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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負責任」，是說他從民國二十一年，就任行政院長，十幾年來以「跳火坑」自誓；個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今日中國之情形，固猶勝於戊戌瓜分之局，亦仍勝於袁氏二十一條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時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銘即死，亦何所憾！」

從這時候開始，陳璧君就除了子女以外，甚麼人都看不順眼了。十一月十二那天，遺體由專機「海鶼號」送回南京，下午五點鐘到達明故宮機場；機門開處，一身黑色喪服的陳璧君首先出現；在場的汪政府要人一看，都打了個寒噤，因為陳璧君的那張寡婦臉，不但難看，而且可怕，凡是接觸到她視線的，都有這樣一個感覺，似乎她在指責：「汪先生是死在你手裏的！」

在汪政府中人看，小磯內閣出現，阻遏了少壯軍人左傾現象，是件可喜的事；但特派參謀次長柴山到南京，帶來東京直接向重慶謀和的五條件，則不免有秋扇捐棄的悲哀。陳公博的下意識中也有這樣的情緒；但為理智所掩遮了。因此，當討論繼承「國府主席」人選時，雖然他被認作「責無旁貸」，但卻一直說是「佛海比我適當」。因為他有個想法，如果東京跟重慶談判成功，南京的「國民政府」不如自己先解散；果真到了有此需要的這一天，論公，以非「主席」的地位作此提議，比以「主席」的身分作此宣佈在措詞上比較可以暢所欲言，易於邀得同情；談私，不是「主席」對解散的悲哀，可能會輕得多。

這對耿績之的打擊很大，因為當時有一副諧聯，為人傳誦：「陳公博兼選特簡薦委，五官俱備；汪精衛有蘇浙皖鄂粵，一省不全。」所謂五官指五官等，陳公博的「立法院長」的選任；「軍委會政治部長」是特任；「上海市長」為簡任；而「區長」則在薦委之間。讀了這副對聯，接下來往往批評陳公博，不該再兼「第八區區長」，忒嫌攬權。如果有人為陳公博辯護，說法租界情況複雜，沒有人拿得下來；熟於法租界一切的人就會反駁：從前歷任上海市長，都靠耿績之跟法租界打交道；莫非如今法租界收回來了，耿績之對法租界的複雜情況，反而吃不開，拿不下？決無此事！為甚麼不叫耿績之當區長？

提到國父的主張，正好順便表白，他說：「今兆銘六年以來，僅能與日人談國父之大亞洲主義，尚不能談民初國父之主張，即因日本人軍人氣焰高張，而不知亡國斷種之可於俄頃者。」同時，他也憂慮日本軍人戰敗後的態度，「中國目前因中美之聯合，固可站穩，然戰至最後，日本軍人橫決之思想，必使我國土糜爛，廬舍盡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戰爭之局面，絲毫無補實際。日本則敗降之辱，勢不能忍，則其極右勢力與極左勢力必相激盪，而傾於反美之一念，則三十年後遠東局勢，仍有大可慮者也。」

此人叫白乾靖，有兩個外號都是由他的名字上諧音而來的。他能言善道，足智多謀，但奇懶無比，坐而言不肯起而行，因此為人喚做「不前進」。

於是耿績之不能不另外「動腦筋」。這當然動做生意的腦筋；而以他的個性，生意不做則已，做就要做大生意。便有他的一個幫閒朋友替他出了個主意。

最不合道理的是，喪家半夜不招待陪夜的人吃點心，還倒罷了；自己帶了食物來果腹，她居然亦會站在那裏，冷眼看人進食。這一來還有誰能下嚥？

接著，陳公博提出了部署的計劃：第一、孫良誠在河南的部隊，帶致蘇北；第二、項致莊在蘇北所訓練的三個師，調浙江，因為浙江只有「第一方面軍」所派的一個師；第三、集中「第一方面軍」防守京滬線；第四、上海由周佛海的「稅警團」和「保安隊」負責；第五、將三個「警衛師」集中南京，由陳公博親自指揮，清剿茅山的共軍和土匪，打破中共的「三山一湖」計劃，同時防備共軍渡江。

