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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畊逃進丈夫的懷裡。葉飛面對一個剛修好的麥克風說：「今天的會議很成功，唯一的問題是少數幾位紅衛兵小將用心雖可以諒解，情緒是太激動了一點。」他把這場混戰輕描淡寫地稱為情緒激動，使得阿豬大為惱火。她一躍而起，撲向葉飛，對著他死命尖叫，像是要把他一口吞下去似的。安全守衛立刻衝了上來，把葉飛從後門保駕出去了。

九月一日中午，大家都在午睡，我和幾個同志一同修理大樓的前門。這時，工作隊隊員陸續走下了樓梯，每人手裡提一隻旅行袋。他們要棄我們而去了！

我同時也忘不了王于畊在看到大廳中發生什麼事故後，抓住麥克風時的那副可憎的面目和聲音：「紅衛兵小將們，你們永遠也打不倒我——我們的大會圓滿成功！」

她的攻勢一句比一句有力：「今天的大會是陰謀大會，是掩護，是賄賂，是完全控制在省委會手裡！我們廈八中的學生要求接收大會，趕走保皇狗！」

歐長丘貉擠出一副笑險說：「在北京的三位同志不斷地打電報來叫我們上京去助陣，我們討論後，決定多幾個人在那兒辦交涉總比較好，何況包圍已經解除了。」

儘管如此，還是有三十多人被送進了醫院，包括我那孱弱的堂哥和受傷最重的李憶霞。當她被送上救護車時，一名省委會幹部還說：「這是必然的事，她實在太漂亮了。」

我用話筒喊：「打倒奴隸主義！打倒奴隸主義！」意思是指福州的學生百分之百是葉飛的奴才。

清晨六點鐘，交際處的人們就已經在忙著參加大會。每個人都飽餐了一頓早飯，我狼吞虎嚥地塞下四個饅頭，希望精力能格外充沛。

我一看到這些毫無膽量的男生就氣得想揍他們。阿豬和我以及八-八戰鬥隊的其他六名隊員實際上等於是防衛部隊的憲兵，那些沒有參加八-二九大會的工作隊隊員則處處安慰同學，保證「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當天下午，省委會發下一紙通知給交際處的負責人說，廈八中和所有外地來的學生一律得自行負擔伙食費。我們回了一封祇有一句話的信說：「放心，廈八中的學生是餓不死的。」

「祇有不實行奴隸主義的人才懂得我的意思，」我鎮定地回答。有人一定懂得了我的暗示，因為他們瞠目結舌了一陣，可見我並非唯一不喜歡世襲權力制度的人（我認為：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應該有機會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不僅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子女），可是也有人立刻揍我，搶去了我手中的喊話筒，用它對準我的耳朵叫罵著髒話。

葉飛保證不會偏袒他的愛人（大陸上都是這樣稱呼自己的妻子），並且說，今天他們兩人都是來學習的。阿豬是第一個致詞的學生代表，她那三〇三個來自八中的同志們是個個集中全力注視著她。忽然，她把預備好了的演講稿住我的大腿上一摔，說道：「用不著這個！」這把我嚇了一跳。這篇文章裡有我們最有力的揭發材料。

沒有一個八-二九戰士忘得了八月二十九日！

王于畊用尖細的嗓音說，看到今天紅衛兵小將們的高昂戰鬥精和_圖_書神，她深信大會將是一次「偉大的成就」。

接連三天三夜，我們一直被圍困著，難得有片刻的安寧，對方有一萬人，每四小時輪一班，川流不息地包圍我們。省委會幹部指揮他們的行動，並替他們準備食物和開水。我們後來才知道凡是參加了示威的人都收到了一份額外的津貼，得到了一頂免費的斗笠，幾家工廠還曾停工一天，讓工人們來參加示威。我們同志的一些福州親戚居然也被帶到現場來大叫：「福州屬於福州人！」「福州人不要忘記祖先，我們與廈門人誓不兩立！」

