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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講，對方已經接通了。」

當我們在約見時間裡卻又被要求等候時，這種「侍者」地位感就更特別的明顯——例如我們千方百計去聯繫的人，終於降尊紆貴地肯見我們了，卻又在我們坐在那裡時去接聽電話，如此這般地把我們等了幾個星期要討論的事置諸腦後。他們的思路打斷了，然後又抱歉地跟我們說，得改天談我們的事。那種羞辱感是很難形容的。何不乾脆當面說：「你沒有我重要，也沒有我剛才講電話的人重要，也不及這個鐘頭所餘時間可能會發生的事情重要。」

到了中午，還是沒有叫到我的名字，新的辦事員也早就走掉了。我又回到窗口，這回排了四十五分鐘的隊（碰上了午餐時間的人潮），最新的這個辦事員找不到我的申請登記，過了幾分鐘之後，他在那堆「失效」卷宗裡找到了，上面顯示：致電者（我）已經放棄打電話並且離開了。

「嗯，」售貨員表同意狀：「有可能，我很樂意去查查看。不過，你是不是真的要這個型的呢？假如我幫你找到了另一台，也是這個價錢，你買不買？」這一招漂亮極了，完全符合物以稀為貴的原則，當東西看來很難到手，因而也非常想弄到手時，趁此要求顧客做出購買的承諾。很多顧客都在這易受引誘的時刻同意了一樁買賣。

在不玩「時間就是金錢」遊戲規則的文化群中，又是完全不同的故事。有一次，我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要打個電話回美國，這個國家的人在過了印度邊界之後，就得要把手錶撥快十分鐘。並且，天知道為了什麼緣故，加德滿都的時間比格林威治標準時間要快五小時又四十分鐘。我已經先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當需求量壓倒供應量時，可能會因著等候時間增加，而令產品身價暴漲，超出原價。在這類情況中，我們所花的等候時間也成了所謂的產品成本。就以共產時代的波蘭為例，有次我目睹人們排了兩個多鐘頭的隊，為的只是可以優先買雙鞋（而且還是「時間不足，請勿試穿」）。等他們一走出店裡，很多買到鞋的幸運顧客立刻換個地方，以黑市價格出售他們到手的貨。據我瞭解，脫手的價格就是以原主花了多少時間排隊來計算。而鞋的品質好壞則與價格無關，因為在那樣的城鎮中，根本別無其他選擇。然而任何人要是在美國曾經跟賣票黃牛打過交道的話，也會知道，並不是只有在東歐才會把等候時間換算成利潤價值的。

對於俄羅斯人來說，由於經常需要等候，因此簡直成了日常生活重頭戲，對等候也生出像對武器一樣很奇特的迷戀。例如名作家索忍尼辛就在他的作品《癌症病房》裡有這樣的描寫：

以前有位在巴旺．西利．拉尼西（Bhagwan Shree Rajneesh）所建立的宗教王國中地位很高的女士告訴我說：「巴旺的最終目標就是全然的奉獻。在美國開宗明義的週末期間，我們會先要求新成員許下一個承諾，以此作為過程的開端。第一步先要他們放棄手錶，接著是放棄金錢和衣服等。巴旺知道一旦他掌有了成員的時間之後（先是象徵性，稍後就是真正的），他就控制住了成員。」

例如上層人士就可以進一些銷售人員要迎到店門口招呼的店去購物，又或者更幸運的話，還可派別人幫他們去購物。音樂會的票售罄了，他們要買的話，就打個電話給票務代理。他們甚至於不需要到銀行去久候以便處理錢銀之事。當你有個大到某個程度的帳戶，銀行自會上門來找你。

這種關係有時會導致極不尋常的遭遇。經驗豐富的教師都很可悲地醒悟到，學生最愛上的課就是「不用上課」。每當我很內疚地宣布要取消某堂課時，總是贏得歡呼、掌聲，甚至是美國南方式的凱旋長嘯。而即使我在表現最好的講課之後，也從來沒有得過像上述其中任何一種喝采。這還是那些喜歡我的學生這樣對待我呢！

如果你堅信時間就是金錢的話，等候的代價就很昂貴了。很多學者專家都認為，最終導致蘇聯崩潰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浪費時間。以經濟學家歐洛夫（Y.Orlov）為例，他估計每年共有三百億小時是完全浪費在買東西這件事上面：這相當於一千五百萬人在一年中的總工作量時間。根據另一項研究估計，就只拿莫斯科來說，有二千萬以上的人力時間是花在排隊繳付房租或其他費用。

在巴西，則有訓練有素、稱之為「代辦」（despachantes）的專業等候者，這些專業人士提供中間角色的服務，奔波於闊綽人物和永無休止的官僚繁複手續間。在此可講講巴西的官樣文章有多麻煩。我在這個國家居住的十二個月期間，就僅以政府當局所要求我辦的簽證而言，已經包括有：入境簽證，還有四次我到附近四個國家旅行，每次都需要臨時出境簽證、臨時入境簽證，臨了離開巴西時，還要辦個出境簽證。總的來說，平均每個月幾乎就要申請一次簽證。

