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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怒之下，踢掉了戒指，打了她一個耳光說：「妳把我看成什麼人了！」

我們在三天內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生產和服務單位，大小都有。前市府機關人員權充我們的顧問，幫助我們有條有理地度過了交接階段。

敵人開始反攻了，受傷的人數激增。我吹著哨子，從一個緊急地區趕到另一個，這還是我第一次經驗到這樣大的場面。我們有些戰士已是昏頭轉向，不知道該揍誰；他們正在猶疑的時候，已經被人家一拳揍倒。有幾個近視眼爬在地上找眼鏡。我們的人祇在前面的一個角落裡佔了上風。在那個小小的角落裡，大家跟女警員打得不可開交，人人都想往那個方向擠。

兩輛卡車載著五十多個委員飛馳到廈門大學去，是何為明和盧大瑤自己駕駛的。兩人都開得飛快，任何一個差錯都可能使新政權當場完蛋。我把腦袋伸進駕駛間，對那瘋狂的何為明叫道︰「老何，我們的性命全在你手裡。你有了老婆孩子，也許想一了百了，我們還想活呢！」他露出微笑，反而開得更快。

在宣布組織結構後，會議終於宣布展開八-二九廈門公社的活動來取代原廈門市委會，並接收全市的政、經大權。這份宣言是由我的堂哥起草的。他近來體弱多病，沒有當上委員，可是堅持要出一份力，於是坐在病榻邊寫成了這份宣言。可是，在後來的文章和宣言中，均沒有一篇提到他的貢獻。

看到敵人滿臉是血，口吐白沫，我的心軟了。從六個月前鬥爭老師以來，我還沒見過這麼慘的事。原來這就是我們被載到這兒來的原因——以一次血的教訓來叫我們準備迎接日後的血戰。梅梅掩住臉，一直躲在我的身後。如果她也被敵方抓住，會怎麼樣？

房裡祇剩下我、老板和那仍然在呻|吟著的女紅衛兵。老板轉向我︰「現在祇剩下你我二人了，對吧？」

後來，汪大銘卻變成了我們的累贅。革聯指責我們窩藏腐化幹部，中央也不贊成高級幹部參加革命組織（在組織裡，我們稱他們為高級顧問），並且支持倒汪運動，弄得我們的組織的聲望倍受打擊。

公安局的人要反攻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大樓比我們的矮。他們祇好用木板把窗戶釘起來，擋住我們用彈弓打過去的小泥團。後來，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走廊上傳遞公文的女警員身上。老板對此深感興趣，他把兩個弟弟叫來，每人手持彈弓一把，然後，他發布命令︰「目標——前面的母警犬，瞄準點——胸脯，預備——放！」三個狙擊手百發百中，嚇得女警員個個屁滾尿流，落荒而逃。後來，女警員在「火力封鎖」的危險下，祇有用畚箕、竹籃保護要害，鼓起勇氣來繼續傳遞公文。

公安局恰好設在工人文化宮隔壁的一幢三層樓建築物裡，我們就在文化宮面對公安局的一角裝了許多架擴音器，日夜向他們叫囂。我們又是叫罵，又喊口號，大唱自己編的歌曲，罵他們是「命不長了」的「黑色警犬」。我如果得空時，也會跑到五樓的播音室去親自叫罵一番。有些戰友則宣稱，警察要是敢抓我們，我們非搗毀公安局，把他們的腦袋瓜砍下餵雞不可。

在整個過程中，我看到許多人趁火打劫值錢的東西，如：手錶、收音機裡的真空管或自來水筆等。

這時，十幾個人一擁而上，踹她，瞪她，弄得她躺在地上分不出是人還是一團泥巴——我所看到的，盡是血和泥土，不過她並沒有死。我後來祇聽說她瞎掉了一隻眼睛。

她不以為然︰「在手工業工廠裡可以見到許多事情。那些女人成天坐著糊紙盒，一天才賺五、六角錢！玻璃廠更可憐，吹玻璃的時候，兩隻眼睛睜得眼球都快暴出來了，真是苦工。如果我是廠長，一定給她們加薪水！」

我們站在那兒目瞪口呆地看了一陣後，推門走進一間播音室，一個女播音員正在廣播。她轉向我們，說如果干擾了對敵人的播音，我們就要被抓去殺頭。我們狼狽地退了出來。我很不滿意她的態度，叫幾個部下埋伏起來，等她下班時，把她結結實實地揍一頓。後來，他們回來告訴我，說是在門口等了十個多小時，也不見她露面，也許她是爬牆溜走了。

