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
看著那張抹得通紅，時圓時扁的嘴，我的面前升起了一團霧。
韓女士：您好！
兩天以後，劇作家吳先生打電話來，問最近有沒有人去美國，能否幫他夫人帶點東西給他們女兒。「其實，純屬多餘，不過，作母親的惦記女兒，我也不好太掃她的興。」我趕快把張瑜的地址電話給了他。
「我知道。」
他們點了原裝進口的義大利冰淇淋、愛爾蘭咖啡，熱鬧了一番之後，我才有機會端詳他們。那位女導演張瑜梳著平直的短髮，衣著樸素，面貌毫不出眾，文文靜靜地坐著，看上去倒像是一位勤勤懇懇的女教師。她的丈夫溫平卻是個漂亮人物，十分瀟灑地坐在圈椅裡，說起話來彬彬有禮。至於那位立群先生，幾個月的倫敦生活沒能稍改他的俗氣，墨綠西裝口袋裡露出水紅色絲手帕。嘴不停，手不停，數他最忙。
「這很簡單，這就是法治和人治的不同。」我輕輕鬆鬆地掛上了電話，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靠在沙發上休息休息。
屋子裡終於靜了下來。
「半個月前，我看見的是一個健康、快樂、瀟灑的中年人，半個月後，他死於癌症，我還是不能相信。」
「她父親呢？還在美國吧？」我忽發奇想，這個女人借著H先生的大名在「文革」後的今天已經撈了不少好處，她將怎樣處理她和過去情人的關係是有意思的。
六月十八日，公寓已經搬空了，只有幾隻皮箱立在門廳裡。我給兒子穿長褲，一邊嘮嘮叨叨地說服他：「飛機上冷，穿短褲可不成。」
「你怎麼不請領事館內的本地工作人員看你的表格，他們有義務幫助申請簽證的人。」
「沒有。沒聽說什麼。」
我說，快一個月了，她不會繼續留在香港，總該已經到美國了吧！先生說美國海關已經有記錄，張瑜入境十天了，但是那位諸她赴美的美國導演卻打越洋電話來，說是不知張瑜芳踪何在？
這樣的好日子有，可是不多。
由物質而精神，「經商熱」、「出國熱」，都曾熱過相當一陣子。前者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社會主義的衛道者們看不下去，漸漸不那麼「熱」了。「出國」，卻雖然「上面」三令五申，要盡可能縮小範圍，卻始終「熱」著，熱得千奇百怪，熱得無以復加。因為這種熱，我的電話就常常、時時鈴聲大作，引起我的情緒，我先生的情緒以至我女兒、小兒子的情緒極不平穩，生出了一些故事。
她的聲音很輕，但是句子又短又有力。有點好奇，我去了。
「應該不會。你在這兒的工作勝任愉快，又有這麼好的丈夫和一對小兒女，你有什麼理由不回來呢？領事先生確認你沒有移民傾向之後，一定會開綠燈的。」
「她是跟她生父長大的，後來去了美國。聽說也苦過一陣呢。」
「噢，你問她現在在哪兒啊？噢，她去念博士了，……早安排好了，……對、對、對，她現在不錯，正準備把她的香港男友接到美國去呢，是啊，是啊，她準能混得不錯。你說什麼？不講信用？……咳，算了吧，信用ｈetubｏｏｋ•ｃom•cｏｍ值幾個錢一斤哪？再說，張瑜嫁了人，隨了夫姓，再起個英文名字，這一頁就算揭過了嘛……
「我到底是她的親媽呀，現在她發了，總不能不把我接出去吧？」她笑著，露出一口假牙。「再說，美國公民可以給父母辦移民。」她露出三年早知道的神氣。
「比在內蒙古插隊八年代價還大？」
「那孩子不是H先生的嗎？」
