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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忘記的是詩人歌德，至少從自然科學得到一項利益。他與席勒的友誼，就是因為自然科學而產生的。歌德一直以為席勒太富於革命性，而不願與他親近，所以如果不是那一次值得紀念的耶拿自然科學協會，在會上兩人相遇，則他們必不會成為朋友。而歌德不知有多少最優秀的作品，非有這個友誼便不可能產生的。正如歌德自己說過，由於這友情，他才再次成了詩人。

繼而從一七七五年起的十年間，他被命承擔多方面的行政活動，從事建設道路、採礦、治水、農業、林業等工作。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興趣，早在萊比錫及史特拉斯堡的時期即因與醫學院學生的交往而培養起來，由於從事上述的行政工作，所以他與自然也就有了更密切的關係。而他這樣地接近的自然，越來越完全地佔有了他，使他沒入於有關自然的一切：植物學、礦物學、地質學、比較解剖學、物理學、化學。

在歌德的體內，尚具有一個畫家與詩人的稟賦，這絕非偶然。而這位畫家雖有才華，也不停地追求更高的境界，卻未能成功，不過這位畫家卻給了文學創作莫大的力量。歌德以一種魔力，把我們吸引進存在於他的眼與心前面的自然之中。他有著把眼睛所見重現而為體驗的無可比擬的天賦才能。

因此，這個紀念祭典也可以的吧。

直到年屆高齡，他仍活在與自然的不停歇的，而且愈益深入的結合之中。

對自然及他內心的關係與他的現實感覺，不許他用這方式來對待自然。他抱著敬畏的心，冀求自然能將其神秘性給他若干啟示，使他獲得生之力，一面向自然接近。於是他的努力便朝向倫理的自然哲學。

歌德是第一個對人類感到類乎不安的人。在別人毫不在乎的時代，歌德模糊地察覺到在未來發展裡的大問題，是個人如何從集團保護自己。

故此，歌德對今日人們的使命，與當時的人們乃至一切時代的人們相同。即：「向真正的人性努力吧！成為你自己吧！並且將你自己內面化，同時以適合自己天性的方式來做一個行為的人。」

然而，我們似乎也可以設想：做為一名政府官員、自然科學研究者，是不是過分地壓抑了做為一個詩人的他，使得詩人歌德原來可以創作出來的更多作品未被創造出來？至少有一點是確實的，如果當詩人歌德是到了晚年才決心完成《浮士德》與《威廉．邁斯特》，然後揮動他那老弱的手時，好不容易地完成它們，則原因必在乎做為從政者、自然科學研究者的他，妨礙了詩人歌德，使他未能及早從事這工作。然而，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這兩部作品不是一口氣完成的事實，正好表示出這兩部作品是歌德從青年時代到老年時代的體驗與思想的反應。這一點，豈不是可以補償上述的缺陷嗎？

歌德本身就曾追述他自己是怎樣地得力於生活環境。歌德屢次地言及於此，即在死前三個禮拜，也與年輕的日內瓦人梭雷——就是為我們留下了有關歌德晚年十年間情形的珍貴記錄的那位梭雷——的談話之中，提到這一點。

他就這樣以自我為對手努力著，終究以誠實與純粹為基礎，到達了沒有嫉妒，而具有沉著、穩定、體貼等特性的人性境界。

是剛剛一百年前的事。歌德在一把安樂椅上送走了他的一個晚上，早上九點醒過來，以為自己進入了恢復期，詢問今天是幾號。聽到是三月二十二日，便說：「那是說春天來啦。我們會更早健康起來的吧。」

歌德同時又是卓越的觀察者。

此刻，法蘭克福市正要開始其最偉大的孩子的逝世百年祭典，在這無比美麗的春日裡，並且也是在本市與歌德的同胞們從未經驗過的苦難之中。失業、飢餓、絕望，就是本市以及吾國的許多人民的命運。在這可紀念的日子裡，聚集在此的我們所帶進這房子裡來的為生存而耽憂的憂心之總和，有誰能測量出來呢？

歌德一生正經地與從事以自己為對手的這件工作。在《詩與真實》，他就談到從小時起當他觀察自我與世界之際，攫住了他的內心裡的認真。這種認真，凡是理解他、進入他內心世界裡的人，都莫不為之感動。

這一點，歌德採取了完全簡單的途徑。他一如當時的人們所嘗試，什麼道德的由來啦，或者根據的說明啦，都不當回事，而把產生於人心的倫理思想當做自然的啟示來接受；只因不懂物理式的原現象而已，道德的原現象，也啟示出神的自然——他這麼說。實在地，連形成於人心內部的諸理念，在人類歷史乃自然發展的一片斷之意義下，亦為自然的啟示。故此，他才能確信：在吾人所無法說明的方式下，世界的根源，同時也就是愛的根源；而這愛，從無限而來，與我們關係，在我們之中發生作用。如此，可以說歌德的思想之中，有著與以色列的先知的宗教、耶穌的宗教同樣的愛的氣息。人成為高貴——即成為自己本身，與成為善良，究竟互相之間有何關係呢？這個大問題，他比尼采先感覺到了，並對此下了一個單純的解答：真正地變成自己本身，正是真正成為善良。他的本來的哲學意義正在此。歌德的這種「高貴亦即普遍妥當的善」之想法，與尼采對發生於人類心中傳統的善觀念之反抗，成為不過是十九世紀之回憶的時代裡，將在人類思想之中得勢。

