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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市觀音白士天宮命案一事，再次激起社會各界的重視。當天的各大報紙和電視媒體，都翔實地記載報導了這個新聞。然而，喧嚷的程度和一年半以前，也就是八十年八月發生的那位母親將五位子女溺死一案，不論在篇幅或版面處理上，都已經遜色許多了。

中研院研究員謝國雄就曾經在一篇文章裏指出，「黑手變頭家」的機會，在這些年來的經濟變遷下，已經越來越不可能了。對窮人而言，如果他再努力也沒法擁有自己的住屋，甚至連下一代都注定是窮人了；那麼，還有什麼努力向上的動機呢？於是，酗酒、安非他命，或是狂熱的宗教投入，也就越來越普遍了。這些年來的宗教悲劇，絕大部分都發生在中下階層的升斗小民。關於這點，絕非偶然的巧合。

這情形和韓國統一敎遭遇的情形是一樣的。在戰火的年代，以提倡世界和平爲號召的文鮮明，就像大衛教派敎主柯薛一樣，不斷地被稱作一位「假借宗教名義而與許多女教徒發|生|關|系」的邪惡人士。然而，在數月前國際衛星轉播下，統一敎的世界集體結婚竟然不再是以往所謂的「性雜交ｈetuｂook•ｃｏm•ｃｏm」，而是許多新娘新郎追求幸福的道途；甚至許多學者表示這種安排的婚姻，實際的離婚率遠遠低於自由戀愛，昔日的「雜配」被暗示成解決離婚問題的好方法。

臺灣這幾年的新宗教運動似乎和這觀點相脗合。隨著戒嚴時代的結束，舊有的社會控制力改變了；然而，即使是兩黨政治的生態儼然成形，依然有太多的社會空間正處於這種過渡時期的混沌狀態，失去認同的人們也就不由自主地尋求新的歸依，特別是一些至高無上的信仰——不論宗教或政治的信仰。

問題來了：同樣是心靈的需求，是誰在決定異端或正常？

最近在教育部的安排下，出現幾次各級校長們修禪三或禪七的活動；在許多軍方或政府官員的正式聚會場合，也都安排了一些國內知名法師演講。試想，這些在十年前被斥爲迷信行徑的現象，爲何今天反而成爲一種時髦的修行呢？是不是衆校長和官員們在脫離了傳統的威權制度後，依然不能迅速地建立起眞正的民主而獨立之人格，才汲汲尋找可以安全依附的眞神？

在馬公命案披露的當天，中國時報的標題是「女神棍邪術治病，木棍下冤死兩人」；而當年周姓婦人淹死子女一事，聯合報的標題和-圖-書則是「送市立療養院治療」、「精神耗弱狀態」。窮人的宗教永遠都被詛咒爲邪教，是「神棍」或「精神病」的結果。然而，有錢太太們或權貴者的宗教卻是修身養性，是天生慧根的證明。這種兩極化的結果，在不斷的零星悲劇之後，終有一天會激起更大的爆炸的。

如果我們的政治失憶症還算不太嚴重，應該還記得一貫道當年遭受的批評。在那個反共抗俄的年代，凡事皆要求著全然透明化的掌控；於是，像一貫道這樣頗具組織又有自己一套信仰儀式和思考的團體，自然成爲情治單位的打擊對象。當時，在大衆媒體有意無意流露的信息裏，一貫道被稱爲帶有貶視味道的「鴨蛋敎」，不斷地暗示「教徒們男女裸體共聚一堂」、「修行邪術，施行作法」等等色彩。一貫道也就成爲集體雜交和邪惡宗教的代名詞。

在澎湖的不幸事件裏，也許我們可以說那位女神壇主持人是罹患精神病，而在宗教妄想症影響下，才自稱佛陀附身而接二連三拿木棍將人打死；然而，旁邊幫她拉住手腳的那七、八位信徒，難道碰巧也都是精神病患嗎？恐怕是在這混亂的社會結構中，追求信仰之歸屬的急迫和焦慮，竟然是如此巨大，連基本人性的憐憫也都可以因和-圖-書而蒙蔽了。

