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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團體進行到一半，一聲尖銳響亮的噪音整個嘩啦落下，可能是佳山空軍基地的軍機掠過，但更多的時候是水泥攪拌車的聲音，趁暑假在趕著承包的工程。

去年夏天，我坐在吉安鄉宜昌國中教室的木頭課椅上，告訴自己：團體，總算是開始了。

在這樣的小城市，原本就有著一個看不見的大團體。

來到花蓮以後，開始養成看午夜場電影的習慣。然而，即使是這樣的深夜，每次散場勢必會遇到病患或家屬或學生等等。前些日子我和同事去大禹街買牀單，正討價還價不亦樂乎之際，對方老闆娘忽然恍然大悟說：「你不就是慈濟那位醫師嗎？去年我去過你門診，失眠啦，你記得嗎……」這時，忽然之間，所有的殺價技巧都不知要怎麼再繼續下去了，當場就輸給她了。話題有點扯遠了；不過，我是說，即使那個夏天舉辦的團體輔導搬到醫院來，類似的問題恐怕還是存在的。

於是，團體可能遭遇的情境可以這樣地簡單分爲兩種情形：一個是治療者類似上帝唯一主宰的角色，成員之間的團體外活動是極少的；一個是成https://www.hetubook.com.com員之間團體外活動大到與團體內活動不成比例的情形，而只在團體中出現的治療者，這時候就像是外來的入侵者了。而所謂治療情境的結構，可能就要視團體外的活動規則和活動程度來重新思考了。整個城鎮社區本身就是一個大團體，進行治療的小團體是不可能忽略它的存在的。然而，究竟要怎麼做呢？

我談了這麼多，其實只有兩個目的：一是解釋自己爲何團體工作一直未能施展開來，以推卸一些明顯的罪惡感；另一個，我是想談談陳永興醫師這次在花蓮的競選。

在大城裏的醫院裏進行團體治療，相對來說，簡直就是和社會完全抽離的狀態。對個案而言，他可以和日常生活的一切人事物都割裂以後，再進入這個治療情境；對醫院而言，不止是客觀環境形成一種高度結構，工作同仁之間豐富的共同認識，更是提供了治療情境的結構。個案進入了醫院，醫院對他而言是和日常生活幾乎完全不相干的社區，而且這封閉本身是高度結構的。

團體輔導的工作是和m.hetubook.com.com學校輔導室合作的，大家雖有熱忱卻是沒經驗。第一次團體開始時，原先囑咐錄影來作爲記錄方式的，結果每間進行活動的教室都出現了一至兩位年輕積極的所謂觀察員的老師，他們熟練的攝影技巧，儼然專家的態勢，忽左忽右地在團體前後取鏡、特寫等等。全部學生於是僵硬在那兒，整個氛圍不可救藥地不斷跌落。整個情形，要怎麼去說呢？那時，我開始有點無奈和惆悵，開始想：如果這情形是在以前工作的臺大醫院，會是怎麼去事先處理的呢？

記得以前在臺大醫院精神科準備門診團體時，陳珠璋教授指導的經驗豐富也就不必贅言了，倒是他帶來的旣壓力沈重又安全十足的感覺卻是會在這樣的討論上聯想起的。壓力沈重的情形，想必陳教授指導過的人都體會過了，他對事情細膩而完全的設想，不需發一言就足以讓你內疚了；然而，安全十足的是，即使再怎麼散漫，天塌下來還有陳教授撐著。我知道自己的毛病是喜歡創意而疲於深入，喜歡突發而厭惡例行；陳教授同時具有安全和壓力的感覺也許是我這和*圖*書樣的情形才如此深刻感受。

在這裏，沒有任何累積的工作默契，沒有預先熟知的客觀條件，大家好不容易才見面一次（不像醫院裏總是會走來走去遇見的），一切彷彿就在混沌中施展開來。我要怎麼去描述這個情形呢？這就好像是露營，原來以爲遠離塵囂了，卻不知一擡頭都是帳棚，而且是大家四處走動，彼此熟識地簡直營帳都變成園遊會的攤子，而一起露營的夥伴早已走失了。

如果，整個選舉過程就像團體治療的話，對於團體内活動的掌握，文宣工作是成功的。陳醫師本身的形象和道德信念，都使得他能掌握團體中的人羣。只是對整個城鎮大團體來說，治療者卻經常是一位外來的入侵者——即使他是以善的姿態降臨。於是，他本身的優點反而成爲致命傷了。

這個學校，這個城鎮，本身就是一個密集的社會關係。我們互相認識著，也許叫不出名字但卻知道：「這個人我曾經看過，住在花蓮的……。」乍看這城鎮是相當繁榮，儼然有小臺北一般的大都會夜生活了；然而，人際關係卻是依然錯雜地交集著，而非都市中人與人疏離和-圖-書的分子化狀態。這樣依然保存著農業社會人際網路形態的社區，恐怕不是醫療或團體的治療情境可以暫時阻擋或抽離的。

然而，這樣的既是壓力也是安全的弔詭，其實也間接證實了一個高度結構的熟悉而封閉之空間的存在。治療者是知道每個成員個人歷史的唯一一人；關於這點，讓治療者不可避免地擁有接近上帝的姿態和知識。然而，在花蓮，這樣一個十來萬人的小城鎮，他們互相認識對方的童年，甚至彼此的父母親可能也是熟悉的，治療者反倒成爲置身這社會關係網路之外的陌生人了。讓我想起外星人，永遠是現代地球人恐懼的來源。

更早的一年多以前，開始在花蓮落腳，開始和這個地方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接觸。只要有機會，我總會自我介紹自己的專長之一是「團體、家族及婚姻治療」。這樣再三地提及，不只是要告訴別人來促成可能的團體治療，其實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有著團體這麼一回事。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焦慮的確是沈重的：一個人突然落單在沒有專業夥伴的醫院、社區或城鎮裏，在急忙處理門診、照會或急診之際，和圖書原先臺大醫院學來的一些祕笈招式會不會因爲生疏而散亂了手腳。

然而，這一次在宜昌國中針對單親學生的團體卻是百般不順利的。七月的大熱天，我們坐在兩層樓的水泥教室，陽光從禿亮的操場耀眼地折射入玻璃窗，熱氣逐漸從牆的毛孔緩緩滲入，這些國中學生們就這樣地隨著日益上升的氣溫，在空氣中，每週一個一個地蒸發消失了。

這樣燠熱的天氣，這種壓迫的噪音，每次團體完了彷如打了一場仗，全身累垮了。全部參加團體的卅來個人，全程十二次參加完畢的，如果我沒記錯，不過是十五個人上下。三個團體，六個領導者，每次都像是一場酷刑一般。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不曉得今天又會有什麼讓你傻眼的狀況。

當熱心的老師鏡頭對準學生時，這些學生僵硬的表情其實只是以往學校生活的再現。老師的熱心，可能在更早以前校園裏出現的景象，是嚴厲的要求、懲罰等等。甚至即使是對他不熟悉的學生，都擁有以往驚鴻一瞥的印象，或是對學校老師雖是刻板印象卻不至於空白的集體記憶。唯一沒有共同的「過去」的，只有我們這些空降的治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