「給現實的事物以詩的形姿，這就是他不可動搖的傾向。」

漸漸地，他的意識開始模糊起來，片刻間恢復了神志時，他請求把關著的窗子打開，讓陽光射進來。新春的太陽尚未升到正午的高度，歌德就進入了永恆的陽光之國。

當歌德未受自我剖白的催促，而欲將某種素材寫成詩的時候，寫成的作品，縱然有若干優點，但也只能有微微的他的精神與能力的烙印而已。

歌德對於他所不能十分贊同的「適合舞台」這回事，說過如下頗為激烈的話：人們放棄了把自然搬進劇場裡，而被迫滿足於「像是在木板上、在紙板、薄木板與布幕之間，為孩童們而搬演的木偶戲」的東西。

根本上，他筆下的人物——請想想《威廉．邁斯特》裡的人物——都是在純化的道途上的人物。然而，不管是那一個人物，都保持著他自己原來的特性。

一如他的詩篇，他思想的偉大與界限在乎他深深地與自然結合在一塊。他雖非常努力，結果仍未能與那些思想家們走同一道路，這是因為在這些思想家，思考進入到人與自然之間。因此之故，在歌德看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乃是「牢獄一般的城砦」，妨礙吾人在自然之中自由地寫詩、思考。故而思辨哲學的諸體系，在他看來是對自然的勉強。

然則歌德是怎樣地把道德性的東西，導入自然哲學之中呢？對一切自然哲學而言——對歌德而言，對斯多噶學派而言，對斯賓諾沙而言，也對老子（歌德與這位中國哲學家，頗有相通之處）而言——大問題是如何從自然出發，而到達道德。

根據歌德晚年陪伴在身邊的醫師佛格爾所透露，歌德將一筆錢交託給佛格爾，讓他能自由地給貧窮的病患普通義診以上的援助，但卻不許他說出這個慈善行為者是何許人。

他的體貼也不比他的沉穩小。

在歌德的文學裡，沒有古典的悲劇性罪過——即不是人物和-圖-書本身招來的，而是因為無可逃避的必然而陷入的罪過。他不靠思考，而只把體驗過的事，顯示給我們。完全的必然性，在寫下了如下的話的人來說，是不存在的。「我們的生，與包裹住我們的全部同樣地，是由自由與必然，以不可理解的方式組合起來的。」正如他在一八三〇年寫給哲爾達的話，他對純粹悲劇性的事件，不感興趣。

我們的窘境就是這麼樣地大。因此，我們應脫離了我們自己，看到我們已幾乎無法理解的事實——即人們曾經能夠生存於可讓人們到達完整人性的狀態中之事實，而學會使心昂揚的能力。就從這樣的精神，我們今天正與在這一點上得天獨厚的歌德接近。

歌德的一生，與他本性裡的自然十分符合地，在與自然的精神結合之中送走。歌德少年在日出時，設了祭壇，供上果物，想向神頂禮膜拜。十四歲時，他受到莫須有的嫌疑，嚐到生平第一次苦惱，並且也因了這嫌疑而失去了葛蕾卿，這時他避開人們，獨自與自然相處，因而感到慰藉。當他懊悔對茀麗德里克不情不義的時候，也是逃往自然。自然正是他的親密朋友。在自然之中，他重新發現了自我。

我想，我們不應該為了去除歌德作品裡的非舞台性與超舞台性，而依靠他所未及想到的過分巧妙的演出技術。這種演出技術，只有使他的作品所未能彌補的舞台與現實之間的空隙，愈發地顯著。能使歌德所要呈示給觀眾的東西，從舞台上不完整的表現裡看出來，並提高到恰似眼前所見，這只有靠觀眾的想像力。

唯有受了他這種深沉卻又單純的人性理想之控制，產生其理想的精神，即與強化生之力的諦觀精神相觸過的人，方始可以理解歌德。

歌德還體驗到，與女性之提升人心有同樣影響的罪過。他在《詩與真實》裡談到因對茀麗德里克的態度而犯的過錯，那種話語包含著多少靈魂的震顫啊！在《格茲》、《克拉維哥》、《史泰拉》以及若干其他作品裡，他也讓因輕率與變心而對女性負咎的男子出現，這不是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出來，利用在文學的詩創作，而是欲抑不能的自責。

歌德的為人所予人的印象，該是多麼偉大。威蘭稱他為「上帝所創造的最偉大、最善良而光耀的人」，席勒也說，他是他所直接認識的人們之中最有價值的人物。

為了自己所應走的路子，為了堅持自己所應前進的方向，歌德不勉強不適合自己的，而認識了能發展自己生就地就在內心裡呼吸、燃燒的，並揚棄不好的成分的途徑。

最後，容我們來看看歌德對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今日我們人類正面臨可怕的窘境。他到底對我們有沒有使命呢？

於是只不過十五年以前還想像不到的疑問也產生了。忤逆著現在情勢，保持有人格的人性，是否依然有意義？或者，是不是正好相反，遵從新人性的理想更妥當？易言之，人類是否應當完全地溶入於組織化的社會之中，以完成另一種存在方式為目標？

歌德實現了他自己所說的話：「崇高、仁慈、善良」。他的魅力與偉大，正在於他那了不起的正經與自然。他的人性光輝，發自他那了不起的眼光，它對接觸到它的人，發生了強大的影響。並且，它也透過他的一生與他的作品，給我們影響。

然而，在健全的時代

由此可知，歌德並不是萬能的人。如果青年們——這是自古已然——受到席勒的吸引比歌德更大，則其理由不僅因歌德的作品較少熱狂，使人稍覺不滿而已，還有一點是歌德的作品不像席勒的篇篇完美，無懈可擊。青年們怎麼也無法瞭解，這位天才有那麼了不起的傑作：同時又有半生不熟的，或者根本就是失敗的作品。