他的補過之道，在求戰後使政府能順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復地區；首先著眼於華北五省，說「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鬆，我當和_圖_書緊力準備，俾將來國土完整，無意外變化發生。銘於十三年奉國父命先入北京，其後擴大會議偕公博入晉，前年赴東北，頗知北方形勢，應得一與『政府』及『黨』的關係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應推公博以代主席名義，常駐華北，而以京滬地區交佛海負責，在一年內實現重點駐軍計劃，俾渝方將來得作接防準備。」他這個決定，將由陳璧君與陳公博商量以後，用他的名義向「中政會」提出。

就在這時候，小磯國昭突然來探病，事實上是來「送終」。汪精衛覺得這個機會必須把握；他要把他最大的一個心願，向這個已在求和的日本首相作最後的「奮鬥」。

「實現重點駐軍」的目的，就在防止共產黨的接收失地。汪精衛在最後一段中，竟發出了對延安的警告：「中國自乙未革命失敗，迄今五十年；抗戰軍興，亦已七載，不論國家前途演變如何，我同志當知黨必統一，國不可分的主張，不可逞私煽動分裂。其在軍人天職，抗戰為生存，求和尤應有國家觀念，不得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對於日本，將來亦當使其明了中國抵抗，出於被侵略自衛，並無征服者之心。」

所謂「適當時間」是何時，汪精衛自己都說不上來。但《最後之心情》顯然已與離開重慶時所抱的失敗主義大不相同；一開頭就說：「兆銘於民國二十七年離渝，迄今六載。當時國際情形，今已大變；我由孤立無援而與英美結為同一陣線，中國前途，忽有一線曙光，此兆銘數年來所切望而慮其不能實現者。」

至於他的「政府」突然「對外宣戰」，亦知「貽笑外邦」？殊不知「強弱之國，萬無同盡可能，有之則強以我為餌」。汪精衛說他是利用這種情勢，作為與日本爭主權、爭物資之一種權宜手段，對英美實無一兵一矢之加。接著便談到「解除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勢利導」，終告實現，這是他可以引為快慰之事。當然，這是他的欺人之談；因為他不會不知道美國與中國談判重訂「平等新約」，日本便不能不搶先有所表示的事實。

小磯等於來替汪精衛打了一劑強心針。從「滿洲國」成立以來，日本的軍部也好，內閣也好，在這個問題上，從沒有讓過步，即使是九月十七日的「御前會議」，對於對華談和的條件，仍然堅持「滿洲國」的「現狀不得變更」。可是終於有「改變的餘地」了！縱或小磯的話中暗示「改變的餘地」極其有限，或者需要中國在另一方面作極大的犧牲，以為交換；但畢竟是一項原則的打破，有了一個起點，就能站住腳，逐步推進，不難達到恢復原狀的終極目標。

此外還有三個「警衛師」，第一師留守南京；二三兩師，亦是分防各處，待遇微薄，開小差的很多。陳公博經過多次「參謀會議」以後，決定暫時北以隴海路為限；南以錢塘江為限，在這個區域內部署防共的軍事措施。首先將江蘇、浙江、蘇北諸地區的「地方長官」一律換作軍人，江蘇是任援道，浙江是項致莊，蘇北是孫良誠。

所謂「險局危策」，充其量只是爭取「喘息之機」；他說：「銘之主張，其基本之見解：為日本必不能亡中國。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棄對『國府』之利用，及知其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機。」這話跟他以前的言論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說：「我看透了，並且斷定了中日兩國明明白白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現在卻說：「日本必不能亡中國」。無論古今中外，以傾國之師而不能亡鄰國，則必自亡而後已。這是事實上承認抗戰政策，完全正確；但無法改口，只好說是他的求和，是為求得強鄰壓境的「喘息之機」。宛轉自辯的心情，當然是可想而知的。

