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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的事實證明了「亞洲主義」的局限性，生活凋敝的人民就是最好的證明。一戰的得利說明以前我們期盼的「亞洲主義」成功了，在中國的支持下，我們頂住了英法的壓力，牢牢的掌握了摩杉，這是亞洲主義的成功。

餐廳老闆牛大春是個退伍軍人，他是在政治部組織的「相親大會」上認識了現在的老婆，兩人都有意思后，就在組織的撮合下成了一對。山口百惠子在「新娘學校」里學會了一手高明的烹飪手藝，做得一手好菜。因為新娘學校的烹飪課程除了教她們中餐，還會教她們本國風格的菜肴製作，所以從裏面出來的「預備新娘」們不但會做中餐，她們故鄉的菜肴也不在話下。

所以要日本搞好關係的話，就得先把他們狠狠的抽一頓，抽得越慘越好。抽完之後，他們就會自動貼上來跪舔，趕都趕不走。這方法是絕對有效的，根本不用搞什麼友好親善之類的東東，那根本沒用。只管逮著打就是，你把他們打得越慘，他們就對你越孝順。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有特例，但至少絕大多數日本人的思維方式都是這種。

他已經在準備找個機會再把日本狠狠抽一頓。大不了中國直接下場，廢掉日本的君主制，扶持一個日本的新政府，就像原時空的美國那樣。當然這樣吃相就太難看了，會有很多麻煩。畢竟君主制才是目前世界的主流，八大列強里只有中美法三國才是共和制國家，如果沒有合適的借口，造成的反響就太大了。而目前的日本態度又那麼恭順，想找借口都不好找。

在20世紀的前三十年，儘管經過了甲午之戰和庚子事變，俺大清已經被徹底打回了原型。但此時的一些日本人對中國仍然存在一些「同文同種」的感情，他們認為中日都是黃種人，都被白種人欺壓，如果中國也和日本一樣都崛起了，m.hetubook.com.com那麼兩國可以互相依靠了。

這個石原莞爾也是其中之一。在原時空的1911年，石原莞爾正被派駐在朝鮮當少尉。當他聽到武昌起義成功消息后，就把自己手下的一小隊兵帶到附近的一個山上，然後對天鳴槍，一群人淚流滿面，使勁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但是戰後沒多久，文總就發現是自己想多了，根本就不用中國下場了。因為北一輝他們一直想辦而沒辦好的事情，日本上層已經幫他們辦得妥妥的了。

而本位面中國革命的時間更早，1907年「丁未革命」那時，他還沒畢業。他就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們一起跑到學校附近的山坡上，淚流滿面的使勁高呼：「中華革命萬歲！打倒清廷！」之類的口號。

不單單是日本農民白歡喜一場，工人也一樣，日本工業在一戰期間出現了飛躍式發展，財閥資本家們賺的盤滿缽滿，但他們的工人卻照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他們有全世界最多的工作時間，最低的工資水平，福利更是半點沒有。

日本上層權貴和財閥們比他想的還要貪婪，還要沒底線。因為日本在一戰中獲得的利益，全都被他們佔有了，底層屁民們一個子兒都沒分到。就拿他們獲得的土地來說，日本本土的耕地面積只有不到550萬公頃，而摩杉（莫三比克）的地形好，可耕地面積約佔國土面積的45%，大約3600萬公頃，相當於他們本土的6.5倍以上。如果日本像歐美中國那樣搞宅地法，把摩杉的土地分給國內那些缺地少地的貧民，那麼日本的社會矛盾絕對會大幅度緩和。

而且這種思潮在當時的日本還有不小的市場。比如侵華時多次擔任首相的近衛文麿的老爹——近衛篤麿，就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亞洲主義者。他曾經提出過「東亞保全論」和「和圖書亞洲一體論」，主張建立日清同盟，創建東亞同文書院，目的亦在於反對歐美、俄國主導支配中國，推廣亞洲主義。

按照正常人的理解，似乎都應該怎麼幹才對，但是日本上層的做法再一次刷新了文總的認知。一戰結束后沒多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摩杉為皇室領地，也就是說，這塊80萬平方公里沃土名義上都是屬於「天鬧黑卡」的。當然，這麼多地皇室自己肯定用不完，於是「天鬧黑卡」又把大部分土地恩賜給上層權貴們，財閥、軍頭、新老貴族人人都有份。至於屁民，要土地幹嘛？他們給老爺做佃戶就可以了，以前只能租幾畝地的，現在能租幾十畝，多好。

「親華派大幅度增加」這種情況看起來似乎不錯，但卻並不能讓文總滿意。因為他們所謂的「亞洲主義親華派」並不是他們真正的對中國有多深的感情，至少絕大多數不是。他們之所以「親華」，僅僅是認為這樣做可以比「反華」帶來更多的利益。當然這也是人之常情，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最重要的是，他們仍然是「天鬧黑卡」當作精神偶像，仍然傾向於君主制，這一點和以前的反華派是一樣的。

原本文總對此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經主控光腦小扉扉的推演，按照現在的情況繼續下去，科學社會主義在日本很難發展起來。因為日本在一戰取得的利益和大片殖民地，足以收買大批下層民眾，社會矛盾將大為緩和。

北一輝的日本科社黨組織在一戰期間那幾年雖然發展得不錯，但那只是相對歐美國家而言。他們的同情者和支持者雖然很多，但卻仍然對「天鬧黑卡」抱有期望，這樣的局面距離文德嗣的目標還差得太遠。尤其是日本在一戰中獲取了大量利益之後，不斷的勝利使得日本的社會矛盾有所緩和，科社黨組織的發展似乎到了一個瓶頸和_圖_書。

