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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受困於瘟疫，蒙提費歐里於是在城外的橄欖山宿營，並且在這裡舉辦聚會，有三百多人前來參加。當疫情逐漸改善，蒙提費歐里騎著總督借他的白馬進城，並且聆聽苦情與賑濟貧困的猶太人。他與妻子獲得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歡迎，然而當他們造訪南方希伯崙的聖堂時，一群穆斯林暴民攻擊他們。幸虧有鄂圖曼軍隊的介入，他們才保住一命。但蒙提費歐里並不氣餒。這名重生的猶太人與充滿熱忱的帝國主義者在離開時，依然存有強烈的彌賽亞熱情，只是跟夏夫茨貝里略有不同，蒙提費歐里在日記裡讚頌說：「喔，耶路撒冷，願這座城能在我們這個時代重建。阿們。」

倫敦猶太人佈道會成立於一八○八年，它的成功發展歸功於夏夫茨貝里。「所有的年輕人都充滿宗教狂熱」，另一名攝政時期的放蕩者墨爾本勳爵如此抱怨。墨爾本勳爵是維多利亞女王於一八三七年登基時的首相。福音派人士深信永恆的救贖可以透過耶穌個人的經驗與福音（good news，其希臘文為evangelion）而獲得實現，並因此而期待基督再臨。夏夫茨貝里就像兩個世紀前的清教徒一樣，相信猶太人的回歸與改信將創造出一個英國國教的耶路撒冷與天國。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給帕莫斯頓：「有一個沒有民族的國家，智慧與憐憫的上帝指引我們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

蒙提費歐里爵士才剛回到巴黎，就在羅特希爾德家族的支持下積極救援這些大馬士革的猶太人，使其免於中世紀的迫害。他加入法國律師阿道夫．克雷繆（Adolphe Cremieus）的行列，急忙趕到亞歷山卓遊說阿里釋放這些人犯。但才過了幾個星期，羅得島也發生了「血誹謗」的案子。蒙提費歐里又從亞歷山卓趕到伊斯坦堡，他向蘇丹面陳，應發布敕令否定「血誹謗」的真實性。這是蒙提費歐里最活躍的時期，但他的成功主要歸功於他的國籍，而非他冗長沉悶的外交手腕。這個時期的英國人在中東有著崇高的地位。

在戰爭期間，帕夏試圖確保耶路撒冷的平靜——但希臘正教會的僧侶卻攻擊剛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並且將大批駱駝驅趕到他的住處之內。偉大的作家們來到聖地，他們想知道眾多士兵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在絞肉機似的前線、乃至於克里米亞腐臭的醫院裡死去，原因就為了這些教堂與聖所。然而真實的聖地卻未能讓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礦業小鎮的小型木造教堂裡，在一望無盡的大草原農場與閃爍微光的新工業城市中，美國新應許之地的傳教士如實地引用舊約聖經的啟示。羅賓森博士（Dr Edward Robinson）是耶路撒冷聖經考古學的創立者，是一名福音派學者，他寫道：「美國是最了解聖經的國家。」最初的美國傳教士相信，美洲原住民是失落的以色列支派，而每個基督徒必須在耶路撒冷表現正直的行為，協助猶太人回歸與復國：「我真心期望猶太人能再次回到猶大，建立獨立的國家」，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寫道。一八一九年，波士頓兩名年輕的傳教士準備將這個想法付諸實行。波士頓的帕森斯（Levi Parsons）在傳道時表示：「每隻眼睛都注視著耶路撒冷，它的確是世界的中心。」當費斯克（Pliny Fisk）說話時，信眾們都哭了：「我的精神與耶路撒冷同在。」他們到了耶路撒冷，而他們在東方的早逝並未打擊其他人的想法，美國傳教士湯姆森（William Thomson）的妻子雖然在一八三四年叛亂中死亡，但他仍堅持，「耶路撒冷是全基督教世界的共同財產」。

俄軍在克里米亞連遭敗績，尼古拉也因此一病不起，最後於一八五五年二月十八日去世。九月，俄國位於塞瓦斯托波（Sebastopol）的海軍基地被英法聯軍攻占。俄軍在這場戰役中所顯示的極度無能，造成了七十五萬人的傷亡，新任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求和，放棄了對耶路撒冷的帝國野心，但至少保住了正教會對聖墓教堂的支配權利，這個狀態一直維持至今。

遭受法國人與俄羅斯人壓榨的蘇丹，試圖用一八五二年二月八日的敕令來解決這項爭議，他確認正教會在聖墓教堂擁有最高權威，但必須向天主教徒做出一些讓步。但法國人對此事的重視不下於俄國人。他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可以上溯到拿破崙一世入侵，與蘇雷曼大帝的盟約，法國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十字軍王國，以及查理曼。當拿破崙三世威脅鄂圖曼人時，他故意派了查理曼號炮艦前去威嚇。十一月，蘇丹讓步，將聖墓教堂的最高權威給了天主教徒。尼古拉勃然大怒。他要求恢復正教會在耶路撒冷的權利，並且主張鄂圖曼帝國與俄國「結盟」，但實際上是讓對方成為他的保護國。

一八四六年四月十日，耶穌受難日，鄂圖曼總督及其士兵在聖墓教堂內進行警戒。這一年很不尋常地，正教會與天主教會的復活節剛好在同一天。僧侶們除了恭謹焚香祝禱，還走私了手槍與匕首，偷偷藏在柱子後方與袍子裡面。誰會先進行儀式呢？希臘人搶先把他們的祭袍放在各各他祭壇上。天主教徒緊追在後——但還是晚了一步。他們向希臘人提出挑戰：他們擁有蘇丹的權威嗎？希臘人也向天主教徒叫陣——他們有蘇丹的敕令，讓他們可以先做禮拜嗎？雙方僵持不下。神父在十字褡裡面的手指頭，肯定已準備扣下扳機。突然間，雙方開始扭打成一團，眼前能拿來當武器的東西全派上用場：他們手持十字架、燭架與燈臺應戰，最後終於拿起槍隻開火。鄂圖曼士兵趕來介入時，聖墓教堂周圍已躺了四十具死屍。

