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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在1875年發表過《戰爭在望》一文的《郵報》就批評說：「我們經歷了無可名狀的恥辱，這比我們在奧爾繆茨所受的恥辱更深……霍亨索倫王室究竟怎麼了？」

這兩個組織可說是「鋼鐵與黑麥聯盟」在社會上的具體化，它們的宣傳、組織和社會動員為1879年保護性高關稅的實施起了極大的作用。

這些組織不受政黨和國會規則的限制，為各利益集團提供了一條可以直接動員民眾向政府施加壓力的良好渠道。

而民族自由黨的領導人巴瑟曼乾脆指責政府害怕戰爭、逃避戰爭，稱德國人民已經準備好戰爭，但政府和皇帝的怯懦則讓人民極度失望。

普力奪社會形容的是一種政治化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不僅指軍人干政，而且指各種社會勢力都在干政。在所有的社會裡，專業性的社會團體都會捲入政治。但是普力奪社會裡，這些團體更加「政治化」，因為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調停、升華和緩解各團體的政治行動。

二十世紀德國政治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德國的民意對外交事務的發言權迅速增大，最終使德國政府的戰略決策只能「順應」民意要求。

當時，民主政ｗｗw•heｔubooｋ•ｃom•coｍ治成為席捲整個西方世界的強大潮流，德國自然也不例外。但和其他西方國家不一樣的是，德國的政治體制只能給這種巨大的潮流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通道，這樣民眾參政議政的熱情只能以一種缺乏規範的形式泛濫起來。

1884年，德國又成立德意志殖民協會，並於1887年與殖民聯合會合併為德意志殖民地協會，使鼓吹海外擴張和世界政策的力量進一步整合，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如果僅僅是民意對決策有影響的話，可能問題還不是很大。但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情況卻是，這種民意的影響完全只指向一個方向，體現出明顯的擴張偏好和強硬偏好，即支持擴張政策和強硬政策，對於外交政策中任何的退卻和示弱都越來越不能容忍。民意的這種影響無疑進一步剝奪了政策的靈活性，使德國這樣一個崛起大國的安全和外交政策越來越容易受到大眾輿論中的偶發新聞的影響。

特別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和社會能量時，政治體制卻不能控制和駕馭這些新的能量。國家雖然容許了普通民眾的政治訴求和_圖_書，但是缺乏合理的程序和渠道來進行引導，其普選制和代議制很不充分，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政治互動基本上仍處於無序狀態。

這種有意影響、組織、鼓動社會輿論和民眾情緒的做法一旦成為國內政治的一種常態，就進一步加劇民意的強大衝擊力。

在這樣的前提鋪墊下，「水雷外交」果真超乎了中國國內全部外交部門人員的預期之外，取得了唯有林淮唐一人能夠提前預料到的驚人效果。

這次的「水雷外交」事件發生以前，政保局就已經雇傭了一批德國作家，專門撰寫了一系列關於青島重要性、水雷防禦戰略的小冊子，同時還利用了諸如德意志殖民地協會、德意志海軍協會和德意志國防協會這類民間組織的平台，印發了不少宣傳中德可能結成逆轉同盟的外交小冊子。

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作為一個國力已經超過了英國，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工業國，外交政府卻如此反覆和兒戲。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在收到林淮唐寫來的親筆道歉信以後，竟然發回了一份語氣極親密的回信！

在畢洛夫當帝國宰相時，據說他本人在柏林時每天都要與外交部新聞局局長和圖書會面商，在外地時則通過簡短的書面表示建議報紙做什麼樣的新聞報道。比如法國外長德爾卡塞辭職本來與德國無關，但當時德國政府也極力宣傳這是德國外交的勝利云云，足可見得德國政府現在對於外交上哪怕是一絲絲虛假的勝利成果，也是十分渴望的。

自從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以後，德國政府急需要取得外交上的勝利來彌補政府顏面，哪怕這種勝利只是假想和虛構的勝利而已。

與英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德國在國內政治的程序和制度方面並不完善。

俾斯麥執政時，除這些明確反映某個集團利益的組織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小、成分相對更複雜的組織，其目的往往在於宣傳和鼓動某項特定的主張。比如在1882年，一些主張殖民的知識分子和部分商人組成了德意志殖民聯合會，僅僅兩年以後，它就有了9000多名成員，擁有43個地方分會，受到銀行、重工業中的特殊利益集團的資助，並且擁有阿道夫·瓦格納等一批學術界的領軍人物為之宣傳。

由於帝國國會的職能不完全，因此政黨在德意志帝國政治生活中並不能起太大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各利益集團在社會直接建m.ｈeｔuｂｏoｋ•ｃｏｍ•ｃｏｍ立民間組織，負責代表各自的利益集團進行社會動員（即為政治和經濟目的直接向社會宣傳鼓動以形成公眾輿論壓力）並向政府施壓。

亨廷頓曾提出過一個叫做「普力奪」社會的提法用於描述南美洲的國家。

在德國民眾，威廉二世就此被稱為「膽怯的威利」。

在某種意義上，各種利益集團勢均力敵的高度「卡特爾化」的德意志第二帝國，其實就是一種接近於普力奪社會的狀態，所以只要一點小小的輿論新聞，就可能對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

德國社會結構本來就屬於一種非常典型的卡特爾化，在各大利益集團相互之間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只能直接動員民意來向政府施壓，以實現自己的利益要求。

這種情況最終產生了大量制度外方式和渠道，加劇了政治程序的混亂。俾斯麥就感慨地說：「我們培育了國民對於政治的興趣，但未能滿足他們的胃口，所以他們只好在污水溝中尋求食物。」

這都為林淮唐寫信給威廉二世做好了輿論上的鋪墊。

在普力奪社會中，各種社會勢力赤|裸裸地對抗，沒有什麼政治制度也沒有一批職業政治領袖被公認為或接受為調解各團體之間m.hetubook.com.com衝突的合法中介。而且，在這些團體中，對於什麼才是解決它們之間衝突的合法而權威的途徑，亦不存在共識。由於缺乏公認的程序，政壇上往往發生各式各樣的、直接的行動，即每一種勢力都運用其最簡便的方式行事，如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軍人政變等等。

這部分直接來自社會的政治力量被稱為德國的社會力量第二體系。在俾斯麥時期，這類組織就開始湧現，比如德國工業家為爭取自身利益於1876年成立了德國工業家中央協會，易北河東部大農場主于同年組成稅務和經濟改革者聯盟。

這種制度外的方式集中表現為德國大量的政治性民間組織。

德國在1911年摩洛哥危機和後來中國社會黨組織的一卅大罷工兩次事件中，先後做出讓步，這都讓偏好強硬擴張政策的德國民意對政府發起了猛烈抨擊，除了「殖民協會」、「泛德意志協會」等比較極端的組織外，一些原本屬於王室傳統支持者的組織和報紙也開始激烈批評皇帝和政府的「軟弱」。

其次，利用民意成為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正是由於民意以這樣一種缺乏規範的形式迅速發展起來，它也很快成為各種政治力量手中的一項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