「這一切為了什麼，只是為了證明張瑜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證明她沒有移民傾向？慢！他演這最後一個角色只是為了幫助張瑜順利拿到簽證？」
諸如此類，一而再，再而三。每次從「零」開始，每次在「壹」結束。先生笑說：「這是領事法基本教程的不斷重複。」
「寄往國外的信是要查的呀！這一段往事我又沒跟人說過。」搽著厚厚雪花膏的臉上，居然有羞澀狀。
最正式的回答通常是：「請撥電話一二三四五六，那邊有位Y小姐，專門回答這類問題。」
「這是你的私事，我不該說什麼。不過，你託我帶信，我也只好冒昧地問一句：你在作這一切計畫之前有沒有想過她內心的感受，有沒有替她設想過？」
「這個張瑜，蠻求上進的，說是在美國八個月想用晚上時間去聽我一個老朋友的課，我替她寫了推薦信。」吳先生掛電話以前還這樣告訴我。我也很替她高興的。
正說著，他話鋒一轉，說是要給我介紹個朋友；而且這位女士「馬上要到美國去了」。
四月二十九號晚上十一點三刻，電話鈴聲大作，我馬上跳起來，撲了過去，生怕鈴聲吵醒了我的小兒子。而且，我知道吳先生的工作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半到凌晨。這個電話一定是他打來的。
「他弟弟，從外地來這裡開會，順便辦了哥哥的喪事。他告訴那位香港小姐，溫平死得非常痛苦，臨死前要他弟弟打電話去香港。沒有人接。」
您接到這封信的時候，我的丈夫溫平可能已經去世了。
「可你不了解他，如果你不滿意，你怎麼辦呢？」
「請問是韓秀女士嗎？」
一天，我接到一位女士的電話，她一定要見我，而且要「在外邊」，不要在那個人見人怕的外交公寓。
飛機昇空，一片轟鳴之後，才進入一個平靜的碧空，真藍，真清澈，真靜。
「你女兒。」
電話鈴大叫，在空洞洞的房間裡可怕地轟響著，一陣又一陣。兒子被嚇壞了，張開嘴，哭得閉住了氣。女子手疾眼快，從地板上抓起一塊濕抹布丟了過去。砰的一聲，蓋在電話上。我們三步兩步跨出大門。
「他死的時候，誰在他身邊？」
「一個夢想演曹雪芹、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一定是出色的嗎？」
我躲開熱氣，向後靠了靠。誰知道，也許是個令人傷感的愛情故事呢。
「好，下午三點，我們在建國飯店大廳等你，噢，對了，她先生也會來，他是話劇演員，……他們家可真是……」一大堆溢美之詞，我有點不耐了。
「見過照片，半身的。」
在冷飲店的餐桌上，她推過來和-圖-書一堆英文表格，坦率地告訴我她的英文不夠，不知填寫中有沒有錯誤。
「我岳父異想天開，要在這裡開個Pizza店，讓我回來跟有關方面談談。」
一回，鈴聲大作。
張瑜和溫平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溫平眼睛裡流露出的欣慰和摯愛，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
「我沒有別的事麻煩你，只是托你帶封信。」她在沙發上欠起身，遞過來一隻封了口的航空信。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地址俱全。
「……噢，對了，有一件事還要請你幫忙啊，我過幾天就走了。有個女孩子，學跳舞的，今年二十歲，條件不錯，申請去美國留學，你們領事不給簽證，說她去了就不回來了。你能不能想想辦法，通融通融……。噢，不行啊，不行的話，給她介紹個美國男朋友什麼的……」
