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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種純粹的「老子打天下就是為了坐天下」的人之外，他們之中所懷的理想是非常簡單樸素的。一般來說是一種簡單化的「均貧富」的理想，即使對理論有興趣的也可能會把「共產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聯繫起來。

「今天的中國，在革命的過程中社會黨人的隊伍逐漸出現分化，分化出來的不同階層之間肯定存在矛盾，這就是新時代中國國內階級矛盾的根源。」

中國革命政府對於這種事關意識形態的政治討論，一向放得很快，所以斯大林便很直截了向里德擺出自己的觀點，說道：

黨中的另一股力量就是政工幹部了。

今天，高級將領中農村出身的老紅軍泰半已經提前退休，基層里農村出身的新一代軍官，則由於紅軍越來越追求成為一支高度專業化的技術型軍隊，一般升遷都落後于文化水平更好的城市出身軍官。在誕生於農村的紅軍里，農民軍人反而被視為「老粗」，在權力分配中遭到了很大的忽視。

他們的理論水平是相對較高的，最起碼不會把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相混淆。但是理論水平高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平等待人，相反，有時候素質和能力和_圖_書的高反而會使一些人的精英意識較重，對日常中的不平等甚至特權現象習以為常。

林淮唐之所以使用群眾運動這樣的方式還有一個考慮，那就是他希望培養起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以防黨內幹部的包辦替代主義。如果純粹用黨的專政力量去打壓公務員和資本家的話，難保有一天黨不會用同樣的手段去打擊無產階級。

不過林祖涵也提到了中國的國解放戰爭以後，舊精英階層並沒有整個從肉體上被消滅，也有許多像梁啟超、廖仲愷這樣的人被完全吸納進了體制之內甚至進入高層，利用其管理才能與黨政文官和技術官僚合流。

在這些書里，林淮唐都承認一點，那就是解放戰爭以後、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在中國國內依舊會長期存在階級鬥爭，那當然也就會長期存在著不同的階層。

尤其是在根據地的管理和經濟發展中更加積累了經驗。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委員這樣的角色，這類人最大的優勢，就是橫跨了軍隊和官僚兩個系統，這使得軍隊和官僚都可以接受他們坐上高位。

里德很有些感慨，他也開始理解到一點，那就是處在工業原始積累階段的中ｈｅtuｂｏｏk•cｏｍ•ｃｏｍ國，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規劃，肯定和已經完成積累的美國、英國、法國都不同，反而蘇俄和日本更接近於中國。

只不過在中國，由於中國革命以前的工業基礎是如此之差，晚清和袁世凱北洋政府留給社會黨人的舊精英群體，掌握的近現代工商業技能同樣是如此之弱，因而舊精英在今天的中國其實不太成為一個問題。

並且，由於這批軍事幹部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較低，工作作風相對比較簡單粗暴，熱情有餘而能力不足，尤其是在面對一個更加需要專業知識和現代管理經驗的工業化進程時，就更顯得被動。五大前後的政治風暴對他們打擊非常大，到今天，軍隊里的農村幹部其實已經開始大批被專業軍事院校的新生代軍官所取代，紅軍也就開始向一支更職業化的常備軍轉型。

他們與軍事系統的幹部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簡單來說就是指揮員與政委之間的差別。雖然在戰爭年代他們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和平友好關係，但是當他們進入城市之後，與現實中的利益沾上邊的時候，他們的一些觀點和價值觀分歧就會暴露了出來。

政工幹部出身城市和*圖*書的人數較多，雖然一般參加革命的時間都晚於農村幹部，但升遷速度常常超過農村幹部，所以黨內也曾經有過「早革命不如晚革命」的說法。他們整體素質在革命隊伍中是較高的，更加擅長政治動員和組織工作，管理能力較強。

目前中國的中樞大全還是掌握在以林淮唐為首的黃花崗一代人手中，但在中樞往下，各中央部委的部長、各省區的省長中，佔比最多的就是政委出身的人。

林淮唐完全不希望中國社會黨包辦一切，他希望群眾自我組織的社會主義力量可以發展到足以監督政府的地步，讓工農監督黨，讓黨監督公務員和企業家——這裏的企業家不僅指資本家，而是指任何組織企業生產的管理者，讓公務員和企業家用他們的知識技術組織工農群眾進行生產，這就是林淮唐設想的一種藍圖。

這同時帶來的後果是，軍事幹部的在根據地管理中形成的「多面手」角色，使他們是社會上一支非常強大的獨立利益力量。並且由於這些人多數出身農村，所以對農民的生活狀況更加關心，比較反對犧牲農村的利益來加速工業化。

現在中國人所說的君漢主義學說，一般指的就是以https://m•ｈeｔubｏｏk•com•com林淮唐《激進社會主義ABC》、《論辯證唯物主義》、《論矛盾》等等幾本書，可能再加上後來中華書局集冊出版的簡明語錄和簡明中國革命史幾本書。

軍事系統的中層幹部很多出身農村，與地方農會等介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社會組織存在密切聯繫。他們在解放戰爭前後嶄露頭角，逐漸晉陞為高級將領，成為紅軍的主導力量。能把軍隊的職能擴大到作戰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些農村幹部的功勞，紅軍從來就不是一支純粹的職業化軍隊，林淮唐也說過，紅軍還是生產隊，還是宣傳隊。

在這個時空，由於中國革命的時間更早，地主、舊貴族、軍閥、買辦資本家並沒有像另一個時空那樣形成相當規模的技術精英階層，如今中國的大部分工業技術精英都是由中國社會黨自己培養出來的新人，所以政治運動所要打擊的對象和所要實現的目標，就顯得分外明確，不會使人誤解政治運動是什麼打擊異己。

在戰爭年代他們的這一觀念可能被埋沒，但在和平建設的年代隨著專業技術領域的工作和等級森嚴、科層管理的官僚制度的推行，他們的知識優勢發揮了出來，他們對所謂特權，官和_圖_書僚作風和按部就班刻板的工作習慣也往往並不看成是什麼大事。他們對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的逐漸擴大也不是很在意。

斯大林認為中國的社會黨人，在革命過程中逐漸分化出了軍事系統和政工系統這兩大塊。

這是社會發展階段的局限，不能由人力超越，但里德也越來越欣賞君漢主義中的許多創見，他開始相信后發國家在工業化上的急迫性，中國薄弱的社會基礎無法支撐起快速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和精英階層對社會資源的過度消耗。

里德觀察的時間還比較短，更沒辦法深入訪問社會黨的高級幹部，但他回到青島以後，和林祖涵多番長談，也和武藤純子、斯大林進行了很深的討論。

相當一部分資本家與黨政官僚合流成為社會經濟領域的關鍵力量，擔任廠長、經理、科室負責人等等要職，他們在定息之外擁有高標準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待遇，甚至是超出標準工資好幾倍的保留工資。更不用說他們寬敞舒適的住房和享受的配套醫療、教育服務，這都是普通人所不能比擬的。

上面提到的舊精英與黨政官僚的合流，就是這種情況的一種具體體現。

新時代的階級鬥爭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