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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個區分南人與北人的方法，亦是最有效的方法，則是留心觀察他們的禮法意識。

請原諒我這些的「地域偏見」，看來山西人民的節儉，是很有歷史的。宋朝的河東人，不僅在家鄉河東路就有勤勞節儉的美名，就是移民到了別的地方，發家致富后，也依然沒有丟棄這個優良傳統。倘若你的宋朝朋友住在汴京附近的州縣，他家的房子，看起來只能遮擋風雨，他的衣食住行，全部都是夠用就好。那麼，千萬別妄下判斷，不要認為他家裡真的過得很拮据。因為，如果他是河東移民的話，他家裡十之八九，是很有點積蓄的。

兩浙路在飲食、住宅上面的種種表現，前文已經介紹過，這裏不再多說。而體現享樂主義的另一樣表現，就是對遊山玩水的熱愛。在兩浙路，人們非常重視生活的質量，哪怕家裡窮點，哪怕典當點東西，也要時不時帶著老婆孩子去出遊玩一番，來個不醉無歸。而在成都府，東坡有詩云：「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

「東南」指的是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路，但嚴格意義上的「東南」，則只指所謂的江、湖、淮、浙「東南六路」；「西南」則包括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廣東、廣西（偶爾我們也會發現，人們也將廣南東西路視為「東南」的一部分）等路。這「東南」與「西南」，便構成了宋代的南方。

這個，便是宋人心中的南方與北方，實際上，便是一種以開封為天下中心的價值觀。

騎馬則是北人的第二選擇，原因無他，北宋的馬並不是很多，不是人人都騎得起馬的。車可以用牛來拉，但是騎牛的風氣，在唐代以後，就不怎麼流行了。如果騎不起馬，就只好騎騾、驢。在《新宋》的時代，宋人還不如後世那麼柔弱，就連妓|女也會騎驢、騎馬。

照例除去汴京這個怪胎，北方的街道，是以泥土路為主；而南方的街道，則是很令人驚訝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南方的街道，多是磚街！我們甚至能夠經常在史料中發現這樣的記載，某南方官員將驛路改建成石子路甚至是石板路！

先說法律，如果你發現，你的宋朝朋友熟悉法律，遇到糾紛，就一紙訴狀告進衙門，即使不識字，也喜歡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那麼，恭喜你，八成機率，你的朋友是南方人。如果他的文化程度並不算很高，僅僅只是識字，又沒當過政府公務員，卻熱愛一切收費免費的法律講座，對法律精通的程度，讓坐在衙門裡上頭的那位也流汗的話，那麼，請進一步縮小你的範圍，沒錯，你的這位朋友，來自歐陽修、王安石的故鄉——江西！

對中國法律史比較了解的人士，應當都知道宋代在中國法律史上是一關鍵的轉型期，其中一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專業性訴師與訴師團體的出現。而這個事件，很可能最早就出現在北宋的江西。而北宋的南方，也在中國民事訴訟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在這個時期，這個空間，突然出現前所未有的數量繁多的民事訴訟。我們現在知道，這些事件意義深遠，可惜的是，這個轉型最終並未完成。

不過，幸運的是，近十年來，至少歷史學者們已經開始逐漸反思。當觀察者的眼睛，超離了兩個極端，我們就會接近歷史的真相；當觀察者的野心，不再執著于得出宏觀的結論，我們就可以看到空間的區別。

相對來說，南人坐車的機會，一般會比北人要少些。所以，在宋代，準確地來說，應當是「南船北車」。

如果說南北之間，在服飾方面還只是存在個人極端分子的偏見的話，那麼在飲食方面，南北方的差異，就體現得要更明顯一些。而且這種差異，還相當的有趣。

而在飲的這方面，宋代的三大飲料，依次是酒、茶、湯。在《新宋》中，我們也經常見到點湯送客的習俗。北宋的湯，和我們今天的湯其實是有所差別的，當時的湯，大多數都是葯湯，其中會配有甘草等藥材。除去這三大飲料外，牛奶與果汁，也能躋身前五位。北方人常常喝牛奶、馬奶、驢奶、羊奶，南方人當然就沒有這麼好的天然條件，但據說兩浙路的民眾，對於牛奶也很喜好。

坦白說，阿越認為很難用南方雨水多道路容易泥濘來解釋這一切，南方地方政府敢於在公共支出上做如此奢侈的事ｈｔtｐs://ｗｗw.hｅtubｏｏｋ.ｃom.ｃoｍ情，與宋代南方的富足應當是分不開的。