普遍性的天賦在他內心裡活動的情形，也與文藝復興人迥然有異。文藝復興人的天賦，一如自然發火，是自然燃燒起來，展現忙碌而多方面的活動，享受自我，也把自我吃盡。在歌德——正如他自己也說過——天賦是因產生於內心的省察，以及生命對他的要求而活動起來的。

今日，只因襲向我們頭上的苦難與憂慮是這麼大，所以我們甚至懷疑默默無言地送走這一天是否更好。《浮士德》裡就有答案。還充滿戰場的混亂印象的皇帝，用了如下的話來回答侍從長奏請的祝宴。

如果說，在歌德的詩篇裡，友情——人們互相分享感動，不幸時互為支撐的情誼——完全退至背景之後，那是因為在歌德，與自然的親近就是最大的友情，跟這友情比較，其餘的友情是微不足道之故。與席勒的友情奇蹟般地襲向他，不過即使是在這樣的當兒，他仍保留了他的某些部分。他能完全委身的，就只有自然。

歌德式的人，那樣被廣泛地，而且模糊不清地議論著，可是到底是怎樣一種人呢？它正是歌德終生所追尋的，即：是內面化的人，卻同時又是行動的人，強烈而卻又不顯眼的人格。

在義大利準備的著作集，只有平平的銷路，他的劇本幾乎都未被上演。席勒這顆星星正在往中天猛衝，可是他做為一個詩人的名聲卻漸漸褪色。他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人們更不屑給予一瞥。只因他不是專家，或直接或間接地，也有阻礙他的敵意。

但願那時，人類生活重新開始了一如巴哈的音樂，在諧和的，帶有自然的生氣的流動之中的時代。巴哈音樂的媚力給了歌德強烈的影響，那是因為他的精神，在這音樂之中發現了與自己同樣的精神。

歌德有個自覺：當他們記罣著罪過或者負咎等之際，我們必定觸到一個很大的神秘，而這神秘是無法縱覽的，也無法窮究的。但是，歌德倒以為可以預感到下面的事：即控制我們的罪惡的力量，並不是使我們破滅的，而是有裨益於我們的純化的。即使是有罪過的人，仍擁有生的權利。他在《詩與真實》裡沉痛的敘述對茀麗德里克的罪過之後寫道：「然而人仍希望活下去」，繼而又說：「因此之故，我對別人以誠實的心情來關切。負罪也就是付昂貴的代價，來對事物獲得更深理解之意。」

事實上，有創造性的人，都各受其固有法則之支配，沒法抵抗這法則。歌德的使命，在乎深深地與自然結合，同時把自己當做高貴的自然之一片，傳達給我們。這個使命，他憑那些傑作那麼完美地做到了，並因而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財富。因此之故，如果我們以為在這一類作品之外，尚產生別種作品，那麼這財富又不知增添幾許，這實在是無關宏旨的事。

歌德以他的生涯，證實了人因罪過而變得嚴肅。他在中年時期，不忍心趕走因自己的負咎而進入他生活裡來的一個女性，在自己身邊給了她一個席位，結果承當了外在、內在的一切困難，這是因為青年時期所犯的過錯活生生地活在他的心中，指示了他應選擇這樣艱辛的路之故。這條路，只因此前更沉重的這個負咎，所以他不得不選取。這就是歌德一生中克莉斯汀所佔的一章，但它卻一直受人忽略。有一個人——我們從他的信件可以看出來——便從這方面理解歌德。他就是席勒其人。

因此，解開歌德的《浮士德》之謎的鎖鑰，在乎下面的詩句：

鍛鍊自我，成為沒有嫉妒、沉著、穩定，在現實生活裡就充份的有這種機會。他的生活並非充滿成功的。在《少年維特》之後，他的作品沒有一部贏得社會一般的稱讚。顯現在他後期作品裡的藝術性含蘊，使人們感到奇異。世人對《格茲》與《維特》的作者所期待m.hetubook.com.com的，完全是另外一種東西。《赫爾曼與杜羅特》是部完美的作品，可是他仍然聽得到有關這部作品的荒唐批評。而且還不僅僅是欠缺判斷的大眾，連他身邊的人也有了這一類話。

他一直抱著這種預感性的不安，這不安就躲在他許多嚴格的話語之後，因而使他受到責難，認為他是反動的，是不能理解時代徵候的人，不過這不安之中，也有對自己民族的不安。他知道沒有比德意志民族，其成員之放棄精神獨立，更意謂著對民族的自然性質之叛逆。對他自己的民族，他以保守的矜誇熱愛著。與自然深深的結合、精神性、對精神獨立的冀求，也就是歌德的本質，而他也清清楚楚地知道，這才是他內心裡的德意志民族魂的顯現。

他藉他獨特的途徑——由於他的癖性，他不得不爾——到達了與當時的科學各依其本身的方法而到達的同樣結果。在某些認識層面上，他還搶先了一步。例如：在自然，一切存在形式互為關聯著，依從創造性的法則，依次地從一個形式產生了另一個形式。這項見解，由後來的自然科學證實了。

面對這樣完美的人格，我們還是避免因無條件的讚美而使我們的情緒亢奮起來吧。歌德的生活、思想、作品之中，使我們覺得寧可沒有，或者不是這個樣子也許更好的東西，委實也有一些。

「大公給了我自我形成、開展的機會，這一點，在德意志而言，在任何其他條件下都是不可能的。」

當時，一般都認為所有的山都是由火山作用而形成的，但他反對這個見解，這一點他也是正確的。我們可以不受當時的論戰限囿，故此對歌德的自然科學論文裡的諸多成就，能比當時的人更公平地評價。我們可以斷言，那些成就在歌德來說是恰如其份的。