接下來，汪精衛說他近年來的主張是：「說老實話，負責任。」他的「老實話」是「今日中國，由於寇入愈深，經濟瀕破產，仍為國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戰事蔓延，生民痛熬和_圖_書痛苦，亦瀕於無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強，徒可勵民氣於一時，不能救戰事擴大未來慘痛之遭遇。如盡早能作結束，我或能苟全於世界變局之外，多樹與國，暫謀小康，只要國人認識現狀，風氣改變，凡事實事求是，切忌虛驕，日本亦不能便亡中國。三五十年，吾國仍有翻身之一日。」

這個汪政府的「二世祖」，一般來說，都認為理當屬諸陳公博；而且陳璧君又帶來了汪精衛的遺命，希望陳公博以「國府主席」駐華北；周佛海擔任「行政院長」，負責京滬一帶的秩序。更使得他無可推諉。但是，陳公博另有想法。

汪精衛也知道，他的「脫渝主和」是「行險僥倖」或者「不為一時一地之國人所諒」，不過他是這樣想：國際情勢演變，已至千鈞一髮的局面，此時不趕緊想辦法，將來「內外夾攻」，更艱險，更不忍見的局勢發生，也許想要「自為之謀而不可得」。所謂「內外夾攻」是指延安的共產黨將於戰爭中擴大。在那個時候來說，也許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說他也是一種看法。

即令如此，陳璧君還不滿意，半夜裏都會起來「查勤」，看到輕聲閒談，立刻雙眼一瞪；遇到打瞌睡的，上前一推，大聲叫醒：「起來、起來！」

此外，從延安方面輾轉來了個情報，說中共決定以蘇北的阜寧為第二根據地。這個情報所顯示的意義是，日本戰敗後，蘇北勢必為中共所奪得；如果美軍登陸日本，日本展開「本土決戰」，抽調侵華日軍回國，亦會形成中共與國民政府的激烈衝突。陳公博在離開重慶時，留呈一封信給蔣委員長，自誓必照「國必統一、黨不可分」的原則去從事「和平運動」。為了實踐他的誓言，同時為了補過，也為了不負汪精衛的託付，他覺得在這方面，他應該挑起這副千斤重擔。

一是「『國府』目前所在之地區為淪陷區，其所代表者為淪陷區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對象，為淪陷區中鐵蹄蹂躪之敵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無傷於渝之規復；交涉無成，仍可延緩敵人之進攻。故民國三十年有句雲『不望為釜望為薪』」。

到汪政府收回租界，法租界改為上海市第八區。陳公博很想利用他在舊法租界的關係，派他當區長，結果只當了一名處長，因為有人中傷，說他原就抽頭聚賭，一當區長就更方便了。

耿績之看不清那種畸形繁榮，只是一種人心虛脫而造成的幻象，更不明白「絢爛之後歸於平淡」的道理，只覺得「素富貴行乎富貴」，要不改常度才夠味道。所以雖已外強中乾，仍然照畸形繁榮的水準，在勞爾東路一號設立了一個私人俱樂部，酒食餚饌，無一不精；服務供應，無所不有，而只要是他的朋友，能夠踏得進去，一切免費。

陳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樣，質直勉強，自以為是，本不宜曲曲傳達汪精衛幽微複雜的心情，所以這篇紀錄，在汪精衛很不滿意，覺得許多地方，言不達意；不過他已無力刪改，只由護士扶持著，草草寫下了題目《最後之心情》，並簽了「兆銘」二字。

「首相先生，」他說：「關於中國東北及內蒙的地位問題，日本必須重新考慮。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滿足中國人的願望，中日之間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你們現在所作的努力，完全是白費氣力。」

話說到此，無辭以對；那就只有一個結論；耿績之不是在法租界吃不開；是在陳公博、周佛海面前吃不開。這一來，最直接的影響是，耿績之在經濟調度上，大感困難：新債借不動，舊債又來逼，雙重夾攻，很難招架了。

小磯聽了這話，閉上眼作了有兩三分鐘的考慮，然後睜開眼來，以鄭重的語氣答說：「我可以負責奉告主席閣下，這個問題，並非不能解決；中國東北及內蒙的地位，應該有變更的餘地。但是變到甚麼樣子，完全視乎在談判時，對於解決中日共同利害問題的談判而定。此刻，我無法作任何預測。」

