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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的工廠中也許還有些工人保護條例無法落實，但是工人們可以向革命委員會下的勞動委員會進行申訴，由革命委員會出面保護工人的權利不受侵犯。至於國營企業，幾乎都是落實了革命委員會所制定的保護工人的條例。

宋雲桐聽了心裏頓時一動，他瞄了一眼徐景魁，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我支持吳川同志的建議，我們確實應當挑選一名具有高度原則性的同志去北京，這不僅僅是我們第一次同各方勢力代表談論政治問題，也是我們第一次要對中央政府按照我們的價值觀去重新塑造，也是一次站在全國的政治舞台上向全國群眾進行我黨理論宣傳的打好時機。其他同志我就不提了，徐景魁同志在原則的堅持上和主管的宣傳工作上都是比較出色的。」

而在現實當中，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買辦和官僚資本的打擊下，本就發展緩慢，和地主階級相比，力量極其的弱小。但是我們自己所控制的資本這幾年來發展迅速，今年差不多已經是私人資本規模的6倍以上了。

因此對於本國資產階級的態度，我認為只要不站到地主階級那邊對抗我們，或是不肯和我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其他人都可以進行合作……」

中國的情況和俄國並不類似，在戰前俄國的產業工人和鐵路職工就已經超過了700萬人，我們現在也就相當於人家戰前的三分之一數量而已。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管二月革命還是十月革命，只要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掌握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工業和_圖_書地區中心，那麼整個俄國就變了顏色了。因為這兩個工業地區所佔據的國家財富幾乎超過了整個國家總財富的30%以上。

不成熟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官僚資本對於民族資本家的打壓，使得早期中國的工人階級直接把痛恨的對象轉移到了列強的特權和本國政府頭上，而不是把目光聚焦在了資本家身上。畢竟這個時代在中國開辦工廠的外國資本家是受到政府保護的，而本國的資本家往往都是政府官員，因此工人階級自然把一切罪惡都歸到了政府頭上。

北洋政府以他的名義邀請我們派出代表討論關於國會重開的問題，顯然是想要為袁世凱的後事做準備。當然，我認為北洋政府此次邀請各方勢力前往北京討論國會重開等問題，未必不是想要藉助其他勢力壓一壓我們，從而讓自己站在有利的政治高地上。

1914年俄國的鋼鐵產量就達到了470萬噸，其工業產值排名世界第五，石油開採量和木材輸出量佔據了世界第二，棉紡織品產量佔據世界第三……

因此調動耿謹文同志去北京擔任革命委員會及共和黨駐京全權代表，以他的能力是足夠應付北洋和各方的政客們的。至於他在南方局的工作，我建議吳泰同志去接替他，至於吳泰同志負責的工人運動和共青團工作，我建議增補李大釗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接替吳泰同志的工作……」

吳川只是沉思了片刻，就坦然的對著各位委員們說道：「還不是時候，還不是打倒資產階級的時候，同志們。

https://www.hetubook.com.com只是他正想毛遂自薦時，方兆國、吳泰兩位委員都表示了反對這項建議，兩人都認為當前俄國革命對於東北工人階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因此宣傳部門應當及時的跟進，採訪和引導工人們的情緒，而不至於令工人們成為遠東布爾什維克的外圍分子。

見到沒有委員再提出問題，吳川於是宣布了今天會議要討論的第二個議題，「……剛剛我和同志們也提到過，袁世凱現在的病情嚴重，估計很難挺到明年開春了。

俄國布爾什維克為什麼要打倒資產階級？因為掌握俄國最多資源的正是俄國的資產階級，而俄國的地主階級在幾次資產階級改革之後，已經被極大的削弱了。假如俄國布爾什維克不從俄國資產階級那裡奪取生產資料，那麼他們就無法獲得維持政權生存下去的物質財富。

在此種環境之下，革命后迅速擴張的工人群體，老實說對於資產階級的壓迫性，有著相當的認識不足。工人們都感受不到這點，脫離生產的委員們也就更加感受不到中國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政權的威脅了。至於吳川雖然經受過資本主義的毒打，但是他給出的理由確實是心裡話。

而從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到戰前的斯托雷平改革為止，俄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完全壓倒了俄國的地主階級，也就是說雖然俄國當前的農民數量還是遠超過工人數量的，但是俄國資產階級所掌握的資本已經壓倒了俄國的地主階級。

吳川側耳傾聽了幾位委員的發言后，於是開口https://www.hetubook.com.com建議道：「我看不如這樣，耿謹文這兩年主持南方局還是相當出色的。他能夠在南方複雜的環境中壯大南方局的力量，又令南方局始終服從中央的領導，我認為這就表明耿謹文同志的原則性還是很強的。