「唉唷！」女紅衛兵醒了過來，痛得抓緊棉被滾到地上，「唉唷！——救命啊！——」真是可憐，她抓著棉被，爬到角落裡，縮成一團，頭碰到了地板。這個傷也許一輩子也好不了！

「拖出去！」我命令道。我們從這些女生的行李判斷，知道她們是護士學校的學生。她們是陌生人，使我們更容易凌|辱她們。她們被打倒在地上後，便被拉著雙腳，臉朝下地往外拖。她們的腦袋、臉孔和胸部被擦爛了也沒有人管。有一個女生想攀住房門，手上被蹬了一大腳。走廊裡到處是鬼哭神嚎。

「我再也不敢了。請放我走吧！」她說著褪下了一枚戒指遞給我。

我們的命令祇有一道：粉碎一切，使得保皇派永世不能活動。我們甚至用鐵條和其他重型鐵器把鐵櫃打得不成樣子。

三小時後，混戰結束了，敵方的受傷人數多達三百人，其中有五十人受重傷。公安局這個恐怖的機關終於受到了致命的一擊，真是大快人心。老百姓趕著來幫助我們搬運我們這邊的傷兵，為我們送來一籃籃的橘子，並且夾道為勝利者歡呼。

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大膽地對待警察。老百姓看他們掛著槍，又會抓人，總是畏懼三分。在我們連續搗亂了六天後，連五、六歲的娃娃玩厭了遊戲也會跑到公安局門前來「示威」，一面大叫「打倒黑色警犬！」一面舉起玩具機槍，對準衛兵「噠——噠——噠——噠——噠！」起來。

我們在下午五時到達市委會辦公處，宣布奪過市委會大權，輕易趕出了快要下班的幹部。這時，另一批由汪大銘率領的人也進入了大樓，宣布承認八-二九廈門公社https://m.hetubook.com.com的領導權。反抗的人很少。從第一書記和其他領導人物倒了台以後，辦公室裡也沒有什麼事可辦了。一部分「大中專」的學生認為市委會大樓不值得接管，可是我們在北京的連絡站堅持要奪市委會的權，理由是︰上海和其他地區早已經做到這點了。

我決心要救出這個受了傷的女生。我藉口要罰她做苦工，我叫她把一箱書搬出去，然後，我拾起兩個電燈泡，一面裝出沒收戰利品的樣子，一面監視她，把她護送了出去，一到院子裡，她就安全了。院子裡早已經聚了許多看熱鬧的人，有些挨了揍的敵人的父母也來了，苦苦哀求我們放了他們的兒女。我們拍下幾張他們跪地求饒的照片，作為日後的宣傳材料。

我從來沒有進過這個院子。上小學時，我常常喜歡和同學們一同到公安局附近來玩，爬上那道矮牆的牆頭，看警察訓練警犬。要是看到了靶場、練劈刺和練狗的場地四周都圍著鐵絲網，我們就會恐懼。我們如果不小心把皮球踢進了院子，也絕不敢爬牆進去拿。裡面的小孩——那批小警犬總是把球給吞了。有一次，看到他們拾走了我們的球，我們氣得要命，抓起泥塊就往裡扔；最後，他們竟放警犬來咬我們，有一隻還脫出牆來，咬了我的一個同學。從那時起，我就恨透了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了。

我們正在盤算著如何處置那批受傷的警察時，不料當地第一七三軍醫院已經派了幾輛救護車來搬運他們，當時要不是我們在場維持秩序，恐怕連救護車也會四輪朝天。

中午，何為明請吃午飯。飯後，我們幾人依計出發，指揮另一次特殊聯合行動。我和幾個最親密的戰友，八-八戰鬥隊的另七個隊員一同率領兩千名廈大、八中和其他各中學的學生，到青年文化宮去攻打廈門市紅衛兵總司。我們八條大漢——十六條長腿首先到了大樓，門口沒有守衛，敵人正是殘弱不堪，剛好讓我們弱肉強食一番。

每次會議完畢，服務人員來收拾汽水瓶和果皮時，我都叫他不要丟進垃圾箱，而把它們丟進公安周圍牆中的院子裡去。不久，文化宮有了一條不成文規定︰把所有的垃圾提到五樓，由窗口扔進隔壁的院子。公安局變成了我們的垃圾場。