在他，自然科學既不是趣味，也不是打發時間的手段，而是畢生的工作。為了自然科學，他花了比從事創作更多的時光。

因此之故，這裡我們且不必下斷言歌德在政壇的成就與自然科學方面或大或小的貢獻，是不是可以補償他在詩方面可能因這兩方面的工作而未產生的業績。重要的是他在這方面依然是他，並且他確乎是以嚴肅的態度走了他因他的天性而不得不走的路。這位偉大的詩人，一個從政者從事勤務，並以一個自然科學家從事研究，他無分事物的輕重，皆以良心來做奉獻，這事實本身正是極使人激動的化而為實際生活的文學作品。這也是這位詩人說不定可能留給我們的別的文學作品所無可替代的東西。一個人最有價值的，不管他的創作能力如何偉大，歸根究底還是他自己。

在這恐怖的世界裡發生的，只不過是將浮士德一劇，全世界為舞臺，以巨大的方式反覆著而已。此刻，正有幾千幢菲勒蒙與保第斯的小屋正在失火燃燒。幾千倍的暴行與幾千倍的殺戮在那兒進行，非人化的心情在肆虐。梅菲斯特扮出幾千種鬼臉，向我們張牙舞爪，幾千種方法引誘了人們，讓他們放棄與現實的自然關係，並在經濟魔術、社會魔術的符咒裡，尋求救贖。這種魔術，只有使脫離經濟苦況、社會苦況的可能性越來越少。

他究竟給我們的時代什麼話呢？

歌德也沒有能預見到經濟狀況以這種方式，破壞個人在物質上的獨立，然而，他是有神秘的預感力的，他意識到他只能體驗到它的初期機器時代之危險，不過更進一步預見到將來人類的精神獨立，將因集團意志的抬頭而受到威脅。這種預見，也就是他之所以厭惡一切革命性的事物之原因。在他來說，革命性的東西，無不是迫使個人意志隸屬於其下的集團意志。他是由法蘭西大革命與自由戰爭等運動所呈示出來的歷史上最早的集團意志的目擊者，他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某種難以預測的東西，終於出現。因此之故，他對自由戰爭的運動表示了動搖的態度，招致了諸多誤會。當然，他渴望自己民族的自由，但他害怕以民族的自由為目標的集團意志之逞威。這一點，可從一八一三年與耶拿大學的歷史教授路登的談話裡看出來。歌德表示了內心的激動，透露了平時深藏的想法。

還有，歌德的故居，建築地基發生危險了，我希望也能夠使她免於荒廢。目前，應急的不可少措施，也因資金不足而令人懷疑是否可以實現。

故而在現代的時代裡，把眼光集中於真正高貴的人格人性的告知者歌德，因而讓他的思想經由種種途徑，擴展到人們之中，實在是饒有意義的事。從他的思想所傳出來的教訓：「你應當是你自己」，乃是人類在這命運時期的口號，是有其世界史式的意義的，但願它能使我們奮起，抵抗時代精神，在這無比的難局中，為我們自己，也為別的人們，保持真正人性的可能性。並且，也但願——這一點殊有決定性——我們大家都能夠在被賦予的可能性裡，將樸素的人性思想，即：「人應崇高，應仁慈、善良」，轉化而為行為，不僅把這人性當做是思想，也成為力量，存在於我們之中。

歌德從小到老，都是仁慈而富於共鳴心的。正如許多實例所證實，他從不對有求於他的人縮身而退。尤其當他面對精神與靈魂有苦惱的人時，他必伸出援手，而這對他而言，也正是最自然的行為。是「無可選擇的癖性」使他如此——這是他自己說的話。由他的這種對孤獨的人們、沉淪於不滿與苦楚的人們的思慮，產生了詩《冬天的哈爾茲之旅》中的一章〈然而，那離群索居的是誰？〉成為他作品中最動人的一篇。

以前人們只注意到他詩人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實行家、自然研究家的一面。靠了研究歌德的工作，在最近數十年間所闡明出來的他的生活與創作，我們始能習慣於看到他周圍的人們在威瑪所看到的同樣的歌德。

因此之故，歌德在普遍性方面的獨特偉大，在呼一個完整的、真摯的人，與它結合在一塊。

在威瑪的地位，使他獲得了地位與餘暇。這兩者，在他的發展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不必如奴僕，屈身出仕。他被准許以一個正直、合理的理想之追求者參與政治，而不必為黨派、政見而分神。

那種深湛的自然性，構成了他做為一個人的本質，同時也構成了做為一個創作者的本質。從此，一片自然，來到文學之中。由於他的詩，德意志文學——不，是人類的文學——始真正成為自然的。這就是說，文學因他而擺脫了一切不自然，成為充滿自然的。

某一個箴言裡如是說。

他所用的比喻，多麼使人驚嘆！並不是為了某種思想而在以後想起比喻的形象，而是他胸中的形象，透過其形象而自然形成為思想。

在歷史之流中，並非如膚淺的觀察所想，一切都服從於不停歇的變化。而承擔永恆真理的諸理想，與變遷不已的事態對決，在其中主張自己，加深自己，才是在歷史中應當發生的事。人格的人性之理想，也就是這樣的理想。如果放棄了這理想，人類精神便將滅亡，並且也就是文化與人類的滅亡。

