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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就像約定的那樣，中午我離開沙特沙特回家和母親一起吃了油煎紅鱷魚。我和母親一邊像勤奮的外科醫生那樣仔細地剔除盤子裡紅鱷魚那粉色、薄膜般的魚皮和半透明、纖細的魚刺，一邊說一些關於訂婚儀式的事情和「最新傳聞」（母親的說法）。包括那些暗示要我們邀請他們，以及一些母親「不忍讓他們心碎」的熟人，賓客人數多達兩百三十人。因此希爾頓飯店的領班，為了不讓那天的「洋酒」（一個讓人覺得是高檔貨的用詞）供應出現問題，已經開始和其他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進口商進行協調。像絲綢王伊斯梅特、夏齊耶、左撇子謝爾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樣，曾經既是芙頌母親的朋友又是競爭對手的著名裁縫們，因為那些為儀式預定的衣裙開始忙得不亦樂乎，而小工們則在通宵達旦地趕工。母親認為因為倦怠在後面房間打盹兒的父親，這陣子不是因為健康而是因為不開心而煩惱，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兒子即將訂婚的日子裡是什麼讓他父親這麼不開心，她試圖從我這裡和-圖-書得到答案。當廚師貝寇里把抓飯端上餐桌時——吃完魚就要吃抓飯以助消化，他從我們兒時起就這麼做，這是一條從未改變的法則——母親突然變得很憂傷，就好像她開心的原因是魚一樣。

和所有人一樣，芙頌的胸前也別著一張印著貝爾琪絲照片的紙片。人們在胸前別上死者照片的習慣，是在那些天經常發生的政治謀殺後舉行的葬禮上形成的，但這個習慣在短時間內也被伊斯坦堡的資產階級採納了。戴著墨鏡、表現出悲痛而事實上高興的上流社會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裝分子那樣在胸前別上的（和多年後我找到並在這裡展出的）這些照片，為一個在聚會氛圍裡舉辦的普通上流社會的葬禮，賦予一種為一個崇高目標和理想而犧牲的莊嚴氣氛。仿照西方的作法圈在粗黑框裡的照片，也給報紙上貝爾琪絲的訃告增添了一份凝重。

一些人因為貧窮、糊塗和被人鄙視等不幸痛苦地度過了一生的想法，就像靈車那樣在我的腦海裡慢慢經過並消失。從二十歲開始和_圖_書，我覺得自己身上有一個可以保護我免受各種災難和不幸的無形盔甲。這種感覺還告訴我，過分關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讓我變得不快樂，如此一來，我的盔甲就瓦解了。

她悲傷地說：「我為那可憐的女人難過。她受了很多苦，也經歷了很多事，她還受到很多人嫉妒。其實她是一個大好人。」

「媽媽，我要走了。」

「你怎麼了？你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白。」

除了在美國的那幾年，我一直住在這棟從客廳和陽臺能俯瞰泰什維奇耶清真寺的大樓，而清真寺裡每天總要舉辦一、兩場葬禮。兒時，在陽臺上觀看葬禮是我們認識神祕的死亡的一項不可或缺的有趣遊戲。從伊斯坦堡的富人到著名政治家、帕夏、記者、歌手和藝術家都在清真寺舉行葬禮，那兒也被當成是「最後一段路」的莊嚴起點，在軍樂隊或是市政府樂隊演奏的蕭邦《葬禮進行曲》中，靈柩被眾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廣場。小時候我和哥哥會把一個又長又重的枕頭扛在肩上，讓廚師貝寇里、法特m•hｅtｕｂooｋ.cｏm•com瑪女士、司機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們身後，唱著《葬禮進行曲》，像眾人那樣慢慢地搖晃著身子走在走廊上。在總理、著名富豪和藝術家的葬禮前，往往會有一些說「我經過這裡，過來看看你們」的不速之客來家裡拜訪，母親從來不會對他們不客氣，但等他們走後，母親會說：「他們不是來看我們的，是來看葬禮的。」母親的話讓我們覺得，葬禮不是為了吸取死亡的教訓，抑或是對死者表示最後的敬意，而是為了讓人看熱鬧而舉行的。

一坐到陽臺上的小桌兩邊，母親就對我說：「要不你到我這邊來，這裡看得更清楚。」但當她看見我的臉一下變得煞白，表情完全沒有一絲看熱鬧的樂趣時，她誤會了我的反應，說：「親愛的，你知道，我不去參加那個可憐女人的葬禮，不是因為你爸爸不讓我去。我是覺得自己無法忍受像里夫科和薩米那樣的傢伙擺出的悲傷樣兒，他們不是為了遮掩眼淚，而是為了遮掩無淚而戴上墨鏡。再說這裡看得更清楚。你怎麼了？」

沒和任何人的https://www.hetubook.com.com目光相遇，我離開那裡，去了邁哈邁特大樓，迫不及待地等著芙頌。我不時看一下手錶。過了很久，我什麼也沒想，憑著一種本能，稍稍拉開了一點掛在面向泰什維奇耶大道窗戶上那沾滿灰塵的窗簾，我看見載著貝爾琪絲靈柩的靈車慢慢地從我面前開了過去。

我下樓站在遠處看芙頌。她站在謝娜伊女士身邊，一邊聽謝娜伊女士和一個矮胖的時髦女人交談，一邊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繞著她笨拙地綁在脖子上的頭巾。頭巾給了她一種高傲和神聖的美麗。從揚聲器裡傳來了主麻日佈道的聲音，因為音效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關死亡是生命終點的詞語以及似乎想讓所有人畏懼而常常重複的真主字眼以外，什麼也聽不清。不時有人像出席一個遲到了的聚會那樣，慌慌張張地加入人群，當人們不約而同地扭頭看他們時，他們的胸前立刻被別上一張印有貝爾琪絲黑白照片的紙片。芙頌專注地看著所有那些問好、招手、親吻、擁抱和寒暄的人們。

母親甚至沒解釋自己在說誰，她說幾年前他們和「和-圖-書她」在烏魯達山上成了朋友。她當時的情人是德米爾巴拉爾的大兒子德米爾，父親和貝爾琪絲的情人德米爾賭博時，母親就和貝爾琪絲坐在「飯店簡陋的酒吧」裡，邊喝茶邊織毛衣一直聊到半夜。

「可憐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貧窮，後是男人。很多，很多。」母親轉身對法特瑪女士說：「把我的咖啡拿到陽臺上去，我們要在那裡看葬禮。」

「沒什麼。我很好。」

在通往清真寺庭院的大門底下，女人們本能地聚集到太陽曬不到的陰影裡，在那些全身裹得密不透風的女人和圍著五顏六色時髦頭巾的上流社會女人當中，我看到了芙頌，心臟隨即荒唐地狂跳起來。她戴了一條橘黃色的頭巾。我們之間大概有七、八十公尺的距離。但是我站在陽臺上不僅能看見她呼吸的樣子、皺眉頭的樣子、在炎熱的中午皮膚微微出汗的樣子、因為被擠在人群中間心煩而輕咬下唇的樣子、不停換著腳站的樣子，還能在内心裡感受到這所有的一舉一動。就像在夢裡一樣，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無法出聲，我的心在繼續快速地跳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