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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文化中居民的相異程度，或許就可以看做是一項透露玄機的特性。例如，在日本，順應眾人被當作是美德，還有句家喻戶曉的格言：突出的釘子很快就會被打壓。因此，日本大眾的從眾情況，遠比美國這種崇尚個人文化的地方高，美國人是「會叫的輪子才多吃油」、「會吵的小孩才有糖吃」。而在日本和美國這兩國之間，對於從眾行為的寬嚴看法，就代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差異。

巴西這個地方讓我深刻地明白：時間會說話，但是要知道它到底在說什麼，卻不是件簡單的事。做了幾個月的時間愚人之後，我首度設計了一個有關時間的實驗，企圖去了解巴西人對於「守時」的信仰和規範。這個實驗起初讓我很失望，但後來讓我很滿意，它所激發出來的問題，遠比找出來的答案還多。讓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我發現自己在之後的二十年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花在持續研究時間心理學（psychoIogy of time）和地方心理學（psychology of places）上。我的研究從早期有關守時的概念，深入到後來更廣泛的生活步調，更進一步提出「生活步調對居民身心幸福及其社區的影響」這類的問題。這份工作讓我走過許多美國城市，也跨越了世界上其他許多地方。我的經歷證實了我最早的直覺：不同的族群各自其建構生活中時間的不同概念，而這種迥然相異到處可見：各文化有所不同、各城市有所不同，即使是相鄰的兩個國家、社區或家庭，都會有所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鐘錶上的時間，僅僅是故事的開始。

我對這些技術性問題的興趣，在一九七六年夏天突然戛然而止，當時我剛應巴西聯邦大學之邀，擔任訪問教授。聯邦大學在尼特洛伊市（Niteroi），那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城市，隔著海灣與里約熱內盧遙遙相望。抵達尼市時，我很熱切地想親眼觀察，看看這個異地有些什麼最需要我勉力適應之處。根據自己過去的旅行經驗，我預期會碰到的困難是語言、隱私權、對清潔的要求標準等這類事項。然而結果卻是——上述那些問題跟巴西人的時間和守時觀念相較，前者所帶給我的困擾，就像是一塊小蛋糕那麼微不足道。

把各地方的特性做一番歸納，和圖書這件事很冒險，特別是當這種歸納都由當地居民的集體「性格」所主導時。把單一一套特性加諸於整個民族或是整個群體，是草率的想法。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群體中，個人之間都會有極大的差異。而用一個總體標籤指定給某個特定的城市或國家，未免太過刻板；果真如此，那可能就是蓄意或惡意的扭曲。

一堂課兩小時，看著學生過了一小時才隨意進入教室，這對我來說，的確是個嶄新的經驗，不過，巴西人會遲到，我倒並不驚訝；真正讓我驚訝的，是那天中午下課時的情景。

追溯起來，我對時間的科學追索之旅，始於我入行初期的一次經驗。在那之前，我的研究重點都放在當時社會心理學界最熱門的行為屬性理論（attribution theory）。當時我的實驗陷入相當技術性的問題中，例如：男女兩性在詮釋成功和失敗時有些什麼不同；哪些情況導致某些人將其成功歸因於外在因素；一個人的自信如何影響其歸因模式。你可以想像，這些就是當時我們學術圈最熱門的研究題目，但當我對朋友描述這些內容時，卻不得不注意到他們一臉茫然呆滯、不知所云。

會談結束後十五分鐘，我站了起來，跟兩位學生解釋道，我還有約，請他們離開。那兩個學生還是不動如山，同時很愉快地問我：「你要跟誰約談？」待我說了兩個他們同學的名字，其中一個很興奮地報告說，他認識那兩位。這時，他急急走到門口，把一位等在候客室的同學迎進了我的研究室（另一位還未到）。然後，他們三個開始閒聊，一邊翻著《運動畫刊》。等那遲來的第二位同學逛進來時，已經是會談預定結束前的五分鐘，這時，我已經弄不清到底誰先來、誰後來、我該跟誰談——我最後才學到：這些才是我該學會的。

我的研究中，比較了許多不同地方的生活步調。早期實驗是比較巴西和美國的異同，近期則是比較了三十一個國家。研究目的之一，是給這些不同城市和國家的生活步調排出個次序來——建立一個社會心理學家以地點為中心所評定的「各地生活步調快慢指南」。排這樣的次序表，倒是美國其來有自的傳統。早在十七世紀時，招徠殖民者到美國馬里蘭州的人，就提供了許多統計資料，顯示馬里蘭州在火雞和鹿隻的數目上，比維吉尼亞州多，而居民死於夏季惡疾和印地安人屠殺的人數，則比維吉尼亞少，以便吸引大家在契色貝克灣（Chesapeake Bay）北岸落腳。如今，對各地方的評比所引發的爭論，遠比過去多。一個《時代週刊》的記者就說：「無論題目是評比牛肉餡最大最多的漢堡，還是規模最大的公司，美國人就是喜歡列出一個優劣表，然後對其結果爭執不下。而激起最多異議的排行榜，則非『最佳居住地點』莫屬。」