儘管這些作家對耶路撒冷毫無崇敬之意，但他們仍不可避免地對耶路撒冷感到敬畏。福樓拜認為耶路撒冷的「雄偉帶有魔性」。薩克萊覺得「在耶路撒冷可以看到的不是景點，而是暴力行為，屠殺，遊客被殺，以及偶像的血祭崇拜」。梅爾維爾則是讚美耶路撒冷「宛若瘟疫肆虐過的壯觀景象」。站在金門旁，遙望穆斯林與猶太人的墓園，梅爾維爾看到的是「一座被亡者大軍圍困的城市」，他問自己：「這幅荒涼景象難道是遭上帝致命擁抱後的結果？」

一八四○年三月，大馬士革有七名猶太人被指控殺害一名基督教僧侶及其穆斯林僕人，並且用他們的血做為逾越節的人類獻祭。這個想像的場景最早出現於十二世紀，第二次十字軍時期牛津的惡名昭彰的「血誹謗」事件。六十三名猶太兒童被抓起來拷問，以迫使他們的母親說出「血藏在什麼地方」。

與耶路撒冷有關的外交政策出於外交大臣帕莫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之手，但與上帝有關的任務，則是由他的福音派繼女婿夏夫茨貝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完成。五十五歲的帕莫斯頓不是維多利亞時代那種道貌岸然之輩，也不是福音派人士，他是攝政時期的紈褲子弟。帕莫斯頓因為在性關係上不檢點，而被稱為邱比特勳爵（他自https://m.hetubook.com.com己倒是很愉快地在日記裡記錄這些事）；因為充滿輕快活力，而被稱為帕姆勳爵；因為主張炮艦外交，而被稱為浮石勳爵。事實上，夏夫茨貝里曾開玩笑說，帕莫斯頓恐怕連「摩西．蒙提費歐里與史密斯爵士誰是誰都搞不清楚」。他對猶太人的興趣完全是基於實用考量：法國人藉由保護天主教徒來施加影響力，俄國人則是藉由保護正教徒來介入中東，但耶路撒冷幾乎沒有新教徒。另一項任務——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則是他的女婿夏夫茨貝里基於福音熱忱而產生的結果。

一八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伯利恆聖誕教堂石室大理石地板上的銀星遭人挖掘盜取。銀星是十八世紀時法國捐贈的：現在，銀星顯然是被希臘人偷走的。在伯利恆，僧侶因此產生爭執。在伊斯坦堡，法國主張有權替換伯利恆的星星，並且修繕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屋頂；俄國人主張那是他們的權利；雙方都以十八世紀的條約為憑據。這場爭議持續加溫，直到爆發為兩名皇帝之間的決鬥。

等到克雷森成為美國領事之時，有越來越多的美國傳遞福音者訪問耶路撒冷，為末日做準備。美國政府決定將他免職，但他還是連續數年發放保護簽證給猶太人，然後改名為麥可．以色列（Michael Boaz Israel)，並且改信猶太教。對於被他拋棄的妻子來說，這項天啟實在難以接受。她提出申請，希望法院宣告克雷森精神失常，她提出各項事由，例如揮舞手槍，在街頭高談闊論，缺乏理財能力，信仰各種宗教，計畫重建猶太聖殿，以及性行為異常。克雷森回費城接受精神失常審判，這是一件著名的案例，因為克雷森太太挑戰的是憲法中的信仰自由權利，這是傑佛遜自由的核心。

與一般虔誠的俄羅斯人不同，歐洲戰爭爆發後，新一批對宗教抱持懷疑眼光的西方遊客——到了一八五六年，每年有一萬人——湧入了耶路撒冷來參觀聖地。然而，來耶路撒冷觀光仍算得上是一種冒險。這裡沒有馬車，住處也只是簡單的避風遮雨之處。耶路撒冷沒有旅館或銀行，遊客大部分住在修道院裡，最舒適的是亞美尼亞修道院，擁有高雅而通風的庭院。然而在一八四三年，一個名叫孟德爾（Menachem Mendel）的俄羅斯猶太人開了第一家旅館卡米尼茨（Kaminitz)，不久英國人也開了一家旅館；一八四八年，塞法迪的瓦勒羅家族（Valeros）在大衛街附近，一個需爬幾個台階才能抵達的房間裡開設了第一家歐洲銀行。此時的耶路撒冷仍是鄂圖曼的一個偏遠小鎮，通常是由全身骯髒、住在搖搖欲墜的宮殿裡的帕夏來統治，他的住處包括寢宮、後宮與監獄，位置就在聖殿山的北方。西方人對於「帕夏住在這麼簡陋的地方感到驚訝」，芬恩寫道，而且對於那些外表看起來相當骯髒的妃子與「衣衫襤褸的官員」感到厭惡。當訪客與帕夏喝咖啡時，還可以聽到地牢裡傳來犯人腳繚的碰撞聲，以及遭到拷問的呻|吟聲。

帕夏本人對於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較有興趣，因為阿拉伯人的叛亂與氏族戰爭有部分起因於鄂圖曼帝國集權中央的改革，而這些騷亂通常會在耶路撒冷城牆附近爆發，屆時你會看到駱駝奔馳、長矛揮舞，以及流彈四射。這些驚悚的景象成為歐洲人眼中的巴勒斯坦樣貌，宛如聖經場景與荒野西部舞臺的綜合體，而歐洲人也聚集到城牆上看著雙方的軍事衝突，對他們而言，整個過程就像是一場運動賽事，只是當中偶爾會出現重口味的死亡畫面。