咳嗽影響睡眠，體力越發衰頹；不過醫療服務周到，估計還可以拖一段日子。不道十一https://m.hetubook.com.com月初九那天，美國飛機空襲名古屋，發佈的警報，一開始就是短促而接連不斷的緊急警報；護士長慌了手腳，找了幾個人來，連人帶病床推入電梯，直降地下防空室。

一切的發展，都指向一個再麻木不仁的人也能覺察到的趨勢：快天亮了！

「回憶民國二十七年時，歐戰局勢，一蹶千里，遠東成日本獨霸之局，各國袖手，以陳舊飛機助我者唯一蘇俄。推求其故，無非欲我苦撐糜爛到底，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隱以弱我國本。為蘇俄計，實計之得！為中國計，詎能供人犧牲至此，而不自圖保存保全之道？捨忍痛言和莫若！」

即國府過去所打倒者如吳佩孚，所斥如安福餘孽梁鴻志、王揖唐輩，以及日人特殊之鷹犬、東北亡國十餘年之叛將，銘亦必盡量假以詞色，以期對日交涉之無梗。

但是，汪政府的武力實在有限，只有任援道的「第一方面軍」；項致莊改編李明揚舊部，併合並一些雜牌部隊，整訓的兩個「軍」。這些部隊為日軍司令部以「分防」為名，拆散了單擺浮擱，不但缺乏集訓的機會，而且大部分為共軍所包圍。

還有個外號就更不高明了，做事拖泥帶水不乾脆；銀錢出入，更是不清不楚，所以又叫「不乾淨」。他跟耿績之說：「民以食為天，當今凡與民生有關的，都是大生意；『私鹽越禁越好賣』，所以凡是統制的東西，最容易賺錢。耿先生，你跟『三老』都是老朋友；找袁復老在『米糧統制』上動個腦筋，比甚麼都好！」

陳璧君又下令「哀典委員會」，開了一張守夜陪靈人員的名單，黨方「中委」以上，政府「部長」以上，分班輪流，從黃昏到黎明，一共分做三班。第一班比較輕鬆；第二班也還好；第三班就是醫院裏所說的「大夜班」，從凌晨兩點到六點，時逢隆冬，嚴寒砭骨；「中委」、「部長」的少壯派都吃不消，何況六七十歲以上的老頭？但懍於陳璧君的雌威，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

「這是誰出的主意？」她大聲吼道：「汪先生的遺體自然要正擺；這像甚麼樣子？重新擺過。」

賭局終了，帳房照籌碼記帳，贏家第二天上午取現；輸家如果不見人面，由他代賠。於是，耿家在松江的附郭良田；在上海的整條弄堂，就這樣逐次出手了。

因此，汪精衛便有了一段比較能自我鼓舞的《最後之心情》。他在題記中說：

因此，從陳公博以下，一個個戒慎恐懼。當晚移靈到汪政府大禮堂；預先佈置好的停靈位子是橫置的東西向，此名為「如意停」，較之直置的南北向來得合理。但陳璧君一見便大發雷霆。

由於汪精衛對日本的戰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雖認為必敗於美國的「海空兩權」，但卻用了「搖瞻」的字樣；即是「遙瞻」，還來得及補救，「如能早日覺悟及此，以中國為日美謀和之橋樑，歸還中國東北四省之領土主權，則中國當能為之勉籌化干戈為玉帛之良圖。國父之遠大主張，便能一旦實現。」

就在命令發表的那天，陳公博在南京召集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陳公博在報告了當前的國內外形勢以後，慷慨陳詞：「日本不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日本和中共妥協，我們也剿共。我是不惜因為剿共問題和日本翻臉的！」

等空襲警報解除，送回病房；汪精衛呃逆不止，病情劇變。接著是發高燒。澈夜急救，始終並無起色；第二天上午六點鐘，燒到四十一度，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幾跳，呼吸困難陷於半昏迷狀態；到得下午四點多鐘，終於嚥氣，送終的是陳璧君和他的小兒子文悌。