一看到女生，老板立刻精神大振，活像吸了鴉片煙。他叫我們先等在外面，自己躡手躡足地走到一個睡態迷人的女生床前，用盡全力一腳踹上她的胸脯。

警察們還沒有來得及從驚愕中恢復過來時，我們已經一擁而上，隨處亂打，前排的警察首先遭殃。我們剝他們的徽章，打掉他們的帽子，撕破他們的制服，一面吶喊道：「你們不配當人民的警察！」然後我們把他們推在地上，又踢又踹。可是，我們沒有武器，又沒有受過正式訓練，有時，一個剽悍的警察能應付我們十個人。

兩小時內，混戰的消息就傳遍了全市，被吸引來觀戰的人當中有不少是幫會人物。這些幫會組織——諸如廈門港口幫、第八市場幫等也正是使廈門全國聞名的因素之一。這些人不請自來，是因為他們比任何人都恨警察。他們來了後，就自告奮勇地加入了混戰。他們打起架來技術高超，他們中甚至有人公開揚言︰「一定要把他們揍個半死，至少叫他們再也當不了警察。」有些警察果然因這場戰事而終身殘廢了。打到最後，我們八中和廈大的學生反而要努力控制秩序，這是怕將來被追究責任。我們還忙著勸幫會住手（後來，革聯和促聯雙方都曾有意地利用這批流氓替自己助陣）。

「對！對！」我真想敲自己的腦袋，怎麼連這麼一塊肥肉都忘了？

「怎麼不可以！」他煞有介事地回答︰「雜種最聰明。」

五百人活吞十幾人其實沒有什麼意思。我們原先以為對手不祇是這十幾人，還叫了新廈大公社的人來撐腰。現在他們來了，仗卻已經打完了。他們看到我們完成了任務，而且搶下了所有的戰利品後，非常氣憤地揚言說，今後絕不再理會我們求救的通知了。

室外已經吵得天翻地覆，大樓裡到處傳來砸東西的聲音，我卻心如止水。眼前的這個女生很像梅梅，她蜷伏著，哭泣著，恐懼地看著我，拚命往後面縮。

這場大戰中，我們的情勢越來越有利。有幾個警察的老婆想放狗出來解圍，幸虧被我們及時攔住了。我們在一氣之下便闖進了附近的警察宿舍，搞得天翻地覆。

老板從不碰自己這邊的女生，也從來不放過一個好看的女俘虜。有一次，一個不滿意的戰友罵他：「你怎麼可以把革命精|子射進反革命的子宮？」

上午十一點剛過，我們到了廈大，好戲已經快要收場了。一隊隊的俘虜舉著雙手由老窩走出來，在廣場上被搜身、問話或毆打。新廈大公社和八中的戰士還搜出了紙張、寫大字報的毛筆和墨汁、傢俱和原先預備用來攻擊新廈大公社的黑材料。

分裂的原由是廈大。廈大紅衛兵獨立團擴展成「新廈大公社」。它在改組時，幾個幹部不滿新派任的職務而在一月初宣布退出組織；到了一月下旬，就組成一個新組織，正式命名為「廈大紅衛兵獨立團革命到底聯合司令部」。他們單獨豎起了旗幟後，開始散播分裂的種子，並在各學校、工廠、機關吸收新份子，還拉攏了紅衛兵總部和工人赤衛隊的保皇派來加強實力。他們並利用我們忙著在各廠奪權的有利情勢，像陽光下的虱子般大肆蔓延。最初，他們祇有一百多人，一個月後竟膨脹到萬人以上，其中有學生，有農民，有工人，也有機關幹部。二月初，他們成立了「廈門市革命到底聯合總司令部」，仍然簡稱為「革聯」。「革聯」很快的就變成了我們的統一組織——八-二九廈門公社的死敵；八-二九廈門公社的另一個家喻戶曉的名稱叫做「促聯」。

有人大吼一聲︰「走！」我們的大軍就以排山倒海之勢，浩浩蕩蕩直搗公安局。當大隊人馬經過文化宮廣場，正要轉彎從後門開進公安局時，派到前面打聽消息的偵察員跑回來報告說，局裡的人不只是原來的四百人，現在至少有八、九百人在院子裡開慶祝會（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在慶祝鬥倒了局長）。