在某些國家裡，有些人唯一的功能就是去幫闊人排隊，有點像是臨時奶媽。以墨西哥官僚制度來說，美國的官僚體系與之相比，簡直像運轉順利的機器，墨西哥的生活則阻礙重重，充滿無休止的「辦事手續」（tramites），也就是說官僚程序。比如說去換新駕照，就可以花上一天時間去排隊等候。然而有錢的人卻可以雇用「代理人」（gestores）——或者俗稱「黃牛」（coyotes）——去專門代人排隊。在政府各部門外面，都可找到相當多的代理人，有些甚至還有自己的辦公室，顧客只需上門交出填好的表格（代理人通常都備有很充足的空白表格）然後敲定取件的時間，再回頭來拿已辦好的文件。

要是太過容易到手的，事實上，一般人通常是不想要的。誰要進一個冷清無人的餐廳去吃飯？我們都告訴自己：所以選擇那家大排長龍的餐廳，是因為那裡的東西可能比較好吃。等待本身就是吸引力的一部分，不知怎的，沒有人潮的餐廳，所供應的餐好像也不很開胃。

嚴肅認真的弄權者深明此規則，往往因此直接對個人時間下手。

等待本來是因有限的資源而起，但是經濟上的定律還只是個開端而已，這些資源的分配才是形成等待遊戲的真正重心所在，如果你看得更仔細點，m•hｅtｕｂook•ｃｏｍ.ｃｏm就會看到這些狀況的本質、權力所在，以及自我身價。

例如在甘迺迪遇刺之後，遺體置於國會圓頂大廈以供瞻仰，有將近二十五萬人在寒冷天氣裡，在外面等候長達十小時。並沒有高層強制他們來此，他們也不會因此受到感謝，這些人只是選擇他們的時間，來奉獻給敬愛的領袖，就好像佛教徒在佛像腳下供奉水果一樣。有個參與者表態說：「我們本來打算在自家的廳房收看電視轉播，但是愈看就愈覺得應該做點什麼——有點什麼表示。」在時間就是金錢的社會裡，出於自願的等候，真的是很貴重的供奉品。

第二個理由，人性總會評估什麼東西是不容易取得的。社會心理學家夏丁尼（Robert Cialdini）花了三年時間，深入不同的組織，去觀察那些專業人士的手法——這些人士是靠誘導其他人從其願而維生的。夏丁尼從中學到，最有效的手法之一，是利用「物以稀為貴」的原則：愈是良機難逢，看起來就更機不可失。專業人士拉攏那些猶疑不決的買家所最常用的精明手法，就是操縱他們，讓他們以為如果不馬上敲定的話，就得再等上很長的時間。夏丁尼回憶說：

巴西人認為約會總是遲到的人是最成功的人，因為這是事實，重要人物總是讓下面人久候。與其說是缺乏守時觀念可以導致成功，還不如說是不守時是成功所產生出的行為。欠缺準時無誤的態度是代表有成就的炫耀方式，這是形像配備的部分，就好像是一雙高級皮鞋一樣。在美國，我們最恨那些有權有勢的人讓我們久候，比如說醫生等等。但是我們所調查過的巴西人，並不怎麼憎厭等候，他們賺錢比高層少，這點才更讓他們介懷。他們很羡慕這一點，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飛黃騰達，買棟好房子和名貴汽車，然後也讓他人久候自己。

有時人們很精準地去衡量時間的價值，就好像為庫存貨品標價似的。《時代》雜誌登過一篇〈美國人怎會沒有了時間〉的封面故事，撰文者南西．吉卜斯（Nancy Gibbs）報導：

在另一場合中，海珊是少數未出席查理王子和戴安娜王妃婚禮的王公貴族之一，由於他地位顯赫，因此不得不邀請他，但是請帖上卻含蓄提及盎格魯薩克遜人很重守時，希望皇上能準時來參加慶典。國王以充份理由回覆說，很可惜，由於有要事在身，無法前來出席婚禮。他把儲君王子就此擺平了。

一位美國軍事情報專家評析說：「我很擔心，哈珊又再一次地以他個人很少的代價，來控制戰爭的時間步驟。」即使在哈珊投降之後，他還是同樣發揮對時間的掌控；他何時才會撤軍？何時才會毀滅他的武器？檢查隊何時才能獲准進入？總是由他的敵人下最後通牒，但他們也總是得等候哈珊的回應。

顯然他不是釋迦牟尼。不過文切爾的確深明這位大師對時間真義的教誨。

這是規則之四的反面版本，也是千真萬確的：你在等候體系中的地位高下，往往也決定了你的重要性。這就像在波蘭把鞋子再度脫手的例子一樣，買者要排的隊愈長，鞋子就變得更貴重。金融顧問、代理律師或是演藝人等，愈是要預早約見的，身價也愈高，這是最簡單的事實。如此一來，他們的時間也就更加供不應求，所以便造成了惡性循環。

