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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就向捷爾任斯基問道：「伊熱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的工人是怎麼回事？他們究竟是被資產階級蒙蔽了，還是被資產階級收買了？當地蘇維埃給出的彙報無頭無尾，完全讓人摸不清頭腦。」

明面上，科穆奇民兵對抗的是服從於人民委員會的紅軍，但是在鄉村其實已經變成了富農和村社貧農之間的對抗，至於地主們反倒是成為了旁觀者。雖然人民委員會所頒發的徵購糧食法令和之後的餘糧徵集制並不能獲得村社貧民的支持，但是相比起想要奪回家產的富農，村社貧農還是認為人民委員會至少更加值得支持。

8月14日，當地退役的斐迪奇金上校帶著叛亂工人偷襲了，當時前往伊熱夫斯克平叛的2500名紅軍。這極大的打擊了地方蘇維埃和紅軍的威信，直接導致了沃特金斯克工廠地區工人對蘇維埃的叛亂。

沒人知道之後三個小時這位西伯利亞臨時政府的總理去了哪裡，但是在當天晚上的12點多，阿夫森齊也夫為首的29名薩馬拉立憲代表被逮捕，第二天的大會上傑爾別爾當眾指控這些立憲代表應當為薩馬拉城市的失守負責，並表示自己一定會捍衛那些被阿夫森齊也夫所拋棄的忠貞愛國者的神聖權力，絕不能讓一個無恥小人蒙蔽了自由俄國的人民。

由於伊熱夫斯克過去是國家建立的兵工廠衍生出來的城鎮，因此城市裡的居民幾乎都和工廠有著緊密的關係，而在建立工廠的時候，沙皇還把工廠附近的土地分配給了這些屬於國家的工匠。因此那裡的工人不僅都有著自己的私人住宅，在城外還有著可以種植糧食和蔬菜的土地。

再加上，因為財政的匱乏，我們向伊熱夫斯克兵工廠下的訂單支付的錢遠不及革命之前，加上盧布的貶值使得當地工人無法用工資維持自己的生活，於是在反蘇維埃分子煽動下，當地的工人就投向了白衛軍。

當地有六萬人口，但城市內建立了十二所小學，一所職業技術學院和兩座文法學校，十個電影院和三個圖書館，這座城市的公共設施要比其他城市完善的多，而且當地人大多為虔誠的東正教教徒。

雖然十月革命的時候，當地也建立了蘇hetubook.com.com維埃，但是當地的工人對於工人運動並不熱情，他們只是不願意為臨時政府流血才屈服的。只是十月革命后帝國主義對於我國的入侵和封鎖，同樣導致了伊熱夫斯克兵工廠缺乏原料而不得不降低產能。

當然，從二月革命前後開始，俄國的鄉村就處在了一種極為複雜的局勢下。既不像社會革命黨人所說的，農民是革命的主導力量；也不像白衛軍說的，農民是反蘇維埃的；也不是布爾什維克所宣言的，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定盟友。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之後的歐洲形勢的發展，列寧已經有所預感，也許德國革命的高潮是不大可能出現了，因為直到今年六月，德國還在西線發起了進攻，這完全不像俄國在戰爭的後期，士兵對戰爭已經充滿厭惡，國內反戰的輿論佔據上風的情況。

而克拉辛則認為吳川低估了德國無產階級的覺悟，他樂觀的說道：「我在中國待了這麼久，和吳川打交道的時間也不短了。吳川作為一名政黨的領導人，顯然是合格的；但是作為一名革命領袖，我認為他似乎對於無產階級的力量過於悲觀了一些。

這樣一來，俄國革命也許只能依賴於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力量去戰勝帝國主義的干涉了。不過列寧並不會把這個判斷告訴給黨內的同伴，以避免打擊黨內原本對於戰勝帝國主義就不夠信心的同志們，於是中國同志對於俄國無產階級的支持，在政治意義上就被提高了。

只要有機會糾正這樣的政策，列寧自然不會放過。中國的援助雖然看起來很好，但是他要弄清楚中國方面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力量幫助蘇維埃俄國度過這樣的混亂，還有就是吳川及共和黨的政治立場究竟是什麼，他不能把俄國無產階級的前途寄托在吳川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好感上。

列寧思考了片刻后就說道：「必須要先消滅掉這個叛亂中心，哪怕對附近的農民叛軍先放一放。我們不能讓他們和烏法的反革命分子聯繫上，否則就是極為糟糕的政治局勢……」

「這簡直就是叛亂。」看著各黨派及軍事組織代表在大會上紛紛舉手支持，建立一個更為廣泛聯合的反蘇https://m.hetubook.com.com聯盟政府的提議，傑爾別爾臉色鐵青的對身邊親信丟下了這樣一句話就離開了會場。