這場對罵又對唱的戰事使得大會拖到十一點才閉幕。主席團人數多到三十餘人，其中有十一個人是我們這邊的。我步上講台時，輕蔑地看著我的對手們。我們早就開始造反了，他們的行為竟還像小娃娃一般。福一中的一個紅衛兵跟在我的後面踏上了講台的階梯，一面伸手推我。我用鞋底親上了他的鼻尖，說：「散會後，等著瞧吧，保皇狗！」

有些愛唱歌、跳舞的男僑生建議開個晚會，說著就用筷子敲起髒碟子、髒飯碗當作音樂。我知道他們打的是什麼主義——他們是想和八中的女生交朋友，而華大女生也正想認識認識別的男生換換胃口。大家一致拍手贊成，並且稱之為「慶祝解圍聯歡會」。接著，每個人都找到了舞伴，開始手拉著手跳舞歡唱。女僑生們似乎都很激動，個個欣喜若狂，但她們比起廈八中的女生來是遜色太多了。李憶霞剛從醫院回來，默默地坐在一旁替我們彈吉他，臉上垂著淚水。她的風姿雖曾引起危險的慾望，但她畢竟是個端莊的淑女，而且是個處女。梅梅近來和她很接近，要向她學吉他。她們兩人的臉龐相貼，緊靠在一起時，像極了一雙下凡的仙子。

示威者離去後，兩個省委會幹部立刻出面告訴我們說，既然八-二九大會已經結束了，我們應該回家了，省委會不能繼續負擔我們的膳宿。在那三天受困期間中「服務員」送給我們吃的東西，祇是白飯和鹹魚而已，上面還沾著敵人撒的泥土和髒東西。我們正要找人出氣，於是立刻把這兩個傢伙抓來揍個半死，然後叫他們回去告訴葉飛，如果省委會負擔不起，我們自己付賬；同時，我們堅決要繼續往下去。

我是混身疼痛不已，仍然盡力挺直身體，維持自己的尊嚴，一面用盡全力吹哨子調節步伐，一面帶頭唱起：「打起背包走天下——」的歌來。

「乖乖做個無產階級的後代，回家去為人民服務，多造幾樣房子吧！」

為了延長居留，我們重新計劃一切。所有的服務員都走了，只剩下了幾名廚師。我們自己動手打掃臥室和附近的環境，包括蓮花池和花園，同時又僱人建造新的爐灶。

我們還算幸運。一個粗壯的華大紅衛兵衝了過來，括了叫得最大聲的一個傢伙一頓耳光，殺出了一個緊急出口處，把我們帶了出來。

我那並不怎麼樣的體型沒有嚇倒任何人。有人掐住我的脖子，幾乎把我勒死；結實的拳頭接二連三地落在我的腹部，我的視線糢糊了，祇有和-圖-書梅梅還支持著我。旁邊有人聒聒地笑著：「好一對狗娘養的！」這句話十分令我惱怒。我似乎看到梅梅含著眼淚，然而，即使我想對她說話﹒也說不出什麼了。

據我們看，當時的情況十分嚴重，一場混戰是難免的。為了防範未然，凡是有寬皮帶可以保護腹部的人都把皮帶綁上了，並且將尖硬的東西如手錶、眼鏡等都從衣袋裡取了出來，凡是有皮鞋的都穿上了，梳辮子的女生也都把頭髮盤了上去。幾天前，我們還會訓練女生如何擺脫抓住辮子的敵人。

兩邊很快地開始唱起歌來互相侮辱。兩邊的人數是十與一之比，我們的歌聲很快地就被淹沒了。阿豬不停地跳著蹦著，想使我們這邊唱得大聲一點。我制止了她，叫她注意保護嗓子好演講。

她的大嗓門一定震驚了千萬人心，我幸災樂禍地想：王于畊是個有心臟病的人，我可以看到她坐在丈夫的身旁，臉色越來越白。

我假裝覺得很好，不肯上救護車。梅梅捲起我的衣袖，看到我的手臂上布滿了一道道的青痕。她感激地說：「謝謝你救了我。」

我們在受困的三天中，曾幾次打電話給葉飛，他總在忙著；最後，電話線乾脆被剪斷了。從那時起，許多同學才開始認識事實：這樣官僚的人怎麼能成為替人民服務的幹部？

果然，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休息，一大群福州學生和工人赤衛隊已經到院中來示威了。他們朝我們的窗戶丟果核、石塊和瓶子，一面叫罵著髒話，威脅要把我們的腦袋當西瓜來切、要剝我們的皮、飲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還要拿我們的骨頭當肥料。