所以，我們必須知道！宋人心裏的「南方」與「北方」，究竟是指哪些地區。

讀了這麼久的《新宋》，想必大家都已經對當時的行政區域有所了解，而在書中，大家也會經常看到諸如「西北」、「兩北」、「河北」、「東南」……這樣的名詞。細心的讀者，也許早已經深究過這些名詞的真正含義——沒錯，所有這些名詞，都是有其特定所指的，而且還有其特定的文化意義。

宋人很重視裝飾家居，李師師的卧室里，就到處掛著山水畫，而有些人家，更是掛肖像畫，如果說黃庭堅家裡掛著他老師蘇軾的畫像，還只是體現了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那據記載，有些人家掛著自己妹妹的肖像畫在書房裡，就應當和習俗有關了。

有些歷史學者，只會流連於北京與上海，眼睛里只看得到一個時代最好的數據——他們眼睛所見的，是那個時代最文明的一面，最先進的各種技術，最具文明的政治精神，最高的畝產量，最出色的法律實踐……於是，一個時代突然間就變得無比的美好。在經濟史上，有兩個專門詞語用來形容這種歷史觀察法——「選精法」、「集萃法」。

南方與北方，因為氣候、地理的差異，在衣食住行上的差別，直到今日這個氣候紊亂的世界，都還頑固地存在著。在一千年前，人類還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地球上時，南北有別，自然不足為奇。況且，以宋代而言，南北方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差別，其實並不算特別的大。

衢州飯則是一種快食飯，實際上就是燜飯，在當時，「尊貴人」是不吃的，對於不挑揀的普通民眾來說，工作之後，找一家衢州飯店，填飽肚子繼續幹活，就是他們最常見的生活方式。

禮制這個東西，我們現代人有點不太熟悉，那麼我們說點具體的事例好了。

而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北人忠直的最極端的代表，就是河東路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因為河東路在宋朝全國的GDP排名中，絕對是比較靠後的，大約也就是比貴州、廣西這兩個最不發達地區強點。但是，河東人的忠義觀念非常強，不僅餓死不做賊，到了國難關頭，河東人深明大義捨身報國的也特別多——在歷史上，神宗末年，王安石父子一手搞出來的保甲法，徹底走向它本意的反面，許多地方都有保甲暴亂，只有河東路平安無事——接下來我們還會談到的北人的民風與法律意識，若聯繫到這兩點，我們就可以知道河東人民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實際上，衣著方面，乃是宋代南北的差異中最小的一項。宋人在這點出奇的一致，不管南人還是北人，都會追求時髦，追求奇裝異服，但凡經濟條件許可，便會盡量讓自己穿好一點。司馬光在教育他兒子時，留下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這句話在今日被人們廣泛引用，視為宋代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象徵。但其實這句話，亦可以視為對當時人們衣著風俗的一個形容。當時的民眾是如此追求時尚，司馬光、程頤，都是廣為人知的服裝設計愛好者，而蘇軾設計的「東坡帽」，更是成為一時時尚。說到這裏，有一樣要順帶著說明，在《新宋》的時代，士大夫中間還不流行頭巾，頭巾依然是普通百姓的流行品，一直到過了幾十年後，公卿們也開始向百姓看齊了。喜歡留意宋人畫像的朋友會注意到，岳武穆頭上襄著的，就是頭巾。這也是宋代服飾的另一個特點，以往在服飾上等級森嚴的制度，在這個時代，已經徹底的支零破碎了。

相比河東路蟬聯北方兩項冠軍，南方享樂主義的先進地區稱號，這次要頒給兩浙路與成都府路。

哪裡是南方？哪裡又算是北方？

在接下來的篇幅里，阿越會嘗試著，用這樣的精神，向大家介紹《新宋》所處時代的風俗人情。

不過，話雖如此，如果你固執一點，有時候卻也足以致命。

在《新宋》的時代，汴京也許可以作為全國性的代表，但絕不能作為全國性的典型。而且，我們必須接受一個現實：不僅汴京不能，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縣，任何一個州，任何一個府，任何一個路，可以作為全國性的典型。

這絕非是阿越誇大其詞，在宋代，和_圖_書就發生有南方人因為對北人穿毛褐衣服深惡痛絕，寧肯凍死也要穿絹綢衣服的事情！而他最後果然因為受凍而病死了。此君大名鼎鼎，姓徐名鉉，宋太祖的那句名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就是對他說的。

