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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服裝雜誌很能了解社會的需要，在經濟困難時期，它們所描畫的時樣，盡量在節省材料上着想，在比較富裕的年月，就不惜浪費材料。所以有些報紙和雜誌也善於感受時風的轉移，它們在一個法西斯統治的國家總不會推薦一部頌揚和平的小說，同樣在一個唯利是圖的社會也不會推薦一部哲理深刻的戲劇。它們很少在作品的本身上着想。一部作品，縱使是很好的，若不合時宜，它們就不肯推薦，它們知道，縱使推薦也不會被接受。

馮至是二十年代重要的詩人兼散文家，他的散文具有詩的情趣與意象。李廣田曾經評他的散文説：「（他的散文）實在都是詩的，那麼明淨，那麼含蓄，在平凡事物中見出崇高，在樸素文字中見出華美，實在是散文中的精品。」

以上所說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國報紙雜誌還沒有那麼大的勢力，出版界和讀書界則隨時都在受着外國風尙的支配，創作方面也無形中受着這些風尚的影響。

中國的翻譯界是不應該這樣只跟着西方流行的風尚跑的，至少在這些流行的以外，還得多介紹一些不合乎所謂「風尙」而更有意義的作品。我們的眼光不要被「時代」這個神秘的字給弄得模糊，我們常常聽見「不合時宜」、「違背時代精神」這類htｔｐs://ｗｗw.ｈetuboｏｋ•coｍ•ｃｏm籠統的話，其實這類的話是空洞沒有內容的。直到現在為止，（將來我們不知道），我們從未見過一部眞實的偉大的作品是「完全過去了」。有時候老子的一句話，莎士比亞或歌德的幾行詩，向我們比任何一個同時代的著作說得更多。一時暢銷的書和眞實的文藝作品可以說是兩回事，正如流行的服裝與美並不甚相干一般。有些女人很知道，一件超乎時尚而合乎美感的衣裳比一件只局限於時尚的衣裳可穿的時間要長久得多。讀書的人對於書籍也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叔本華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凡是引起一般社會人士注意而暢銷的書籍，不必閱讀。」這般説法有些矯枉過正，但是做為一個讀者——尤其是有眼光、有慧見的讀者——必須擁有批判性的觀點，避免盲目地追踵「暢銷」的軌跡。馮至的〈讀書界的風尚〉完成於四〇年代初期，他所直言不諱的現象：讀書界的盲目風尚，創作與翻譯都向流行靠攏，讀者如同「無知的小孩」等等，既發生在四〇年代的歐美和中國，其實到了八、九〇年代的台海兩岸閱讀市場，這篇文章所指出的問題非但沒有消彌，反而每下愈況、更形嚴重。在此一方面得佩服作於和-圖-書事相的剖析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須思省在到處都充斥「暢銷書排行榜」數據的台灣書肆，我們的讀者為什麼依舊「以小孩子自居」。

所謂一般的讀書界多半是盲目的，他們不大能夠區分眞假，他需要旁人的指點；他們買一本書，看一次電影或一齣戲，跟吃一頓館子沒有多大分別，若是自命有經驗的人能給他們一些指點，他們就覺得可靠了。在現代擔負這個指點任務的多半是報紙和雜誌。只可惜這些報紙雜誌不一樣都是能擔負起這任務的。在西方固然有些有傳統、有權威、有水平的文藝刊物，但究竟是少數和-圖-書，大多數還失不掉江湖氣。有些自命不凡的評論家，盡量要從無數的作品中發現天才，覺得若能從中發現出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個濟慈，那豈不是文學史上的美談！只可惜他們的眼光有限，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天才，萬一有什麼有希望的作家，他們也未必見得到。等而下之的，就迎合一般人喜新厭舊的心理，只想在社會上添些熱鬧，什麼每月最好的書啊，一部一部地介紹給讀者，於是書店、作品、刊物互相爲用，把一般的讀者當作無知的小孩來看待，而這些讀者也以小孩子自居。這無異於巴黎紐約替大服裝店編的服裝雜誌，在一九四三年就訂出一九四四年的樣式，而這樣式也就居然在社會上發生作用。

但是他們和那暴君並不完全相同：暴君是主動的，他們則完全是被動的。他們被|操縱在現代的報紙的手裡。在這裡請讓我談一段西方文壇的掌故。我們還記得大約在一九二九年，德國有一部風靡全世的非戰小說，雷馬克的《西線平靜無事》，這部書在描寫戰爭的小說裡並不能算是第一流，但它這樣流行，被譯成幾十個國家的文字，在中國至少也有兩種譯本。等到一九三〇年的冬天，我到德國時，這部書已經不大有人過問了。同時這作家的第二部小說《前線歸來》已和*圖*書出版，只仰仗前一部行將消逝的光榮在讀書裡冷冷清清地銷行着。第二年夏我在柏林遇見了一位名叫麥耶爾的報紙專欄作家，和他偶然談起《西線平靜無事》。他說雷馬克是他的朋友，當雷馬克寫這部小說時，不過是隨便寫寫，並沒有多大願望，寫完了把稿子交給他看，他看完後很受感動，便把這部小說介紹給一家出版公司出版。這公司在當時出版界中有很大的通俗勢力，每天在柏林發行的報紙就有七八種之多。那時歐洲的人民經過大戰，雖已十年，但痛定思痛，厭戰的情緒還很濃，各國都在爲和平努力，這本書恰巧在這時出版，又加以這出版公司最善於宣傳，於是它便盛極一時，瀰漫全世，就是在沒有歐洲戰爭前線經驗的中國人也隔靴搔癢地讀着。這偶然的幸運絕不是雷馬克當初所料到的。如這書由另一個出版社出版，它也許會因爲書中的非戰思想投合時宜，但缺乏了那麼多的報紙爲它宣傳，想來總不會那樣風行吧。

所謂一般社會的風尙，若仔細分析，自然可以分析出許多因素，但其中總不免含有幾分不負責任的遊戲性。就以女子的服裝而論，在古代多半模仿「內家宮樣」，在現代則又受電影的影響和巴黎或紐約的服裝雜誌的支配，「内家宮樣」也好，電影與服裝雜誌也好和-圖-書，其起源每每由於少數人、甚至是三兩個人的好奇立異。這種好奇立異常常出於不自覺，或出於遊戲，但一成爲風尙，就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普遍全世，這時再回想那少數的創始人，想把人打扮成什麼樣子，便打扮成什麼樣子，眞近乎和人類開玩笑，他們的權威好像還甚於那些睥睨一世的英雄。現代文藝讀書界裡一本書的忽然流行與忽然過去，也有些和服裝的風尚相類似，這現象在西方最爲明顯。在歐美幾個重要的國家，幾乎每年都會產生一部在一年內銷路超過十幾版或幾十版的小說，兩三部在每個大城市一連上演一個月以上而每場都滿座的劇本。這小說、這劇本，它們的內容與技巧，比起其他同時代的作品，往往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優越，它們爲什麼這樣流行，在一些有文學修養的人們的眼裡看來，幾乎是不可解的事。更奇怪的是這些盛極一時的小說與劇本過兩三年後便會冷落得無人過問，漸漸通過舊書攤子而走入無何有之鄉。一般讀書的群衆是這樣喜新厭舊，使人想到《天方夜譚》裡的那個暴君，他每晚需要一個女子侍奉，第三天黎明便把這個女子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