祇要我一挨打，哨音走了腔，就有人來搭救我。所以，我倒是一直都很安全，幾個大個子總和我一同作和_圖_書戰；偶而有工人加入，戰況就更好。

「放開我！」她叫道：「我不怕！」

過了幾天後，公安局的人忍無可忍，憤怒的眷屬和子女在圍牆裡向我們叫囂。我們不加理睬，只在看到有小孩爬上垃圾堆揀空瓶時，我們就用彈弓瞄準這群小警犬猛射。

今天的行動是粉碎舊廈大紅衛兵總司的聯合行動。廈大紅總司早已不堪一擊，人數祇剩下百人左右。他們沒有拯抗，祇有跪地求饒的份。校園四面的圍牆上到處是總司舊人的「反戈一擊聲明」，用來說明自己是被騙誤入保皇組織的，現在要申請加入新廈大公社；有些則是好幾百人聯名簽署的「退出聲明」。我對這種投機份子是絲毫沒有好感的。

他跳下石頭，走到這個女敵人面前，抓住她的頭髮，咬牙切齒地說：「幾個月前，你們人多勢眾，四千對一百打垮了我們。當時妳多驕傲，多跋扈！妳抓住我，鬥我，刮我耳光。好了，今天是我的四千對你的一百，我也要妳嚐嚐這個滋味！」

那批受重傷的警察均是沒人理睬，祇好躺在蕃薯田中呻|吟著，有些小孩甚至跑過去在他們的身上小便。看著地上這些混身是血、衣不遮體的敵人，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曾經高高在上、神氣活現的警察。他們的同志不是被俘虜，就是換上了便服，逃之夭夭了。身穿制服而想開溜的，全被市民飽以老拳。

我正想過去扶她，可是猛想起自己的身分，祇能冷漠地看她一眼，轉向其他被驚醒的女生大吼︰「全給我跪下！你們的末日到了！」她們紛紛滾下了床，不住地向我磕頭。她們一個個又害怕又可憐，好像我們要把她們活吞下去似的。

一月間，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到各工廠去時，曾經遇見廈大革聯的幾個人。這些人是到工廠來宣傳，吸引新份子的。從前，我們是朋友，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嚴重的衝突，所以我們祇要求他們不要太過於培養舊有的保皇組織，他們卻辯稱保皇派是可以改造的。我不能接受這種做法。從此以後，分裂變成了我們的組織中每一個人的考驗。最令我傷心的是︰牆頭草和其他兩名串連代表也投靠了革聯。他們對我說，革聯的第一號頭頭跟他們意氣相投，他們受到了特別待遇，並被派任了要職。我並沒有勸他們回來。我認為人各有志，而且兩派雖各有失誤，也各有優點。很久以後，在武鬥期間，原來的八個串連代表中，如有任何一人被對方俘虜，該派的其他串連代表就立刻保他獲釋。三個月同行同食所建立起來的友誼是不會輕易忘懷的。

我自己則既高興又難受，挨了拳頭的身體到處疼痛，喝下一碗加糖的清酒後，更是覺得反胃，像是在喝那五十多名在蕃薯田裡輾轉呻|吟的殘兵敗將的血。然後我睡在母親的床上，抱著枕頭，軟弱得像個嬰兒似的。母親含淚用藥酒替我按摩，一面大聲祈求上帝保護她那個迷惘的兒子。

說完，他左右開弓，不停地怒刮著她的面頰。一下，兩下，十下，二十下，刮得她的口鼻流血。她跌倒兩次，每次都被兩個紅衛兵拉起來再打。何為明沒有用鞭子，也沒有用別的工具，祇是一個勁地用雙手猛刮她的臉，打到她昏迷不醒為止，又踢她好幾腳。他的手下人扳開她的嘴巴，試試她的牙齒，有幾顆牙已經鬆動了。然後他們又跑過去恭維何為明。他一定是恨透了這個女生，才會要這樣對待她。

同志們熱烈地歡迎我們這批串連了三個月的老資格。我們學校所有的串連代表裡，要算我們離開得最久。布告板上很快就貼出了我們凱旋歸來的消息，邀請大家來聽「由中央和毛主席身邊來的消息和美麗的祖國風光」。大塊頭未得我的同意就安排我在下午三時在操場上演講。

我們的行動太過突然，我們的人數即使在千人以上，也不會是警察的對手。他們都是受過自衛訓練的，比軍人更難纏，而我們不但缺乏經驗，且有半數人員是女生。我連忙趕到大隊前面去喊口令︰「向左——轉！」大家起先都愣了一下，隨即都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我們一個勁向前走進公安局，也許永遠也回不了頭了。這樣，我們可以假裝做繞廣場一週，不像在逃避戰事。

