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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淮唐看來，中法雖然是同志關係，但親密程度可能尚不及中日兩黨關係，法國又是一個強大的獨立國家，即使是同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在交往上也最好需要靠嚴格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和約束。

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前和之後，也是在歐戰之前和之後，林淮唐經歷了國際關係變化無常的風風雨雨，中國社會黨人也早已諳練處理各種國家關係的外交原則和技巧。

在版權、發明專利權和工業設計的保護權方面，情況大體上是這樣：

林淮唐自己對理論方面的隱憂就更深了。

總之，成功的專利制度應該是靈活的。既要鼓勵自主研發，又要考慮到對先進技術的學習利用；既要考慮到前期的審核，也要考慮後期的法律成本；既要考慮保護的範圍、時間和力度，又要考慮不同行業的特點；既要幫助企業保護技術，又要設法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擴散，鼓勵科研。

儘管這些措施會降低知識產權的價值，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導致市場激勵沒有純粹的資產階級法權觀念下的專利權強，但是國家給予版權所有人的精神獎勵卻非常高，政府會為科學界、文藝界和各行各業的精英提供市場以外的其他獎勵，諸如各類榮譽稱號、勳章獎章、終身待遇等等。

歸根到底，這也涉及到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但林淮唐也很清楚，短時間內不管是中國、日本，還是像法國這也原來工業基礎就非常發達的資本ｈttｐs://m.hｅｔｕbooｋ•ｃｏm•ｃoｍ主義強國，也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前共產主義社會階段。

本來，列寧身前大多數著作也都是在1920年以前出版的，包括最重要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都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完成出版。列寧同志被刺身亡，導致未能集冊出版的文稿，在林淮唐記憶里應該是只剩下一些和殖民地解放問題相關的文章。

在已經達到尖端的領域、效益重大的領域、法律曖昧不清的領域，專利保護可以嚴格一些；而在需要學習的領域、創新競爭激烈的領域、模仿成本高的領域，專利可以稍微松一些。

在目前的中國，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則介乎于完全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這當然也是和目前中國的全民所有制社會革命還未貫徹到底的現實相關。

「從我們來看，中法兩國兩黨都是兄弟關係，革命先成功的國家幫助後來者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這裏，起作用的是理想中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只是本來我們作為先革命成功的國家，理應幫助法國，問題是法國原來作為資本主義世界一個第一流的強國，在科技和工業方面又確實大大強於我國，就造成現在的局面是后革命起來的法國反過來幫助我們。」

總之，是否對專利權等資產階級法權加以限制，一定程度上也意味和-圖-書著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分野。

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任何知識和發明創造都應當基於非商品化、公有化的理念，自然科技、文化教育是國家發展的非營利性事業，由國家總供養負責，縱向的企事業單位系統以項目為重要形式實施，並有學會、作協、刊物等橫向組織進行交流與「自治」，最後再由國家組織分配利用，個人的開發者不是獲得專利「租金」或「利息」類收入，而是得到國家政府和企事業單位發放的勞動獎勵。

具體在對待法國專家團的待遇問題上，林淮唐還是親自和負責相關工作的林時爽囑咐道：

這也會打擊到個人開發者的創造積極性。

先鋒隊政黨奪取國家機器控制權的革命成功，這還只是國際共運的第一步。在林淮唐原來所知道的歷史上，這種程度的成功並不算太少，問題是接下來的第二步、第三步……要怎麼做，在他的印象里，直到百年以後，國際共運對於第二步、第三步的理論都還沒有搭建出一套成熟的、令多數人贊同和滿意的框架來。

各省的人民大學，北京、上海、青島和天津那幾所國家最高級的學府，全部都開設了馬克思主義和林君漢思想的理論研究課程，黨內也正在著手建立純理論研究方面的黨校，林淮唐不敢奢想中國社會黨很快就能走出一條新路來，可至少也要培養出足夠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專家，最起碼讓中國社會黨內部ｈｅtｕｂｏｏｋ.ｃｏｍ•cｏｍ有足夠的理論家來解釋舊路。