我的課預定是從十點到十二點，學生們卻都是姍姍來遲。有幾個過了十點三十分才來，少數人是近十一點才出現，甚至還有兩個過了十一點才到。遲到者的臉上都掛著一派輕鬆的笑容，那是我到後來才能習慣欣賞的表情，他們每個人都會跟我問好，雖然有幾個簡短地道了歉，看起來卻沒有人對於自己的遲到感覺很不安。他們認為我明白這種習性。

在下文中，我們會看到：不同的生活步調的確會造成深遠的和_圖_書影響。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畢竟，我們的生活步調主宰著我們對於時間流動的感受。我們在時間流逝中的行動方式，追根究柢，也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正如國際時間研究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ime）會長費爾瑟（J. T. Fraser）所述：「你若是能告訴我時間是什麼，我就明白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就像是發了瘋一樣，我出了教室，問一個路過的人現在是什麼時間，對方給我的答案是：「九點四十五分。」不，不可能。我又問了另一個。「九點五十五分。」第三個人則是拿斜眼瞟了一下手錶，自信滿滿地說：「九點四十三分整。」而附近辦公室裡的鐘是三點十五分。我學到了兩個教訓：巴西鐘錶老是不準；而這事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在意。

為了要了解我學生的行為，我和系主任約好第二天早上十一點碰面聊聊。隔天早上我準時抵達系主任辦公室，主任和她的秘書都不在。事實上，我還得自己打開候客室的燈，看看雜誌——那裡有本一年前的《時代週刊》，還有本三年前的《運動畫刊》。

做生涯規畫時，我刻意忽略同輩們對於薪水的執著關切，反而把選擇志業的標準，以工作時間和生活型態為主。我關切的是：在設定自我生活步調上，我能有多大的空間——對於我的時間，我有多少控制權？白天我能騎腳踏車嗎？作家梭羅（Thoreau）觀察的結論，就像是說出了我的想法：「感受生活的品質，那是藝術的最高境界。」我選擇當大學教授，這個工作有我冀求的時間機動性。而我也很幸運地，所學專長是社會心理學，這門學科讓我能夠探尋自幼深感著迷的時間本質。

做為一個社會學家，大致說來，我很看重時間研究的價值，特別是研究生活步調。社會心理學這門學科的研究範圍很廣，我們不像研究個性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同事（前者傾向把重點放在個人內在的機能作用，後者偏重社會團體的機能作用），我們關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取予應對，以及導引人類行為的群體因素。我們以絲毫不敢怠慢之心，研究開山祖師魯聞（Kurt Lewin）所稱呼的「生活空間」（life space）：一個人在其生存的環境中，所有行為的總和，也就是完整的九碼之地（the whole nine yards）。

當然，到巴西之前，我就對巴西人有個刻板印象：拖拖拉拉、推遲不前，據說，今天該做的事，只要是有丁點可能，他們就給你拖到明天。我明白自己對於該完成的事，需要放慢速度、降低期待，但是自幼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我，偏偏是打小小年紀起，大人就教我動作快，否則就滾到一邊去。幾年前，我在加州的凡斯諾（Fresno）已學會如何在那異樣的文化中生存，就算是最懶散的洛杉磯人，到了那裡也得學會減速慢行。我在心裡盤算著：要適應巴西的生活步調，該做的不過是稍稍調整一下罷了。然而，後來的實情是：我被一股巨大的文化震撼所侵擊，其力道之強就像是遇上了一名劫機犯。

但是，當多數以地方為單位所做的研究，都依賴有關客觀居住情況（住房、健保、罪案、交通、教育、藝術、娛樂設施、工https://www.hetubook.com.com作機會）的統計時，我的研究卻是在探索居民生活的社會心理品質。我們對於南加州人比較閒散、紐約人屬Ａ型性格的刻板印象，究竟精確到什麼程度？跟印尼人比較起來，日本人的生活步調如何？斯里蘭卡人和巴西人相比，結果又是如何？哪個城市的居民比較會花時間協助陌生人？這些是我和我同事所提出來的問題。

