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本國名為武后所賜
——兼述支那為秦或絲之對音
（三）支那一名為「秦」之譯音，此乃衛匡國（Martin Martini）於明永曆九年（一六五五年）首先發表者。近人多採此說，如伯希和（Paul Pelliot）亦主張必為秦之譯音。
「日本」這一名稱，為唐代的女皇帝武則天所取，而且此一名稱已經沿用一千二百多年了，但這件事在中國民間好像知道的人仍然很少，真是奇怪！
從上述情形看來，日人亦有自己取名為「日本」之可能性，但史學講究證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故以瀧川資言之博學，而未能推翻張守節之記載，則推論之詞終亦不能作事實看。
把日本國名從「倭奴」提升為日本——日出之國，這當然是日人最愜意之事。自范曄後漢書到房、魏之官修隋書，皆稱日本為倭奴或倭（委）國。倭名不雅馴，猶如從前漢族稱北方草原民族為匈「奴」、鮮「卑」一樣，漢族自居為上國天朝之意識型態十分明顯。其實他們究竟何「奴」何「卑」之有！若謂譯者無心，其誰信之！國史上對外國（外族）譯名之偏差，我們今日不可文過飾非。比如中世紀時期，我們把鮮卑人的姓氏寫作「慕容氏」，便非常典雅，後世有姓慕容氏者亦很舒服，但鮮卑有的姓氏竟寫作「禿髮氏」者，設後世有「禿髮和-圖-書氏」之子孫，則未見其人已無好感矣！
（倭人）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
因此，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是非常典雅的了。日人既然願意使用這個名稱，那就應大開胸襟，接受此一命名的事實。往年我在臺大聽楊雲萍教授講述日人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他便常談到日本大史學家內藤湖南（虎次郎）曾公開承認中國是日本文化的母親。像內藤這樣不亢不卑，豈非更能表現一個國家的國民磊落的尊嚴嗎？
最近在中央日報看到穆超先生大作，談論「支那」和「倭奴」名稱起源諸問題，其中有一段論及日本國名的原始，他說：談到倭奴（Ainu）問題，中國在漢代稱日本為倭奴國，至唐代以後，因為日本人對漢文的程度逐漸提高，了解「倭奴」兩字很不高雅，所以自行改稱為日本國。因為日本位於中國之東，取「日出之本」之意。
至於外國人稱中國為支那，我們亦認為不典雅，其實我們試一推論支那（Chi-na）一詞的本義，外人用此以稱中國實無歹意。有關支那名稱之起源，方豪教授的中西交通史云：
其實日本國名為唐代女傑武則天和*圖*書所賜，這在唐代史家張守節所撰寫的「史記正義」上已記載的很明白，可惜此注夾在史記之內，遂為後人所忽略。史記夏本紀「島夷卉服」句之下張守節注云：
北宋史家宋祁修新唐書居然有此疏誤，遂使後世對日本國名起源之真相蒙昧難明，可謂遺誤匪淺了。
由日本國名之問題，不能不使我感嘆今日我們的歷史教學的沒落，以及歷史學者對廣大社會的冷漠。我們這一支「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民族，一向是注重歷史的教養，藉以培育民族人格的，故我們的歷史記述如此之豐盈，今雖亂世，猶薪盡火傳，一枝獨秀於大地之上，像這樣極高明而中庸的樂天知命的態度，與印度人之苦行，西方人之窮索外太空以找尋人類老祖先的態度，正好相映成趣。往日胡適之嘗自稱為「播種者」，望我們的歷史學者，三復斯言。
從前朝代屢換，忽秦忽漢，忽唐忽清，外人稱我們為China猶可。今天我們定國名為中國，則日人不應再混稱我們為支那，正如我們不能再稱他們為倭奴一樣，這是國際上應互相尊重之禮貌。
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
穆先生認為「日本」之名為日人所自取，這ｈｔtps://ｗｗｗ•ｈeｔubｏｏｋ.coｍ•cｏｍ是錯誤的。但穆先生的錯誤可能是受到宋祁的影響所致。因為在新唐書東夷日本傳上說：
（四）伯希和更主張歐洲人所稱支那和印度人所稱，實出一源。印人從未使用支那以外之名稱以稱中國。
