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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一次的直隸大水災進一步打擊了北洋團體的根基和聲望，反之則是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聲望的蒸蒸日上，於是北京城內倒向革命委員會，試圖同革命委員會駐京代表們拉上關係的官員就更多了。

在袁世凱還沒有生病之前，他還想著先同革命委員會虛以委蛇，等到他收拾了南方的革命黨人之後，再匯聚起全國的力量對付割據關外的革命委員會。北洋上下對於袁世凱先南后北的策略深信不疑，也就積極的支持了袁世凱的這一計劃。

只是讓袁世凱及其部下沒有想到的是，急速擴張之後的北洋軍實力下降的速度超過了他們的想象，雖然這支武力用來消滅四分五裂的南方革命黨人還是綽綽有餘，但是對上了以共和黨為核心的革命委員會，就迅速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但是現在我們能夠清算滿清和北京政府的責任嗎？顯然是做不到的么。既然我們能夠同滿清和北京政府妥協，那麼也就沒必要為了一個曹錕去破壞了同北洋團體之間的和平關係。在這個時候撕破臉，受苦的難道是那些北洋官員嗎？不還是那些正在洪水中等著我們去救援的災民么？

張勳的敗退下野，北洋第五師的倒戈投降，最終丟掉了山東、蘇北之地，使得袁世凱不得不承認，自己先南后北的策略失敗了。而更加糟糕的是，雖然北洋軍打敗了南方的革命黨人，把南方諸省納入了中央的管轄之下，但是南方各省的反北洋勢力卻也重新聯合了起來，使得北洋政府對於國家的統一隻能建築在北洋在各省的駐軍之上。

張勳其實就是最先www.hetubook.com.com開始軍閥化的，辛亥革命之後張勳的軍隊就有著很強的獨立性，和他一起配合的馮國璋都要讓他三分。但是袁世凱對於張勳的縱容和無可奈何，讓馮國璋、王占元、李純都起了私心。等到袁世凱生病之後，甚至於駐紮在直隸的曹錕所部，都隱隱出現了軍隊私有化的跡象。

在袁世凱病情不斷加重的消息傳出之後，北洋這個團體就開始為自己尋找出路了。對於革命委員會他們自然不會再選擇對抗下去，袁世凱在時都不能消滅革命委員會，反而讓對方派出了駐京代表干預國策，現在這個四分五裂的北洋團體，還拿什麼去同革命委員會斗下去？

如張壽增就主張道；「解決一個曹錕不是問題，但是如何解決其他北洋將領就是一個大問題。曹錕本人在失敗之後還是相當配合的，如果我們連他都容不下，那麼其他的北洋將領會怎麼想？我革命軍自從成軍以來，固然是百戰百勝，但是吳主席說過：打仗終究還是要死人的，因此打仗之前應當算一算賬目，沒有必要的仗，可不打就不打。

特別是在當下直隸大水災的局面下，本次受災人口已經達到了直隸總人口的15%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靠攏的不是殺人，而是救人。只有儘快的恢復災區的社會秩序和組織起救災等行動，我們才能讓直隸民眾真正的成為革命委員會和黨的支持者，否則直隸民眾並不會因為我們替他們報了仇而親近我們……」

袁世凱身邊最為重要的兩人：徐世昌和王士珍。前者代表北洋團體www.hetubook.com.com內部的文官官僚，後者則是袁世凱用來安撫北洋團體內部將領的象徵。到了這個時候，為了北洋團體的生存，也開始了向革命委員會示好的舉動。比如截斷了曹錕向袁世凱發出的求援信，反正北京也救不了對方，也就無謂讓大總統和大家頭疼了。

因為過去北洋軍的軍餉軍需主要還是靠著中央政府的撥款，但是在滿清覆亡之後國家財政收入急劇下降，就連中央政府的日常開支都需要靠著對外借款過日子了，哪來還能養得起這些軍隊，因此在北洋擴軍並南下之後，地方協餉就成為了北洋軍軍餉的主要來源。

雖然有些北洋將領因為革命委員會的土改政策而難以認同對方，想著去抱一抱列強的大腿。不過革命委員會對於列強的強勢，和列強現在暴露出的對於革命委員會的軟弱性，還是讓更多的北洋將領選擇了有條件投靠對方的道路。

當然，我們需要北洋官員的配合，不代表他們可以繼續胡作非為下去。所以我認為放過曹錕沒什麼，但是曹錕必須要退賠那些貪污下去的財產，對於曹錕以下的那些人就不可以輕易放過了，至少也要警誡一下各地的官員，讓他們知道貪污救災物資是什麼下場。

袁世凱能夠保曹錕，難道還能保那些縣長、保長嗎？更何況，袁世凱保住了曹錕，對於我們來說也是有好處的。以今年這樣大的水災來看，我們想要幫助到每個災民其實是不大現實的，北洋政府在這場水災中的拙劣表現和對於貪污救災物資人員的包庇，將會吸引去災民最大的仇恨，從https://m.hetubook.com.com而進一步讓直隸民眾接納我們這些外鄉人。這有什麼不好呢……」