她開始匆匆地說些客氣話，什麼打擾半天，不好意思之類的。然後，她走了，帶走了那封信，之後，也沒再打電話來。
「你的這個介紹人是有過很多劣迹的。」
第二天晚上，吳先生又來電話，說是見到了張瑜才知道她就是某某人的女兒，「我在香港和她父親很熟。」於是一小包東西順利交張瑜帶走。「她很熱情，只是這次可惜未見到她丈夫，聽說忙著什麼劇本呢。不要緊，以後見面的機會多著。」
迷離中，一個單薄的身影，一個被母親丟棄，又早早失去父親的呵護的女孩子，步履艱難地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一步一步，走到了兒孫滿堂的今天。忽然，在她的頭頂上又冒出了一個人，這個人想用她，一直用到無法享受人間快樂的時候。
少不了的，不少人打聽領事有什麼愛好？好煙、好酒、好茶？瓷器、古玩、字畫？
吳先生遞給我一個信封：「煩交韓秀女士」，下款是「張瑜拜託」。字蠻清秀。
「……你問張瑜近在香港，為什麼沒回來？……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溫平嚥氣的時候，我們都在……在哪兒？……在他岳母家啊，我們都同意張瑜的看法：回來容易，再出去可難囉，不如算了吧，……再說，人死不能復生嘛……
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們快告別的時候，張瑜問我：「像我的情形，申請工作簽證，不會有問題吧？」
「溫平……張瑜的丈夫。你讓我託她帶東西去美國的，你怎麼忘了？……血癌……昨天……這裡有一封信是張瑜給你的。明天，你抽空來一趟吧。」
電梯門關上了，轟然將我們送至樓下，電話鈴聲似乎還在遙遠地響著。
「是吳伯伯嗎？」
我們沉默著，覺得無話可說。
沉吟了一會兒，吳先生還是說了。
「溫平，溫平是誰，他怎麼死了？」我一下呆住了，半天沒有明白過來。
「小心了，多珍重。願上帝保佑你。」我們沉默著，分了手。而我的心上，卻更加沉重。從此，我們更加小心了，盡量不讓有可能提出簽證問題的人來家裡，盡量不使我們陷進和本地人的談話——無論是電話中，還是對面閒談。我們小心著、小心著，終於還是掉了進去。
「移民是有代價的。」
先和_圖_書生走過來，把話筒拿過去放好。「明天到吳先生那兒，一切都會弄清楚，現在別想它了。」
「我恨他們，在他們眼裡，我們連娼妓都不如。」她的淚水涌滿了眼眶。
「謝我什麼？那是她應得的。」我回答。
「那，你還是要嫁過去？」
「還遙遠得很呢。你還不知道，在這個地方想辦點兒事有多難！」他一副不屑的口氣。
「如果他沒有腿呢？」
「我屬於『大齡青年』，你聽過這個詞兒吧？那種我們叫它『配種站』的婚姻介紹所，又能讓我們對對方有多少了解？」
「她拿到簽證了？」我警惕著。
當然，還有些二十出頭的女孩子，打聽領事先生是否願意照顧美麗的年輕女性，也是該她們倒楣，永遠聽到這種冷冰冰的回答：「我們的領事早已兒女成行，他對申請簽證的女性毫無興趣。」
「我們不談簽證。她是已故報業鉅子W先生的女公子，著名的中年電影導演。她去美國是應一位美國電影導演的邀請，去好萊塢觀摩拍片的。據說那位美國導演對美中合作拍片有很大的興趣。」
她要到加州去，跟一個比她小十歲的華僑子弟結婚，申請的是一種近乎移民的短期居留簽證。她能否在美國待下去要視她和那位從未見過面的男人的婚姻狀況而定。
「是和香港合拍的。」張瑜告訴她。
好了，事情好像都不錯。
沒有日期。