華大的一個叫做李憶霞的漂亮女紅衛兵在回答對手兇惡的盤問時說溜了口。他們問她是要向誰發動革命？她情急之下竟把「資產階級」說成了「無產階級」，於是十幾個男紅衛兵把她按在講台的階梯上，又毆打、又侮辱；然後又動手去剝去她的衣服，抓她的乳部和私處，有人還想親她的嘴。她襯衫完全被拉開了，胸罩被撕掉了。我們救下地時，她已經受驚過度，神智不清了。她的乳部很可能是被金屬的校徽劃破的，流血不止，乳|頭呈紫色，令人不忍卒睹。

看到這樣的強敵，許多同學嚇得直叫媽。他們忘記了出發前的誓言，開始責怪頭頭們做得太過份，連累了大家。祇要外面一有叫喊，他們就驚慌不已，堅信敵人立刻就要湧進來了（如果真進來，相信他們一定會立刻投降）。

在出發前，我們做頭頭的人警告大家不准帶刀子，也不准帶彈弓。我們的目的是要以智取勝，萬一我們被發現帶了刀子，敵人一定會製造謠言，惹事生非。不過，這幾天來，大家都私底下故意把指甲留得長長的。

市民們很害怕，對我們懷著敵意。我們後來知道有一些人甚至打電話給福州軍區司令部，說有一群「非武裝的叛軍」要攻打省委會。這些可憐百姓的奴性很深，認為我們竟敢攻擊偉大的黨當局，真是吃了老虎膽；要不，就是發了神經病。在我們那極端官僚的社會裡流行著一句話，叫做「官高三等見不到」，尋常百姓連與省和圖書委會幹部領捏手的機會都沒有，有的連見都見不到，豈敢想像造他們的反？

晚飯時，我們發現現在每天的伙食費大約是三角錢，吃的東西卻不及往常的一半好。這以前，我們是每十二人一桌，吃的是十道大菜，現在是一人捧一個小盤子排隊領菜，每個人都巴望廚子能多給一點。每樣菜的價格不一，誰付得起，誰就吃好的。我擔心這種情形若繼續下去，必然會傷害到大家的團結。

第二個致詞的是她的丈夫，省委會第一書記——全省頭號人物葉飛。我曾在三、四年前拍製的紀錄片上看到過他。他已是年逾半百，在影片中還是顯得相當年輕。現在看到他真人竟是這麼蒼老，我倒吃了一驚。他穿著四個口袋的中山裝，高高瘦瘦的，戴著眼鏡，絲毫沒有土匪相。

我是被六、七個福州母豬包圍著，又掐文揪，抓遍了我的手臂、我的大腿和我的全身。有人還想咬我，抓我的臉，幸好我比她們高一個頭，身上又穿著厚厚的制服，而且她們並不很壯，拳頭都是軟趴趴的，使我可以保護臉部和下部。我咬牙忍受她們的殘害，發揮了最大的自制力，一面還和她們說理：「我們又有什麼仇恨嘛？」

中國人民失去自信和尊嚴實在為時過久了，我有心變成英雄，使人民明白官要靠民，不是民要靠官。

「你這是什麼意思？想造反啊？」有幾個福州紅衛兵圍住我，用拳頭對準我的腹部，其中一個說：「幹你娘！你們永遠別想出頭！我的爸爸是大人物。我要教你在我的褲襠子下過活！」

我和其他六校的頭頭會商怎樣維持秩序，增進友誼。最後決定：大家必須過得節儉而有規律，不准談戀愛、不准踏花圃、不准隨地吐痰。最後的一項規定是針對其他各校中有這種惡習的福州人而發的。