看到梅梅也來開會，我好高興。我們兩人都一直忙這忙那，好幾天沒有見面了。她被派到鼓浪嶼地區的各工廠去主持奪權。鼓浪嶼有許多小工廠，僱的都是女工。我開她玩笑說，我到過的都是大工廠——重型機器、製造外銷糖果餅乾的食品加工廠或著名的酒廠等，她到的祇是小型手工業工廠，聽到的不是隆隆的機器聲，祇是女人的喋喋不休。

我們審問過俘虜後，發現他們近來的日子苦透了，除了在工廠裡的小爐上煮些白飯以外，其他什麼都沒得吃，祇好經常在夜間溜到罐頭工廠去偷東西；白天也不敢出來，因為怕碰見我們。我們問他們為什麼不解散組織，回家算了？有些說家被抄了、封了，父母被抓去鬥爭了；另有幾個人說還希望多等一陣。等什麼呢？直到後來，他們全被革聯收容成為八中的革聯份子後，我們才恍然大悟。我們在以後的戰役裡遇見他們，仍然可以看到他們在這一天被我們懲罰而留下的痕跡——有人缺了手指，有人缺了耳朵，有人的臉上留著刀疤。

會議開始時，何為明說廈門市委會第二書記汪大銘表示支持我們，我們要支持他當新市委會的第一號人物，以為回敬。後來，凡是頒發給廈門市民的一切指示都必須由八-二九公社和新市委會聯名蓋印才能生效。

我們把這個叫做「拖老鼠」，主要是避免反抗。如果拉住女生的手臂或身體，她可以用口咬、用頭撞。現在她用盡全力保護臉孔都還來不及，尤其是下樓的時候，每下一格，她都得用手保護自己。

有些警察氣得拔出手槍來恐嚇我們。這可把我們嚇住了，有好一陣子不敢上五樓去。不過，我們還是繼續在播音室裡叫囂，並且發了一封信給中央，說警察蓄意殺害革命份子。

一月十八日整晚，許多基層機關代表絡繹不絕地來到文化宮前的廣場發布他們組織誕生的喜報。現在，工人文化宮成了廈門公社祕書處的所在地。鞭炮聲和鼓樂聲不絕於耳，前往各工廠組織工人的學生們帶頭舉著新旗幟列隊而過。各個新單位祇不過是在當名稱的前面加個「新」字，後面加上「公社」二字而已，如和_圖_書「新廈門罐頭食品公社」等。這些都是公社派，也就是促聯，是和革聯兩相對峙的，祇是革聯至今還沒有正式成立完整的組織。

在我們釘大門和貼封條時，圍觀者都歡呼鼓舞。我們的行為雖然粗魯，人民還是支持我們的。我們跟在滿載戰利品的卡車後面，浩浩蕩蕩地開到了「大中專」總部。然後，我們重燃戰火，派出了一千多名參加今天兩次戰役的老兵前往市委會。

「冬天嘛。」我說。大家都笑了。

革聯份子越來越妒忌我們，說我們要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甚至揚言要上告中央。我們充分瞭解目前的大勢是奪權，祇要不過分干擾到中央，我們儘可以繼續接收各個機關，何況八-二九廈門公社展開活動之初，我們還打了一封電報給中央，說「廈門公社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另一次偉大的勝利」，中央是絕不會因此而譴責我們的。

大鐘一響，表示救兵快到了。我們衝進了公安局的院子裡。

大樓裡，砸東西的聲音和尖叫叫聲不絕於耳。有時，一整扇的窗戶會墜到樓下，玻璃碎片濺得大家紛紛逃避。窗口常有東西被丟出來。三樓窗口推出一個大櫃子，跌到地下四分五裂，裡面的墨水瓶也跌破了，潑得一地的墨水，有些圍觀者被墨水沾到，仍然駐足觀看這幕好戲。有幾個倒霉鬼被推出窗外，上半身掛在外面，下面看熱鬧的人就大叫︰「揍他呀！揍呀！」

我們開了很多次會議，討論是不是應該奪公安局的權。學生領袖中的大多數人堅決贊成這麼做，理由是：革聯已經干涉了公安局的內政，我們沒有什麼不可以依樣畫葫蘆的；如果中央責怪下來，我們儘管歸罪於革聯，說是他們先動手的。

