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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個久病的人笑對已經能夠擺脫的老毛病那樣，我輕鬆地說：「内希貝姑媽，妳們知道這麼多年我一直從這個家裡拿走東西。現在我要拿走這個家，整棟樓。」

我是笑著說出這句話的，但切廷明白了我這個願望的真誠，他沒像別人那樣說「但是，凱末爾先生，逝者已矣，你的人生不能隨著他們的死停止」。如果他這麼說，我就會告訴他，純真博物館就是為了和一個逝者一起活著而建造的。我準備好的這個回答留在心裡，因此我驕傲地說了另外一句完全不同的話。

「那我怎麼辦？」

現在，就像一個人類學家那樣，只有展出我收集的那些物品，鍋碗瓢盆、裝飾擺設、衣服、圖畫，我才能為自己度過的歲月賦予意義。

普魯斯特喜歡並談到過，因此我在巴黎的最後幾天去了古斯塔夫摩洛美術館（Musée Gustave Moreau）。我去那裡既是為了芙頌的那些畫，也是為了打發時間。我無法喜歡摩洛那些風格古典、矯揉造作的歷史畫，但我喜歡他的美術館。畫家莫羅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把他度過了人生大部分時間的家變成一個死後將展出上千幅繪畫的博物館。他把自己兩層樓的畫室和旁邊的家變成了展覽廳。當家成為博物館時，它就變成了一個充滿回憶的家，一個「感性」的博物館，裡面的每個物件都會因為富有含義而熠熠生輝。當我踩著嘎吱作響的地板，走在空無一人、所有警衛都在打瞌睡的博物館的展覽廳裡時，我沉浸在一種幾乎能夠稱之為宗教的情懷裡。（在隨後的二十年，我又去這個博物館參觀了七次，每次我都感到同樣的敬畏。）

「凱末爾先生，您怎麼了？要不要在這裡稍微坐一會兒？」切廷善解人意地說：「孩子們，能拿一杯水過來嗎？」

有很多我的博物館英雄，就像古斯塔夫摩洛那樣，在人生的最後幾年，把他們和裡面的收藏品一起生活的家，變成了死後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我喜歡他們建的那些博物館。為了去參觀我喜歡的上百個以及我從未參觀過、對它們充滿好奇的上千個博物館，我繼續上路了。

因為我出去的時間越來越長，因此我也更少見到她了。我不斷去旅行，是因為我還不完全清楚該如何處理那個家、家具和芙頌的所有那些我甚至不忍心看的東西。

内希貝姑媽一點也不急著搬去尼相塔什的新居。在我的資助下，她像一個慢慢準備嫁妝的年輕姑娘那樣為新家買家具、裝電燈，但每次見我她都會笑著說，她永遠無法離開蘇庫爾庫瑪的家。

我就對她說：「那麼，内希貝姑媽，我們就把這個家變成一個展示我們回憶的地方。」

我沒告訴母親「我去巴黎不是為了生意」。因為如果她問我是為了什麼而去，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為什麼。去機場時，我相信這次旅行是我一直執迷地在為自己的種種罪過所尋求的贖罪之道，在這些罪過當中，最嚴重的要屬忽略了芙頌的耳墜。