必須承認，宋朝的人民，是非常有內涵的人民。因此，宋朝南北方之間的差異，並非主要表現在衣食住行這些外在的東西方面，而是深刻反映於人情禮法之間。如果我們能如石越一樣幸運或不幸，去到北宋，從衣著、飲食、住房、出行的習慣上，我們可能未必準確地分辨出此人是南人還是北人，但只要能夠和對方一起生活上幾天，哪怕他們說的都是一口標準的開封官話，我們也能很快分辨出來他的家鄉在南方還是北方。

當然，這些與我們的主題無關，我們現在只是在用種種辦法來區分你的宋朝朋友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而已。

在過去一般的歷史書籍，乃至是專業的學術論文、著作中，談到中國任何一段歷史的風俗，甚至是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都習慣於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來講述。但這樣宏觀的視角，其實是有其極大的片面性的，因為古代中國，在本質上是由若干個「亞區域」構成的聯合體，任何地方性的樣本，都不能輕率的作為全國性的證據。

我們已經知道韓琦是個北人，河北相州人，宋人對韓琦的評價是「有厚重之德」、「為人亦微任術數」，就是說，當時的人們認為這位大宋朝的名臣名相，為人厚重，值得信任，但是，他也頗懂一點權術，喜歡耍點手腕——這樣的評價，當然不足為奇，奇妙的是，因為韓琦籍貫在河北，但出生地卻是在福建泉州，所以，當時人們將他的「厚重」，歸結於他是北人的原因；而將他「微任術數」，則歸罪於他「有閩士之風」！

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這位宋朝朋友看起來忠厚老實、質樸直爽，那麼非常好，給他在北人的牌牌下，加一顆星星。反之，如果你的朋友看起來比較聰慧狡黠，有很強的好奇心和進取心，但處事卻比較輕浮，甚至很有點心機，那麼，請給他在南人的牌牌下，加一顆星星。

我們不知道這些人是如何看待現實的社會，不過我們可以用最大的善意相信，他們一定是些值得尊敬的理想主義者，因為他們的大量描述讓我們相信，他們認為最貧窮的人民，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真實，在貧窮與黑暗面前，如北京、上海這樣的大都會，只是時代的虛幻，甚至是時代的犯罪。

不過，婚喪嫁娶，也不是那麼容易碰到的。那就再換一個觀察的角度，看看你的宋朝朋友家，是數世同堂，還是分財析居。一般來說，北人就喜歡數世同堂，南人就喜歡分家過小日子。還有，留心一下，如果兒子孫子敢直呼老爹和他爺爺的名字，或者他家女婿來了，大夥管他叫「駙馬」——請不要吃驚，貴友並不是大宋朝的皇帝，他只是個南方人而已。

在弄清楚了宋人心目中的南方與北方后，我們就可以正式來看一看，宋代的南方與北方，究竟有什麼樣的差異。既然是「風俗志」，當然便要從衣食住行說起。

其實過去的歷史學者，在觀察中國歷史時，便常常會犯這樣的「老外式錯誤」。

首先從第一印象來感覺。

反之，如果貴友熱衷於家族調解，調解不通后，寧肯通過暴力手段來解決問題也不去衙門，哪怕讀了很多書，對法律也一知半解，那同樣的，八成可能，貴友是北人。

在《新宋》的時代，人們就是以汴京以及京西路（主要包括今天的河南以及湖北北部）為中心，向四周投射視線的，因此，才有所謂的「西北」、「東北」、「東南」、「西南」。而其「東北」所指的地區，就與今天的「東北」，絕不相同。

所以，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福建人要承受這麼多的偏見。長期把持著最高權力中心的北方人，幾十年間內，突然發現自己身邊到處都是福建人，有點地域歧視，是可以理解的。其實這種地域歧視，不止是存在北方人之中。當時四川與福建風氣相近，北方人認為「閩蜀同風」，蜀人與閩人觀感相近，但蜀人竟也認為這是一種侮辱。其實，當時北方人對福建人也好，對四川人也好，除了討厭之外，心理上是還有一種害ｈｔtps://ｍ.hetｕbｏｏk•cｏm.cｏｍ怕的。不說其他，這兩地人捉弄起人來，就夠忠厚老實的北人受的了。