當天最後一個約談，會面對象是我想承租公寓的房東。這一回，我以為我可以拿捏得很好。一到會面地點，我就問他的秘書：我還得等多久？秘書說，她老闆總是遲到。「會遲到多久？」我問。「半個小時，先生。」她答。要不要來杯傳統咖啡？我婉拒了，並告訴她，我出去走走，二十分鐘後回來。待我回來時，女秘書說要再等一陣子。我又出去，十分鐘後回來時，秘書說，房東等我等得不耐煩，所以先回家了。我臉色大變，要她給我房東留個話時，她解釋道，我這樣做只會讓房東不得不放棄把房子租給我。「你難道不明白嗎？他是房東，而你不是。勒范恩先生，你真是傲慢。」那是我最後一次在候客室裡，嘗試對付一個愛遲到的巴西人。

如果我的研究做得還不錯，那麼這本書的焦點會清楚地集中在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步調上。我們如何利用時間？時間的利用和我們居住的城市有何關係？跟我們的人際關係何干？與我們身體和精神狀態的關係如何？我們所做的決定中，是否有些並非出自有意識的抉擇？除了現行生活步調，還有哪些節奏是我們或許會喜歡的？也許，隨著這本書，我們會像霍桑筆下的威克費先生，「驀然回首，得見真實」，同時，以我們個人的方式，領會到自己處在千變萬化的時間流動中。

研究了其他地方，我所學得的，不只是當地的文化，還有自身的文化，二者不分軒輊。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學家對於其他民族和地方的探查，就跟任何形式的旅遊寫作差不了太多。兩者，如果做得不錯，最終都應是輝映自身文化中的生命。正如作家班克斯（Russell Banks）在一次旅遊文學研討會中所說：

評比各地的生活步調，除了決定哪個城市最好、哪個城市最差，我自己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了解生活步調對於居民的生活品質，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居住在生活步調較慢地區的居民，是否比生活步調最快的Ａ型地區居民更快樂、更健康、在社會責任上投注更多的時間？我同事和我曾就幾個不同層面，檢驗了生活步調的影響，這些層面包含該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特性、協助他人的行為，以及冠狀動脈心臟病死亡率。

對一個實證研究者來說，「生活步調」這個擴及萬物、涵蘊一切的概念很有問題；它通常會把整個研究，導向令人卻步的幽暗道路。這個題目帶出了一連串有關時間的各種聯想和題外話，例如：物理學、生物學、健康、文化、人際關係、音樂和藝術領域中的時間概念，而「生活步調」本身有時也創造出一大堆生活經驗的自由聯想。去問人家有關時間的經驗，就有一點像是在問「藝術是什麼」。這兩個題材都與我們的個人經驗相互交織，而交織的程度又深又廣，甚至會引出其他的問題，例如：「我該如何過活？」或是「生活的意義是什麼？」當然，這類問題和圖書很有意思，但對一個力求方法學上精確嚴謹的研究者來說，就有點不適合了。

那一年在巴西，對於巴西人所顯現的社會時間觀念和習俗，我一再碰上這種狼狽、沮喪、新奇又迷亂的例子。巴西人的守時法則讓我混淆，這一點我很快就找到了原因——這種習慣跟他們的文化價值是密不可分的。而當我們進入文化網絡時，永遠不必指望有什麼乾脆或明確的答案。文化信仰就像是我們呼吸的空氣，大家把它看成理所當然，很少討論，也幾乎不曾說個清楚，但是如果有人違背了這些不成文的規矩，又會受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回應。毫無戒心的外地人如我者，因此就會走進滿布危機的文化地雷區。

對於單一地點居民的過度歸納性描述，可能會失之於粗率，但若拒絕承認在不同地點和文化之間，存在著整體明顯的差異，這也太過天真。當然，許多義大利人，跟注重時間的瑞士人典型非常相似，反倒不像馬斯楚安尼的同族（去問個米蘭人就知道了）；也有些巴西人比紐約人還要勇猛精進。但整體來說，有證據顯示：瑞士人比義大利人更有時間觀念，而出生在里約熱內盧的巴西人，普遍比紐約人閒散。在特定情況中，最精進的Ａ型居民，或許比Ｂ型中分數最高的人還閒散，但凡事總是公平的，與上例相反的情形也很可能出現。

沒有其他哪種信仰，會像時間一樣，更為根深柢固、深藏不露。大約三十年前，人類學家霍爾（Edward Hall）把社會時間法則（rules of social time）稱為「沉默語言」（silent language）。對於寂靜的語言，兒童只能捕捉住當下社會中對於早和晚、等待和趕忙、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些概念。沒有一個辭典，可以為兒童精確地定義這些字眼，而對於那些處在新環境、不同時間概念中的陌生人來說，也沒有這樣一本辭典，好讓他們不再蹣跚於令人激怒的模稜兩可中。