「昨天，那位香港小姐說，張瑜還在香港，還沒去美國。她要這位小姐送信到這裡，送花到溫平的追悼會。」
「是我，您貴姓？」
「噢……是這樣的，我爸爸的秘書已經替我辦好了護照，而且、而且，╳╳人已經說過了，我可以去美國。您要知道，是╳╳人呀！他親口說的。」
「我早都計畫好了。在美國方面，她可以給我辦移民，申請我去美國定居。在這邊，我就說我的乾女兒要接我出去觀光。這一來不就兩頭兒都合適了嗎？」她在我面前晃動著，講著將怎樣和她女兒歡聚在大洋彼岸的細節。
面前的老女人興奮地大講著她對今後生活的安排，只見她灰白的髮鬈在搖動著，兩隻布滿老人斑的手起勁地揮動著。我聽不清她還在說著甚麼，只是沉默。
「不一定。可是溫平演一個健康人，演一個心滿意足的丈夫，演得很出色，雖然那個時候，他已經病得很不輕了。」
忙，忙這忙那，很快就把這一切都拋到了九霄雲外。
「那又怎麼樣呢？」
我不願意再聽，掛斷了電話。
「他們到美國沒幾年，他就死了。我幾年前就打聽清楚了。」
「我姓周。╳╳╳沒向您提過我們家嗎？」典型的高幹子女的口吻。世上姓周的多著，並不意味著什麼。而且，就算你是那姓周的大名人的什麼人，又怎麼樣呢？我心裡煩著，回話也就不十分客氣。
「我要走，要離開這個地方。我只有這一條路。」
「怎麼樣？我親自，我坐爸爸的車親自去了美國領事館呀！他們居然不給我簽證！連╳╳人都說了，我是可以去的。」語氣中充滿了委屈。
大家輕鬆愉快地聊著。據張瑜說：「多個朋友
https://www.hetubook.com.com多條路，在美國八個月，如果有什麼問題，多個朋友總比沒有好。」看起來，這就是他們來找我的目的了。話題轉向那部即將拍攝的電影。女兒來了，張瑜又把她拍過的電影劇照拿了出來。女兒是武俠迷，十分驚訝大陸居然有如此出色的功夫電影。「可以這麼說，那位香港小姐說他們是從醫院到建國飯店去的。他們商量好，張瑜飛走以後，溫平再去醫院治療。太晚了。太晚了！」
她不是去結婚，是去拚命的，她以將逝的青春為代價去爭取一塊自由之土，希望能擺脫一切痛苦的記憶。
最有力的回答是：「我們有規定，任何級別的工作人員都不得過問簽證問題。」
四月十五日，我手裡正好有幾份東西要看，於是把兒子的小毛毯壓在電話上，埋頭文件堆。電話鈴響了，鈴聲被包住了，但仍是持續不斷地響著：「叮鈴鈴」、「叮鈴鈴」……，終於耐不住了，抄起話筒。
您是母親，一定了解母子分離的痛苦。我希望您能幫我的忙，盡快把我的一子一女接來。……
B市常常出現各種「熱」，比如說「鄧麗君熱」、「武俠熱」，以至蝙蝠衫、牛仔褲、萬寶冰箱、鑽石電扇、的士高，都可以形成一種「熱」。然而，僅僅是「熱」而已，無法形成「潮」。或因來源有限，或因財力不足，或因當局明令或暗示禁止，常常是虎頭蛇尾，來勢汹汹而去勢微微。這就形成了該市的一個特色。
我只好不客氣地告訴他們：「他喜歡的東西自會去買，禮物是不收的。」
「我聽說過這個溫平，他出身工人家庭，憑成績考進此地的戲劇學院。張家七個子女只有張瑜逃過文革大劫，沒吃什麼苦，恐怕是溫平的作用。文革以後，張家又揚眉吐氣了，住進了高幹樓，於是，溫平放棄了演曹雪芹、演哈姆雷特的夢想，終日忙家務，成全了張瑜。」
在走廊裡依稀可以聽見叮鈴叮鈴的聲音。
這件事醜，也有點惡，但是惡得不厲害。我先生聽完這個故事之後，笑了，把一個小枕頭扔在了電話上。
「也就是說，張瑜寫這封信的時候，溫平還活著。」
我兩手一攤，心境又變得灰暗不堪。五月三十日，立群先生的電話又來了：
「很可能。他二十七歲了，從來沒工作過，不知有什麼問題。」她很平靜。