回到伊斯坦堡後，我立刻去找内希貝姑媽，簡短地告訴她我去巴黎和參觀博物館的事情。坐下吃晚飯後不久，我立刻跟她說了心中的想法。

在一個陰冷的下雨天，我去了赫爾辛基城市博物館（Helsingin Kｈｅtｕｂoｏｋ.com•coｍaupunginmuseo），在那裡我發現了在塔勒克先生的抽屜裡看見的舊藥瓶。我在里昂附近的卡澤勒小鎮，參觀了一個由一家舊的帽子工廠改建而成的博物館。當我走在散發著黴味的博物館裡時（只有我一個參觀者），我看見了一些和母親、父親的帽子一模一樣的帽子。在斯圖加特的符騰堡州立博物館（Landesmuseum Württemberg），裡面的紙牌、戒指、項鏈、象棋、油畫給了我靈感，讓我覺得凱斯金家的物件和我對芙頌的愛情也值得以這樣富麗堂皇的方式來展示。在法國南部，被譽為「世界香水之都」的格拉斯，我在香水博物館（Musée International de la Parfumerie）裡回憶著芙頌的氣味度過了一整天。在慕尼黑舊美術館（Alte Pinakothek）裡，我看見了倫勃朗的《亞伯拉罕獻祭親子》，這幅畫讓我想起很多年前我曾說過這個故事給芙頌聽，當時我還說這個故事的精髓在於不求任何回報地獻出我們極為珍愛的東西。在巴黎的浪漫生活博物館（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裡，我盯著喬治．桑的打火機、珠寶、耳墜和釘在一張紙上的一縷頭髮看了很久，不寒而慄。在敘述哥德堡故事的歷史博物館（Göteborgs Stadsmuseum）裡，我耐心地坐在東印度公司運去的瓷器和盤子前面。一九八七年三月，在奧斯陸土耳其使館工作的一個同學的建議下，我去了布列維克城市博物館（Brevik Town Museum），但博物館那天不開門，為了能看看裡面有著三百年歷史的郵局、攝影棚和老藥店，我回奧斯陸過了一夜，第二天又去了一次。在特里埃斯特，前身是一座監獄的海洋博物館（Civico Museo del Mare），提醒了我可以把一個彙聚了芙頌許多回憶的博思普魯斯海峽輪船模型（比如，卡蘭黛爾號）和我收集的其他東西一起展出。為了去宏都拉斯，我為簽證的事忙了很久。在宏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城市拉塞瓦的蝴蝶與昆蟲博物館（Butterfly and Insect Museum），當我走在那些穿著短褲的遊客中間時，我想到，可以像展示真的蝴蝶那樣展示多年來我送給芙頌的那些蝴蝶髮夾，甚至還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展示凱斯金家裡的蚊子、蒼蠅、馬蠅和別的昆蟲。在中國杭州的中醫藥博物館裡，我覺得好像看到了塔勒克先生的藥盒。在巴黎新開放的菸草博物館（Musée du Tabac）裡，我驕傲地發現，那裡的館藏遠遠趕不上我八年來的收藏。我記得，一個美好春日的上午，在普羅旺斯的艾克斯，我在明亮的保羅．塞尚的畫室博物館（Musée de I'Atelier Paul Cézanne），懷著無限的幸福和仰慕，參觀了裡面的畫架、鍋碗瓢盆、家具和一切。在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在整潔的羅克斯之家博物館（Museum Rockoxhuis），我再次明白，過去就像靈魂那樣附和圖書著在物品裡。在那些安靜的小博物館内，我找到了把我和生活維繫在一起的一種美好、一種安慰。然而，為了能夠接受和喜歡邁哈邁特大樓裡我自己的那些收藏，甚至能夠驕傲地展示給別人看，難道我需要去維也納的佛洛德博物館（Sigmund Freud Museum），去看這個著名醫生的舊物收藏嗎？在這次旅行途中，每次到倫敦我都要去參觀倫敦博物館（Museum of London）裡的老理髮店，難道是因為對在伊斯坦堡的理髮師巴斯里和傑瓦特的思念嗎？在倫敦一家醫院裡的南丁格爾博物館（Florence Nightingale Museum），我本來希望能看到這位著名護士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有關伊斯坦堡的一幅畫或任何物品，但我沒看見任何一件讓我想起伊斯坦堡的東西，卻看到了一個芙頌也有的髮夾。