但是我國卻不一樣，在當下的中國，掌握了整個國家財富的依舊還是地主階級，不管是洋務運動還是清末新政都沒有觸動我國地主階級的根本-土地改革。辛亥革命之後成立的南京政府雖然提出要平均地權，但是因為各地士紳和不少革命黨人的反對，終究沒有頒發什麼政策，之後又被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南京政府的土地改革也就不了了之了。

雖然宋雲桐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但是參加革命之後他所負責的一系列經濟工作，已經讓他從原本的振興鄉村恢復舊時面貌的小有產者思想蛻變為了大工業生產的支持者。只要思想還沒有固化，在見識過了大工業生產模式之後，幾乎沒什麼人還會關心鄉下那幾塊田地的產出了。

辛亥革命之後，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的成立，對於外國特權利益的收回舉措和推翻了滿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統治，這就相當於為工人們出了一口惡氣。而之後革命委員會從國外引入的資本，基本都採取了控制手段，以確保這些外國資本不會反客為主，至於國內的官僚資本被沒收，並對私人資本設立各種限制措施，這種種的一切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於是，東北的工人階級，獲得了8小時工作制，雖然幾乎沒有實現過，但是至少8小時之外可以算做是加班了htｔｐs://ｍ.ｈetｕｂｏok•cｏｍ•ｃoｍ；獲得了工資和福利待遇的保障，工廠主無權無理由的扣發工資和解僱工人；獲得了休病假和工傷賠償的權利；獲得了對於危險工作進行勞動保護的權利……

徐景魁只是楞了一下就明白了宋雲桐為什麼會推薦自己，對方顯然是不想自己留在中央和他作對，自己所主管的宣傳機構對於宋雲桐所負責的財政委員會的批評可不是少數了。不過他倒是並不介意去北京，能夠跑去北京和那些敵人面對面的干，確實比在東北和宋雲桐這些右派分子鬥爭有趣的多。

而袁世凱所領導的北洋軍政集團，本質上來說和滿清政府沒什麼區別，都是地主階級的代表，無非就是一個是滿人政權，一個是漢人政權。雖然北洋政府成立后對於工商業有所鼓勵，可是北洋軍政集團內部的充斥著大量的地主和大地主，他們當然更加不會推動什麼土地改革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當前的首要敵人只能是地主階級，為了儘快消滅這一完全落後腐朽的階級，使得我國快速進入工業化的建設期，我們必須聯合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所以我認為這個會議我們是必須要參加的，不僅要參加還要在會議上打破某些人的幻想，不能讓這些地主階級的代表們聯合起來，從而給革命製造障礙。

因此黨和革命委員會現在要完成的工作，正是俄國人從1861到1914年間資產階級所完成的對於地主階級的改造任務。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地主階級，遠比俄國的地主階級要強大的多，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以來外國列強的入侵和太平天國、義和團等農民和-圖-書運動對於地主階級客觀上的削弱，辛亥革命是否能夠成功都是一個問題。

是的，俄國是歐美列強中較為落後的帝國主義，但是這個落後是相對於英法美德這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來說的，不是對於我們來說的。哪怕是東亞唯一的列強日本，傾盡全力也僅能擊敗這個落後帝國在遠東的力量而不是整個帝國。

吳川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讓宋雲桐大大的鬆了一口氣，他所負責的工作基本就是和資本家打交道，假如吳川認為共和黨要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採取同樣的對待資本家的立場，那麼他無疑是黨內最為反對的一個，這意味著他手中所有的工作都將變得一團糟，而他還要承擔這一切的後果，這顯然是他所不願意見到的。

不過這樣一來，不管是周樹模還是王葆真都不足以擔負起這樣的重大責任來，我們需要挑選一名原則性比較強的同志前往北京，既要討論國會重開的問題，也要把北洋政府在袁世凱手中胡亂修改的東西去掉，儘可能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去重建北京政府，把那些地主階級的代表剔除出北京政府。」

正如吳川剛剛的言論所言，中國的資產階級過於弱小了，在革命委員會的敵人名單上遠不及地主階級更有威脅性，哪怕是黨內的左翼委員們，對於資產階級的厭惡也只是來源於對於馬列主義的學習，或是對於歐洲留學時在工廠打工的親身體驗，而不是來源於現在日常生活中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憤怒。

於是在如何對待資本家的方式上，各位委員倒是很快被吳川給說服了，決定先把重點放在消滅地主階級這個首要目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