美國憲法是世俗的，謹慎地避免提及基督，同時也主張政教分離，然而在國璽上，開國元勳傑佛遜與富蘭克林，描繪了以色列的子民在雲與火的帶領下走向應許之地。克雷森本身正可反映雲與火如何吸引許多美國人前往耶路撒冷。事實上，政教分離解放了美國的信仰，使許多新教派與千禧年預言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興起。

對猶太人來說，芬恩是個勇敢的支持者，他提出的改信要求雖然令猶太人不悅，但他們仍需要他的保護。猶太人在這個時期的處境越來越艱困。絕大多數的猶太人生活在「猶太區臭氣薰天的廢墟裡，環境髒亂不堪」，薩克萊寫道，每到耶穌受難日的夜裡，就能聽到「猶太人慟哭與哀嘆他們的城市已榮耀不再」。「沒有人的悲傷與痛苦能與耶路撒冷的猶太人相比」，馬克思（Karl Marx）在一八五四年四月的《紐約每日論壇報》中寫道：「他們居住在不寬容中，受到希臘人的侮辱，飽受拉丁人的迫害。」芬恩在報告中提到，一名猶太人走過一道通往聖墓教堂的門，結果就「遭受一群朝聖者的毆打」，因為猶太人經過這道門依然是非法的。另一名猶太人被鄂圖曼士兵刺死。某個猶太葬禮遭受阿拉伯人攻擊。在每個案子裡，芬恩都會馬上通知鄂圖曼總督，逼迫他介入或看看英國人如何進行審判。

數年來，尼古拉一直小心翼翼地以他個人的魅力來說服英國同意瓜分鄂圖曼帝國。他稱鄂圖曼為「歐洲病夫」，希望藉由瓜分鄂圖曼來解放巴爾幹的正教省份，同時掌控耶路撒冷。但英國對此毫無興趣。二十五年的專制統治使尼古拉變得冷漠無情，而且也讓他缺乏耐性。精明的維多利亞女王寫道：「很聰明，但我不會考慮，而且他的想法極不文明。」

當君士坦丁堡於一四五三年陷落時，莫斯科大公便以拜占庭最後一任皇帝的繼承者自居，莫斯科因此成為第三羅馬。俄羅斯君主採用拜占庭的雙頭鷹做為象徵，並且採取了新稱號：沙皇。在與伊斯蘭克里米亞可汗以及隨後的鄂圖曼蘇丹的戰爭中，沙皇把俄羅斯帝國提升成神聖的正教會十字軍。在俄國，正教會發展出獨特的俄羅斯性格，不僅是沙皇，連偏遠的小農也協助將正教傳播到遼闊的俄國領土上，而他們全對耶路撒冷有著特殊的尊崇。據說，俄國教會獨特的洋蔥式圓頂，是從描繪耶路撒冷的畫作中學習來的。俄國甚至建造了自己的小耶路撒冷，但每個俄國人都相信，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才是為死亡與救贖做好準備的核心的工作。詩人普希金是俄國靈魂的化身，他於一八三六年參加決鬥，結果因此喪命，他在死前不久曾說：「耶路撒冷難道不是我們俄羅斯人的搖籃嗎？」

一八四四年十月四日，美國駐敘利亞與耶路撒冷總領事克雷森（Warder Cresson）抵達耶路撒冷——之所以能取得這份工作，主要是因為他確信基督再臨將於一八四七年發生。歐洲領事已經相當傲慢，但克雷森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騎馬奔馳繞著耶路撒冷，揚起了「大量塵土」，在他身旁有「一小群美國軍隊」，他們看起來就像司各特（Walter Scott）小說裡的「騎士與劍客」一樣——「一群武裝而閃閃發亮的騎士，由一名阿拉伯人率領，後面跟著兩名土hｔtps://ｗww.ｈｅtuｂｏｏｋ•com.ｃoｍ耳其新軍，他門帶著銀色的鎚矛，在陽光下閃爍著光輝。」

這場殺戮震驚了全世界，但最關注此事的還是聖彼得堡與巴黎：修士們這種好鬥的自信，不只反映出他們的宗教，也顯示為他們撐腰的帝國。新鐵路與蒸汽船使歐洲各地都能輕易抵達耶路撒冷，特別是從敖德薩到雅法的海路：現在每年都有兩萬多名俄國人前往朝聖。來到此地的俄國虔誠正教徒，有社會最底層的民眾，有來自遙遠西伯利亞小村落的貧農，也有來自最頂層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人。整個俄羅斯社會都分享了神聖俄羅斯的正教會使命。

一八四五年，芬恩（James Finn）接替楊格的位子，二十年來，他的權力不下於鄂圖曼總督，然而這名假裝虔誠、好管閑事之人卻冒犯了每一位從英國前來的勳爵與鄂圖曼帕夏，甚至也惹毛了各國的外交使節。芬恩無視於倫敦的命令，他向俄羅斯猶太人提供保護，但從未停止讓猶太人改信基督教的行動。當鄂圖曼人允許外國人購買土地時，芬恩在塔爾畢（Talbieh）購買而且開墾自己的農產，然後又在切爾特納姆的庫克小姐與一群熱心的英國福音派婦女資助下，買下位於亞伯拉罕葡萄園的土地。他以此為手段，透過教導猶太人誠實工作的樂趣使他們改信基督教。

