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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青浦方案被他自己稱為「鳥籠經濟」，他認為基層市場和小生產的存在是無法被消滅掉的，因此政府的職責是提供強有力的宏觀經濟指導和公平的再分配，這個方案被稱作分權模式一。

1971年的觀象山會議上，周總裁的態度更傾向於劉子沖，但是當年啟動的經濟改革中，鄉國大的議行合一併沒有被放棄，但是劉子沖主張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和陳青浦主張的國有銀行團信貸都通過了決議，被放到下一年的北戴河會議上去討論。

而劉子沖陣線和陳青浦陣線，則是在經濟路線上觀點分歧很嚴重，不過基本不反對周淮安的政治主張。

劉陳在中央革命政府的實力對比大致相持，陳青浦陣線要稍微弱一些，最終還是誰也壓不過誰。

而另外一個隱藏的目的，則在於藉助書記長留下的統一的聯盟財經機關，藉助試點改革的名義，將中國政務院的權力觸鬚伸到加盟共和國去，逐漸將聯盟權力也給收歸到「中央」來。

周總裁併沒有下放任何權力，相反，第一期所有改革措施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增強政府對基hetuｂooｋ•ｃoｍ•cｏm層市場的調控能力，將政務院的權力下沉到基層市場去。

大型托拉斯是國有性質，而地方企業、合作社則是集體所有性質，而後者實際上參与的是市場經濟。

當時約翰·里德就已經敏銳察覺到，這樣做並不能從根本上消滅掉分化，但是得益於彼時中國強大的工會組織，這至少達成了某種平衡，能夠讓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同時兼顧效率。

這兩個方案在思路上幾乎是背道而馳，陳青浦要決策權下放到生產經營單位，劉子沖則主張決策權下放到地方行政機關，兩人之間的爭論始於197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並且一直針鋒相對到1972年的北戴河會議。

劉陳爭執的問題要追溯到書記長時期的集體市場路線，當時中國就因為各地區發展程度不均衡的問題，不同村集體、不同合作社和生產隊之間，出現了貧富進一步分化的情況。

正如美國革命家約翰·里德在《鄉土革命》里寫到的那個例子，「淮海省宿遷有一處村集體，由於經營得力，本地的農機合作社通過各https://www.hetubook.com.com種渠道購買了十余輛拖拉機，不僅可以高效滿足本村絕大部分的耕作需要，還能夠進一步租給外村，這一個村集體的收入水平甚至發展到了較周邊地區高出三四倍還要多的水平」。

當前東共聯的經濟表現依然十分健康，但是廣泛的「資本原始積累」已經在基層市場開始了，如果不對此有所動作，很難預料後天特權會發展到哪一步。

當時負責農村工作的林祖涵給出的回答是，問題根結在於地區發展的失衡，應當靠進一步的城鎮化和中央主導的財稅轉移支付來解決，政府主要通過二次分配解決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貧富分化問題，通過轉移支付解決地區與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的問題。

不只是廣闊地理區域上的不平衡，甚至是一個道地範圍內的不同集體都在出現這種不平衡，約翰·里德記述的那個宿遷案例正在以更廣泛和激烈的面目出現在中國鄉土上。

劉子沖方案則是拆解議行合一的鄉國大，建立鄉政府，並且將新設的市監局機關一路開到鄉政府，以使各市鎮鄉擁有必要的手段wwｗ•heｔubｏｏk.cｏm.ｃom，對轄區範圍內的基層市場進行管理，這個方案被稱作分權模式二。

以中國為例，是政務院領導的供銷社負責對接地方企業，並且很早的就不再實行統購統銷，比起用於控制糧食資源的初始形態，現在的供銷社更接近另一種存在——另一個時空中的蘇寧易購集團、永輝超市集團這樣的零售業集團。

書記長時代的中國，或者說東共聯，經濟領域實際採用的是一種雙軌制，將企業區分為了聯盟投資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地方投資的集體企業、合作社。在財經委啟動了托拉斯化改革之後，大型企業的集聚效應就更加明顯的凸顯出來。

在金剛山會議上，周淮安作為政務院總理可施展的空間就遠比在青島峰會上要廣闊得多啦！

以周淮安為代表的技術官僚，是不折不扣的「權力意志黨」，他們實際上是政府權力意志的人格化，本能地希望擴張權力系統的管轄範圍。

周總裁的思路則是一貫的以柔克剛，這些事情不方便在聯盟首腦級別的青島峰會上去說，但是有部長會議級別的朝鮮金剛山會議啊。

它的信息交換還不和-圖-書夠及時，交換網路還不夠廣闊，還不夠快捷，但是它掌握的就是市場不可缺少的一環——商品流通。

而在這樣的爭執中，社會黨內也隱隱顯露出分別以劉子沖和陳青浦為首的兩個陣線，周淮安則居中協調，達成了某種脆弱的平衡。

劉子沖和陳青浦之間的共識就是，聯盟對基層市場過於放任，必須管起來，也就是「收權」。

對於鄉鎮一級的集體企業、合作社企業，陳青浦主張將決策權下放，允許他們自由支配企業資金，政府則僅收取流通稅。因為目前基層市場是依託于供銷社而存在，國家實際完全掌握流通，因此收取流通稅並不困難，而且無需新增政府機關。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則主要依賴國有銀行團的信貸、央行的貨幣政策等等金融手段。

1972年北戴河會議最終的結果是，從市場經營改革、稅收改革和信貸改革開始，進行一些實驗性質的試點。

按照廖仲愷的觀察，社會黨民生派內部仍然有不同派系存在，比如，周淮安、劉子沖和陳青浦就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的集團。

1971年之後的中國是周淮安-劉子沖-陳和*圖*書青浦主政的時代，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分管財經的黃少通早已退休，接手他的工作的是社會黨出身的陳青浦。

供銷系和郵政系，這就是書記長在45年後著力推動的兩張物流網路，配合交通部、鐵道部的路鐵網三十年規劃，共同構成了聯盟統一大市場的命脈。

這當然不可能繞過作為理事會常務副主席和總評議會秘書長的蔡和森，更不可能繞過作為國家主席的毛潤芝。

在這個市場裏面，大部分參与者正是這些地方企業、合作社，反倒是大型工業托拉斯的產出會被反向統購統銷到這個市場上去。

而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劉子沖陣線的實力強於陳青浦陣線，但是國民黨人主導的財經系統和勞工黨人主導的工會系統相對來說更青睞陳青浦方案。

那麼中國乃至東共聯的經濟隱憂是什麼呢？這是在書記長推動聯盟統一大市場形成和周總裁不斷限制工會職能之後開始若隱若現的未來圖景，即各村鎮集體、合作社之間嚴重的發展不平衡。

劉子沖和陳青浦激烈爭論的就是接下來的經濟改革方向，他們之間除了在「收權」上達成了一致外，幾乎處處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