十一點三十分，秘書來了。她跟我說了聲哈囉，問我是否想喝杯巴西傳統的咖啡（一半是濃咖啡、一半是糖，就我所見，每個喝完這種咖啡的人都變得像是腳在地上生了根，不想再移動半步），然後就走了。十一點四十五分，系主任來了，她同樣問我要不要喝傳統咖啡，問完就出去了。十分鐘後她回來了，坐在她的辦公桌前，開始看一疊給她的郵件。到了十二點二十，她終於把我請進了她的辦公室，對於讓我久等，她隨便地道了個歉，跟我閒聊了十分鐘，然後說，請我原諒她得先走一步，「趕赴」下一個已經遲到的約。後來我才知道，這全非謊言，在同一時間跟一大堆人訂約會面，然後全都遲到，這是她的習慣，顯然她很喜歡訂這種約。

但是我在巴西的第一堂課於正午十二點結束時，卻只有極少數的學生立刻離去，其他人在接下來的十五分鐘內，慢慢地往外游移，還有幾個是過了十五分鐘還對我提問題。最後幾個學生在十二點三十分才離去時，輪到我開始那套餓了／渴了／要去沖涼／要憋死的求饒表情了。（老實說，我不能把他們的徘徊歸因於我出色的教學風格，因為其實我只不過是用我一口結結巴巴的葡萄牙文，給他們上了一堂統計學。請原諒我，各位同學。）

那天下午，我和幾個修我課的學生排定了一次會談。當我走進我的「研究室」時，有兩個學生已在那裡，舉止輕鬆得像是在他們家一樣。對於我遲了幾分m.hetubook.com.com鐘，他們似乎是絲毫不介意，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急著開始進入正題。其中一個學生把腳蹺到我的書桌上，一邊翻看他的《運動畫刊》（我注意了一下，這一本的出版時間可只是三個月前）。

自有記憶以來，時間就一直讓我覺得趣味盎然。就跟多數的美國年輕人一樣，最早大人教我的是：時間就只是一個由時鐘來測量的東西，秒、分、小時、天、月、年。但是當我環顧一下身邊的長者，卻發現每個人對待鐘錶上這些數字的方法，似乎都不盡相同。我很好奇，有些大人好像白天永遠都沒時間，而有些人卻仿彿擁有全世界所有的時間。我認為後者是時間的百萬富翁，也曾發誓要加入他們的行列，他們會在上班日的中午去看一場電影，或是把擔任教職七年後的那個半年長假，拿來帶著一家大小到南太平洋去玩。

雖然我會碰觸到「過度工作的美國人」、「扣準時間的扳機」或「急切成癮」這類題材，但這並不是談論這些題材的另一本書。同時，它也絕對不是設計來做為時間管理或自我協助的書，儘管我會根據研究結果，嘗試提出若干建議，但那主要是我以前幾本書的內容。在《時間地圖》這本書中，我的興趣更廣，我想了解全世界各民族、各城市、各文化的生活步調以及對時間的看法，是如何地豐富又複雜。由於時間正是社會生活的基礎，因此，研究一個民族如何建構時間，對於了解它的文化和我們自身的文化，就等於是提供了登堂入室的寶貴機會。

下文中所報導的故事，都先假定：地方跟人一樣，有其自身的個性。我完全同意社會學家史卻斯（Anselm Strauss）的看法：「整個都會生活的複合體，可以想成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特異的地方，而城市可以賦與其個性。」不同的地方因其自身文化和次文化而產生特色，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時間紋路。

一直以來，我透過研究不同地理區位的時間感，來追索這種時間紋路。我的目標是：有系統地研究各地生活步調是如何地不同、彼此的差異到底有多大。歸類不同地方的社會心理，這在先天上就是一件龐雜的工作。我相信，我的責任是要盡可能地減少眾說紛云。我的目標並不是去發掘不同地方的差異，而是巨細靡遺地描述所有相異之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研究是對一般刻板印象的原始素材，做客觀及實證的試驗。

在加州，我不需要看時鐘，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是快下課了。學生們會把書本收好疊攏，他們裝模作樣的表情透著吶喊：我餓了／我好渴／我得去沖個涼／你要是再留我們一秒鐘，我就會憋死。（我發現，這種延遲下課的痛苦，對於大學部學生來說，通常到了兩分鐘就不能忍受了，而研究所學生則最多忍耐五分鐘。）

抵達巴西後，我很快地就吃到苦頭。開課那天早上，我離家的時候問了人時間，對方說是九點五分。要趕上我十點整的課，時間還很充裕。過了一陣子，據我判斷是半小時後，經過一個時鐘，我瞄了一眼，竟然是十點二十了！匆忙中，我朝教室趕去，神情悠閒的學生前來親切地打招呼：「哈囉，教授。」「你好，教授。」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多半是修我課的學生，而當我上氣不接下氣地進了教室，卻發現室內空無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