儘管出現這樣的鬧劇，在夏日傍晚，耶路撒冷居民不分教派，無論是穆斯林、基督教阿拉伯人，還是塞法迪猶太人，都在通往大馬士革的道路上野餐。美國探險家林奇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Lynch）看到一個「生動的景象，數百名猶太人享受著新鮮空氣，坐在城牆外巨大的橄欖樹下，女性穿著白色衣物，男性則戴著寬邊黑帽」。芬恩與各國領事在鄂圖曼士兵與手持銀邊官杖的警衛前導下，攜家帶眷在外頭散步。「日落之時，每個人都急忙進到城內，因為一到晚間，城門就會關閉。」

蘇丹與阿爾巴尼亞人都極力討好英國，使他們能保持權力均衡。耶路撒冷此時仍在紅色易卜拉欣之手，他統治了泰半的中東地區。當法國人支持阿爾巴尼亞人時，英國人也試圖滿足他們的胃口，但同時也維護鄂圖曼人。英國表示，如果易卜拉欣願意撤出敘利亞，那麼他們就願意援助巴勒斯坦與埃及。這是個好條件，但阿里與易卜拉欣無法放棄至高無上的珍寶：伊斯坦堡。易卜拉欣拒絕英國的要求，於是帕莫斯頓締結了英國、奧地利與鄂圖曼同盟，由海軍准將納皮爾（Charles Napier）率領炮艦進行炮轟。易卜拉欣馬上在英國的力量前屈服。

梅爾維爾不是唯一因文學事業遭遇瓶頸，而向東方尋求恢復與慰藉的小說家：福樓拜在富有的朋友杜坎普（Maxime du Camp）的陪伴下，以及在法國政府資助他來此報導貿易與農業之下，抵達耶路撒冷進行一趟文化與性的觀光之旅，同時也藉此讓自己走出第一部小說的挫敗。他眼中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環繞著城牆的藏骸所，是在陽光下逐漸腐爛的古老宗教」。至於聖墓教堂，「恐怕狗會比我對它更有興趣。亞美尼亞人咒罵希臘人，希臘人討厭拉丁人，拉丁人憎恨科普特人。」梅爾維爾也認為聖墓教堂是一處「正在崩塌的洞穴，有一半像毀壞的瓦礫堆，散發出陣陣死亡的氣味」，但他也承認，戰爭始於他所謂的「耶路撒冷人滿為患的報紙販賣處與神學交流地點」。

駐軍在瑪伊登遊行，慶祝蘇丹勝利，但諷刺的是，再過不久亞歷山大二世就會買下這塊曾是亞述人與羅馬人紮營處的閱兵場，用來興建俄羅斯的建築物。此後，俄國將尋求從文化層面支配耶路撒冷。

帕莫斯頓離開了外交部，接任的亞伯丁勳爵（Lord Aberdeen）反對副領事的福音派猶太人計畫，儘管如此，楊格還是持續進行。等到帕莫斯頓再度回任外交大臣時，他又命令耶路撒冷領事「只要有俄國猶太人提出申請，英國就要予以保護」。

「我可以歡喜期盼錫安成為一座都城，」夏夫茨貝里若有所思地說，「耶路撒冷出現基督教教堂，而希伯來人有自己的國王！」耶路撒冷在一夜之間，從居住在俗麗後宮的鄙陋帕夏統治的陰暗廢墟，搖身一變成為一座城市，裡頭住的都是一些以金色飾帶鑲綴、佩戴寶石的貴人。耶路撒冷從十三世紀之後就沒有拉丁的大主教，而正教會的宗主教長久以來一直坐鎮伊斯坦堡，但現在法國人與俄國人都支持讓他們重回耶路撒冷。然而，七名歐洲領事，這些代表著帝國野心、趾高氣昂的小官員，他們完全掩飾不住自己的過度浮誇。在身穿亮紅色制服、手持寶劍與沉重金棍，一路敲擊路面鋪石以淨空道路的高大衛兵護送下，領事們莊嚴地在城內行進著，他們努力想找到藉口來為難鄂圖曼總督。鄂圖曼士兵甚至必須站在領事的孩子面前。奧地利與薩丁尼亞領事尤其目中無人，因為他們的君主自稱是耶路撒冷國王。但最傲慢的與心胸最狹窄的還是英國人與法國人。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耶路撒冷城塞發射大炮，慶祝和約簽署。但十二天後，芬恩參加聖火儀式，看到「有人向希臘朝聖者發放棍棒石頭，讓他們預先藏在柱子後面，然後從樓上的走道往下丟擲」，攻擊亞美利亞人。「可怕的衝突於是展開，有人往樓上丟東西，破壞了一整排的燈臺，有人拿玻璃與燈油往人的頭上倒。」帕夏離開座位衝到走道上，但「他的腦袋卻挨了一記」，必須由手下扶他出去，之後他的士兵上刺刀衝了進去。幾分鐘後，正教會宗主教伴隨著聖火出現，現場群眾狂喜叫喊，捶打胸部，洋溢著興奮之情。

三十七歲的梅爾維爾此時已因三部小說作品而聲名大噪，這些故事都是根據他在太平洋捕鯨的親身經歷寫成，內容驚心動魄，令人屏息。然而，他於一八五一年出版的《白鯨記》卻只賣出三千本。憂鬱而痛苦的梅爾維爾，與果戈理的狀況並無不同，他在一八五六年抵達耶路撒冷，希望能讓自己恢復健康，同時追尋上帝的本質。「我的目標是讓自己沉浸在耶路撒冷的氣氛裡，讓自己被動地留下不可思議的印象。」梅爾維爾受到耶路撒冷廢墟的刺|激，陶醉於「赤|裸裸毫不修飾的荒涼之中」。我們先前曾經提過，許多「瘋狂的」美國人對於「猶太人極為癡狂」，他們展現的「狂熱活力與精神」令梅爾維爾深深著迷。這些現象啟發了他的史詩《克拉瑞爾》（Clarel)——一萬八千行，最長的美國史詩，這是他返國後，在美國關稅局工作時利用閒暇完成的作品。