等候是很不愉快的事。「生活中有一半的苦痛就是等候，」這是作家亞歷山大．羅斯（Alexander Rose）的感受。如果要心理學家精準地量出這種等候所引起的痛苦程度，當然會有困難１，不過我們絕對有充份證據可以顯示，等候的後遺症往往是很有害的。從研究報告已經可以看到各種不同輕重程度的反應，由輕微的挫折感到潰瘍症，甚至嚴重的體質敏感、因心臟病而死亡等等。研究人員如歐蘇納（Edgar Osuna）更進步到可以把等候時間和緊張焦慮的關係，直接用數學方式明確地表達出來。

議價則是根據顧客可省下時間的多寡而定，辦事效率高的代理人職責之一，就是要簡化官僚手續的過程，方法通常是付酬給經手人。但結果顧客所省下來的時間，以及為此所付的酬金，還是會多過代理人付紅包的損失。即使代理人的工作形同貪贓枉法，但卻完全無損於這個行業的形象。代理人被視為很有用的中間人，他們提供了很必需兼且重要的服務。

這些答案起初真把我給愣住了，就算在一個似乎對時間觀有無限容忍的國家，這看來也未免太過分了。具有彈性是一回事，但是認為不要守時才真的能取得成功，這又是另一回事了。但我忽略了重點所在。

在等候遊戲規則中，不同地位的差別待遇，絲毫不爽。例如像我任教的那些大學裡，通常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助教上課遲到，學生總得等上十分鐘；副教授則要等上二十分鐘，教授則得等上三十分鐘。如果角色對調，可就完全不是這回事了。在一項由心理學家哈珀恩（James Halpern）和卡絲琳．以薩（Kathryn Isaacs）所做的研究中，有一群學生和教授被問同樣的問題：他們會花多少時間去等一個約會遲到的學生？多少時間去等一個教授？所有的測驗者都表示他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去等教授。另外，不管被等的是學生或教授，學生願意等待的時間都比教授要多得多。這些標準宣告了我們的相關身價：我是獲准浪費我學生時間的，而且不需解釋，可是學生不得侵犯我的時間。

哈珊的例子展示了一項權勢規則的特別運用法：「等候」本身就可以成為最有力的行動。赫曼赫塞所描寫的青年悉達多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施法，人人都可達到自己的目標，只要他能夠靜思、等待和不動搖。」藉著正確態度，等候可以變成對抗人生障礙最有力的工具。

在時間就是金錢的地方，是經濟上的常見規則統領天下。我們為所看重的東西而等候，需求愈大於供應時，所排的隊也就愈長，因此，人們為了要去聽熱門音樂會而排隊，為了要去最喜愛的海灘而塞車，為了要向最傑出有名的律師諮詢而在辦公室裡久候。

等候也可以成為慷慨之舉的表現。這種奉獻通常是很直接又個人的：等待某人痊癒，在臨終者床邊擔任照料者。不過也可以毋需面對面接觸，而仍然可以把時間當作禮物贈送的。在各種等待的化身中，最奇特的可能是當人們會選擇公開地耗時等候，作為對高人一等者的敬意奉獻。

我慢慢地走向櫃檯，感到那些沒我幸運的等候伙伴眼光正盯著我。我努力地露出像我這樣地位的人士應有的莊嚴。這可是在加德滿都電信局裡，被辦事員在一個鐘頭之內連續點兩次名的人呢！

之所以會讓這一切看來古怪，是因為這些學生是付我薪水的人。從金錢幣值的角度來看，他們擁有我的時間，而不是我擁有他們的時間。但是由於我的教授職位，因此對他們的成績有掌控權，而成績或多或少都對他們的前途有決定性。說穿了，我們的等待遊戲規則就很清楚顯示出：誰才是主持大局的hetubook.com.com人。

近十年來「等候遊戲弄權者」的佼佼者，我個人首推伊拉克總統的哈珊。從任何客觀的軍事衡量標準，美國及其盟軍都曾予以哈珊一連串無情的痛擊，巴格達飽受無情的轟炸，以及幾乎全面性的商貿禁運制裁，簡直不亞於一場軍事反擊。啥珊的唯一防禦手法，也是最後的絕招，就是毫無動靜兼耐性。每次華盛頓威脅警告之後，就等著他回應，而每次都是巴格達來定下時間步驟。

有時掌權者把讓人等候當作是熱身運動，好提醒在他們之下的人，誰才是當家的。據傳，中世紀期間，教皇格雷果里七世便很欣賞這種運動，有一次他迫使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君曾在較早前討挑戰教皇的權威），在冰天雪地裡站了三天三夜，才終於接見他。

我望向等候區，還是那些同樣的臉孔，五顏六色的一群人。很難形容那種又要坐回到我那些低層等候同僚之中的心情，有多令人不快。於是我離開了那建築，回到根據地，一晚睡眠之後，又是新的一天。