但是在中國，被韃靼人束縛了200多年之後，他們就沒有再出過引導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也完全失去了對於科學研究的興趣。吳川對於同胞的革命自覺性持懷疑態度，我認為這是正常的。

雖然克拉辛一直保持著向莫斯科定期彙報的習慣，但是在列寧看來，人民委員會對於共和黨及中國的情況了解的還是太不夠了。如果說，在十月革命之前，包括他在內的老布爾什維們，都把歐洲革命的勝利希望放在了德國的無產階級身上，在他們看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一場預先的演習罷了。

列寧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將餘糧徵集的對象主要放在了富農身上，從而和村社貧農結成了同盟。當然，他心裏很清楚，這樣的方式不過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因為在這樣的搜刮下明年的糧食產量必然會極大的減少，因為富農會在今年大部分破產，無力再耕作多餘的田地。

在列寧和捷爾任斯基討論如何平息各地的叛亂的時候，莫斯科以東的反布爾什維克政黨和各軍事組織在烏法召開了將近三天的會議。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內閣總理、右翼社會革命黨人彼·雅·傑爾別爾，原本以為自己會理所當然的成為合併后的臨時政府的總理。

不過我不認為，曾經撫育了萊布尼茨、萊辛、歌德、黑格爾、海涅和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這些偉大的大腦的德國，會有那麼不理性的人民。他們應當知道，究竟該如何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在他們身上安裝的鐐銬。」

俄共布駐華代表克拉辛花了20天時間，終於在8月17日抵達了莫斯科。當天晚上他就獲得了列寧的接見，雖然他第一時間就把吳川寫給列寧的信件交了出來，但是列寧到並不急著看信，而是就遠東的局勢仔細的詢問了克拉辛。

十月革命之後，俄共布採取的就是承認這些貧苦農民的做法，承認他們收回富農的土地再由村社進行重新分配的行動是合法的。反倒是社會革命黨人，在富農和村社農民之間搖擺不定m.hetubook.com.com，他們一邊承認村社農民的要求是正當的，卻又反對村社農民強行收回富農的土地，因為富農正是社會革命黨的主要支持者。

在意識到也許可以依靠中國方面的支持度過這個革命之後最為艱難的冬天，列寧就忍不住想要對餘糧收集制進行調整了。從7月開始的餘糧徵集行動雖然保住了城市居民對於人民委員會的支持，但同樣也破壞了人民委員會和農民之間的關係。

只是他沒有預料到，自己的政敵彼·菲·沃洛戈茨基聯合了格·勃·柏圖申斯基等人，直接推舉了從薩馬拉逃亡的社會革命黨人N·阿夫森齊也夫建立新的烏法國務內閣。

柏圖申斯基和鮑他寧等人立刻轉變了立場，建議要對薩馬拉的失守和被拋棄的科穆奇民兵及其家屬的責任進行追責。沃洛戈茨基在當天的會議上一言不發，很快他就被委任為前往遠東自治領的聯絡代表，並在當晚被送上了火車。傑爾別爾成功的當選了，合併之後的烏法國務內閣總理。

上個世紀末，兵工廠進行設備改造，伊熱夫斯克是第一批進行設備改造的工廠，從國外進口的先進設備大大的減低了他們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他們的工資福利。因此伊熱夫斯克的工人們很難把自己和無產階級划為一類，他們更願意把自己稱之為手藝人。

談到俄國的鄉村就不得不談到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將原本的貴族地主-農民組成的鄉村，改造成為了貴族地主-富農-農民的三元結構。在斯托雷平之前的土地改革中，貴族地主實際上已經把多數土地交給了村社，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則是從村社中劃分出了富農這一階層。

德國的資產階級將會因此背上背叛德國人民的罵名，因此德國的無產階級領袖應當更加的小心，德國資產階級將背叛德國人民的罪責推卸到他們頭上，從而混亂德國民眾對於戰敗責任的認知判斷。而在德國人民沒有對資產階級的欺騙完全覺悟之前，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獲得成功，只會成為德國資產階級同協約國討價還價的條件。」

至於信件內要求他儘可能保證自己的安全，以防止階級敵人鋌而走險等話語，列和-圖-書寧幾乎就沒有往心裏去，自然也就不會拿出來和兩人談論了。在列寧看來，假如蘇維埃政權垮台了，他活著也等於是死亡了；而只要蘇維埃政權能夠存在下去，那麼他的死亡就不是生命的終結。