克雷森與帕夏見面時，他解釋自己來此是為了再臨的天啟與猶太人的回歸。費城地主、富有的貴格派教徒之子，克雷森二十年來不斷地追尋啟示崇拜：在完成他的第一部宣言《耶路撒冷，全世界欣喜的中心》，並且拋棄了妻子與六名子女之後，克雷森說服國務卿卡爾霍恩（John Calhoun）任命他擔任領事：「我為了追求真理，捨棄了我最親近與最珍愛的東西。」美國總統泰勒很快就得到外交人員通報，他的首任耶路撒冷領事是一名「宗教狂熱分子與瘋子」，但克雷森已經抵達耶路撒冷。而且也不是只有他抱持著基督再臨的觀點：他反映了當時美國人的想法。

克雷森領事乘著這波來勢洶洶的預言浪潮：他曾是震教徒（Shaker）、米勒派教徒（Millerite)、摩門教徒（Mormon）與坎貝爾派教徒（Campbellite)，而後賓州當地的拉比說服他相信，「救贖與猶太人有關」，他們的回歸將造成基督的再臨。哈莉葉特．李佛摩爾（Harriet Livermore）是最早抵達耶路撒冷的美國信徒之一。身為新英格蘭國會議員的女兒與孫女，她於一八三七年開始向蘇族（Sioux)與夏安族（Cheyenne）傳教，她認為他們是失落的以色列支派，因此應該要隨她返回錫安。哈莉葉特在錫安租了房子，以容納她的教派異邦朝聖者（Pilgrim Strangers)，她預期基督再臨將發生在一八四七年——但最後並未發生，於是她淪落到必須在耶路撒冷街頭行乞。在此同時，後期聖徒（Latter Day Saints)——摩門教徒——的新天啟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派了他的使徒前往耶路撒冷：他在橄欖山興建祭壇，準備「恢復以色列，以耶路撒冷為其首都」。和-圖-書

這趟旅行是一場災難：他一整晚都在聖墓教堂祈禱，但他發現這裡極為污穢而且粗鄙。「在我還沒來得及將巧思具體成形之前，它就已經悄然散去。」聖地的華麗與附近山嶺的荒涼令他感到震撼：「在探訪耶路撒冷之後，我的心感到無比的失落。」果戈理返國之後，拒絕談論耶路撒冷，而且在一名神秘主義僧侶的影響下，他相信自己的作品是有罪的。果戈理發狂似地毀掉手稿，並打算把自己餓死；至少是昏死過去——二十世紀，當他的棺木被打開時，發現他的遺體是臉朝下。

在此同時，夏夫茨貝里也說服新任首相皮爾（Robert Peel）支持在耶路撒冷設立第一個英國國教會主教與教堂。一八四一年，普魯士（普王提議建立一個基督教國際耶路撒冷）與英國共同任命第一位新教主教亞歷山大（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此人本身是一名改信猶太人——此時的日耳曼新教地區也正經歷一場福音派的覺醒。英國傳教士在對猶太人傳教時也越來越具有威脅性，他們創建了一個以教堂為中心的英國國教會區域，由猶太人佈道會主持。同時英國的領事館也設在雅法門附近，正對著城塞，這是一塊如孤立小島般的維多利亞哥德式建築與傳教的福音主義。然而，基督教會一直在新教世界處於獨特的地位：沒有十字架，只有猶太教的分枝燭臺；所有的經文都用希伯來文寫成，就連主禱文也是如此。這是為猶太人設計的新教教會。在一開始，就有三名猶太人在領事楊格之前受洗。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困境令人遺憾。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提到，猶太人的生活「就像蒼蠅一樣，在人的頭蓋骨裡尋找住處」。人數不斷膨脹的猶太社群，生活在極度貧困的環境裡，沒有任何醫療，但現在他們接受倫敦猶太佈道會的免費醫療接濟。有些猶太人因此改信基督教。

不是所有的俄國朝聖者都是士兵或農民，也不是所有人都找到了他們要的救贖。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名俄國朝聖者進入耶路撒冷，從他高漲的宗教熱忱來看，他與一般俄羅斯人並無不同，但從他帶有點瑕疵的過人才華中，他又與一般俄羅斯人南轅北轍。小說家果戈理——以他的劇作《欽差大臣》（The Inspector-General）與小說《死魂靈》（Dead souls）聞名於世——騎著驢子來到耶路撒冷，他想在此尋求精神的解脫與神明的啟示。他打算以三部曲的形式來寫作《死魂靈》，但他在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卻掙扎許久。上帝顯然堵塞了他的靈感，以懲罰他的罪惡。身為俄羅斯人，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提供救贖。「在我抵達耶路撒冷之前，」果戈理寫道：「我寫不出任何東西來撫慰任何人。」

耶路撒冷造成的特殊瘋症稱為「耶路撒冷熱病」，但在一九三○年代，則被認定為耶路撒冷症候群，「因接近耶路撒冷聖地而產生的宗教興奮，之後所引發的心理代償」。二○○○年《英國精神病學期刊》把這種精神錯亂的沮喪認定為「耶路撒冷症候群亞型二：對耶路撒冷的治癒力量存有不可思議的想法——例如作家果戈理。」