顧客臉上很清楚地流露出失望的神色，因為物以稀為貴，這台用品也突然變得更有吸引力了。果不出其料，其中一位顧客會問，店裡儲藏室或貨倉或其他地方等等，是否可能還有另一台新的？

釋迦牟尼法可極具功效，尤其是對那些劃地自限的人。但是，就如同哈珊的表現所證明，這方式並不僅限於運用在靈性追求的領域裡，有時也會以不討人喜歡的形式出現。文切爾（Walter Winchell）被公認為他那時代最權威的記者，也是最令人敬畏的。文切爾衝刺速度極快；有一次他寫到自己：「我活在足以致命的步伐節奏裡。」但他卻是藉由等待而贏得了最大的權勢。他在自傳中提到所有曾經遺棄過他的「忘恩負義者」：

以下這項心理上的推論，可為等候之痛自圓其說。很奇怪的，原來我們的確「相信」隊排得愈長，鞋子就愈有價值。至少是基於兩個理由。

有時軍事戰略家也特別擅長運用時間來作為攻擊性武器，如果他們把這遊戲玩得好的話，可以扭轉乾坤，壓倒裝備更好的對手。在詹森當總統的時期，他曾接獲副國務卿卡曾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提交的備忘錄，主張停止美軍的轟炸，並且將部隊逐步撤出越南（結果未獲接納）。詹森核心集團裡的克里福德（Clark Clifford）稱這份備忘錄是兼具「令人震驚和先見之明」：

不單是重要人物能讓他們的下屬等候，還有些特權階級也幾乎可以對等候免疫。他們可以獲得特別服務，以節省他們的寶貴時間，然後再利用這些時間去賺更多的錢來付特別服務的代價。

在某些國家裡，讓他人等候是身分地位的本質。在巴西的一項民意調查中，我和同事詢問人們，他們認為守時與成功的關係有多密切？哪知大出我意外，巴西人認為約會永遠遲到的人，才是最成功的人，而最準時的人是最不成功的人。我們的資料證據也顯示，巴西人認為約會永遠遲到的人更輕鬆、快樂也討人喜歡——而這一切都與成功有關。

第二天早上情況好些，我才等了大概二十分鐘，就聽到辦事員（第一天遇到的第二個）向我們宣布，今天不能打國際長途電話：「國王把所有的通訊線路都包下來了。」坐在我旁邊的另一個外國人說：「這可真是名堂夠大的好藉口。」

等候的反應態度也因文化而異。比如有項研究指出，義大利人在排隊時，其特色較偏向於輕鬆地和人聊天，而且氣氛一般都很歡暢，與此相反的是美國人排隊時的反應，煩躁又沒耐性。另一項研究則發現，美國的天主教徒比清教徒更沒有耐性等候。

「是的，我是劉邦恩先生。」我隨著她回答。

服役軍人的典型老調「趕快，然後等著」已經成了我們打發光陰的老生常談；我們等巴士和電梯，我們等侍應生和辦事員。我們排隊買票、排隊等遲到的火車，去看醫生又等上半天。

路易．哈里斯（Louis Harris）的民意測驗顯示，過去二十年以來，美國人的休閒時間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因此斷言：「時間可能會變成這國家最貴重的貨品。」

我坐下來又等了些時候，沒多久我就聽到了。也許對於那些無法掌握其中意義的人而言，聽起來好像耳語，但在我的耳中聽來有如綸音灌耳：「魯飯恩，二號電話亭。」辦事員大聲叫著我發音不準的名字。

我進到電話亭裡，辦事員問我準備好沒？（嗨，佛教徒在這個時候是不是要唸句「唵嘛呢叭彌吽」？）然後我聽到海外接線生的美妙聲音，她用完美的英文問道：「你是劉邦恩先生嗎？」我愣了一下，幸好及時反應過來。

人口不斷增加，而資源日漸減少，因此隊伍愈排愈長，問題更加嚴重，也就不足為奇。但是和*圖*書等候的過程中，除了挫折感和花費之外，還有別的。社會科學家認為等候遊戲的動機，也同樣值得重視，這遊戲提供了寶貴的機會，得以瞭解文化最根深蒂固的運作方式。制定等候的規則和原則——誰排在前面，誰排在後面，還有誰是根本不用等候的——都透露了可貴的資料。這些規則便是文化無聲語言的部分，雖然沒有明文標示，但它們所帶來的信息，卻是無聲勝有聲。

仔細聽聽言下之意，你就會聽出那無聲語言了。

墨西哥的某些辦事手續，簡直可說是逼使你雇用人家的身體去代為排隊佔位。譬如說想要申請簽證，通常得要在前一晚便開始在領事館門外排隊，以便第二天一早開門時，可以確保取得萬全之位。不過，齊集在建築大門外的那些人，也都是那些等著受僱代你通宵排隊的人，要是價錢合適的話，整個家族都會出動來為你排隊等位。