後來看到俺大清實在太廢柴，他們又轉而支持革命黨，試圖幫助中國革命，從而弄出一個強大的盟國。儘管到了後來侵華戰爭時，「中日親善、東亞共榮」之類的亞洲主義口號徹底成了忽悠中國人的幌子。但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半個世紀里，「亞洲主義」這種思潮在中日兩國里都是有不少擁護者的，有不少人是真心相信這個理論。

怎麼說呢？這是因為日本這個國家非常的奇葩，他們的大腦溝回和其他民族大不相同。別的國家如果是被敵國暴打了，肯定記恨一輩子。但日本不一樣，他們是個天生抖M的民族，被抽得越慘就越聽話，被揍得越慘就越服你。這也是有先例的，比如在唐朝時，他們在白江口被唐軍推了，於是就直接跪舔大唐了，什麼都學唐朝。明朝萬曆時，豐臣秀吉被明朝暴打，接下來的德川就對明朝老老實實的。原時空的二戰，被美國吊打，又被強餵了兩個蘑菇，就老老實實的給美國當小妾了，啥都學美國。

……

為什麼會這樣？我以前也看過北先生（譯者注：北一輝）的《日本改造大綱》，但還不以為然，認為他是危言聳聽。等我到了中國，了解到這裏的社會變化之後，才徹底醒悟過來。北先生是對的，日本人民的災難正是天皇體制的固有缺陷，因為天皇本身就是財閥們的保護者，而反過來，財閥又成了天皇體制的最大支持者和捍衛者。只要天皇體制還在，那麼無論我們怎麼做都無法改變這種現象。

文總對於日本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就是要徹底控制起來，這種事情如果僅僅靠武力是不夠的，必須在意識形態上也掰過來，再加上經濟控制，這樣的控制手段才牢靠。經過這些年科社黨在日本的發展，已經證明了，只要「天鬧黑卡」還在，科學社會主義就很難成為主流思潮，受到和圖書大多數日本人的認可。這當然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文總的計劃中，日本皇室是必須被消滅的，「天鬧黑卡」這個精神偶像是必須完蛋的，而且必須是被日本人自己消滅，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儘快的接受一個新的思想。

他現在是在上海市區的一家日本餐廳里，這家餐廳的老闆其實是中國人，但老闆娘是正宗日本妹子。老闆娘叫山口百惠子，是當年被日本政府作為「戰敗賠款」交過來的日本妹子之一。當然兩國明面上都說這是「增加兩國跨國婚姻，加強兩國友誼與交流」等高大上的說法。

所以如果僅僅是「親華」，並不符合文總的計劃。這也是近幾年來中日關係始終不冷不熱的原因，哪怕日本政府再怎麼努力的搞什麼「中日親善」，高層訪華頻繁，中國的態度也只是在表面上和氣和親切，正常的生意照做，一般性的國際配合也可以，比如在非洲問題上，但是更深入的合作確實不要想了。

後來中日發生戰爭，日本被狠狠抽了一頓，割地賠款，多年擴張的結果毀於一旦。但是日本的慘敗非但沒有減少國內「亞洲主義」的受眾，這種思潮反而比原時空更加火爆了。

沒錯，這個國家就是這麼奇葩。所以他們在中日癸丑戰爭后，「親華派」以及「亞洲主義」的人數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打著滾的往上翻了。

這一點尤其讓文總不滿，只要「天鬧黑卡」這箇舊的偶像不被車翻，那麼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掰直了過來，科學社會主義就沒辦法壯大。倒不是說君主制和科學社會主義完全不兼容，而是日本奇葩的歷史傳統，他們的「天鬧黑卡」帶有非常濃重的宗教色彩，對日本整個社會階層都有很強的影響，哪怕他們毫無實權也是如此。

但是因此得利的也只是財閥和權貴，廣大日本人民並沒有得到了應有的利益，他們仍然在和_圖_書饑寒線上掙扎。許多農民除了夏季緊張的耕耘土地外，冬季則須進城作工，即使如此，一年所得除去租稅，往往難以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生活。有些農民，特別是長野縣信濃川一帶的山區農民，不得不全家人背井離鄉隨政府組織的開拓團到摩杉墾地謀生。在城市，有勞動力的青年男女進廠作工，儘管十分勤勞，每天勞動18個小時以上，所得微薄之工資，仍難以養家糊口。各財團勢力以其產業、經濟上的優勢地位，殘酷地剝削勞動群眾。整個日本貧者越貧、富者更富的兩極分化和資本壟斷等問題比之戰前更加嚴重。

牛大春在退伍之後，就帶著老婆在上海開了這家叫「月亮亭」的日式餐廳。大家都知道，中國是著名的大吃貨帝國。中國人民對於飲食的興趣是世界之冠，沒有哪個國家比得上，以前飯都吃不飽，自然沒心思去追求口味。因為文總的出現，本位面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非常快，願意嘗試一下異國風味的人也多起來，「月亮亭」的生意也特別的好。

也就是說，在戰場戰爭中，日本底層平民除了得到一些諸如「大日本帝國戰無不勝」，「大敗歐洲鬼畜」之類的精神上的滿足，啥實際好處都沒撈到，生活也沒有半點改善。他們賣身賣肉加賣命，只是給上層權貴忙活。

石原莞爾忍不住感嘆道：「真是難以想象，這樣大的城市裡，居然看不到一個乞丐！」

文德嗣一直很不理解那些日本上層的想法，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不用說了，哪怕是歐美列強，他們的上層雖然同樣也是對下層拚命壓榨，不把屁民當人看，但是他們自己吃了肉，多少還得從手指縫裡漏點兒殘渣剩飯，留點兒湯水給下層。像日本上層這麼吃獨食，還吃得那麼乾淨的，真是聞所未聞。

……

————摘自《從亞洲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作者石原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