耶路撒冷現在充斥著追尋天啟的美國人，《美國精神病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sanity）把這種歇斯底里的現象比擬成加州的淘金熱。當梅爾維爾造訪耶路撒冷時，他對於美國基督教千禧年信仰的「傳染」感到驚奇與厭惡——他說：「這種可笑的猶太狂熱，一半是憂鬱，一半是鬧劇。」美國駐貝魯特領事問國務卿：「當這些瘋狂或憂傷的美國公民來到這個國家，我該怎麼做？最近就有幾位前往耶路撒冷的民眾，他們腦子裡存在奇怪的念頭，認為今年我們的救世主就要降臨。」但梅爾維爾認識到，這種崇高的、撼動世界的希望是不可能被滿足的；「沒有任何國家比巴勒斯坦，特別是耶路撒冷，更能快速地令這種浪漫的期望破滅。對某些人來說，這種失望足以令他們憂傷不已。」

當尼古拉無理的要求遭拒絕時，他便出兵入侵鄂圖曼的多瑙河流域領土——今日的羅馬尼亞——並且朝伊斯坦堡進逼。尼古拉自以為靠著自己的魅力已和英國達成協議，他否認自己將併吞伊斯坦堡與耶路撒冷，但他誤判了倫敦與巴黎的想法。面對俄國的威脅與鄂圖曼的崩潰，英國與法國揚言宣戰。尼古拉頑固地認為對方只是在虛張聲勢，他解釋說，他「是為了基督教而宣戰，是在聖十字架的旗幟下出兵」。一八五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國與英國對俄宣戰。儘管大部分戰事都發生在遙遠的克里米亞，但這場戰爭卻讓耶路撒冷登上世界舞臺的中心，而且從此未再離場。

現在，尼古拉這位極其保守的人物，他站在藝術的立場（他任命自己為普希金的個人審查員）強烈反對猶太人與無恥的非利士人，並且要求自己只回應他所謂的「俄羅斯上帝」，只為「上帝交託給我們的俄羅斯」奮鬥。這名嚴格律己的人物，他只睡在士兵吊床上，他像一名教官一樣地統治俄羅斯。年輕的時候，高大魁梧、碧眼的尼古拉曾對英國社會感到豔羨，一名貴婦形容他「相貌堂堂，是全歐洲最英俊的男人！」到了一八四○年代，他已然童山濯濯，高腰緊身的軍褲使他的大肚子格外突出。在與體弱多病的妻子過了三十年快樂的婚姻生活之後——當中不乏拈花惹草之事——他看上了一名年輕侍女，從此她成為沙皇的情婦。雖然https://www.hetubook.com.com尼古拉獨攬俄羅斯的大權，但他害怕無能——無論是自己的身體，還是在政治上。

「那將是你的責任，」帕莫斯頓指示耶路撒冷副領事楊格：「你要一視同仁地保護猶太人。」同時，他告訴派駐鄂圖曼的大使，他應「強烈建議蘇丹鼓勵歐洲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一八三九年九月，楊格在耶路撒冷建立倫敦猶太佈道會的分會。楊格歡欣鼓舞，他在日記裡寫道：「上帝子民的古老城市即將在萬國之間擁有一席之地。我會永遠記住上帝要我構思一個能榮耀祂的計畫，祂賦予我影響帕莫斯頓的力量，而且為眼前的處境提供了一個適當人選，一個能以上帝之名重建耶路撒冷的人物。」夏夫茨貝里的圖章戒指上刻著「為耶路撒冷祈禱」，另一方面，我們曾經提到，另一名對耶路撒冷充滿執念的維多利亞時代人物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則是在自家的新盾形紋章添上耶路撒冷，並且將其刻在馬車、圖章戒指乃至於床上當成護符。現在，一八三九年六月，蒙提費歐里與妻子茱迪絲回到耶路撒冷，他們佩帶手槍以保護他們從倫敦籌募到的資金。

耶路撒冷是英美福音派再臨願景的核心。然而，他們再怎麼急切，也無法與俄國人對耶路撒冷的執念相比。一八四○年代晚期，俄國沙皇的侵略野心將使耶路撒冷處於薩克萊所謂的「過去與未來世界歷史的中心」，並因此點燃歐洲戰火。

在為改信的猶太人設立的塔爾畢福音派農場上，芬恩家族經常陷入交戰雙方的射程範圍之內。當槍聲大作之際，芬恩太太經常驚訝地發現，戰士中夾雜著女性的身影。她總是努力在謝克之間進行斡旋，希望讓他們言歸於好。但貝都因人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希伯崙與阿布．霍什兩地的謝克各自派出五百名戰士，與鄂圖曼人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當其中一名謝克被捕，並且被拷上鎖鏈帶往耶路撒冷時，這名衝勁十足的戰士還是想盡辦法脫逃，並且再度騎上馬繼續作戰，活像阿拉伯的羅賓漢。最後，年邁的耶路撒冷總督哈菲茲．帕夏（Hafiz Pasha）必須親率五百五十名士兵，與兩尊黃銅野戰砲來鎮壓希伯崙的軍事領袖。

夏夫茨貝里與蒙提費歐里相信大英帝國有神恩庇佑，而猶太人終將返回錫安。福音熱忱的正當性與猶太人重新燃起的耶路撒冷之夢，彼此連結構成維多利亞時代的一項執念。就在此時，一八四○年從巴勒斯坦返國的畫家大衛．羅伯茲向民眾展示了他極受歡迎的浪漫主義畫作，畫中呈現出耶路撒冷浮華的東方景象，顯示此時已是英國文明介入此地以及猶太人復國的大好良機。猶太人急需英國的保護，因為蘇丹與阿爾巴尼亞人爭相承諾的寬容政策，反而造成了致命的反應。