世上大多數地方，都是以此為基本規則，其他一切由此衍生。勞工以小時來計算工資，律師按分鐘來收費，賣廣告是以秒來算錢。經由一種很奇特的腦力演算，文明的頭腦把最隱晦抽象的無形東西——時間——濃縮成最可見的數量實物：金錢。把時間和產品放在同一個價值天平上時，就有可能衡量一部彩色電視機的價格相當於多少個工作小時。

直到第四天我才終於打通了電話。但是更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不是一再的延誤，而是那些跟我一起等候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像我這麼受折磨。等候似乎在多數尼泊爾人的生活中佔了絕大部分，以致為了打長途電話等上數小時是司空見慣，也沒什麼特別累人。

上層人士也往往被分配到另成一格的落腳下榻處，比如在機場，他們可以到貴賓室去坐，裡面備有高級精緻的飲食，以及其他高檔的舒適設備，一點都不像與之隔離、被稱為「候機室」或「閘口」的地方那麼不光彩，有大群的平民百姓焦慮無耐地流放於此。即使是法治系統，也為那些有財力的人提供了較好的等候條件，在等候受審期間，有錢人永遠可以籌款交保金，而得以自由地在家等候開審；窮人往往就只能坐在牢裡等。要是他們被判徒刑，有財力的人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處於較舒適的設備中「過日子」，聲名狼藉的「聯邦俱樂部」（Club Feds）便是其縮影，其他人就沒有這些特權。

基於某些原因，這次交談並沒有讓我生氣。事實上，像是情緒錯亂，我居然覺得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這確認的小插曲之前，我更覺得自己有點像是卡夫卡作品《審判》中的主角，他既不知道他被控告什麼罪名，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那裡，他在等什麼，或者是還得等多久。回到等候區，我感到已經比其他那些等候伙伴略勝一籌了，他們連座位都還沒離開過呢！有幾個人想知道，我到窗口那邊去的進展如何，我便勉為其難地把和辦事員打交道的詳情透露給我的聽眾，可真成了要人！

這是利用時間作為供奉品表達敬意的特殊例子。對另一個人而言，自願等候卻有不同的表達意義。例如波絲特（Emily Post）在她的《白宮禮節須知》裡提到：

研究調查顯示，這項提議通常都會被遵守執行——但有選擇性。在一項研究中，史瓦茲及其同僚以一家位於美東城市的地產公司為對象，觀察主管階層辦公室視顧客而禮遇的情形。結果不但發現顧客的身分地位和等候時間長短有直接關係，地位高的顧客在等候時，會有飲料招待，而其機率是地位低者的四倍（分別為百分之三十六和百分之八）；地位高的顧客從等候室到去約見時，也往往有專人帶領陪同前往，其機率為地位低者的兩倍（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三）。

此中訣竅是把我們的心思，由時鐘時間觀轉移到活動時間觀；先忘掉鐘上的計時和「時間就是金錢」這個觀念。釋迦牟尼就很願意利用充份的所需時間去贏得目標。他瞭解他的時間價值，但這卻跟按時收費一點關係也沒有；在他而言，受社會的鐘錶時間支配，也就是在浪費他最寶貴財富。詩人里爾克（Ranier Maria Rilke）銓釋得更簡單扼要；據說在他的書桌上方，寫有這一個字：「等」。里爾克很明白，畢竟等待就是介於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鴻溝和環節。這也就是聖奧古斯汀所稱的「未來的現在」。

摩洛哥人還是不懂為什麼英國人對國王缺乏守時觀念如此介懷。「國王永不可能讓女王或其他人等候的呀！」稍後其中一個這麼說：「因為國王就不可能是晚到的。」

比方說英國人，向來很自豪於排隊極有秩序；而以色列人卻相反，很堅拒形成明顯的長龍。但是當曼恩在巴士站研究以色列人時，卻發現他們自有不成文的規矩，所以那些通勤者在巴士抵達後，幾乎是魚貫地上車。他觀察到，這種系統反映出以色列社會中的講究秩序、人人平等的本質，注重獨立和視情況需要而服務，但卻排斥標準化的嚴密管制。

即使是當有錢人無法完全避免等候時，他們所受的苦也比窮光蛋少，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他們的等候環境總會比較舒適。阿利漢（Milla Alihan）在他名為《公司行業禮節》的書中忠告說：

對於等候者來說，卻又是另一回事，沒有什麼會比漫長的延遲更讓他們洩氣的了。他們可不需人來提醒「等候者」（waiter）這個字的本意是「侍者」，要服侍上級的人。（法文的attendant，意思就更明白了。）

這官僚文章在到我快離去時，更遠超乎荒唐之上，我要去申請個永久出境簽證，問到的結果是說先買了返鄉機票，就可辦到簽證。當我快到經辦手續的建築時，見到了那群慣見的代辦，多數都穿著得體，手上提著很氣派的公文箱（這些代辦有客戶撑腰支持，因此比起他們那些墨西哥「代理人」同行，要神氣得多）。我問了其中一位代辦，辦這離境簽證需時多久？因為較早前曾經和他打過交道，他幫我辦過另一個簽證，合作愉快。他解釋說，如果我要自己去跑，大概要三個星期，因為公文必須歷經三座不同建築中的幾個辦公室。可是我再過兩個星期就得走，我跟他解釋說。「不成問題，」他用葡萄牙文回答我說：「我可以直接把文件送到第三座大樓裡去辦，那個辦事員可以代前面所有經手人簽辦手續，我只要兩天就可以幫你辦出來。」「不過要是你可以略過前面兩座辦公大樓，」我問道：「那麼，那些政府部門要來幹什麼？」「沒什麼用，說真的，」他回答說：「那只不過是政府工而已。」