天亮了另是一番局面，對於守著漫漫長夜的人，自然大感鼓舞：但在黑暗中活躍過的人，卻大起恐慌。有些人早就在尋庇護之路了；而有些人自覺無路可走，不如聽天由命，因此發展此一種世紀末的頹廢的傾向。加以物價暴漲、幣值暴跌，一日數變；因而普遍流行著一個觀念：錢，越早用出去越便宜。這樣，原和_圖_書本紙醉金迷的上海，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極高度畸形繁榮；但不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在朱門之中，亦有禁不住這畸形繁榮的衝擊，終於倒了下去的——赫赫有名的「耿秘書」就是如此。

不過，汪精衛懺悔之餘，確有補過之心；而勝於「安福餘孽」之只求個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實可以證明，他說他：「可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為恢復黨之組織與國父遺教之公開講授；一為『中央軍校』之校門，以及銘屢次在『軍校』及『中央幹部學校』之演講；一為教科書決不奴化，課內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誦讀。凡銘之講詞以及口號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復興中華、保衛東亞』，如清末同盟會『驅除韃虜、復興中華』之餘音。」這是很含蓄的話，意思是只不過想將英美勢力逐出東亞而已。卻又不便明說；因為一說明了，與他所服膺的國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國聯盟的主張，便自相矛盾了。

二是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簽訂時，他兩任行政院長，「深知日方對華，並無整個政策；而我之對日，仍有全國立場。日本自維新以後，號稱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軍人有帷幄上奏之權，自清末兩次得利。固已睥睨於一時；民初對我大肆橫欺，至華府會議，始解其厄，固已礙於英美之集體壓迫，早欲乘釁而動矣。」

最倒霉的是丁默村，他的身體早為酒色掏空了，格外怕冷；帶了床毛毯蓋雙腿，她毫不客氣地上前說道：「汪先生一生為了國家，死亦不怕；你們只陪了一夜靈，都要講究舒服；要舒服，索性不要裝模作樣了，何不回到公館裏去納福。」

這又是反共的進一步引申，如果蔣委員長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產黨，立即就會展開猛烈地攻擊，「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雖是表功之語，多少也是實情。

病況由於咳嗽頻仍，而益形惡化，汪精衛的咳嗽起於夏天，同住在病房中的陳璧君，肥胖怕熱，白天不必說，晚上亦非開窗不可；她還振振有詞地說：「病房要空氣流通。」那知夜涼如水，在她好夢正酣時，汪精衛卻因風寒侵襲，立刻就發燒了。不知是畏懼，還是出於愛意，他始終不肯說破，他的感冒咳嗽是由於陳璧君開窗睡覺的緣故。

耿績之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決定去找「袁復老」——小報上稱之為「上海三老」之一的袁復登。

「擁兵自重，騎牆觀變」即指延安而言。最後對於他認為仍是「同志」的「渝方」，「當使其瞭解和運發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與自重。將來戰後兩國，能否自動提攜，互利互賴，仍有賴於日本民族之徹底覺悟，及我對日本之寬大政策。兆銘最後之主張及最後之心情，其與吾黨各同志及全國同胞，為共同之認證與共勉者也。」

原來從汪精衛赴日就醫以後東南地區包括已淪陷的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各城及膏腴之地，與仍為政府所屬的浙東、蘇北等地，一度出現了非常危險的情勢。在東條內閣末期，為了想在戰局上打開一條出路，真如困獸之鬥，喪失了理性——

但看到陳璧君二百磅的「福體」，自顧雞肋不足以當她一巴掌，只好忍氣吞聲，挨她一頓訓。

由此，汪精衛檢討了他的對日交涉，雖是「與虎謀皮」，卻有兩方面可談。

這種微妙曲折而複雜的心情，是沒有人能夠體會的；因此，終於一致壓力，於汪精衛下葬梅花山的前三天，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就任「國府主席」，而且只是「代理」；跟汪精衛初期「代理」的意義一樣，表示等待真正的國民政府主席還都，國家復歸統一。

