖南、廣東向廣西桂柳地區發動進攻。日軍一部沿湘桂鐵路及其兩側進犯,九月十一日佔領黃沙河,十四日佔領廣西東北要地全縣,打開了廣西的東北門戶。中國守軍沿途已無隘可守,日軍可直插桂林。接著日軍連陷興安、灌陽,於十月底進至桂林以南之陽朔等地,對桂林側後構成包圍之勢。九月下旬,日軍另一部進佔廣州附近等地,沿西江及其兩側向西進犯,連陷懷集、德慶等地,九月廿四日,佔領梧州。除此之外,日軍還組織了第三路部隊由廉江北犯,進佔靖、容縣。
面對河南會戰和長衡會戰的相繼失敗,蔣介石相當惱火。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他在黃山整軍預備會議上,對作戰不力的將領們大加訓斥:「自從這次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一掃以盡。一些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的軍隊當作軍隊,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的國土,以武力來打擊我們,凌|辱我們,還要難受!我們自己招致了這種恥辱,如果再不激發良心,雪恥圖強,使我們中國的軍隊,能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那就無異我們出賣自己的國家一樣!老實告訴大家,現在這個時候,不是我們推諉失責的時候,也不是我們辭職了事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就是不戰勝必滅亡。」
桂林的防禦工事堅固,糧食彈藥充足,卻很快失守,實在出人意料,蔣介石對於這一結局十分痛惜。據說,除了守軍士氣低落、指揮官沒有堅定決心外,桂林市的政府官員和當地的商人也不贊成衛戍部隊在城市周圍打仗,他們怕這座城市會被毀掉。
薛岳引以為豪的天爐戰法是根據長沙地區的地形特點發明的:在後退中破壞中間道路,實行堅壁清野;在伏擊地區縱深配置兵力,將日軍誘至長沙城下,以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然後從四面包圍有猶天爐熔鐵一般殲敵。最後還是薛岳的意見占了上風,但是薛岳終究是低估了日軍奪取長沙和衡陽的決心。
此間,美英蘇各報都再三呼籲把包圍邊區的五十萬大軍調去抗日。但蔣介石始終按兵不動,對於輿論呼籲置若罔聞。他並非不關心湖南戰事的勝敗,自緬北反攻戰役開始以來,蔣介石無一日不在企盼著東線戰場上的勝利。中國軍隊在史迪威指揮下於西戰場連連告捷,在東戰場則不斷挫敗,史即以此指責蔣介石,通過羅斯福與馬歇爾向蔣介石要求中國軍隊的全部指揮權。七月六日羅斯福晉升史迪威為四星上將,隨即發電要求蔣把指揮權轉給史迪威,其中還包括中共的第十八集團軍。
第十軍成名於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當時全軍將士死守長沙,與日軍激戰四晝夜,官兵負傷不下火線,都以戰死為榮,確保了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勝利。方先覺當時任預十師師長,以「死守長沙獲猛將之名」。方先覺接到固守衡陽的命令後,除派第三師前往湘潭,在易俗河南岸佈防外,當即率預十師、一九〇師進駐衡陽,日夜趕修工事,經過二十多天的奮戰,工事全部完工。
五月五日,蔣介石手令第四集團軍司令孫蔚如,要求全體將士抱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勇敢殲敵達成使命」,「始終確保陣地,完成任務。」五月六日,蔣介石致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轉示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副總司令劉戡及軍師、團長等,令所屬奮力爭取勝利。電稱:「此次洛陽龍門之會戰,實為我抗戰成敗之最大關鍵,正我全體官兵殺敵報國成功成仁完成革命之職責,用慰我國父及陣亡先烈,存城在人存,城亡與亡之決心,上下一致,共生同死,服從命令,遵守紀律,重申連坐法,如有怕死後退傷害我全軍之榮譽者,必斬無赦!望我各級官長尤應身先士卒,嚴督勤教,完成此重大使命。我軍榮辱,主義成敗,國家存亡,民族興衰,全在此舉,希共奮勉,爭取勝利。」
湘桂作戰前途難料,緬甸戰事波瀾又起,蔣介石為爭取美援曲意逢迎,不斷忍耐;薛岳四戰長沙驕傲輕敵,長沙失守衡陽被圍,蔣介石沮喪難當。
八月二日蔣介石電告方先覺,已督「各路援軍急進,望固守」。但是次日日本大量援軍先行趕到,兇猛攻城。守軍因長期被圍,醫藥、食物、彈藥缺乏,戰鬥力漸弱。七日,城門被攻破,守軍與敵進行激烈港戰。蔣介石再度致電方先覺盼望堅守。然而衡陽城內守軍萬餘人在外有援軍不能救濟、內乏糧彈的情況下,孤軍喋血苦戰四十八天,已經傷亡殆盡,陣地全毀。方先覺在八月七日下午給蔣介石拍電報說:「敵人今晨自城北衝入以來,即在城内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
在此期間,蔣介石也在加緊調整部署兵力。在東線戰事連連失利的時候,西線反攻緬甸的戰役卻得到了很大進展。在衡陽陷落前,駐印軍已攻克密支那,遠征軍對騰衝也發動了總攻。戰局發展已經表明東線的守勢作戰,只要能夠儘量遲滯日軍向南推進,即使丟失大面積國土,從整個戰略上來說也算是勝利。
蔣介石對於國民黨軍隊的真實情況有著相當的瞭解,他指出:「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裏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姦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對此,蔣介石也作了自我批評,「這個責任究竟應該誰來負擔,當然我自己首先要承擔這個責任」對下面各部軍官,各高級幹部治軍不嚴,督導無方他也作了嚴厲批評,希望他們明瞭職責,負起重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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