但是在獲得了革命委員會駐京代表的副署下，徐世昌以政事堂發出的行政指令，暫時也沒有遭到各地的抵制。不過剛剛被赦免歸國的中華革命黨，還是對此發表了不少批評性質的文章，認為北京應當從速召開國會，以解決當前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生活。

徐世昌很快就把袁世凱的意思傳達給了周樹模，雖然北洋政府的體制還在，但是在袁世凱病情慢慢泄露出來之後，北洋政府就已經開始進入到后袁世凱時代了。

不提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上海的舉動，對於徐世昌轉述的袁世凱對曹錕的處置及北洋各官員的投靠示好舉動，革命委員會駐京城的幾名代表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不過王葆真聽了半天之後還是表態道：「我個人認為，對於本次天災中的人禍確實是需要人出來負責的，但是我認為曹錕並不是那個主要負責人。海河五大水系，2、30年沒有得到維修了，滿清有責任，北京政府同樣有責任，只清算曹錕兄弟顯然也是在避重就輕。

就目前來說，我們根本找不出那麼多人手對直隸各地進行救助災民恢復經濟的工作，我們還是要依賴於北洋政府這個組織，把我們的意志貫徹下去。換句話說，我們當前確實需要他們去工作，維持住災區政府的日常運轉，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重建直隸各地的政府系統。

比如陳其美的那些沒有逃出國的老部下，一個個不是做起了生意，就是整天泡在股票行里炒股票，哪怕是接待革命hｔｔｐs://ｍ•ｈeｔｕbooｋ•cｏｍ.cｏｍ同志的洗塵宴上，不出三句就開始談論起生意經或炒股的技巧來了。

有了地盤的北洋軍自然就沒這麼聽北京的話了，他們既然靠著地方財政吃飯，又在地方上大量募兵，自然也就日益開始看重起自己的地盤來了，簡單的說就是軍隊將領的軍閥化。

面對這樣的狀況，孫中山是相當痛心疾首的，一度產生了要把黨的總部搬離上海這個腐蝕革命黨人的魔窟之中。甚至於孫中山還有了重新整頓黨內各地組織，恢復更能獲得各地認可的國民黨的名稱。

過去作為革命委員會駐北京的代表團，既是北洋政府的敵人，卻也同時是北洋政府的合作夥伴，在無法用武力解決革命委員會的前提下，袁世凱也只能選擇和革命委員會妥協，好在對方的胃口也不大，只是較為關注教育和外交方面的事務。

這三年以來，各地農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不少城市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在工業發展上，從而帶動了地方上的經濟發展，許多農村剩餘勞動力因此被城市所吸納，這就極大的緩和了國內的社會矛盾。而經濟發展向來都是消滅革命土壤的良藥，因此流亡海外的社會革命黨人歸國之後就發現，三年之前的那種革命氣氛幾乎已經蕩然無存。

袁世凱身體健康時，徐世昌率領的政事堂就是袁世凱的軍機處，只要照著他的命令去辦事就好。等到了袁世凱病重難以處理政事後，政事堂總算承擔起了內閣的責任。當然只是承擔責任而已，政事堂畢竟不是內閣，沒有大總統賦予的權力就無法形成政策和法律規定。

雖然北洋政府無力解決發生在家門口的大水災和_圖_書，導致中央政府的威望大受打擊，但是和北洋政府相比，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的勢力卻是更加的式微了。

在和革命委員會打交道上，徐世昌表現的要比王士珍更為積極一些，後者依舊期望著能夠在革命委員會這個框架下保住北洋這個小團體，而徐世昌則更希望讓北洋政府完全的融入到革命委員會之中。

對於周樹模、張壽增來說，放過曹錕其實不算什麼問題，雖然曹錕所率領的北洋軍已經向革命軍投降了，但是這一仗革命委員會動用的不是武力，而是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因此北洋軍的基本實力並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對待曹錕過於苛刻有可能在北洋軍將領中留下革命委員會過於苛刻的印象。

雖然也有比較激進的代表認為，曹錕兄弟玩忽職守剋扣救災物資，導致永定河中下游潰壩大水淹沒了平原地區，至少多增加了數十萬災民，不把他們加以正法，何以對得住那些無辜受難的群眾。

因為革命委員會阻止了二次革命之後北洋政府既各地反動勢力對於地方上進步群眾的清算，使得各地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進一步激化。而歐洲大戰爆髮帶來的經濟發展機遇期，在革命委員會擊退了日本在山東的入侵和壓制住了北洋試圖用武力解決地方勢力的念頭后，總算沒有讓中國錯過這個機會。

這樣的統一不僅沒有讓北洋團體壯大起來，反而助長了北洋團體內部的分裂和對於北洋團體實力的消耗。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還能夠如臂使指的指揮著北洋各軍，但是等到北洋各軍南下有了自己的地盤之後，坐鎮于北京的袁世凱就有些指揮不動這些南下的軍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