對手們顯然得到了命令，都避免造成致命的傷害，祇把我們從門口向外扔，或是踐踏我們。他們居然還叫自己的女生脫下衣服，賴我們施暴，硬說是我們惹出了這場打鬥。

「保皇狗！」阿豬叫道：「我倒要看看你們能叫多久！我生來就是代表，生來就是紅五類，你們能把我怎麼樣！」

晚餐時，我們向大家公布了上述決定。正在這時，我們收到了幾籃龍眼和一封信，是下午棄我們而去的工作隊託人送回來的。我們共有一千三百人，把龍眼平均分配，每人最多分得兩顆龍眼權充飯後的甜點。儘管如此，我還是很高興工作隊沒有把我們忘得一乾二淨。

「妳的成份是什麼？」聽眾群中有人問道。

女生們反而表現了不尋常的鎮定和勇氣，這可能要歸功於我們的嚴格選拔標準。女生擔任了四分之三的工作——必要的雜事、救護和宣傳工作，人數卻祇是全體的三分之一。從此以後，我們稱她們為「苦幹奴隸」。她們對於權力沒有強烈的慾望，祇知做完份內的工作。

九月一日早上，包圍解除了。我們下樓去四處查看，祇見到處貼滿了標語，到處是亂七八糟，井裡下了殺鼠劑，抽水馬桶被打破了，廚房裡有好多爐灶也被毀了。他們就是要弄得我們不能在這裡繼續待下去。

我們是第和*圖*書一個到達會場的單位，被分派坐在前面的一個角落裡。緊接著廈大、華大、森林學院、二師和廈門航海學校的同志也在我們的掌聲下陸續進場了。然後，是從福州各中學、福州大學和師範來的敵人進場，一面喊著口號：「誓死保衛以葉飛同志為首的福建省委會！」他們列隊走過來時，我們又吹口哨、又頓腳、又做鬼臉，並且罵他們是「保皇狗」。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像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和外縣市學生等等的觀察員也陸續進場了，全是些省委會的狗腿子。

大會主席王于畊首先致謝。她身穿藍上衣、黑長褲，身材矮短，體型圓胖，長著一付雙下巴，臉上呈現著不健康的紫色；她有高血壓病。我對她是瞭若指掌，幾乎連她的頭上有幾根頭髮都是一清二楚。她今年四十九歲，是山西人，十八、九歲時就在延安加入了革命。她祇是高中畢業，卻時常愛說延安是她的「大學」。

有些人預感敵人會再來攻擊我們，於是大家騰清了一樓，積極備戰。這時，已經有七校的紅衛兵同住在交際處中（我們同安縣第一中學的同志今天剛到）。

突然間，我看到梅梅縮在一角，用手摀住面孔，幾個福州紅衛兵拉她的辮子，想要欺侮她。她是個嬌弱的少女，人家攻擊她，她連叫罵和回手都不會。我抓住幾個折磨我的福州母豬的小辮子，把她們一起揪到梅梅的那一邊。我在突破重圍，用身體擋住梅梅後，大吼一聲：「住手！誰敢動！」

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我們在福州市的街道上前進的時候，我以身為一個學生而驕傲，慶幸能將自己的知識化為武器來摧毀過去的桎梏。毛澤東曾經鼓勵青年，讚揚我們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對我們抱著一切的希望。

根據通知，群眾大會定於上午九點半召開。我們提前一小時出發。會場在一座體育館裡，距交際處有三公里。裡前的籃球架已經被拆走了，地板上畫的線也擦掉了。從文革開始以來，這裡經常被當作聚會場所，現在已經變成了「人民廳」。我們精神勃勃地在大街上走著，隊伍的前端飄揚著廈八中遠征軍的紅旗。我們在路上喊口號反對王于畊和省委會，還唱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歌。

「怎麼還不走呢？走呀！有時間再回來。」我失望極了，頭也不抬地向他們揮揮手。

同到了交際處，無私的團體精神馬上瓦解了。先到的人立刻像脫韁之馬，把紅藥水和消毒繃帶等一掃而空。我回到房裡，脫下衣服數一數傷痕，共有三十七處，痛得連碰也碰不得。我儘量假裝這沒有什麼，當它是「蚊子咬的」；同時，我不由得咬牙切齒地嘀咕著：「我總有一天要剝那批母豬的皮！」