在耶路撒冷，街上到處可見俄國王公與將軍，他們身穿裝飾著金穗與肩章的俄國軍服，但此外更多的是數千名穿著羊毛皮革與工作服的農民朝聖者，他們全在尼古拉的激勵下前來此地，而尼古拉也派了教會佈道團到這裡與其他歐洲國家分庭抗禮。英國領事警告倫敦，「俄國人可以在復活節當天在城內一口氣武裝一萬名朝聖者」，然後直接占領耶路撒冷。在此同時，法國人也設法保護天主教徒。一八四四年，美國領事芬恩在報告中指出：「耶路撒冷現已成為法國與俄國角逐利益的焦點。」

「啊，可悲的耶路撒冷，」芬恩嘆息說，他不得不坦承這座城市「對於已在別的城市養成逸樂習慣的人來說，就像修道院一樣無聊。法國遊客看到耶路撒冷與巴黎的對比，除了突然喊叫外，就只能無奈聳肩。」當然這裡指的突然喊叫絕非強調男性雄風的福樓拜所預想的那種叫聲，而他也在雅法門表達了他的挫折感：即使我對於「自個兒屁|眼的反基督教傾向感到惱火」，但「當我經過這道門時，我還是忍不住放屁」。性好漁色的福樓拜為了慶祝從耶路撒冷解脫，特別在貝魯特一口氣找了五名女孩陪侍：「我跟其中三個做|愛，一共高潮了四次。午餐前三次，吃甜點之後一次。年輕的杜坎普只高潮一次，他的小老弟仍因殘留未癒的下疳而感到疼痛，這是一名瓦拉幾亞的盪|婦送給他的禮物。」

芬恩認為自己結合了帝國總督、神聖傳教士與地產大亨三重身分，不擇手段地以令人起疑的大筆金錢買下了土地與房子。他與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狂熱的福音派人士——學會了流利的希伯來語，而且能廣泛地使用拉迪諾語。一方面，他們極為積極地保護過去在耶路撒冷受到嚴厲壓迫的猶太人。但在此同時，他帶有壓迫性的傳教方式也引發猶太人的強烈抗拒。當他讓一個名叫迪格尼斯（Mendel Digness）的男孩改信基督教時，導致了猶太人的不滿，「他們翻過露臺，造成極大的破壞。」芬恩稱這些拉比是「狂熱分子」，但此時人在英國的蒙提費歐里聽說猶太人一直被要求改信，於是派了一名猶太醫生與藥師前往耶路撒冷與猶太人佈道會打對臺，之後這個醫療團在猶太區的邊緣設立了一家醫院。

這場勝利對鄂圖曼人來說是苦樂參半，因為伊斯蘭國家居然孱弱到需要基督教士兵來拯救。為了表示感謝，同時也為了遏阻西方人的勢力，蘇丹杜爾梅吉德被迫採取一連串措施——又稱仁政改革——除了進行中央集權外，也發布敕令國內所有少數族群無論宗教一律平等，並且讓歐洲人享有各項過去無法想像的自由。蘇丹把聖安娜教堂——被改建為薩拉丁學校的十字軍教堂——送給拿破崙三世。一八五五年三月，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也就是未來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Ⅱ）, 剛果的剝削者，成為第一位獲准踏上聖殿山的歐洲人——聖殿山的衛兵，來自達富爾的持棍蘇丹人，必須待在他們的區域不許出來，此舉是為了避免他們攻擊這位異教徒。六月，馬克西米連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哈布斯堡帝國的繼承人，後來成為命途多舛的墨西哥皇帝，他與旗艦的軍官一同來到聖殿山。在往後耶路撒冷的建築熱潮中，歐洲人開始蓋起了巨大的帝國風格基督教建築。鄂圖曼的政治家對此感到不安，而穆斯林也出現暴力的反對行動，儘管如此，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西方在耶路撒冷已做了鉅額投資，想要脫身已不可能。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拿破崙一世的姪子，看似溫和，實則在政治上極為敏銳——在一場政變中推翻了第二共和，損失讓自己加冕為皇帝拿破崙三世。這名女性化的冒險家，留著尖銳上蠟的八字鬍，然而這無從遮掩他過大的頭部，從而也顯得他軀體過小。拿破崙三世是第一位現代意義的政治人物，他知道自己剛創立的新帝國極為脆弱，因此需要天主教聲望的加持與海外戰爭勝利的激勵。另一方面，尼古拉認為這場危機是一個機會，若能為「俄羅斯上帝」保護聖地，將為他的統治增添光采。對於這兩名作風完全不同的皇帝來說，耶路撒冷成為天國與塵世光榮的關鍵。

早期的美國人繼承了英格蘭清教徒對希伯來文化的熱情，在巨大覺醒下產生了宗教的欣喜。現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第二次覺醒受到邊彊地區的福音力量所驅動。一七七六年，大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上教堂；到了一八一五年，達到四分之一；一九一四年，達到一半。他們熱情的新教教義在性格上屬於美國——勇敢、生氣勃勃與神氣活現，而其中心思想則認為人類可以透過正直的行動與真誠的快樂，來拯救自己與加快基督再臨的速度。美國本身就是個佈道團，只是假扮成國家的樣子，它受到上帝祝福。這種想法和夏夫茨貝里與英國福音派人士看待大英帝國的方式https://m.hetubook.com.com並無不同。

一名獨特的美國遊客大衛．朶爾（David Dorr），他是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年輕黑奴，自稱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統。朶爾同意福樓拜的說法：在跟隨自己的主人旅行時，他是「帶著一顆順服的心」，以及對耶路撒冷的敬畏來到此地，但很快地他就改變了自己的想法：「當我聽到這些無知之人所做的諸多蠢事之後，我對這些神聖的遺體與景點便不再那麼恭敬，反而多了幾分奚落。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七天後，我毫無掛念地離開，而且不想舊地重遊。」