突然間，我聽到背後來的一聲尖叫。我還來不及回頭，就被推倒了，一把亮晃晃的大菜刀落在我的身後，祇見老板抓住一個女人的頭髮，把她摔倒在地。

我罵他，把他轟了出去。他跑了，大叫︰「我去告訴梅梅！」

有一天，我大膽地率領了一百多個廈八中八-二九公社的戰士前往廈門人民廣播電台搗亂。我們進入那漂亮的播音室，看到複雜的按鈕設備後，簡直是眼花撩亂了。我們即使奪了這裡的權，又能怎麼辦？我們對操縱這些機械是一竅不通，也許祇能學學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人，用槍尖逼著反革命技術員替我們工作吧。

我幾乎刮她一個耳光：「妳不能打。要是受了傷，妳媽會哭死！」

想使大家平靜下來，我命令大家繼續繞場跑了一會兒，同時又命令幾個部下︰「快，快到文化宮去敲警鐘求援，快！」這時，我發現梅梅也在隊伍裡，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

事後證明我們對公安局發動的奪權運動，是一大失策。我們雖然在五十多個原來就支持我們的警察的協助下成立了新公安公社，卻已經和大多數警察結了仇。革聯開始建立全市性的總部的時候，立刻有近千名的警察加入了革聯。因此，我們奪來的權實際上是一無所得。

可是中央（陳伯達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以及福州軍區司令部都發表聲明譴責我們。革聯份子伺機打破了緘默，聲稱因為促聯的行動錯誤，中央必定會鎮壓促聯。我們中有些人害怕起來，退出了八-二九廈門公社，革聯也就趁機擴張組織。不過，當時我們的人數是十七萬人，他們祇有兩萬人，在市內辯論一-二五事件的得失時，革聯份子還遠非促聯的對手。

奪權的實際程序很簡單︰奪權團體宣布工廠的舊有領導階層靠邊站，該鬥爭的鬥爭，該勞改的勞改，接著便自學生領導的下級幹部和工人組織而成的新團體接收工廠大印，搬進辦公室開始上班，並掛出一紙「奪權公告」。

「我很抱歉，我們太過份了些。我不是壞人，祇是，你們從前也實在太狂了。」

我們衝進去時，警察們正在慶祝。他們看到我們，一時僵住了；可是馬上就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立刻布下了防備的陣式。

我們沒有破壞大樓裡的設備，大部分中下級的幹部仍然留任原職，並被吩咐在第二天早上照常上班。

我們馬上衝到二樓，悄悄地推開一扇半掩的房門一看，裡面是女生宿舍，四個女紅衛兵正在床上睡覺，房間中央是一個炭爐，室內溫暖而舒適。

我抓住她：「到播音室去！不要跟來打架！」

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華僑大樓中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會議，參加者是「大中專」的三十多個執行委員和工、農、機關幹部組織的一些代表。在這以前，已經開過一連串的會議來討論如何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組織。今天是最後一次會議，有許多事情要決定。

我們向廈大的頭頭們提出這個建議時，沒有一個人反對。所有的學生聽到了這個消息後全都歡天喜地。我想為二哥被捕的事報仇，別人也是一樣要藉這個機會報私仇。對警察的公憤使得大家親如一家人。

不過，我們仍然暫時嚴格地遵守著中央的不要攻擊「要害部門」的指示，以免妨礙這些機關的正常業務。譬如電台、銀行、郵電局、報館和公安局等機關，我們都沒有去奪權，祇是叫這些機關的人員自行組織起來，參加廈門公社。

兩邊的人越走越近。我們把女生放在後面，掩護她們。我們都很害怕，尤其是大家手無寸鐵的緣故。我站在前面，祇有頸間掛著一個哨子，衣領敞開，袖子捲了起來，一身是汗。這時，祇要我後退一步，我的名譽立刻掃地，後面的隊伍也必是一哄而散。

在鬥爭期間，工人不是毆打和自己有私怨的舊廠長，就是對他們用苦刑。有好幾個廠長都因此自殺了。

為了籌集經費，我們在釋放他們以前，還會一一搜身，搜到了人民幣五百元左右。我們宣布這些錢毫無疑問是國家的財產，於是，當場充了公。

老板和其他人一同衝了進來︰「我還以為你們已經脫|光了呢！」

可是，組織中的工人比較保守，害怕負責。在許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學生和工人之間有一點基本差別；學生要的是權，工人要的是錢（學生的理由是︰把公安局控制在手，我們就可以肆意抓人。工人說，公安局沒什麼錢，我們還得貼錢叫工人去抄它，太划不來）。頭頭當中雖有三分之二是學生，遇到這樣重要的行動，我們覺得最好還是大家一致贊同後再下手。