只因他是這麼無所不能，所以人們一般地稱讚他為偉大的，遲生的文藝復興人，但這種說法並不是在每個方面都得當的。不錯，他普遍性的天賦、與自然的關係、對真理的慾求、和科學研究的獨立性等各方面，可以說是與文藝復興的偉人們相近。然而同時，由於欠缺狂熱性、不安定性、革命性；還有他的整個精神及其人生觀的嚴肅性，卻又使他與他們大相逕庭。他比萊布尼茲更不像文藝復興人。

然而，目前我們依然在《赫爾曼與杜羅特》裡的如下詩句中所說的悲運之下。

有的。

與席勒之間綻放了友情之花是在一七九四年，那是他不知如何脫離自從義大利回來之後親自選擇的孤獨，欠缺創作的刺|激，而且開始對自己的詩才感到絕望的當兒。

在世界文學之林中，若論倫理力量，可與歌德此作比肩的，恐怕沒有。並且，倫理性不這麼顯著，而仍能這麼強勁有力的作品，也恐怕沒有。

靠他以一個詩人透露他自己的話，我們可清楚地看出做為一個思想家的歌德。不錯，他畢生拒絕加入哲學家之林。但昂然自許說：「我之所以能完成了這麼多的事，乃因我從不以思考為思考的對象。」他確曾努力，想理解康德、黑格爾（他對後者頗為喜愛），還有西林格，想儘可能與他的一體來感受。但他未成功。最後，他不得不反覆地確認到他們的路，並非他所應走的路．他未能理解，因了這些思想家，德意志精神正在為倫理的理想主義世界觀而戰。

我們這個時代的狀況乃是人類無法獨自一人生產他所需的生活物質，以在物質的需求上獲得獨立者不須仰賴別人，而精神的獨立也面臨極重大的威脅。當前的事態是日漸成為不自然，在一切方面，人越來越少屬於自然及自己，並且以某種方式，越來越隸屬於社會。

《達梭》裡的公主，還有像伊菲格尼那樣的高貴女性，便是這樣產生的。古代希臘的伊菲格尼傳說，在歌德筆下，發展成多麼偉大的人物啊。這是由於她阻止了弟弟與比拉第斯，不讓這些男子走上他們以為為了獲得自由，便可得到原諒的暴力、謊言與欺詐之路，以及她不願以忘恩為代價的行為而造成的。這裡請諸位想起，在原本的希臘故事裡，唆使男子們走上邪惡之路的，正是伊菲格尼其人。

此刻，法蘭克福市正在慶祝自有她自己的大學以後的第一個歌德紀念祭典。然而，這樣的喜悦，卻未能在我們之間燃燒起來。這所大學才真正是做為歌德故鄉的法蘭克福市所當然而然設立的學校，而她總算靠市民們的犧牲成立了。可是對這所大學的將來，憂慮使我們的喜悅受到遮掩。但願命運對開設於過去極度困難時代裡，以後終得到達輝煌隆盛的諸姊妹大學之恩典，也降到這新設的大學之上。

在威瑪公國歌德的行政活動，並非如我們所容易想像的，只是詩人在宮廷覓一副業性的官職，其政務活動多少是隨心所欲的。甚至從義大利回來後，一部分職務解除了，只擔任有關學藝與教育的行政部分之際，他的職務依然是龐雜繁劇的。他晚年時有個人造訪他，他正在查看撒克森．威瑪公國全部縣市鄉鎮的就學率一覽表。那個訪客立即不由分說地被塞上了一支筆，幫他計算山地比平地更好的就學比率。這位訪客所受到的印象又是怎樣的啊。

成為高貴的思想，因歌德簡潔的語言而發出穩重的光輝，它在每一個時代，給求道者投射光明。對人生的最大願望，在乎純粹的理念不住地在心中增加光輝——能夠這麼自白的人，應可躋身於人類的嚮導之列。

歌德還不在自然之外或與自然並立之處尋求神，而只在自然的內部尋求。他與他所師事的斯賓諾沙一起，相信神與自然的同一性。他確信神在一切之中，一切在神之中。也由於有希臘式睿智的格言，而確信自己因如此信仰而置身在真理之中。這格言是有關神之中的生、生活、存在的；根據使徒行傳，是使徒保羅在雅典演說時所引用的。這格言亦在歌德對神的剖白之中。

崇高：歌德所堅持的，而不是強迫自己從事異質的事，而是提升自己，到達崇高。因而他的作品裡，沒有英雄人物抱著燃燒的理論登場，恆常都是他自己化為各種形姿，以不可動搖的現實感覺，克服迷惑與過錯，循向上之路前進。

在過最後一次生日的前一天——那是剛好完成了《浮士德》，用十個封印來裝訂好之後，他與孫子們一起在伊爾梅瑙過了美妙的晚夏的一天。那兒也正是自然屢次地在他周遭展現了寂靜之處。他最後一次到他在一七八〇年九月七日，用鉛筆寫在狩獵小屋牆上他自己的一首詩〈諸峰裡有憩息〉。據芬．穆勒所言，歌德一如被森林的和平與諸峰的氣息賦予了新生命般，身心都強起來。回到家，在他的胸臆裡，萌發了至死不斷的活動慾。

且說，在倫理思想家歌德來說，什麼才是人類存在的理想呢？這是非常單純的事。請注意浮士德或者威廉．邁斯特的一生，終究以如何平凡的方式结束。要求從「世界靈」到世界終極智識的那位浮士德，末了是向海爭取陸地，想因而給人們帶來利益告終。威廉．邁斯特覺悟到以一個外科醫生，為移民們服務就是他的使命。