因此，他在接事當天就發了一個聲明說：「南京國民政府自還都以來，自始即無與重慶為敵之心。」

丁默村勃然大怒，真想跳起來指著陳璧君的鼻子罵：「汪先生一生就害在你手裏！如果不是你蠻不講理，一意孤行，汪先生是讀書人，何至於朝秦暮楚，出爾反爾，到頭來一事無成，身死異域，還和*圖*書落個漢奸的名聲！」

在汪精衛未死以前，就私下談過汪政府的繼承人問題。廣東人罵敗家子，稱為「二世祖」；意思是像秦始皇一樣，想傳萬世於無窮，結果是老子業，兒子敗家，只得二世。所以有個廣東籍的官兒，說了一句雋語：「誰來繼承，都是『二世祖』」。

不但心情改變，立場亦已不同，隱隱然贊成與英美同盟而抗戰了。接下來正好談到發起和平運動的原始動機。

開頭一段話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場。不但他也承認，「脫渝主和」是「與虎謀皮」，目的是「為淪陷區中人民獲得若干生存條件之保障。」又說。「即將來戰事敉平，兆銘等負責將陷區交還政府，亦當勝於日本直接卵翼之組織或維持會之倫。」

「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汪精衛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著錯，滿盤輸，到此亦不能不低聲下氣，作乞取歷史矜憐的哀鳴：他說：「銘蓋自毀其人格，置四十年來為國事奮鬥之歷史於不顧！亦以此為歷史所未有之非常時期，計非出此險局危策，不足以延國脈於一線。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國土重光，輯撫流亡，難難餘生，有識者亦必以兆銘之腐心為可哀，尚暇責銘自謀之不當乎？」

最大的一個漏洞是，他做包賠不賺的頭家。每晚有四五桌麻將，以黃金計算，八圈的輸贏，最少也得兩根條子；多則沒有限制，有人四圈不開和，輸了六百兩金子。

到得第二天中午，重新大殮，組織治喪委員會。陳璧君又有意見，嫌名稱太平凡，改為「哀典委員會」，陳公博是「委員長」；下設三名「副委員長」：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誼。但實際上是陳璧君在發號施令；她就住在大禮堂左側的「朝房」，整日進進出出，事無大小，無不要過問；而且一開口不是責備，就是譏諷，以致於人人敬而遠之——唯有一個人逃不掉，就是褚民誼；因為他跟汪家是至親，「哀典委員會」就推他當「聯絡官」，有甚麼決定，由褚民誼去向陳璧君接頭請示，以致挨罵的機會特別多。因此，汪精衛之死，看起來最哀泣的不是陳璧君，而是褚民誼。

到了十月裏，汪精衛自知為日無多，決定留下一篇最後的文章；但已無法書寫，只能口述，由陳璧君紀錄。

這是指「維新政府」、「臨時政府」而言，在後面還有一段解說；蔣委員長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戰之局而坐大觀成敗者，亦必於蔣言和之後，造為謠諑，以促使國府解組混亂，國將不國，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陷區，無以保存其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區，則必外與日人交涉，而內與舊軍閥政客，及敵人卵翼下之各政權交涉。

這「重新擺過」就費事了，因為由橫而直所佔的空間不同，靈幃、靈桌都要重新懸掛挪動。忙了個把鐘頭，陳公博才能領導行禮，完成「魂兮歸來」的迎靈式。

在名古屋，那時已是嚴冬。地下室陰凝酷寒，常人身處其中，已難忍受，何況以汪精衛久病垂危之身？加以電梯上下，病床進出，七手八腳，受了震動；所以汪精衛當時就已面無人色。

這兩段話，說得少氣沒力，還不如不說。但以下有段話，卻很動聽：「國父於民國六年歐戰之際，著中國存亡問題，以為中國未來，當於中日美三國之聯盟求出路。蓋以日人偏狹而重意氣，然國父革命，實有賴於當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其秉國鈞者能有遠大眼光，知兩國輔車相依之利，對我國之建設加以諒解，東亞前途，尚有可為。美國對中國夙無領土野心，七十年來，中國人民對之向無積憤，可引以為經濟開發，振興實業之大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