我鬆了一口氣，從記憶中搜索出這位見面三分熟的立群先生，對了，他從前寫什麼偵探小說，娶了位英國籍的太太，幾個月前，到英國去了。
最可怕的還不只是電話，而是先電話，而後要見面。無論是「時間不允許」，還是「孩子不舒服」都推不掉的時候，得安排見面，而且得到門禁森嚴的大門口去接，而且一坐下就不走了。從盤古開天地說到眼下的四個現代化。無論你怎樣想法子接近主題，他們都從容不迫，一定要把廢話說足說夠才肯切入本題。時針一刻一刻地移動著。每當這種時候，我就在心裡繼續編著新的電話對話，以便下次能擋m•hｅｔubｏoｋ•ｃoｍ.coｍ住這種疲勞攻勢。
「這是不可能的，兩個禮拜以前，我還見到他，他陪太太一塊兒去建國，活蹦鮮跳的一個人，現在死了。」我呆若木雞，手裡還捧著話筒。
我抄起話筒：「哈囉？」
「談得怎麼樣了？」
第二天下午，立群又打電話來：「張瑜拿到簽證了，下周就走，她要我代她謝謝你。」
「她，誰呀？」
「生下她，我就走了。那是個窮學生，養活不了我！再說，我還得演戲呀！」她扭動著，兩手在膝下擦來擦去。
「你沒見過他？」
「我立群啊，剛從英國回來。」
「……噢，你問溫平的事啊？咳，他有病，我們早就知道了，……可是不行啊，要是溫平有重病，張瑜別說拿美國簽證，領中國護照也不易啊，……。沒法子，只好演苦肉計了，好在，溫平是好演員……，而且，最主要的，他也願意張瑜和孩子出去呀！
「那麼，你的意思是……」
「地址、姓名都清楚，寄就是了，何必轉呢？」
「我十七歲的時候，生了一個女兒。」她壓低了聲音，頭往前探著，口中吹出來的熱氣直撲我的耳朵：「文革那麼審我，我都沒說。」似乎很得意。
有的時候，還會碰到另外一種人，在一個不美也不善的故事下面，掩著一顆無奈而不屈的心。這些人和事常常讓我們非常痛苦。
先生回來了，我告訴他關於張瑜的情形。他沉默良久，然後問我：「Teresa，你大概覺得很可怕吧？」他是選擇很久才找到這個字的，我知道。
「當然不是。我二十九歲才嫁給他。」她從眼角擠出了一點笑。
一位七十歲的女人，因為是我所尊敬的一位戲劇家的遺孀，而且年紀又那麼大，而且又在電話裡反覆說：「沒有別的事，只是想看看你。」左右推不掉了，她終於進了門。
「你怎麼回來了？」
這一切的一切，只是醜，並不惡。碰上有一點惡的，就不那麼省事了。
比較常見的問題是：「您能不能給我看看，我的文件是不是都全了？」
既然與文化交流有關，我同意聚一聚。
「誰死了？」先生從臥室伸出頭來問。
「是我，你知道嗎？溫平死了。」
掛上電話，什麼也沒想，又一頭扎進紙堆裡，直忙到快三點，才給女兒留了條，匆匆向建國飯店奔去。
「這封信是她托一位香港小姐送來的。據我所知，這位小姐到此地已經有三、五天了。」吳先生說。
最常見的，是要我們讓領事先生開個「後門兒」，放他們過關。「開後門兒」，這種話是不能在電話裡講的，於是變成：「您能不能在這件事上使一點兒勁？」
五月十五日，先生下班回來，看我忙來忙去。心情甚好，就開口問我知道不知道現在張瑜在什麼地方？
話題經過長途跋涉之後，終於到了一個點上。
人的適應力是很強的。開始，我們在計畫周密的進攻面前常常是手足無措，前言不搭後語，狼狽不堪。時間一久，習以為常，竟能以退為進，頗有辦法了。有時急中生智，予以還擊，竟也會使對方張口結舌，無法繼續下去不了了之。
「就這樣吧，三點我請你們喝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