我是執行委員，還是廈八中八-二九公社的副頭頭，大塊頭擔任正頭頭。她也m.hetubook.com.com是「大中專」勤務組的執行委員之一，卻寧願坐鎮八中當女王。她在八中，有絕對的實權。除了八中以外，廈門其他各校中幾乎沒有一個女頭頭。

他們默不作聲，使我反而後悔多此一問。突然間，我覺得他們個個是人，而我們則個個是青面獠牙的魔鬼。

我們這邊的救兵越來越多，「大中專」打電話要各校都派出戰士，機關幹部也加入了戰團。最後，我們與對手的人數之差幾乎是十比一。警方叫廈大的革聯來助陣；當時革聯還十分脆弱，祇能派出一輛宣傳車來哀求大家不要攻打人民警察，不幸連這輛宣傳車也被看熱鬧的人推翻了。有些看熱鬧的人還大叫︰「不能打警察，就打革聯！」

我知道這種榮耀不能沉迷太久，我還有許多材料要看才能趕得上廈門這三個月來的進展；何況，這時到處都在敲鑼打鼓，這象徵著革命已進入了新的階段——工廠開始奪權，我們必須到各廠去幫助工人奪掌大權。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控制了工廠，就等於控制了工人；工人的力量是十分強大的。我要求到幾家工廠去組織工人。

不久之後，「大中專」在一期戰報中用了一整頁的篇幅登出了福州八-二九總部各負責人聯名發布的工作指示。這篇指示用最最諂媚的語氣聲稱廈門文革即將成功地邁向奪權階段。我們三人的相片也被登了出來，各部屬組織的複印戰報也到處出現了。我們覺得像是被吹上了天的雞毛。我們在北京市遊覽得不亦樂乎，別人竟然以為我們做了什麼了不得的大事！

回到廈門市的第二天，我到八中向組織報到。我要表示自己已經習慣了北方的嚴寒，故意穿得很少，假裝根本不在乎這不太寒冷的氣候。

「我教養你這麼多年，竟把你教養成為非作歹的惡棍！」她說得聲淚俱下。

大塊頭和我以及其他幾個頭頭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安撫新廈大公社的六百名援兵。結果，還是那頭腦簡單的大塊頭作了決定︰「一起砸公安局去！」

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大門外傳來了一片怒吼，戰友們到了，大部分是工人。他們都是老虎般兇悍，揮舞著工總司的旗幟，旋風般地闖進了院子。凡是在文化宮擔任一官半職的，全都到齊了，其中有祕書、有抄寫員、有宣傳隊隊員、播音員和手裡仍然拿著油印滾筒的印刷員。有些宣傳隊員的臉上還塗著油彩，一副女人的打扮。這些人是在彩排的中途被召集來的。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滿了怒火，全像要把敵人活吞似的。

我在三天內先後作了三次報告，每次都有大批聽眾，其中有一次是在八-二九區總部的會議上講的。八-二九區總部又叫做「八-二九大-中-專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大中專」。我在這次會議上敘述了一些有趣的事和遇到的困難，沒有敢提及安徽的乞丐和挨餓的小孩。可是，不坦白又非我所願，所以，我在描述如何在西苑機場等候見毛澤東時提到了地上臭氣薰天的尿。毛澤東一來，大家都忘了臭氣；他一走，地上的尿都乾了（大笑）。後來，我這大膽的演講竟變成了敵對組織攻擊我的好材料，特別是後面這句話，被認為是「惡意中傷偉大領袖」的證據。

在新的局面下，極需要有完整的指揮部來指導學生、工人、農民和機關幹部們在各單位展開奪權，以便進一步控制全市。可是，古人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們廈門的八-二九既然已經是一支獨霸的力量，而我們的敵人——工人赤衛隊和紅衛兵總部正是日落西山，每況愈下。我們這邊正走向內部奪權分裂之途。