同時他也發現另一個現象，要是顧客後來知道看中的那型又大量供應，也就是說不需要久候等待時，往往又會覺得那東西沒那麼有吸引力了。隊排得愈長，東西看來就更好。

至於處於底層的人，可就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即使是等候同一種服務，沒有財力的人所排的隊就最長。史瓦茲所作的一項研究就顯示：在全國性被抽樣調查的美國人之中，當被問及他們一般在看醫生要等多久時，非裔美國人（他們也是社會和經濟地位較低的人）要比白種人等得更久；而且社會和經濟地位愈低，等得愈久。身分地位高的白人，百分之三十六回答說要等三十分鐘或以上，相形之下，同樣地位的黑人就有百分之五十要等同樣的時間；地位低的白人則有百分之五十一，黑人則有百分之六十九是要等最少三十分鐘。

我又重新坐回原位，並從兜售吃喝的人那裡買了些午餐食物。不知怎的，看到一些人在等候區轉來轉去，向等著打電話的人賣食物來維生，並沒有絲毫影響到我對電話公司的信心。我把書看完了。終於，到了下午三點鐘，辦事員向我們宣布，由於所有的海外電話線路中斷，我們好不好明天再來過？

等了又等，到了九點半還是沒有聽到任何人的名字，也沒見到當初那個辦事員。為了弄清楚我的處境，我又回到窗口，可是現在窗口前已經排了很長的隊。等了二十五分鐘，輪到我的時候，新的辦事員告訴我，電話線路繁忙，所以我只好耐心點。

在很多阿拉伯文化群中，都有這樣一條常規：如果年輕女性和沒有婚姻關係的男人有染而被抓到，有時會被她的兄弟置諸死地。在西方人眼中，這是很不文明的行為。但是對於做兄弟者而言，他們是以社會習俗模式來挺身保護很重要的制度——家庭。這是他們的責任。姐妹是家庭與家庭之間神聖不可侵犯的一環，要保存社會秩序就必須這樣做，讓她免於受責難。巴西重要人物的時間行為表現，一定可以同樣地引伸理解，規則是要等候那些手操勝券者，而且，至少在巴西是不准因而訴苦抱怨的。

一般人在自己國內時，儘管如何精通等候之道，但要在異國文化中玩弄如此巧妙複雜的遊戲，就相當棘手了。規則往往南轅北轍，猶如其國。

「請坐下等著，」他說：「我接通了國際台就會叫你。」

當我們重新審核申請資料時，代辦要我的「外籍人士臨時身分證」，這是在我開始獲准於巴西工作——而其實我已經工作了十一個月之久了——之前，應該先取得的通知書，也是在申請入境簽證前必備的文件。我解釋說，已經申請過而且在入境巴西之前，也獲得核准了，但卻從來沒有收到過這張身分證。他指出，那麼就技術上而言，我無法證明實際上我已經進入了巴西，所以也不能獲准出境離去。我得先取得有關入境的文件，然後才能拿到出境簽證。這個節外生枝頗讓代辦不知所措：「這些外籍人士文件可得跑不止一個城市去辦，說不定要花上將近一年時間。我得去辦這個文件。」

通常那些要插隊的人，一定是到靠近隊尾處去插隊，免得引起麻煩。例如每年八月在墨爾本槌球場外，都有成千上萬個澳洲足球迷通宵排隊，希望買到僅餘的幾張入場券，去看這場足球比賽盛會。心理學家曼恩（Leon Mann）及其同僚曾經在一九六〇年代研究過這些排隊狀況，他們很訝異地發現，插隊是隊尾處最常見的現象，而那裡也是買票機率最低微的。理由之一原來是因為隊尾秩序總是相當亂，在這裡排隊的後來者待在一起的時間較短，對彼此也較不熟，因此也沒有辦法認出誰是後來插隊的，而把對方趕走。

第二天早上，又等了將近兩個鐘頭，才叫到了我的名字。我飛奔上前。「我只是要確認清楚你要打的號碼。」辦事員說道。我向他證實他所知的號碼無誤。

一九九六年六月刊於《紐約時報》上的哈珊特寫中，作者歐曼（T.D.Allman）道出了觀察心得：「而今人人都同意哈珊抓權抓得很徹底。」如果勝利是以掌權來作衡量準則的話，歐曼下結論說：「那麼哈珊不僅是在波斯灣戰爭中，經由他的『努力抵禦』而凱旋竄起，而且他也繼續由這個勢力轉移到那個勢力。」身為哈珊的外交部長兼副首相的阿茲齊（Tariq Aziz），就很傲然地也在這篇文章中表示：「我們當然勝利了…我們打敗了你們！伊拉克並沒有因此就淪落到一無所有，我們還是操縱者；布希和貝克現在卻已經下台了。」當被問及哈珊及其領導權還可以在位多久時，阿茲齊的回答是：「永遠！」這就是控制生活時間步驟的權勢。