在法國的貝贊松市，在位於一個老皇宮裡的時間博物館（Musée du Temps），我在鐘錶之間，傾聽著博物館裡的靜謐，想了一些關於博物館和時間的事情。在荷蘭哈倫的特勒爾博物館（Teylers Museum），當我邊走邊看那些放在木框大櫥窗裡的礦石、化石、獎牌、錢幣、舊工具時，在博物館的寂靜中，剎那間我以為自己能夠一下說出那種給我的人生賦予意義並給予我一種深切安慰的東西了，但就像愛情一樣，我無法表達出把我和這些場所聯繫在一起的東西。在馬德拉斯的聖喬治堡博物館（Fort St. George Museum），那曾經是英國人在印度的第一座城堡，當我在悶熱潮濕的空氣中，徜徉在信件、油畫、錢幣和日常生活用品當中時，我也感到了同樣的幸福。在維羅納的卡斯楚古堡博物館（Museo Civico di Castelvecchio），當我徜徉其中，看到建築師卡洛．斯卡帕在那些雕塑上留下的絲綢般的光澤時，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博物館給予我的幸福不僅來自於館內的收藏，還可能來自於繪畫作品、物品排列上的平衡。但在柏林的馬丁．格魯皮烏斯大樓裡的日常生活博物館（Werkbundarchiv-Museum der Dinge），那些曾經被重視、隨後又流離失所的東西讓我知道，與之完全相反的情況也可能是正確的，那就是，可以用智慧和幽默來收集任何東西，我們應該收集我們喜歡的所有東西以及和我們所愛之人有關的所有東西，即使我們沒有一座博物館，但收藏的詩意就將是這些物品的家。在佛羅倫斯的烏菲茲博物館（The Uffizi Gallery），我看見了卡拉瓦喬的《奉獻以撒》，這幅畫首先讓我潸然淚下，因為我沒能和芙頌一起看到這幅畫，隨後它讓我明白，能夠從先知亞伯拉罕的獻牲故事裡得到的啟示，就是可以用另外一樣東西來代替我們所愛的人，這也正是我對自己多年收藏的芙頌的物品如此依戀的原因。每次去倫敦，我都會對約翰．索恩爵士博物館（Sir John Soane's Museum）裡的雜亂和擁擠感到驚訝，對其中的繪畫展示方式感到欽佩。我會獨https://www.hetubook.com.com自一人坐上好幾個小時傾聽著城市的喧囂，我會因為想到有一天自己也將這樣展示芙頌的物件，那時我親愛的情人將在天上向我微笑而幸福。但還是巴塞隆納的弗德列克．馬雷斯博物館（Museu　Frederic　Mares）最觸動我，這個頂樓展示了髮夾、耳墜、紙牌、鑰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針、項鏈、包包、手鐲的博物館，教我如何去處理芙頌的遺物。在流連五個多月，參觀了兩百七十三家博物館的第一次美洲之旅中，在曼哈頓的手套博物館（Glove　Museum），我又想起了那座感性的弗德列克．馬雷斯博物館。在洛杉磯的侏羅紀科技博物館（The　Museum　of　Jurassic　Technology），我再度記起何以某些博物館會讓我不寒而慄——他們讓我覺得當所有人類都存在於這個時空中時，我卻留置在另一個時空。在北卡羅萊納州史密斯菲爾德城裡的艾娃．加德納博物館（Ava Gardner Museum），我偷了一張著名影星為一套瓷質餐具作廣告的展覽海報。當我在博物館裡看見小艾娃學生時代的照片，她的晚禮服、手套和靴子時，我是那麼悲痛地思念芙頌，以至於想立刻結束旅行回到伊斯坦堡。在納什維爾附近，為了能夠看見那些天剛開放但很快就要關閉的飲料盒和廣告博物館（Museum of Beverage Containers and Advertising）裡的汽水和啤酒罐，我花費了兩天時間，儘管還是想回家，但我找到動力繼續下去了。五個星期後，在佛羅里達州聖奧斯丁（就快要關閉）的美國歷史悲劇博物館（Tragedy in U.S. History Museum），當我看見著名影星珍．曼絲菲因為車禍喪生其中的一九六六款別克車，看到車上的鍍鎳儀表盤和開始生銹的車骸時，我終於下定決心要回伊斯坦堡了。我明白，一個真正的收藏家唯一的家應該是他自己的博物館。