歌德也由如下的事情經驗到他的自然性創造是偉大的，卻同時也意謂著一種約制。這也就是說，在種種文學的形成上面，他並不是每一種都能自由自在地發揮力量。他那麼深切地活在自然之中，造成了他在抒情詩、敘事詩、故事等諸多作品的強勁、魔力與不可模仿的完美性。然而，不能從自然離開，也阻礙了做為一個劇作家的他。他無意於把自然與情節，最有效地編織在舞台之上，牢守一如它們很自然地在現實世界顯現般地重現在觀眾面前。因此，歌德的戲曲之中，除了《達梭》、《伊菲格尼》等情節單純適合舞台的作品之外，都是不適於舞台，或者「超舞台」的。這些戲曲，一方面放棄了曉暢的舞台效果，另一方面也要求遠遠超過舞台的能力。這些戲曲，原來是為了我們想像的舞台而寫下的，它們只有在這樣的想像的舞台上才能完全發揮其威力，真正的舞台上則是無能為力的。但是，儘管如此，卻也並不是說：這些戲曲在真正的舞台上完全沒有存在的權利。

在歌德來說，脫離自然，是人類所能陷入的最大謬誤。因此之故，他帶進浮士德傳統之中，用以象徵出來的悲劇思想，乃是疏離自然的思想。浮士德之所以委身於鬼，乃因靠他前此所試過的一切辦法，仍無法使他滿足於接近自然的野心，不過這個人物就因此而一腳踏出自然之外，無可避免地落入迷妄與罪惡之中。在錯亂的體驗之後，經常能在自然之中覺悟到新的生活——這一類章節正是《浮士德》裡最動人的地方——然而浮士德依然反反覆覆地委身於魔法的吸引力，末了是在他的心中，湧起了不管付出多大代價，都要恢復與自然的自然關係之憧憬。

由此可見，歌德雖然有天賦的豐美才華，但卻不是生來就幸運的，個性也非調和的，他必須以自我為對手，吃盡千辛萬苦。這辛苦因為他一生中屢次有了病弱的時期，而越發沉重地壓在他身上。根據他的自述，他曾因為這些病弱的時期，「失去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數年」。

歌德認出虔誠的本質，在乎人類將神之中的自然存在——它是人類與一切事物所共有的——轉化成精神行為的過程上。這其間的意思，他以如下令人銘感的詩句表現出來。

然而和*圖*書這樣一來，我們豈不與浮士德一樣，落入可怕的迷惑之中而離開自然，委身於不自然？

他於一七九一年就任威瑪宮廷劇場的總監，從此把每年寫二三齣可以上演的劇本，當做自己的義務。如此寫成的，就是《大科夫達》、《市民將軍》、《庶出的女兒》等有批判餘地的作品。後來，他才領悟到這個計畫是無法貫徹的。劇場的職務他還繼續擔任了十幾年，可是再也沒有編寫劇本了。

然而，這兒又發生了一個疑問。在我們這時代的可怕狀況中，我們仍然能實現那種有人格的人性嗎？為了實現它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個人的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的獨立，現今依然存在嗎？

歌德與自然的結合是無此密切的，而他的創作方式也是自然的。這一點，在他的做詩方法裡，也顯示出來。他體驗到並不是他寫詩，而是詩自然地在他心中寫成，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體驗。然而，也只有題材呼喚他時，才能將題材詩化，一旦題材停止呼喚他，他就只有擱下筆，等持它再呼喚他。他在這苦惱的道路上踽踽而行。他以毫無嫉妒成分的讚嘆眼光來看席勒。席勒恆常都只依靠他自己的意志來創作的。

他沒有察覺到三月二十二日，很久以來在他就是個命運的日子。他忘記了一八二五年那個不幸的三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他與席勒一起展開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幢房子——威瑪劇場——失火了。此刻，就只有春天的太陽在天空輝耀的喜悦，充滿了太陽崇拜者歌德的心。

歌德從這故鄉的市街——滿浴著當時的社交性的，以及精神性空氣的這市街——接受了多方面而豐富的刺|激，長大成人。他自己也說過，在這一點上，他不能想像更恰當的搖籃之地。其後在威瑪，他又與精神生活方面無比優良的好條件遭逢。它是只能在王侯的宮廷裡獲取的，並且那要還是當時德意志各地的許多小宮廷之中，獨特而高尚的教養之地。歌德所生活的時代，是人類在進步的精神——這正是那個時代的原動力——裡發現到憑藉的時代。對於今日的我們而言，《詩與真實》裡的如下各節是多麼地令人衷心嚮往。他報告了在他的少年時代裡，他是個世上狀況不住地改善，人性思想在人們之間取得了控制地位的過程的目擊者。並且漸漸地體驗到法國大革命的結果，重大的改革似乎危及歐洲人的繁榮與發展，但是這次他也是體驗到這種變革的終了，並且末了還確認到那只是暫時的而已。

歌德並沒有直接吸引人、使人狂熱地醉心於他的理想形姿。他是它以下，同時也是以上的。

他之具有實行上的素質，他自己與別人都指出過。一七七四年，即歌德應聘前往威瑪的一年前，拉瓦達就這麼寫過：「歌德在君主的身邊，將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實行家。那在他才是恰如其份的。他甚至也可以做王。」

原來，歌德的言語之中，有自然在支配著。他在著名的警句裡表示他在繪畫方面未能成為大家，並且也說，他在書寫德意志語的才華方面，接近大家的程度，並以此引為自|慰。這兒所謂的大家程度，也就是說，德意志語在他是完全地自然而單純的。在他的詩裡，德意志語有了根源的力量，同時是洗練的，昂首闊步的。其完整的自然，不獨在表現方面，亦在韻律方面顯現出來。