以時間為「奉獻品」之所以矚目，是因為它遠超出了任何有關利益或好處的解釋，又或者是供求定律——這是我們分析等候的開端部分。它的唯一目的只在於發出社會的信息，這是未經提煉的無聲語言，當話語不足表達時，便由它來代言。

最後他說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內辦出來，但我並不樂觀。可是六天之後，正當我已經考慮要找個真正的不法之徒助我偷渡邊界時，代辦帶著我的文件上門來了。在入境巴西五十一週之後，終於正式核准我的入境簽證生效，有效期卻只有七天，然後，與此同時，我也獲准出境。

表達敬意的模式，通常也強制了要先等候上級離去的規定。芬維克（Millicent Fenwick）的禮儀書中就表揚說：「白宮禮節的兩大基點便是：沒有客人會遲到；在總統和夫人離開並上樓以前，沒有客人會先離去。」

身分愈重要，也就愈無空暇，既然時間是有限的，它的價值也就隨著身價而水漲船高。重要人物的時間必須受到保護，就像是貴重貨品一樣，因此便產生出兩項必然的規則。重要人物通常只透過定好的約會才能見到；地位較高的人可以讓地位比他們低的人等待，反過來卻絕對不可以。只要那些居於其上的人可提供某種有價值的東西，不論是產品、服務、取得寶貴資源之道，或僅是為了愉快地碰面聯繫一下——這些規則都是理所當然的。

隊尾處比較多人插隊，還有一個原因是鮮有人抗議。米格蘭（Stanly Milgram）和同事曾經測試過插隊者的反映，包括在火車站售票窗口前、彩券投注站，以及紐約市內其他許多地點。他們發現，所有的反對抗議中，百分之七十三是來自於那些被|插隊的人——他們獲票的機率因此會受到插隊者的影響。愈往後面插隊，那麼，所遇到的阻力也就愈少，插隊者就更能稱心如意。以此類推這些排隊動機，到更大規模的社會秩序，我們就會見到等待遊戲中的另一面，處於底層者就註定做輸家。

較大規模的公司裡，社交界線有時也反映在建築樓層架構上，換句話說，你愈要往高層樓上去的話，就要等更久的時間。巴利．史瓦茲（Barry Schwartz）在他名為《排隊與等候》的書中提到這樣的經驗：

我們不僅為ｍ•hｅtuboｏｋ.com.ｃom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時間，也有個市場買回我們的時間。「最熱門的家庭新商品是『不工作』，」賀雷絲（Heliose）如是說。她為專欄撰寫家庭消費指南：「假如我能再讓他們多出二十分鐘，即使這得多花他們四塊美金的乾洗費，我還是成功的。」這是她對自己所扮演腳色的觀察。

第一個，在這件個案中，我們對於花費時間，有自圓其說的心理需要。在社會心理學上，這是「認知不一致」（cognitive dissonance）定律：對於某些事情，如果我們不找個解釋（甚至有時候要製造個解釋），很難對自己有所交待。把這個「為了這麼一雙爛鞋浪費我的寶貴時間，真是個蠢蛋」的想法，與「這確是很值得等候的寶貝」對比，多數心理健康的人都寧取後者。

繼身分地位與財勢之後，就輪到控制時間的能力，包括控制你自己的和他人的時間。講到這裡，便要提要等候遊戲的膽量了：時間就是權力。由於時間才是我們唯一擁有的，而且一去不復返，無可取代，因此再沒有其他統治支配的象徵更大於控制時間了。權力原則猶如三位一體：首先，讓一個人等候是練習弄權。其次，有權勢的人就有能耐讓他人等候。第三，心甘情願的等候，是對這種權勢的認可並使之成為理所當然。

印度的電話服務效率很差，以致有些商家會雇用個男孩，專門去等電話接通。要是想打的號碼接通了，他們就一直會保留這條線路，以便整天都可以使用。幾年以前，國會議員賽提（P.C.Sethi）花了大半天打電話到孟買，都沒有打通。幾個鐘頭之後，賽提便拿了把鎗，帶了武裝警衛，暴怒地衝到電信局去。英文報章後來在頭版上用了這樣的頭條標題「賽提也瘋狂」。不管是否跟多元式時間觀有關，總之，賽提認為電信局讓他這樣重要的人物等那麼久，是打破了規矩。