「請您把這整個家和裡面所有東西賣給我。」

然而，當時我其實尚未想到這些，只是在走進博物館的那一刻會覺得很快樂，並且開始幻想藉由物品來訴說我的故事而已。一天晚上，當我在北方飯店的酒吧裡，一邊自斟自飲，一邊看著周圍的外國人時，就像每個出過國（受過一點教育、有一點錢）的土耳其人那樣，我不禁揣測起這些歐洲人是怎麼看我，又是怎麼看我們的。

有時帶著這種安慰，我會覺得我的收藏品也能有一個故事的骨架。我會幸福地幻想著用芙頌遺留下來的物品，把包括母親和哥哥在内每一個人認為我虛度的人生，展示在一座博物館裡，讓所有人引以為鑒。

最終我想了想要如何把我對芙頌的情感告訴一個不知道伊斯坦堡、尼相塔什和蘇庫爾庫瑪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在遙遠國度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比方說，我是一個人類學家，在紐西蘭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觀察、記錄他們的習慣和風俗，研究他們如何工作、休息、玩樂（乃至於如何一邊看電視一邊聊天），而我愛上了一個女孩，我的觀察和我經歷的愛情交織在一起。和*圖*書

一個月後，我在庫于魯．鮑斯坦街上最好的地方，在他們以前住的房子前面一點（就在那個曾經對芙頌動手動腳的卑鄙大叔的雜貨鋪正對面），為内希貝姑媽買下了一間大坪數公寓。内希貝姑媽則把蘇庫爾庫瑪的房子連同一樓和所有家具給了我。那個為芙頌打離婚官司的律師朋友建議我去為房子裡的東西做一個公證，我照辦了。

因為知道創辦者來自伊斯坦堡一個顯赫的猶太家族，我去了尼辛德卡蒙多博物館（Musée Nissim de Camondo），這裡給了我勇氣相信凱斯金家的盤子、刀叉和我這七年來收藏的鹽罐，將讓我有值得驕傲展出的展示品，而這樣的想法讓我放心了。郵政博物館（Musée de la Poste）則讓我明白我還可以展示我寫給芙頌的信件。在失物博物館（Micromusée du Service des Objets Trouvés）時，我又覺得，其實我可以展示所有讓我想起芙頌的東西，比如塔勒克先生的假牙、空藥盒、各種發票。在我坐了一小時計程車去的巴黎近郊的拉威爾博物館（Musée Maurice Ravel）裡，我看見了這位著名作曲家的牙刷、咖啡杯、瓷器擺飾、洋娃娃◎玩具和立刻讓我想起檸檬的鐵鳥籠和裡面一隻會唱歌的鐵夜鶯。看見它們差點讓我潸然淚下。當我在巴黎參觀這些博物館時，我不會因為邁哈邁特大樓裡的那些收藏品而害羞。我慢慢地從一個對自己累積的物件感到害羞的收集狂變成了一個自豪的收藏家。

我們半玩笑半認真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說了一些動聽的話，類似「為了紀念芙頌，我要在這裡做一些事情」。我也談到了内希貝姑媽獨自一人在這個家不會幸福的話。我還說如果願意，内希貝姑媽可以永遠不離開。內希貝姑媽聽到「獨自一人」後哭了。我告訴她，我在尼相塔什，在他們原來住的庫于魯．鮑斯坦街上為她找到了一戶很不錯的公寓。

「邁哈邁特大樓裡還有很多東西，我要把它們集中到同一個屋簷下，和它們一起生活。」

「怎麼拿？」

當我在博物館裡漫不經心地遊盪時，我也感到了同樣深刻的理解和安慰。我說的不是像羅浮宮或龐畢度中心那樣宏偉而擁擠的地方，而是那些在巴黎時常出現在我面前、乏人問津的小博物館。比如，一個歌迷建造的、預約後我才能進入的伊迪絲．琵雅芙博物館（Musée Edith Piaf），我看見了各種梳子和泰迪熊；我消磨了一整天的警察博物館（Musée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或是繪畫和物件以極具原創的方式排列的雅各馬爾安德烈博物館（Musée Jacquemart-André），在那裡我看見了空椅子、吊燈和令人恐懼的空蕩場所。當我去那些地方，獨自一人在展覽廳裡遊盪時，我會感覺自己心情很好。在最裡面的一個展覽廳裡，我會擺脫那些跟著我的博物館警衛的目光，當外面傳來大城市的喧囂、馬路和建築工地上的噪音時，我會感到城市和人群就在身邊，但卻在完全不同的一個世界裡。我會明白，在這另外一個世界的陰森氛圍hｔtps://m•ｈetuboｏｋ•cｏｍ.ｃoｍ和靜止的時間感當中，我的痛苦減輕了，我因此得到了安慰。