不過，作為南方的代表，福建路可比河東路更加有代表性。河東路是北方諸路中，最貧窮，最欠發達的一路；而福建路在南方，當時卻是先進的代表。當時的南方諸路，大概可以這樣劃分，江東、江西、兩淮，是各方面都還比較穩定的地區，而福建路，在北宋中朝，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爆發區——有點類似於18世紀中期以後的湖南，以前幾乎不怎麼出人的地方，突然間就人才集中爆發了。福建路在北宋中期就是如此，有進士多，狀元多，名臣多這三多。這個歷史原因是多方面的，阿越以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教育，因為從五代十國時期開始，福建有幸出了一個著名的教育家，到了神宗在位的時候，福建路人民的識字率，在全國都居於領先地位。而兩浙路在神宗的時代，還是一個教育不太發達的地區，屬於它的時代，是從北宋末年開始的。至於兩湖兩廣，在當時的南方，湖北處於一個莫名其妙的沒落時代，而湖南與兩廣，還只能算剛剛萌芽，真正屬於它們的時代，還要等到一千年後。

這就好比今天一個老外來到中國后，如果他只看到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都會，便將此視為中國的印象，那無疑他得出來的中國，將是一個非常片面的中國，他會覺得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國家；但若是他只去了那些偏遠的山區，就以為他認識了中國，那也並非是一個真實的中國。

限於篇幅，宋朝南北風俗的區別，我們就只能簡單地講這麼多了，若足下還是弄不清你的宋朝朋友是南人還是北人，阿越也可以告訴你一個簡單的辦法。請你去捉一隻烏鴉或者喜鵲來，讓它在你朋友的門口叫。如果你朋友聽到烏鴉的聲音高興，聽到喜鵲的聲音感到討厭，那他就是北人；反之，就是南人。什麼？你不會爬樹？阿彌陀佛，那麼，用絕招吧——直接問你的宋朝朋友好了！

而南北方最大的差別，就表現在街道之上。

宋人所說的「西北」，指的是陝西、河東、河北三路，所以，有時也稱為「西北三路」；「東北」，指的是京東路，也就是今天的山東地區；「西北」與「東北」，又合稱為「兩北」。而「西北」這個詞，有時候更被用來泛指北方，不僅包括兩北地區，連汴京、京西路，都包括在內。換句話說，兩北地區與汴京、京西等地區，構成了宋代的北方。

好吧，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了，偏見害人啊！的確，這個事情不能一概而論，但是，請注意，這個偏見幾乎成為了一種公論。翻開《宋史·地理志》吧，看看裏面對各路人民的簡單評價吧，裏面忠實地反應了這種偏見。好的，我知道，看史書是一件很煩人的事，那麼我就舉一個例子吧，我們已經很熟悉的韓琦，我們來看看宋人對他有什麼樣的評價！

而在行的方面，金庸最愛說的是「北人騎馬南人乘船」。不過，宋人的實際生活中，騎馬和乘船，在「行」來說，所佔比例到底還是少數，多數人多數時間，不管南人還是北人，都是在走路的。

當然，所謂飲食的精美講究，自然只能歸屬於有錢階層享受。就普通民眾來說，吃得最多的，當是泡飯、川飯、衢州飯。泡飯到了今天，在杭州一帶還能吃到。而對於南方人來說，在分茶店賣的川飯，就是最主要的主食了。據說，在汴京的許多店子里，生怕南方人不習慣北方人的口味，就專門有「川飯」賣給南方人吃——只是不知道，這川飯，是不是今日遍布全國的川菜館的老祖宗？

下面我們就來說說，怎麼樣進一步分辨你的宋朝朋友是南人還是北人。

不過，哪怕是車跑來跑去，會得肺結核，也是好的。在《新宋》所描繪的時代過去幾十年後，歷史上的北宋末年，轎子興起了——這是個被王安石、司馬光們深惡痛絕的東西，但隨著風氣變得更加奢侈、更加孱弱，轎子終於盛行，同時亦預示了北宋的即將滅亡。

但這種程度的裝飾，只不過是很普遍的行為。相比起杭州人對家居裝飾的狂熱，真是不足掛齒。翻開《宋朝事實類苑》，我們就會看到如此記載——杭州人如果家裡有一百貫財產，一定會用超過五十貫以上來裝飾門窗。這可絕對不是孤證，因為歐陽修也用詩句記錄下來了這個風俗——「越俗僭宮室，傾貲和*圖*書事雕牆」。