廣義的資產階級法權當然可以包括所有能產生不平等的法定權利，比如包括專利權在內的各種所有權、繼承權、物權等等等等可以按照不同標準劃分的各種法權，在《哥達綱領批判》裏面馬克思是認為這是「建立在平等之上的不平等」。

知識產權在本質上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法權的一種體現，理論上來說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國家裡，知識產權當然也應該屬於社會財產，任何人都無權利用社會財產來達到個人發財致富的目的和其他自私目的。

「具體對法國專家們的待遇，一定要用明確的白紙黑字確定下來，國際主義要得，但一般情況還是要按照規章辦事。」

這方面，和法國的合作也很重要。還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莫斯科淪陷以後，布爾什維克的許多精英被轉移到了遠東地區，他們中不少人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理論專家，留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里只是多了一個普通的紅軍戰士，到中國的人民大學來執教、搞研究，卻能給國際共運留下更多的希望。

在中國社會黨內部，像這類涉及到共產主義思想純理論的部分，在以前大多數黨員們就基本是完全聽林淮唐的，黨內很少有人有自己的獨特創見，到這幾年多了一個劉師復的理論功底比較好，可對一個治理著近五億人口老大國家的政黨來說，就兩個能夠拿得上檯面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和*圖*書，實在未免太不夠看。

林淮唐認真道：「我沒有擔心吃虧啊，只是更不想占人家的便宜。從客觀上講，出國工作人員領取雙份工資應該是國際通行的慣例，本單位人員出國為他國工作，自然就需要得到對方的經濟補償。法國專家只按照中國專家的標準，領一份薪水，連出國津貼的補償費用都是公社政府自己掏腰包。我很明白法國同志革命剛剛成功，這時候正是革命的樂天精神、國際精神最強烈的時候，所以各方面對中國讓步、優惠都非常大，他們的領導層畢竟大多數都是國際縱隊的出身嘛！可是以後呢？國際主義精神不會永遠這麼濃郁，我們現在就要把規章都白紙黑字確定下來，免得十年八年以後大家反因為這所瑣事吵得不可開交，最後敗壞了國際共運的團結精神。」

但在實際運用中，情況當然不會這麼理想，因為由政府發放的勞動獎勵，有時候並不能體現出開發者某些發明創造或知識版權的真正價值。

恩格斯就進一步把這一社會階段解釋為社會主義。

法國那邊更不用說了，雖然中法合作的專家團里還沒有意識形態領域的專家的，所有專家都來自於和經濟建設有關的領域。

按照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連按勞分配都是屬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觀念。馬克思是認為在這個階段里還會存在前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構建，他把按勞分配和等量交換也看做其中之一。

林時爽輕笑ｍ.hｅtｕbook•ｃｏｍ.com道：「在這方面，我看現在是法國專家的國際主義精神更強烈吶！君漢，這點你不要擔心吃什麼虧。」

首先知識產權本身是歸屬於個人開發者所有，只是由國家發給知識產權證書以後就會轉交給相關部門代為管理，個人開發者有權取回知識產權的管理權並且也有權對其進行交易、轉讓的操作，但這一過程中必須接受政府的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監督和審查，國家國有權在特殊情況下對知識產權實行強制性國有化，也有權在轉讓交易損害國家利益的情況下暫時凍結其交易。

法國近代在哲學方面的成就是不如德國，可比起英國和俄國還是有一定優勢，法國社會黨在戰前也是第二國際里僅次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黨派，其中不少人只是由於時運不濟聲名不顯，如今法國統一社會黨已經成為法蘭西公社的執政黨，那麼在這些人里未必就沒有像列寧同志那樣偉大的理論家。

但是在後續的合作里，林淮唐也希望法蘭西公社可以派一些精通思想理論方面工作的專家過來，起碼幫助中國那麼多所剛剛開始建設起來的人民大學，把哲學相關的學科框架搭建起來。

要說遺憾，那在原來的歷史上列寧同志在1920年以後便基本不再著述這點，更讓林淮唐感到遺憾。

列寧同志沒能活到1924年給國際共產主義的理論工作造成重大損失，就算林淮唐能夠記住大多數列寧著作的內容，但他可沒辦法像真正的列寧那樣去解釋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