歌德就這樣，受環境與人們的觸發，發展成為今天吾人所仰望的那麼偉大的完美人格。

事實上，歌德並沒有被賦與了把感情移入於他天資與體驗之外的素材，將之強化，並且給這素材以不可否定的生氣以及形姿的能力。他所能到達的作品之完成——多麼令人感動地完美的完成——是在該作品為他自己的傳達之場合。在《詩與真實》裡，他自述他的諸多作品，是一個大自白的片斷。這一點，不僅如《維特》、《達梭》、《浮士德》、《威廉．邁斯特》等，作品的中心人物之中有歌德的靈魂之一片在呼吸著的作品為然。其他的作品也都帶有自白的性格。因為如作品的整個生命，歸根究底是從他的體驗中流露出來的。隨著對歌德作品細部的更深入理解，我們可從那些作品越發地明白它們是含有多麼多的自我省察。

而且這種臥病之後，心情低沉，不能工作的時光，又繼續了多久啊。

並且，這些符咒的可怕意義——不論為何種經濟魔術、社會魔術的符咒——恆常都是這樣的，即：各人必需放棄其物質的、精神的固有存在，而只能以物質方面、精精方面都毫無保留地控制個人的複數者之一屬員而存在。

的確，歌德每與交往較淺的人見面，有時有一種拘束，被認為是冷漠與高傲。這種拘束，隨歲月以俱增。其實這種拘束，根據宫廷秘書長芬．穆勒向第一次造訪歌德（時在一八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而感失望的格里爾派哲說，是歌德面對陌生的人，或者還沒十分熟悉的人必表現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迷惑。隔了一天，當格氏第二次與歌德同席時，終究體認到：「前天，歌德是個拘束而冷漠的人，但原來他確實是個親切而溫暖的人。」

不過這裡暫且不必提到這些。並且，悲戚之心也暫且壓抑下去吧。因為我們有一種悲哀——眼看讓歌德充分地展露他無可比擬地輝煌才華的那無可比擬地幸運環境，我們便禁不住地以深切的悲哀想起許多人們——即有關這些人的悲哀。這些人們中的一部分，未能將他們所擁有的財富贈給這個社會，還未成長為一個完整的男子，就被戰爭奪去了他們的生命。還有另一部分人，受了繼續不斷生活困難的阻礙，而未能發掘出埋藏在他們內心的珍寶。

還有下面的話，是多麼地了不起：

但願法蘭克福市內諸多歷史悠久的設施，也能受到命運的恩典，度過它們所面臨的這困難的時代。

但願勇氣終能獲得勝利。

我想可以說，鼓勵了他，促進了他發展的大大小小的人們，到頭來無一不是從歌德得到比他們所給予他的更多的東西。然而他本身雖有非凡的意志力與創作力，但仍被種種不安與迷惑攫住，亟需別人的理解與鼓勵，甚至引導。從少年時代，直到高齡的孤獨時期，他經常都能發現到這些，這是左右他一生的最大幸運。他的任何一部巨著，我們都可以看出是有某一個理解者，加強他創作時的喜悦，使他終能底於成，毫無例外。《格茲．芬．貝里興根》有他的妹妹，《愛格蒙》有父親，《浮士德》及其他諸多作品則有席勒，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他說：在現代的舞臺上扮演的可怕戲劇，只有現代將一直委身過來的經濟魔術、社會魔術排斥，忘卻迷惑根源的符咒，不管付出怎樣的代價，都決心恢復與現實的自然關係時，始能告結束。

他不知道物質方面的憂慮。自然未予他生存競爭的力量，但他不必為生存而競爭。

再者，若從題材上來看，便知歌德與自然的結合，是怎樣地顯示出他作品之偉大與界限。預言在一個詩人身上這麼完美地實現，幾乎是前所未見。那也批評他的朋友，對年輕的歌德說：

他對各個人說：不可放棄人格的人性，即令這可能使人忤逆現代的事態。不能承認這理想的敗北，即令想使精神順應於單純的物質的時流主義理論，已經斷定這理想不能支持。你當保持你自己的靈魂。勿成為合乎集團意志，與集團意志同一步調的機器人。

如今，歌德逝世屆滿一百年，事態又如何呢？由於種種事件的壓力，以及由於這些事件的結果，產生了不祥的物質發展，影響經濟、社會、精神的結果，在所有的地方，個人的物質精神的獨立，已經被破壞淨盡，即使還不到這個地步，也是受到了巨大的威脅。我們在人類所經驗過的最強烈的命運之時刻，想起歌德之死。沒有比他更適合的詩人與思想家，在這樣的命運的時刻，來告訴我們一些話。他以一個無比的不合時宜者，目睹我們的時代，不為什麼，只因這個時代的精神與他之間，一無共通之處。不過，他正是向我們的時代提出忠告的最合時宜的人，不為什麼，只因他能夠告訴我們現代所需要的話。

早時的第一個愛人，法蘭克福的葛蕾卿，運用她對他的影響力，從使人降低品格的愚行保護了他，控制了他，使他保存純粹。後來則有史坦因夫人，成了他到達純粹與善的引導者，達十年以上之久。此外，促進了他精神成長的女性，尚有兩位宮廷裡的王妃，以及未在他生活面表層出現的若干女性。這些女性，不管身分的高低，都以崇高的形象，經由他的生活，被取入他的文學之中——有時甚至還以她們原本的地位與形貌被擷取，亦有經他重新組合，被賦與了新的人格的人物。

且說，當他到達詩人活動的第一個巔峰，聲譽鵲起之際，他面臨一個這樣的疑問：從過去的經驗可知道在創作的幾個時期之間，都有一段長久的休止期間，這期間做什麼才好呢？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下了如下的決心：「獻身於俗世的活動，讓自己的精力不致於不消耗而給留下來。」