日本人不大願意承認「日本」之名為中國所賜，除了民族意識作祟之外，是另有其他片面理由的。因為隋書倭國傳上記載：推古天皇於大業三年遣使者（小野妹子，即蘇因高）來朝，那作者呈上大隋皇帝的國書竟有「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之語，可見日人在隋末已有自稱為「日本」之意了。
但日人自稱為「日本」，就今日我們的地理常識來看，殊為可怪。因為就地理方位而言，日人似不應自認為是日出處之國——日本。日人如要稱日出處之國，那就應指他東北方的阿拉斯加（Alaska）了。然而此處我們亦須同時留意：就日本史而言，七世紀初（隋末）乃是他們的太古時期，即日本史上之大和時代前期，那時的蝦衣（即愛奴）島夷因未受啟蒙，每天看見紅紅的太陽從東方海中升起，那一輪紅日遠在天邊，卻又「近在眼前」，於是他們以直覺判斷，遂自以為是扶桑所在，即日出之處了。
（二）希臘文之最早者，當為公元一五和_圖_書〇年之際，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Ptole-meus）之地理書，有Sinae及Seres（絲國人）兩名。
（一）歐人稱中國，英文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文作Cina，其源皆起於拉丁文之Sina，見於公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間完成之「愛利脫利亞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十七世紀後，拉丁文亦有偶作Chi na者。
日本國名為武后改賜，史實甚明，但日本學者瀧川資言、中井積德等猶不甚服氣。瀧川氏的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之言云：「日本必不在此列，注誤」，其言下之意乃否認日本為「島夷卉服」，則張氏之注更是無稽了。其實張守節作此注是為了保存史實真相，而瀧川、中井既未提出反證來推翻張氏之注，那麼事實如何是一回事，日本不甚承認又是一回事了。
由以上所述，可見「支那」一詞之本義，是由「秦」或「絲」之對音而來（絲為中國古代獨有之發明，英國考古學家A Stens曾於天山南路之南道和闐發現公主傳蠶壁畫，描繪中國蠶種西傳之故事，見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故就語言學上來說，外人稱中國為支那（China），原無歹意。但在中國人眼中，英文之China猶可ｈtｔｐs://wｗｗ•hetｕbｏok•ｃoｍ.coｍ，中文之支那兩字就有欠典雅莊重的字眼了。
有關印度梵文中以支那稱中國之說，姚大中的古代北西中國討論更詳細，他說：今日外國人稱呼中國的China見於東方印度為最早。漢文佛教典籍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等書所稱「訶摩至那」、「至那」、「支那」、「脂那」都是梵文Maha-chinasth Cinas的譯名（關於另一名稱震旦Cathay之問題此處不擬討論）。歐洲則遲至近代歐洲興起（十七世紀時）始由拉丁文Sinae演化而成，今日之漢學仍稱sinology，可見其淵源。
據此，日本國名為武則天所取，應無可懷疑。而有關日本國名之問題，遠在民國四十四年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羅香林便曾有專文討論過。這篇論文收在臺灣商務出版的「唐代文化史」中。羅香林教授認為：宋祁去唐稍遠，故對日本名稱研究稍疏；而史記正義之作者張守節則為唐代武則天時人，他的史記正義作於唐玄宗時，張氏長於史地之學，他說日本國名為武后所賜，自非後世人之推論可比。據兩唐書東夷日本傳上都說：武則天長安元年（七〇一年）為倭國文武天皇在位第四年，改元大寶，天皇派真人栗田為遣唐使出使中國，武后宴之於麟德殿。因此武后賜日本國名當在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