請仔細觀察貴友，倘若貴友對禮制非常的尊重，一舉一動，都合乎禮制的要求，那麼，請相信我，既使他不是土生土長的北方人，也一定在北方度過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時期。反之，若他做的事情，總有點那麼不合禮制的要求，那麼，南人榜下，又可以添上一顆星星了。

只要我們提到《新宋》所描繪的那個時代的風俗，即使對北宋歷史不太熟悉的人，也會張口說出《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來，這一書一圖，一起描繪了北宋汴京的絕代風華。

其實無論是「南方」、「北方」也好，「東方」、「西方」也好，倘若認真追究起來，都並不簡單，因為它本身就代表著一種價值觀。所謂的方位與人們心中的「中心觀」有著很大的關係，比如今天我們開口談「遠東」，閉口說「中東」，這就是一種歐洲中心觀，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化霸權。因為如果用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地區，所謂的「中東」，實際並不東，它應當是人類文明中較為中心的區域，若按中國人的文化習慣，那裡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而所謂的「遠東」，也並不遠。而即使換到19世紀以前的中國，也絕難想象會有中國人會接受歐人所說的「中東」、「遠東」這種稱呼，斷不可能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對此居之不疑。因為，按當時中國人的中心觀，所謂的「遠東」，倒是天下的中心，而「中東」，卻分明在西邊。

什麼是禮法？禮是禮制，法就是法律。

所以，這個辦法只能適用於你的朋友是普通人。如果他恰好既不太窮，也不太富。那就對了，若他勤勞節儉，請在北人的牌牌下，再加一顆星；而如若他享樂主義思想嚴重，那麼，請在南人的牌牌下，加上一顆星。

那南人慧黠的代表又是哪裡呢？對了，福建路！《新宋》裏面，聽到最多的罵人話，就是「福建子」三個字了。韓琦會點機心，也被說成有「閩士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不滿的時候，也說他「心術似福州」。

但是，當我們的眼睛通過《東京夢華錄》與《清明上河圖》來看宋朝時，我們需要知道，那僅僅只是大宋朝的東京開封府——我們當然也可以通過紐約來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文明，通過北京、上海來看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這並不算錯誤——只要我們心裏面明白，那裡僅僅只是一個時代中最繁華的所在，便可以了。所以，若有人誤會，汴京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就是當時大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那麼請讓我們列隊歡迎火星人吧！

所以，請面對現實吧，偏見的確是客觀存在的。

在口味以外，若除去汴京城這個繁榮到墮落的所在，總體來說，南方的飲食，也比北方講究、精美。在北宋人所撰的《類說》中，沒頭沒腦的記載了一句俗語：「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阿越想了很久，都沒有想清楚前一句的意思，究竟是長安山水美？還是長安美女多？總之這句俗語是說，不去長安的話，對不起你的眼睛，至於怎麼樣才算對不起你的眼睛，真要留待諸君去自由發揮。但后一句話的意思，卻是很明白的，不到兩浙，真是對不起你的口啊。可見在當時，兩浙就已經是美食之鄉，據說蔡京吃一次鵪鶉羹，就要殺數百隻鵪鶉，請一次客，單蟹黃饅頭一樣就要花費一千三百多貫，不知道是不是在杭州當官時養下的壞毛病。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是繼續說禮制。

這樣的歷史邏輯，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中國史觀。

從口味上面來說，宋人南北口味的差別，與今日是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因為，有可靠記載表明，在宋代，南方人的口味以咸為主，而北方人卻以甜、酸為主。這個特點，令我非常的懷疑，今日江浙一帶的口味，可能是宋人南渡帶來的結果。

這一次，北人的極端代表，依然是勤勞勇敢的河東人民。

衣食以外，於民眾生活來說，最重要的便是住了。一般來說，宋代普通的百姓，條件較好的可以住上瓦房，條件較差的，則還是只能住草房。除了南方一些地區有住竹樓或者以船為家外，這一點南北並無多大差異。南北方最大的差異，表現在對住宅的裝飾上面。

比如，你可以觀察他對婚姻與兩性關係的態度。南方一些地區，對此會比較隨便。當然，這和_圖_書是他人的私隱，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看看新娘子出嫁的時候是不是拋頭露面。北人是絕不會拋頭露面的。還有，南人碰到家裡有喪事，甚至是國喪，是要請樂隊來吹吹打打的——這個習俗，直到今天還是如此，這也是阿越自小時候以來，對家鄉風俗，最感覺迷惑的地方，看起來，這也是頗有歷史淵源的。