克雷森被判精神失常，但他提出上訴，而且也獲得再審的機會。克雷森太太要不是「否定她的救世主，就是否定她的丈夫」，至於克雷森要不是否定「唯一的上帝，就是否定他的妻子」。克雷森太太二審敗訴，美國的信仰自由獲得確認，克雷森返回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附近開闢了猶太模式農場，研讀《摩西五經》，與他的美國妻子離婚，娶了猶太人為妻，然後完成了《大衛的鑰匙》(The Key of David)一書。克雷森被當地猶太人尊稱為「美國的神聖異邦人」。他去世之後，埋葬在橄欖山上的猶太墓地。

紅色易卜拉欣過去開放歐洲人進出耶路撒冷，改變了耶路撒冷的面貌，現在，為了保住統治埃及的世襲權利，他放棄了敘利亞與聖城。遭帕莫斯頓羞辱的法國人考慮「讓耶路撒冷成為基督徒的自由城市」，這是首次有人提出讓錫安交由國際共管的構想，但一八四○年十月二十日，蘇丹的軍隊又回到耶路撒冷。城牆內的市區有三分之一是荒地，長滿了霸王樹灌木，人口只有一萬三千人，不過其中的五千人是猶太人，他們主要是俄國移民與加利利茨法特的地震災民。

當耶路撒冷的駐軍準備出發去對抗俄羅斯人時，芬恩在雅法門外的瑪伊登（Maidan）閱兵場看著這群人展示武器，「敘利亞的陽光在這些移動的鋼鐵上閃閃發亮，因為他們上了刺刀行進著」。芬恩記得「最精良的軍隊仍駐守在聖地」，而尼古拉的「目標仍是占領神聖的耶路撒冷」。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摩西．蒙提費歐里爵士買下了巴拉克拉瓦鐵路公司的火車與鐵路——原是為了將英軍運送到克里米亞而設——開始在雅法與耶路撒冷之間鋪設鐵路。克里米亞戰爭勝利後，摩西挾著英國財閥的威望與權力，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的到來預示著這座城市的未來。

修士的打鬥只是耶路撒冷暴力場景的其中一個面向。新訪客之間的緊張感——一邊是英美福音派人士、俄羅斯猶太人與正教徒農民，另一邊則是歷史悠久的鄂圖曼人、阿拉伯家族、塞法迪猶太人、貝都因人與中東農民——也導致一連串的謀殺。芬恩率領的福音派信徒中，有一位名叫瑪提爾達．克里西（Mathilda Creasy）的女性，她的遺體被人發現時，頭部已被打碎；另外有一名猶太人被人刺死丟在井裡。富有的拉比赫歇爾（David Herschell）遭人毒死，在這起轟動社會的案子裡，涉嫌的人全是他的孫子，最後他們全因缺乏證據而無罪釋放。英國領事芬恩是當時耶路撒冷最有權勢的官員，因為當時鄂圖曼人在各方面都要仰仗英國，所以芬恩得以隨心所欲地介入他認為適合關切的事件之中。芬恩把自己當成是聖城的福爾摩斯，他著手調查每一起犯罪事件。然而，儘管他擁有調查的權力（以及六名非洲巫師的協助），還是未能找到任何凶手。

尼古拉一世也吸收了這項傳統——他是凱薩琳大帝的孫子與彼得大帝的子孫，這兩個人以正教與聖地的保護者自居，而俄羅斯農民也連結了這兩者：當尼古拉的兄長亞歷山大一世突然於一八二五年去世時，許多農民都相信他是到耶路撒冷當隱士去了，這是現代版的末代皇帝傳說。

一八四七年，一名基督徒阿拉伯男孩攻擊一名猶太孩子，猶太孩子反擊時扔了一顆石頭，剛好擦過阿拉伯男孩的腳。希臘正教會傳統上來說是最反猶太人的，他們很快在穆斯林穆夫提與法官的支持下指控猶太人獲取基督徒的血來烘焙逾越節的餅乾：血誹謗來到了耶路撒冷，但蘇丹的禁令——在大馬士革事件後蒙提費歐里說服他頒布的——證明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此同時，堪稱美國史上最不尋常的外交人員加入了耶路撒冷領事的行列。「我懷疑，」當時正訪問耶路撒冷的《浮華世界》作者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評論說：「會有任何政府接受或任命如此古怪的大使。」

就某個意義來說，尼古拉也有他自己的耶路撒冷症候群。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在經過數年的統治之後，」法國駐聖彼得堡大使回報說：「（他的父皇）保羅的特質似乎在他身上浮現出來。」瘋狂的保羅被暗殺身亡（他的祖父彼得三世也是同樣下場）。就算尼古拉精神沒問題，至少也顯示出他父親頑固、衝動與過度自信的一面。一八四八年，他計畫到耶路撒冷朝聖，但全歐各地爆發的革命使他取消此行。他成功平定匈牙利叛亂，未讓他的鄰居哈布斯堡皇帝有可乘之機：他為自己獲得「歐洲憲兵」的稱號而沾沾自喜，但法國大使表示，尼古拉「沉溺在通姦、軍事成功與莫斯科國的宗教偏見裡」。

夏夫茨貝里，三十九歲，鬈髮，雙頰蓄鬍，他是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縮影。這位心智純潔的貴族致力於改善工人、兒童與精神病患的生活，而他也是基本教義派人士，相信聖經「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音節都是上帝的話語」。他確信充滿活力的基督教可以讓全球的道德獲得復興，同時改善人性本身。在英國，清教的千禧年信仰在很久之前已被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推翻，但部分還殘存在非英國國教派當中。現在，它又重回主流：法國大革命及其斷頭臺，工業革命及其工人暴民，這些都形塑了英國中產階級，使他們歡迎虔信、尊重與聖經帶來的確定感，其中聖經可說是對抗維多利亞時代繁榮物質主義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