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拿
BINAH
十五
我去了示威現場,但並未加入遊行。我只是站在聖史提芬廣場邊緣,和那些到這裡來表示團結一致的記者、編輯和藝術家站在一處。這些人都是皮拉底的顧客。
貝爾勃為我們引介。「這位是珊黛。你們兩個認識嗎?」
「呃,警察必是條頓族。」我說道:「這就使我們成了亞歷山大.那夫斯基之流。不過我把論題混在一起了。看看那邊那群人,他們一定是達托伯爵的黨羽,急於加入爭鬥,因為他們不能容忍一點冒犯,而且已朝向敵方,大聲出言威嚇,好挑怒異教徒!」
「這麼說,你是在反抗軍的一方了。」
我環顧四周。這是個陽光明燦的下午,米蘭最美的時刻:建築物的外觀皆是金黃的,天空是柔和的鐵灰色。在廣場另一端的警察都戴了頭盔,並持著如鋼鐵般閃光的塑膠盾牌。一個腰束俗麗三色緞帶的便衣警察,在他的部下面前來回高視闊步。我轉過頭望向遊行隊伍。他們還沒開始前行,仍在等待。他們排成隊伍,但不甚整齊,扭曲如蛇,而且長了由旗幟、布條、棍棒形成的剛毛。幾小群不耐煩的人高唱著有韻律的口號。在遊行隊伍的兩側,行動主義者來回奔跑,頭上戴了紅手帕,身穿雜色襯衫,和飽經風吹日曬的牛仔褲,腰繫皮帶。就連捲藏了武器的旗子看來也像調色盤上的顏色。我想到了英勇的杜飛。我覺得宛如置身一幅法蘭德斯的纖維畫裡。聚在遊行隊伍兩旁的人群中,我看見一些充滿了陽剛英氣的女子,等著表現她們的大膽。這一切都在一瞬間閃過我的腦際,好似我在不知不覺中再度體驗著另一種經歷。
「是的。他要在米蘭待幾天。也許我
m.hetubook.com.com可以說服他把尚未出版過的幾篇論述交給我們,編成一小冊。那一定會很成功的。」
「毫無疑問。」貝爾勃說:「可是你能告訴我,回教徒在哪裡嗎?」
「由哪一方打的?」我一問出口就感到後悔。「抱歉,只是開玩笑的。」
厄拉.席威勒對我說:「主上,如果你認為我和我的後代子孫都不會因此而遭到唾罵,那我就為你到那邊的田場上去找安佐伯爵來幫助你。」我對他說:「我親愛的部下,我以為你若去尋求幫助來解救我們,將會為你自己贏得偌大的榮譽。不過,你自己也有性命之危。」
「你是在波利維亞修過課嗎?」
「不,你不是在開玩笑。當然,今天我知道,可是當時我知道什麼呢?你可以一輩子都感到後悔,並不是為了你選擇錯誤——你總是可以悔改、贖罪的——而是為了你從沒有機會向自己證明你大可做正確的選擇。我很有可能成為一個變節者。那使我有資格教別人什麼事實呢?」
那時果真出事了。我記得並不很清楚。遊行隊伍開始移動。一群帶了鐵鏈又戴上滑雪面罩的行動份子開始迫穿警線,高聲吶喊,朝聖巴比拉廣場逼進。獅子動了。警方的前線分開,消防水管出現了。球軸承,接著是第一陣石子,由示威者的前驅投向警方。警方的非常警戒線向前移,揮著警棍,使得遊行隊伍向後退。就在這時,由遠方傳來了一聲槍響聲。也許那只是一只輪胎爆破了,或是鞭炮吧;也許那是由某群示威者射出的一枝玩具氣槍,而在幾年內將會成為P-38步槍。
「我的好先生,以聖詹姆和_圖_書士之名,這確實像一場十字軍的戰役呢!」我答道:「我相信今晚這些人中有一些會上天堂的。」
這麼說,即使是在那時,貝爾勃便與華格納醫生有連繫了。我不禁暗忖會不會就在那一晚,華格納醫生免費為貝爾勃做了心理分析——在兩人都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但或許這是在後來才發生的。
「只是一名旁觀者。」他說。我聽得出他聲音中的一點困窘。「一九四三年時,我十一歲。戰爭結束時,我還不滿十三歲。年紀太小,還不能參與,卻又夠大,能夠——怎麼說呢?——清晰地記住每一件事。我還能做什麼呢?我只能旁觀。還有逃跑。就像今天。」
驚惶。警察抽出了武器,為衝鋒而吹的喇叭聲響起了,遊行隊伍分裂為兩股:一股是已憤憤欲戰的鬥士,另一股則是其他所有的人,認為他們的責任已盡。我發現自己沿著拉格街奔跑,生怕被流彈或棍棒擊中。突然間,貝爾勃和他的同伴出現在我身旁,也在奔跑,但並不驚慌。
「卡素朋,那些別人都已寫過了。如果當時我二十歲,在五〇年代時我便會寫一本如詩的回憶錄。幸好我生得晚了些。等到我長大到可以寫了,我所能做的只是看別人已寫出的書。話說回來,我也可能死在那山坡上,被一顆子彈打穿頭的。」
我發現自己站在貝爾勃和一個女子旁邊。這名女子,我常看到與貝爾勃同坐在吧台邊,因此我以為必是他的伴侶。(後來她消失了——現在,在讀過有關於華格納醫生的檔案之後,我才知道原因何在。)
「你在這兒幹什麼?」我問道。