留在他身後的是一場一千人鬥一萬人的大戰。在省委會的指示下，福州紅衛兵採取了「孤立攻擊」的戰術，五、六個人圍住我們中的一個人，揍個半死。他們還利用女生攻擊男生，男生攻擊女生的卑鄙手段，使得我們動彈不得。

「我們一得到勝利，我就回家去。不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是福建省的教育界——王于畊是罪人，聽見沒有？」

直到我們ｈttps://ｍ.hｅｔｕｂｏoｋ.ｃｏm.ｃｏｍ混身沾滿了吐沫，身上被掐得發青，省委會才派人到場制止混戰。在場的幹部輕描淡寫地說這是「一時衝動」，「不值得大驚小怪」，「沒關係，因為沒有死人。」

這時祇能容納七千人的體育館已經擠滿了一萬多人，其中約有九千人都是戴著紅衛兵袖章的福州學生。控制著福州市二十五所中學的省委會顯然已經放寬了徵召的限制，來增加紅衛兵的人數。他們決心利用紅衛兵來鎮壓紅衛兵。

我說：「當然當然，去吧。」

阿豬英勇地戰鬥著。她被十幾個男生團團圍住，卻沒有一個人能制服她，也許她那不太吸引人的外表使她能夠到處自由跑動。她憑著雙手、雙腳和一口利齒還救出了不少的同志。

十五分鐘的時限到了，主席王于畊衝到前面去打斷致辭，阿豬仍然死命地抓住麥克風大叫道：「我們要主持大會，我就是主席！」她們兩個人開始爭奪麥克風，兩個人都是矮胖而兇悍的潑婦；可是王于畊的年紀大得多，也衰弱得多。

丘貉繼續說：「我們在省內很難公開行動，祇好從外省前線來支持你們了。我們會繼續在不同的崗位上為同一個目標而戰！」

我恨透了福州的紅衛兵，尤其是那些女生。後來，當我們的組織在福州佔上風時，我總是問一問來申請加入組織的學生有沒有參加過八月二十九日的大會，而且絕對不許福州的女生在我的總司工作。我永遠忘不了她們的那些髒話和下流的動作。

我們在體育館外面的街道上點名時，發現除了進醫院的人以外，大家都到齊了。阿豬受傷最輕，祇是在被丟出來時受了一些皮肉之傷而已。我猜強悍的女人總是佔上風的罷。

結果，晚會的氣氛變得非常的羅曼蒂克，男生和女生倚坐在荷花塘邊的月色裡，互相逗笑著。剛剛才訂下的自律規則早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泥水匠。我們祖宗三代都沒有住過房子，怎麼樣？我是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後代，比誰都紅！」

公共汽車拒絕載運我們，大家祇好互相攙扶著走完那三公里長的路，完全是副敗兵殘將的模樣。街上的人嘲笑我們，向我們吐口水（可是，不久情勢轉變，證明我們對時，他們又見風轉舵了。他們的這種投機取巧的心理使我們失去了能開導他們的把握和信心）。

台上亂作一團，主席團中的兩派人士也加入了麥克風爭奪戰，爭奪發言權。華大和二師的代表各抓到了一個麥克風，立刻開始演說，說的全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譬如餐廳的伙食太貴啦，省教育廳不夠照顧學生啦，畢業生被分配的工作不理想啦——盡是些與大會氣氛不合的事。這時，台下也是亂成一片，沒有幾個人在聽他們囉嗦，有些學生早已上了台來幫自己的代表搶麥克風了。廈大的一個學生看到我們這邊漸居下風，立刻把電線拉斷，那啞掉的麥克風就立刻被人當武器甩來甩去了。

她步向議桌時，台下響起了一片噓聲。「你們噓什麼！？」她透過麥克風大喝一聲。我認為她的嗓門是全省最大的。當她省掉了那些慣常的開場白，開始大聲嘶喊，一面用力搥講桌時，整座大樓似乎都在震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