一貫道從實際的政治選票中獲得了翻身的機會，統一教則由國際資訊頻道的占領顯現了強大的財經力量。原來，所謂的異端或正常，並不是宗教內容或儀式的不同（這兩個宗教團體的活動方式是有了些微的改變，但不致完全改變以往精神），而是在於是否有「權力」。

然而，這幾年來每逢選舉前夕，許多黨國大老開始以「道親」的姿態表示對一貫道「已經追隨多年」，而且「從中潛移默化」，進而肯定它的教化人心的功能。甚至在一貫道的重大聚會裏，這些民意代表們居然已經化身爲其中的資深成員而擔任要職了。

在臺灣，當許多的神蹟和悲劇不斷接踵而來時，是不是也預警著某一種方式的「世界末日之戰」？

一八九六年巴西的卡奴杜斯，曾經有一羣被饑荒逼得走投無路的農民，集體投入了當時被教廷視爲異端的新福音。他們在巴西內陸的高原建立了一個融合了新宗教和烏托邦政治的理想國，並且，在面臨政府和敎會藉消滅異端之名而派出的十倍兵力時，勇敢而無畏地發動了一場最後的決戰。後來的小說家巴加斯．略薩將這段歷史寫進小說，名之爲《世界末日之戰》。

韓戰結束時，連續十餘年的殺戮和逃亡，使得韓國社會結構https://www.hetubook.com.com出現前所未有的衝擊。當時，同時出現的新宗教派系，據統計不下二百餘個（其中最爲國人所知的，即是以世界和平爲號召的統一敎）。日後的社會學家針對韓國的這現象，認爲是應有價值觀和社會結構遭破壞，而新的結構尚未建立之際，正是新宗教崛起的原因之一。

於是，在這個失去認同而同時也急切尋找認同的時代，上位者以修禪學佛爲名而羣聚一堂，下階級的老百姓則穿梭大小神壇之間。兩者的時代焦慮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被社會承認而視爲風雅，後者卻遭斥爲迷信和異端。於是，在日益困難的社會經濟狀態下，又遭到大衛教派同樣被烙上汙印的命運，各種怪異的想法和作爲只是命運遭困的最後掙扎罷了。

然而，窮人卻不是這樣的。眞正貧窮的人是不受任何權力組織歡迎的；除非是選舉時爲了手上的那一票，否則是沒人理睬的。這就像近年來臺灣的社會運動，特別是低層勞工的罷工，幾乎連民進黨也往往不理不睬地，假裝沒看見就過去了。

這兩年來，在宗教妄想下產生的不幸悲劇也太多了，連媒體都逐漸失去了興趣。問題是，這樣的案例爲何令人覺得日益增多呢？這月初的美國大衛教派慘案，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大肆抨擊和爭議，其中的一個引人注和-圖-書目的論點，認爲媒體和官方一開始的歧視態度，更加強了這個團體的成員彼此的末日情緒，玉石俱焚的念頭也就成爲社會輿論緊密包圍下的困獸之鬥了。

權力不但決定了誰邪誰正，甚至，進一步以循環累積的方式，讓所謂的正派宗教和政治力量更細膩而強力地結合起來，互相利用而再產生出更多的權力。這些以擁有社會權力者（中上階級、民意代表、資本家）爲主要領導者的宗教，它們的周邊雖然可能也追隨了許多中下階級的羣衆，但只要中心的成員是與國家權力中心有關的，就是正派經營的。至於那些下層老百姓所組成的宗教團體，往往也就被貼上「迷信」、「無知」等標籤，而造成一般社會對他們的排斥。於是，在惡性循環的情形下，他們的行動更隱祕了，他們的信念也就對現世更悲觀了。對現世的絕望，也就激發了前世的追求或末日理想國的寄託了。然而這樣的行徑，往往更被視爲異端。

這些年來臺灣社會結構的激烈變化不僅是來自政治結構的改變，更來自日益增加的貧富差距。有錢的人不但可以有更快速的生財管道，而且可以數十萬或百萬元的大手筆來捐款給社會公益團體或宗教界。這種慈善行爲如同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的贖罪券，一切不公不義的行徑皆可以用捐款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