第一次的巴黎之旅為我以後的旅行奠定了模式。每到一個新城市，我都會先去一個早在伊斯坦堡訂好、靠近市中心、老舊但舒適的旅館住下，隨後我會根據事先從書籍、旅遊指南上掌握的資訊，像一個認真完成作業的好學生那樣，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逛遍城市裡每一個重要的博物館。我去逛跳蚤市場、賣各種小玩意兒和擺設的小店以及古玩店，買下和我在凱斯金家看到的一模一樣的鹽罐、菸灰缸、開瓶器，或是某件我喜歡的東西。無論是在里約熱內盧，還是在漢堡、巴庫、東京，或是里斯本，無論我在哪裡，到了晚飯時間，我都會去偏遠的小巷逛很久，希望能透過開著的窗戶看到屋裡，看見那些坐在電視機前吃飯的家庭。就像在芙頌他們家那樣，我希望能夠看見在廚房裡做飯的母親、孩子、父親、年輕的已婚女人和讓人失望的丈夫，甚至是愛上這家女孩的遠房富親戚。

她總是說：「凱末爾，我的兒子，我放不下這個家、我的回憶，我們怎麼辦？」

我沒在伊斯坦堡待很久。依照切廷的指示，在馬斯拉克（Maslak）後面的街巷間，我找到了雪佛蘭修理商謝夫凱特師傅的修理廠。當我在修理廠後面的一塊空地上，在一棵無花果樹下看到我們的一九五六款雪佛蘭時，突然間因為百感交集而一陣暈眩。後車廂的蓋子是開著的，幾隻從旁邊雞籠裡跑出來的母雞正在生銹的車骸裡遊盪，四周很多孩子在玩耍。據謝夫凱特師傅說，車上的一些零件還保留在原處，但沒在車禍中受損的幾個零件，比如油箱蓋、變速箱和後座車窗的搖桿，已經拆下來裝到別的雪佛蘭上了。我把頭伸進駕駛座，在指標、按鈕和方向盤曾經牢牢待著的地方，聞到了被陽光微微曬熱的座椅套的味道，瞬間我被擊垮了。我本能地撫摸了一下和我的童年一樣陳舊的方向盤。被壓縮在零件裡面的濃重回憶讓我暈眩而疲憊。

「我要永遠和這輛車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我說。

「是哪一棟大樓的？」她問。

芙頌去後，我差點第一次當著別人的面落淚。我立刻控制住自己。一個渾身上下像煤炭工那樣漆黑、沾滿油污，但兩隻手乾乾淨淨的小幫工，用一個托盤為我們端來了熱茶，托盤上有賽普勒斯土耳其的商標（我記錄這個細節只是出於習慣，參觀者在純真博物館裡別去找）。我們喝著茶，稍微討價還價一番，我重新買回了父親的車。

但一上飛機，我明白自己這趟旅程既是為了遺忘，也是為了能繼續幻想。伊斯坦堡的每個角落都和讓我想起她的標記融合在一起。當飛機還在空中時，我就發現，離開伊斯坦堡，我能夠更加深刻地思考芙頌和我的故事。在伊斯坦堡時，我總是透過自己的癡迷去看她，而在飛機上時，我則旁觀我的癡迷，也旁觀芙頌。

早上，我會踏踏實實地在旅館裡吃早飯，然後在那些小博物館開門之前，在街上、咖啡館打發時間，給母親和内希貝姑媽各寄一張明信片，從當地的報紙上了解世界各地及伊斯坦堡發生的事情，一到十一點，我就會拿著筆記本，懷著樂觀的情緒開始參觀博物館。

「凱末爾先生，現在我們把它放到哪裡去啊？」切廷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