「生存技巧是只有在幼時才能學到的,除非你長大後應|召入伍。在和圖書戰時,當游擊隊活躍於××鎮時,我曾有過一些惡劣的經驗。」貝爾說:「我們在一九四三年時受令自都市撤離,好主意,正好是一切肆虐的時間和地點:集體逮捕,納粹秘密警察,街頭火併……一晚,我爬上山丘要到一家農莊去買新鮮牛奶時,聽到樹上傳來『呼,呼』的聲響。我意識到在遠方的一個山丘上,有些人正用機槍在掃射我後方山谷中的鐵路線。我的直覺是奔跑,或就地趴伏。我犯了一個錯:我朝山谷跑過去,突然間,我聽到『嚓嚓嚓』的響聲落在我四周的田野間。原來是有些子彈沒有打到鐵路,便落到附近。那時我學會了,要是有人從高坡上往山谷射擊,那你該跑上坡。你跑得愈高,子彈便從你頭上愈高的地方飛過。有一次,法西斯黨和游擊隊在玉米田的兩端展開部署,相互射擊,我祖母被困在中間。無論她往哪裡跑,都有被射中的危險。因此她就在玉米田中央趴了下來,就在火線上,在那裡趴了十分鐘,臉埋在泥土中,只希望雙方都不會前進得太遠。她很幸運。你若在幼時學到這一些,便會永誌不忘。」
在那晚暢談過聖堂武士的始末之後,我與貝爾勃在皮拉底酒吧只有過幾次短暫的交談。由於我忙著寫論文,我愈來愈少到皮拉底去。
到了雷屈里街的轉角,貝爾勃拉住了我的臂膀。「這邊,小伙子。」他說。我想問他為什麼,拉格街比較寬闊,人也比較多,而在皮可拉街與樞機主教宮署之間糾結的巷弄,卻使我有幽閉症的窒息感。我覺得貝爾勃所要去的地方——萬一警方追上了我們——可躲藏之處較少,也沒有太多人群可以混進。可是他卻示意我不要作聲,轉hetubook.com.com過兩、三個路口,並逐漸放慢了速度。我們發現自己步伐從容地走在教堂的正後方;這裡交通正常,且一點也聽不到就在兩百碼外所發生的戰役。在靜默中,我們繞行教堂,終於走到面對迴廊的一側。貝爾勃買了一紙袋玉米,愉快地餵起鴿子來。我們完全混入了星期六的人潮;貝爾勃和我穿西裝打領帶,那女孩則穿了米蘭仕女的制服:灰色高領毛衣配一串珍珠項鍊——養珠吧,也或許不是。
「你應該寫下來,而不只是編別人的書而已。」
一天,有一場反法西斯陰謀的大遊行。遊行隊伍將自大學出發,而所有的左翼知識份子都受邀參加。警方出動了大批警力,但彼此間顯然有默契讓遊行進行。在當時那是很典型的:遊行並未得到許可,但只要沒有嚴重的事發生,警方只會旁觀,確保遊行者不逾越任何通過米蘭市區的未標明界限(當時有許多的領域妥協)。抗議者以奧古斯托街後方的區域為根據地;法西斯黨則守在聖巴比拉廣場及其鄰近區域。如果有任何人越線,便會有意外,否則一切無事。那就像一頭獅子和一個馴獸師。通常我們相信獅子會攻擊馴獸師,而馴獸師便揚鞭或開空槍阻止牠的攻擊。錯了。獅子在進籠前已經過餵食,情緒平穩,並不想攻擊任何人。和所有的動物一樣,獅子自有其範圍;只要你不侵入這個範圍,獅子便保持沉著。當馴獸師走上前,侵犯了獅子的領域,獅子便怒吼;然後馴獸師揚鞭,但也同時後退一步(彷彿防備獅子的撲擊),因此獅子又安定下來。一場模擬的革命也得要有規則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不過,說到神經病,今晚有個為華格納醫生舉行的餐和圖書宴。我們到史卡拉廣場去坐計程車吧。妳來嗎,珊黛?」
「對不起,」我說:「只是你也有可能成為採花大盜呀。這是神經過敏的——除非你的懊悔是緣自某件特定的事。」
——喬因維爾,《聖路易之史》,四十六,二二六
總之,這是我第一次聽貝爾勃談起他在××鎮的童年往事。奇怪,他談到逃跑時,頗有英雄的口吻,彷彿那是很光榮的往事,但是只有在他明智卻很不英勇的再一次逃跑之後,他才又想起這段往事——而我,不但是從犯,也是個見證人。
「你也知道是怎樣的。」他困窘地微笑道:「我們總得拯救自己的靈魂呀。這一幕難道沒有使你聯想到什麼嗎?」
「華格納醫生?」我問,並打算離去。「本人嗎?」
「這就像在攻打亞斯喀隆,對吧?」貝爾勃問。
「你瞧,卡素朋,」然後貝爾勃對我說:「要逃跑是絕不能取直線的。拿破崙三世,效法杜倫的薩伏伊人,將巴黎重整,把它變成了今天世所仰慕的林蔭大道交通網。這是都市計畫了不起的傑作。只不過,那些又寬又直的街道對於控制發怒的群眾也是很理想的。只要可能,就連巷子也是盡量寬直的,例如香榭麗舍。在不可能之處,例如拉丁區的小街道,那是一九六八年五月最得利之處。想要逃跑,就要走巷弄。警力是沒有辦法完全包抄的,而且就連警察也怕人少。如果你碰上少數幾個,他們可是比你害怕的,於是雙方都奔逃,方向相反。任何時候,當你要到一個並不很熟的區域去參加群眾運動,應當在前一天便去偵查,並站在小巷弄開始的路口。」
「見過。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