這絕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南北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比如一個湖南人，有時候會自然而然的以長江劃界，長江以北，便算是北方，長江以南，就是南方。但若在信陽人的心中，這個標準卻是不成立的，因為他們也許會覺得，黃河以北才是北方，而信陽應當是南方；可在廣州人心中，那麼過了韶關，都算是北人了。

而除了用忠直與慧黠來得出你的第一印象以外，我們也還可以用一些輔助的方法，比如北方人比較勇敢剽悍，南方人相對柔弱怯懦。不過，這個標準就相當的不可靠。的確，通常來說，北方人身體強壯一點，因為宋朝邊防的原因，對戰爭也相對熟悉一些，但是河北禁軍是窩裡橫，連河東禁軍也有不堪戰之名，這些也是歷史事實。反而，南方卻出了不少著名的儒將。不過宋朝的軍事重心南北不平衡得非常厲害，倒也是客觀事實，所以南人當兵的要少於北人，也是一時的歷史現象。

所以，當我們用眼睛去看北宋的風俗時，第一眼看去，看到的一定是——「南北有別」。

當然，這隻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誰知道是不是因為徐某人受了宋太祖的刺|激，對北方產生的強烈逆反心理所致？

我們的《風俗志》第一篇，南北有別，走馬觀花之後，暫時就到此小結。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宋朝南北不同的朋友，可以去讀讀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文化》一書，那是一本很好看的學術著作，阿越在這篇《南北有別》中，也有大量參考此書的結論，所以在此特別提出來，一則不敢掠人之美，二則表示謝意。

而即使人們不再走路，騎馬也不是北人的第一選擇。準確的說，坐車才是北人的第一選擇。車的種類很多，舒適條件也大不相同。但對於在路邊目送車經過的人們來說，車只有兩種，一種是男人坐的，掀起滾滾黃塵，必須趕緊側過身去，伸出袖子捂住口鼻的車；另一種則是美女坐的車，這種車經過時，據說「香雲如煙，數里不絕，塵土皆香。」——阿門！

因為，在《新宋》的時代，所謂的「南方」與「北方」之間，有著巨大、顯而易見的差別。這種巨大的區別，甚至不止於風俗的不同，還體現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各個方面……

當然，在我們國家，更多的歷史學者或偽歷史學者，走的卻是另一個極端。他們眼裡，只看得見中國古代最腐敗、最黑暗、最落後的角落，就如同他們只知流連於我們這個社會最貧窮的角落裡，他們並非不知還有北京、上海，但他們相信那隻不過是點綴，即使偶爾提到北京、上海，他們所見的，也只是那裡的黑暗、腐敗的東西。

第二個能對南人與北人進行較有效區分的辦法，是觀察你的宋朝朋友，究竟是比較勤勞節儉，還是比較享樂主義。當然，必須說明，這個辦法不適用於多數有錢人。有錢人過過奢侈生活，那是一種生活的本分；而有錢人過節儉生活，那是一種生活的習慣。不管怎麼樣移風易俗，叫多數有錢人節儉過日子，那隻能是天真的行為。面對現實的辦法就是征很高很高的奢侈稅。同樣，此法亦不能用於很窮很窮的人，一個人窮到一定的程度，就算再有享樂主義的覺悟，也沒什麼實現的辦法。

亦請繼續期待《風俗志》之二。

除了這些以外，還可以看看貴友對於錢財的態度。宋朝的南方，有著濃厚的商業意識，從北宋開始，就出現了不少思想家鼓吹商業的正當性，甚至連趕考的士子，也會順便做做生意，用裝經書的箱子販賣私茶，從事走私事業。我們知道，連著名的蘇軾蘇大鬍子都曾經被捲入一起涉嫌走私的案件當中，雖然查無實據，疑為政敵陷害，但他的政敵給他編出這樣一樁罪名來，本身就顯得耐人尋味。所以，如果貴友是個讀書人，卻毫不掩飾他對熙寧重寶的喜愛，那貴友多半就是個南人。

這裏也要特別提出來一點，也有學者相信女子在外面工作，是南方的一種風俗，但這一點阿越是不能苟同的，因為開封街頭巷尾工作的女性，可不是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