再過二十年不到，法蘭克福市將慶祝她最偉大孩子的二百周年誕辰。我誠懇地希望屆時做紀念演講的人能夠確認：包圍住舉行歌德逝世百年祭的我們這重重闇夜將開始拂曉，擁有真正現實感覺，面對現實的新的一代出現，開始控制物質的、社會的困難，為保持自古以來的唯一的理想——人格的人性之理想——而同心協力，攜手奮鬥。

成為他人格的基礎而絲毫不變的，是誠實與純粹。他就曾說他與虛偽、偽裝、策略、虛榮、嫉妒、忘恩等都無緣，並且也力求做到。

由於歌德深知自然與神是一體的，因而靠人工而連瑣細末節都不放過地形成的世界觀，在他是毫無必要的，而能心滿意足住在一個未完成的——也是永遠無法完成的世界觀之中。為了追求稱為真理的財富，他從不以為需要靠絕對正直的盈利而獲致的財富以外的東西。他深信光靠它便可以活下去。

歌德把女性當作做為高潔的保持者，以及到達高貴的助手，而予以推崇。因為在他的一生裡，女性正完成了這樣的使命。

然而，他默默然，且從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在給西林格的信中，他這麼問：在那麼多的敵意之中，我懷疑我的話有沒有任何一句讓人們聽到。

「易言之，有優越的思考力與感受性的人便能領悟：直接而獨自的自然把握，以及基於此的行為，才是人類所能冀求的最美的東西，而且絕不是不可企及的。」——他之所以在《詩與真實》要這麼寫，乃指他自己為尋求世界觀、人生觀所做的努力。

就放棄了已完成的世界觀這一點來說，歌德是從當時的時代孤立的。他的老年時代，也就是思辨哲學自以為足可答覆終極的疑問，並且也因而能抓住人心，認為它就是思考的最高而且最後的方式的時代。

物質上的生存，與精神的生存，同樣受到威脅。文化與教養所做的許多事情，再也不能讓它們發展下去了。歌德逝世一百週年的日子，適逢德意志國民所以引為傲的，在他處無例可循的教育制度——為了樹立它，歌德自己不停地奔走活動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教育制度，面臨崩潰。

就這樣，我們面對了在他之中的活動型人物與科學型人物，與詩人同樣強烈地出現在我們眼前。

在適切的時候，他所必需的人物一一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如赫爾達、威蘭、勒辛、莎士比亞、斯表諾沙、雅哥比等人，給予了他生命之糧。

話說回來：然則這自我傳達的內容又如何呢？那兒有三個主題並列，並且互為連結。這三個主題就是：崇高、使人崇高之際的婦人影響，以及罪過。

形成他本質方向的這兩個特性在中心，另有種種特性環繞其周遭，而這種特性不能互為調和，它們是發自兩個互為相反的極端，即：自發性與非自發性。歌德有一個感動人心的個性：推心置腹；而同時卻又閉鎖而不易與人親近。他生就的一份體貼，是非比尋常的，另一方面卻也極顯冷淡。他非常鮮活地體驗了一切事，同時為了不失去平衡而近乎小心翼翼。是衝動的，同時是不果斷的。一七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在給新朋友席勒的信中特別提到如下的事：隨著交往漸深，您將可發現到我的一種不穩定、不果斷的地方，這些都是我自己無可如何的事。

在威瑪，大公以一個朋友的立場，在每個方面給他理解，也給他支持。歌德下面的一句話，絕非外交詞令：

他所厭惡的是讓自己的思考，在人類所想出來的無限之中兜圈子。一般所說的形而上學說法，在他是空虛言詞上的智慧。當他沉潛於自然之中、自我之中時，只有開展在他眼前的無限是有現實性與意義的。

當罪過使人痛苦之際，人因愛的不可究詰的神秘而得廁身在救贖的道途上。這神秘成為發光的永恆，滲透進地上的黑暗。「唯不住地努力的人，我們始可救濟」。

然而，今天我們是用一種特別的內心糾葛，來為歌德祝祭。我們以滿心的矜誇，想起歌德，與他結晶在他作品裡留給我們的不滅東西，以及無可否定的價值。但是同時，我們禁不住反躬自問，他在我們來說，是不是成了個異鄉人。因為他所生活以及從事創作的時代，還不懂我們時代裡的困難與問題。我總覺得，歌德所發出的光輝，是不是可以越過他們所住的黑暗谷地，照射到即將來到的時代，再次提昇到與他的時代同樣高度的時代？

這種態度，歌德用下面的話表達出來：「在有限界，追求一切能探求的東西；可以探求的東西，直到原現象也理解，但不能探求的，則謙虛地表示敬意。」又不追求「自然，就是從未知的中心點到不可知的邊境的生命與連續」以上的東西，並且安於「活著的自然之中，沒有一件事不是與整體緊密地連結著發生的」。

因此，我祈求添附在這作品的詩中的其他話，能夠支配我們，使我們能將其實現。

一個人非以一個時代的社會為對象，而以人類本身或各個人為對象來思索——這一點大抵沒有比歌德做得更多的人吧——這都是超乎時代的。社會可因時間而變化，而人則永遠是人。

《威廉．邁斯特》的徒弟時代及遍歷時代裡出現的人物身上，毫無勉強推銷因罪而淨化的想法、贖罪與補償的思想之意，但它們卻顯現得多麼強烈。

是詩人而又是思想家的這個人，以普通的人格站立在我們面前。只因他同時又是精勤的實行家，並且以一個自然研究家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