就目前當地的局勢來說，我們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平息兩座城市的叛亂，特別是他們現在還得到了附近鄉村富農的支持，加上伊熱夫斯克兵工廠儲存著不少武器，這讓伊熱夫斯克-沃特金斯克地區成為了當地反蘇維埃叛亂的中心。」

捷爾任斯基下意識的坐正了身體回道：「伊熱夫斯克是烏拉爾一座依賴兵工廠建立的城鎮，那裡的工人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不同，他們過去就是從屬於國家的工匠，世代為沙皇效力，因此他們的待遇要比鄉村的農奴和城市裡的工人都要優越的多。

二月革命前後，直到十月革命前鄉村農民的暴動，實質上主要針對的並不是貴族地主，而是富農這一階層。因為對於這些留在村社裡的貧苦農民而言，富農更像是一個盜竊了他們財富的小偷，其次才是對地主佔有公共土地的不滿。

列寧足足和克拉辛談了大半個晚上，直到凌晨才讓他去休息。而第二天將近中午時，列寧又叫上了捷爾任斯基和克拉辛談論起了吳川給自己寫的信件。

正因為黨內不少高層知道中國同志並沒有放棄對於人民委員會的支持，使得這些黨員們對於革命勝利的信心總算是維持了下來，特別是在薩馬拉和察里津戰役的勝利后，從察里津到莫斯科的鐵路路線重新被打通，從南方來的糧食運抵了莫斯科，這極大的鼓舞了原本士氣低落的莫斯科工人和市民們。

薩馬拉科穆奇民兵的主力就是富農，因此一開始還認同社會革命黨的農民們在得知，社會革命黨反對人民委員會的目的，是要幫助富農收回土地之後，很快便成了科穆奇民兵的反對者。

雖然只休息了極短的時間，但是列寧的精神看起來依然旺盛，甚至還要比克拉辛更好一些。他把信件的內容簡略的對著兩人念了念，然後才評價道：「吳川對於德國結束戰爭的幾種選擇的判斷，和我的看法差不太多。

不過他也不會無視吳川的判斷，既然吳川在對德國資產階級的行為判斷ｍ•hｅｔｕboｏk•ｃom•coｍ上和人民委員會相近，那麼他對於協約國行動的判斷就不會錯的離譜。因此他覺得這個問題暫時還不適合深入討論下去了，他需要再理一理思路才能和同志們進行溝通。

當然，他的這種悲觀情節是同中國過去的落後分不開的。在沙皇統治的俄羅斯時期，我們的科技文化雖然遠遠落後于西歐國家，但是至少我們能夠看到他們的背影，我們至少還有羅巴切夫斯基、門捷列夫、切比雪夫、巴甫洛夫、李雅普諾夫這些科學家，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高爾基這些引導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學家。

列寧並不反對克拉辛表現出來的革命樂觀主義，沒有這樣的樂觀精神，俄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要是聽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悲觀主義者的，那麼他們現在還不知待在那所監獄里呢。

不論是德國資產階級為了防止爆發革命選擇突然的對協約國的媾和或投降，或是德國資產階級寄希望于替協約國剿滅東歐及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換取協約國對德國戰爭責任的赦免，我認為這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面對人民委員會派出的各支征糧隊伍，村社貧民很快就把這些征糧隊伍引向了富農階層，依靠著紅軍的力量粉碎試圖恢復革命前鄉村的富農及地主階層。而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富農的積蓄也要比貧農多的多，征糧隊伍從一家富農手中獲得的糧食至少抵得上十家甚至更多戶貧農的家庭積蓄，這大大的降低了鄉村的抵抗情緒。

捷爾任斯基和克拉辛對於吳川的判斷都有些不確定，比如捷爾任斯基就很懷疑的說道，「協約國的資產階級真的有這麼愚蠢嗎？在欺騙了德國人放下武器之後宣布德國是無條件投降，那麼他們必然會向德國提出一個天文數字的賠償的，經過了四年大戰的德國，怎麼可能支付的起那樣巨大數字的賠償？」

但是吳川對於協約國方面的判斷，卻有些出乎我的預料。他認為，協約國會假裝接受德國的媾和條件解除德國的武裝，然後變媾和為德國的無條件投降。當德國政府宣布放下武器的那一刻開始，德國的資產階級就不可能再強求德國的民眾對出爾反爾的協約國抵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