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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個時空，一些人在講述政治運動時總是塑造這樣一個二元對立：黨和政治運動所打擊的對象。實際上這有一個預設前提，那就是政治運動是由某個人格化、一體化的黨發動，如果不是黨去發動政治運動打擊異己，那政治運動就不會爆發。

這，很顯然就不是打擊異己了，而是限制著自己。

至少在林淮唐看來，適當的政治運動對於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發展，絕對是良性的存在。林淮唐不相信某一種制度能夠保持黃金般的永恆魅力，即便是在另一個時空，號稱最為痴心於法制的美國，也是仰賴於民權運動這樣一場體制外的政治運動才走出了六十年代的陰霾，體制只有不斷和體制外的政治運動互動，才能保證「自我演變」的進步，而只有時刻維持「自我演變」的進步，才能避免來自於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

正是因為強調上下層互動，強調黨的引導下的群眾自發行動，因此工農群眾在中國的政局中實際上成為一支有明確利益指向的群體。尤其是因為他們在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中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中國社會黨是和*圖*書黨允許他們這樣做的，並且事實上由於中國社會黨的力量來自於工農群眾，假如林淮唐不希望透支自己的政治威信，那就不可能不允許。

里德回到青島后本來住在賓館，但他和林祖涵一見如故，越聊越是盡興，便乾脆搬到林祖涵家裡，繼續討論著政治運動的問題。

所以在中國，就有實力強大的獨立工會，還有諸如中國勞工黨這樣獨立於社會黨之外的工人政黨出現。他們最本質的要求，就是都反對把工業化高積累政策的成本全部加到勞動者頭上，要求官員和知識分子也要承擔工業化的積累成本，反對有知識有技術的生產資料的管理者享有特權。

在美國政府的職能事權確實不如中國，但這也不過是因為美國政府把相當一部分的公共職能交給了資本家和私人企業負責，在中國工會掌握的公共職能雖然達不到美國資本家和私人企業的程度，但又比美國工會掌握的公共職能多得多。

簡而言之，中國的社會變化，尤其是五大以來的社會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群眾自發和黨的引導或異化產生的包辦替代這兩股合力來完成的。也就是說在政治運動中，既有黨引導hetubook.com.com下的群眾為了維護權益——當然多數情況下是要求優勢階層削減自己的利益，公平地承擔積累成本——積極地自我組織，也有黨的積極引導和動員。

在另一個時空，在中國面臨的困境就是，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黨的幹部以及政治運動中的勞動者都沒有技術和知識來管理這個國家。而學校里的未來的「接班人」大多都不是工農出身。

里德剛想說即便如此，美國的官僚們看來也沒有中國政府的官僚權力大，但話還沒出口，里德就又不得不承認，中國工會的規模、動員能力、權力和掌握的公共組織職能，又確實比美國產聯這一類的戰鬥工會強大許多。

結果，就只能是一場場政治運動的風暴，但這些政治運動的目的並不是打擊異己，而是社會不同階層重新分配承擔原始積累成本的比例。

比如山西的七一七動亂，問題就在於群眾缺乏引導導致打擊面過大並且打擊手段過於血腥，而像雙輪雙鏵犁一類的官僚指令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黨政官僚的包辦替代導致的強制。

美國的工業化早已越過了原始積累階段，英、法也是如此，所以里德其實不是太能直hetubook.com.com觀認識到「工業化的積累成本」究竟意味著什麼，也不太能直接理解到中國在近十年來爆發的種種政治運動，其本質就是各種勢力在重新分配承擔這種成本的比例。

當然，在這時候，起碼在里德眼裡，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在中國社會黨執政的新中國，除了解放戰爭剛剛結束后的頭幾年，有一些政治運動是針對地主、舊貴族、軍閥、買辦等壞分子以外，大部分政治運動其實都是針對中國社會黨本身，或者說是主要以針對官僚為主。

這兩種趨勢之間，很難形成靜態的絕對公平，但通過工會和中國社會黨這類介於體制和工農群眾自發組織間的存在，林祖涵還是相信當前的中國已經形成了兩種趨勢間良性的動態平衡。

林淮唐之所以會傾向於對體制內問題採取體制外解決，也就是全社會解決，也是在於防止出現包辦替代，培養起真正的社會主義力量。也就是培養工農群眾的自我組織和階級意識，如果產生了一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利益集團，那麼這支力量就能夠在林淮唐死後也將中國逐漸牽引到共產主義的軌道。

里德來自多黨民主傳統深厚的美國，所以他倒是很容易理解和*圖*書林祖涵的這番話。

林祖涵說：「如果我們可以把這種在黨的引導下人民為了自身利益自發產生的，不是黨包辦替代的自我組織叫做社會主義的方向的話，那麼這就是君漢主義所贊同的社會主義。」

實際上，它包含的是用體制外的因素來解決體制內的問題這一考量。

但由於工業化生產方式的限制，要徹底消滅這種特權是不可能的，但使得這種積累的分配比例更加公平，卻是可能的。

這樣，也形成一種新的平衡。

所謂政治運動，在天某些人看起來是與民主、法制完全對立的概念。這主要是因為其打擊面往往偏大，而且打擊程度較深，且脫離程序。但政治運動與法律手段相比還不僅僅是一個程度和力度的問題。

林祖涵很誠懇的高速里德：「有了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黨，工農群眾還需要再另找別家來代表自己嗎？我想您也了解君漢主義的思想內容，君漢主義強調的是一個先鋒隊的黨將階級意識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但也強調先鋒黨絕不能代替人民群眾包辦一切，因此，在中國有一句話叫做過猶不及，我們對社會的革命不能追求一步到位，而是通過黨與群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潛移默化中和_圖_書使人民具備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

因此林淮唐在進行「整風」的時候往往會尋求群眾自發力量在體制外的推動。而且，當中國越過原始積累階段的話，這些非包辦替代的自發組織還有可能繼續維護勞動者的各方面的利益，避免階級專政墮落成一黨專政，從而越來越接近社會主義。

因為如果僅僅是將這些人納入體制之中，強大的社會黨幹部隊伍和專政機器完全可以滿足這一點，沒有必要採取發動群眾的方式。

當后一種佔優勢的時候，黨可能會進行包辦替代強制組織，會有把積累成本越來越加在工農身上的傾向；當前一種佔優勢的時候，可能會出現群眾運動不受控制和引導產生的無政府傾向。

即使從1949年立刻就開始從工農之中培養社會主義的管理者，那也需要至少十幾年。在這段時期內，中國就只能依賴無產階級監督下的這些老精英來進行管理。而這些掌握技術和知識的人卻是不喜歡社會主義的，至少他們絕對不希望與工農承擔同樣的原始積累成本。

這種觀念顯然沒有意識到，任何一項政策不可能不符合社會上的某個集團的利益，否則它根本不可能推行，而黨本身也不可能是鐵板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