有時這種身分地位的規則，也會導致很微妙的權力鬥爭，就像作家懷特（E.B.White）在多年前所觀察到的那樣。他曾經如此描繪一場「商界僵局」：

但是尼泊爾的電話公司可能也留意到「時間就是金錢」規則，最多也只糟蹋到此地步為止，不然他們可以把發生在邊界彼端，印度同業的事件作為借鑑。

由於等候的規則通常並無明文界定，清楚表明，局外人也就往往會誤解其信息，最不可免的結局則是衝突。例如摩洛哥國王海珊（Hassan）就是眾所周知的遲到大王，由於缺乏守時觀念，終於招致外交關係受損。一九八一年，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去訪問他，國王卻讓她等了十五分鐘，女王可不覺得這很有趣。

當供應者的價值因著「認知不一致」和「物以稀為貴」（規則之三）的心理因素而水漲船高時，一般人也就愈難上達到救星的層面去。貝克特的劇作《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中，就有這麼極端的例子。果陀是個不服務的服務者，他的唯一身價是得之於他被人等候的這個事實。

釋迦牟尼教條的潛力是不容否定的，不過，雖然這是張很簡單又有力的牌，可以運用的範圍可能還是有限的；問題在於在運用它時，往往需要把規則之一再重新銓釋（時間就是金錢），這點對許多人來說，可不像是對哈珊那樣適合。很多二十世紀釋迦牟尼最常見的結果，恐怕是恰如辛格騰（Mary Montgomery Singleton）詩中所寫：

一九九〇年八月，當美國首度發動影響力，對伊拉克進行幾乎全面性的禁運時，《今日美國》的報章上出現的頭條「等待遊戲現在開始！」堪稱為後來發展的最典型寫照。在哈珊以特有的「不回應」為回應之後，美國只有被迫將軍事威脅升級擴大。正如中東專家卡里地（Ahmad Khalidi）對《紐約時報》所說：「隨著一天天過去，很明顯地，哈珊愈是拒絕妥協，你們就愈會面臨支持伊拉克群情高漲的處境。」

一九八八年，研究人員曾經為匹茲堡一家顧問公司「優先管理有限公司」，作了一系列實地調查研究，發現一般美國人平均在一生中花掉五年時間去排隊等候，六個月的時間站在紅綠燈前等候，並有兩年時間用來等著回電話給別人。儘管在美國等候並非像在以前的蘇聯那樣，是全國性的消遣，但我們的時間意識也仍感到浪費的損失。

「哈囉！比華利，」我嚷嚷著：「我是鮑伯！鮑伯．劉邦恩！我在尼泊爾，在二號電話亭裡。」我聽到另一端傳來嘈雜聲，很像我那條狗被踩到尾巴時習慣發出的怪聲。然後寂靜無聲，我喊辦事員來，他說一定是接線上出了問題，他得再打給海外接線生：「請就座，大概要等幾分鐘。」

在美國也一樣，「販賣時間」是目前高度成長的行業，不過，卻帶有美國式特色，承包人所看準的是涵蓋面更廣的各種活動，而不僅限於前述的代理人或代辦所針對的目標。其中一個榜樣便是「為您效勞」（At Your Service），由帕汀（Glenn Partin）和羅傑士（Richard Rogers）幾年前於佛羅里達州的冬季公園（Winter Park）所創立。顧客本身不願花時間去做的任何事，「為您效勞」都可代勞；從排隊等候到打理家務、購物以及跑腿打雜等。這種業務完全就是記者吉卜斯所講的「為數不斷增加的承包人，能夠以其專長來提供服務，收費介於每小時二十五到五十美金之間。以前家庭式服務的小行業，目前卻成了全國各城市蓬勃新興的行業。任何人只要能保障一個家庭的閒暇時間，就能成功。」

民意測驗如今已例行地要求「工作過度」的美國人重新評估，看他們願意以多少金錢來換取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一九九一年，希爾頓飯店主導了一項有關時間價值觀的全國性民意調查，結果顯示，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都表示：他們情願減薪，來交換減少工作時間。這種以金錢來換取時間的意願，普遍存在，不分性別、年齡層族群、教育背景、經濟狀況，以及兒女的多少。「要時間還是要金錢？」成了疑問，因為這兩者是同樣具彈性的東西，可以互換形式，就像水和冰，或者是現金與支票。

為了不跟人擠，我在大清早七點半就到電信總局去。在國際長途電話的登記窗口等了十分鐘，等辦事員前來。他說，要接通國際電話服務台得花幾分鐘時間。於是我就坐下來，拿出一本書來看。

我想到過，那些等候伙伴很快又會要求我再跟他們演講，談談關於我這段邁向二號電話亭的漫長旅程；我如何地從未放棄希望；而且不久的將來，他們，而不是魯飯恩先生，也可以同樣地凱旋前進。

無可否認，武力攻擊是飽受挫折的極端反應，但是在這個事件中，卻招來了不少同情。有家印度公司的經理評論說：「這個電話系統也只有在鎗管底下才會運作。我很欣賞賽提所為，我打算寫封信去跟他說我同意他的作法。」

隨著時間的價值高漲，支配它的供需定律也就更加精準。「等候遊戲已經成了輸贏很大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