我們建立了八-二九廈門公社後，算是完全違反了中央由基層幹起再逐漸往上控制全市大權的奪權指示，也就是所謂的「由下而上」。我們所做的，正是「由上而下」。我們在接收市級大權後，才用一副封官許願的口吻對與我們合作的工人說︰「你現在到某某單位去奪權，奪到以後，回來報告，我們馬上派你當那裡的單位主管。」就這樣，工總司下面很快就成立了二十多個「系統司令部」，每種工業組成一個「系統司令部」，如輕工業系統、重工業系統、手工業系統、糧食工業系統等。

「大中專」實際上是全廈門文革的中央領導組織。在「大中專」勤務組的一次工作會議上，我在梅梅和搥胸的協助下作了一次比較嚴肅的報告。我在報告裡特別指出︰上海市已經在中央的支持下成功地展開了奪權運動，並且表示我們也應該立刻採取行動。

「謝什麼？今後留心背後就是了。哦，對了，那天，你真應該把那妞兒留給我。」說完，不等回答就一溜煙地跑了。

她不肯。我命令那個去敲警鐘的部下把她拖走。

全廈門市的人口有七十三萬，面積數百平方公里，工廠、商店、機關、學校數以百計。現在，全市都是我們的了，我卻並不特別高興。我們的經驗不夠，被責任的重擔壓得直不起腰來，誰敢說這個新政權能維持多久？

大約四點鐘時，院中聚集了一百多個俘虜聽我訓話，圍觀者也聚在一旁。我宣布自即日起，「紅總司」不再存在，辦公大樓要被封鎖。我然後又問俘虜們有什廢話說？看著這群可憐蟲，我發現他們沒有一個沒吃過苦頭，沒有一人衣衫整齊。

會議結束後，何為明請所有委員看好戲。我知道是什麼好戲，一定又是什麼地方在進行血戰了。

我到後來才知道，連住在公安局以外的警察眷屬也未能倖免這場大難。市民們組織了鬥爭大會來鬥他們，在他們的住宅的裡裡外外牆壁上都塗滿了污辱的字句和圖畫，更有人跑到他們的門口大罵山門，有些人還企圖切斷他們的水電。

中央社論稱上海公社為奪權後全市組織的模範。於是，我們也把原來的學生革命造反組織的名稱加上了「公社」二字。各地的公社也就像雨後春筍似地紛紛出現，譬如，廈八中八-二九紅衛兵變成了「廈八中八-二九公社」。組織名稱的後面加上ｈｔｔｐs://m•ｈｅtｕbｏｏk•cｏm.ｃoｍ「公社」二字就表示各個成員的觀點一致；也就是說，大家都反對從前受廈門市委會控制的紅衛兵總部和工人赤衛隊，都支持打倒市委會書記袁改（袁改在葉飛被鬥倒後緊接著就倒了台，他已經被鬥爭了無數次，一般人都對他失去了興趣，覺得像鬥死老虎一樣地無味）。

有些學生對優待這種「要害部門」很不滿意。這幾個衙門一向顯得神祕得很，目前的限制使它們顯得更為神祕。這幾個機關裡的辦事員在市民心目中比其他機關的同等人員地位高。

何為明畢竟開得不夠快，他祇來得及跳上一塊石頭，訓了俘虜一頓。他叫他們悔過，如果想不通就先回家去，永遠不要參加別的組織。然後，他放走了大部分人，祇留下八個頭頭，為首的一個是個女生。

「你的巴掌可真清脆響亮！」有人在拍何為明馬屁。誰也沒有阻止他。然後，我們五十人圍住其餘幾個俘虜，逼他們下跪、學狗叫或喊「爸爸」。我突然看到自己的手，發現手上還戴著頭頭的白手套。白手套和戰場不相配，該把它們脫了下來。

她一被拖走，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去揍那群狗啊！」我大吼。

我們這邊的受傷人數是十幾名重傷和五百名輕傷。我們特意大事渲染受傷者的人數，連跑路時自己跌倒擦傷皮膚的人也列入其中，要在向中央報告時加深警察打人的印象。

那天早上，我們召集了五百名學生，準備發動另一次特殊行動。各校中倒楣的紅總司狽我們一一搗毀的時候，八中裡面的紅總司份子已經躲到校園後山腳下的一座小型化工廠去避難了。我們五百人豺狼虎豹般地衝到山腳下，卻發現廠裡祇躲著十幾個學生，全是軍人和高級幹部的子女，也就是帶頭鬥老師，而且鬥得最兇的那批人。我們五百人中，有些人正是被鬥的老師的子女，他們忘了大家曾是同班同學，把那十幾個人揍得鼻青臉腫，甚至要把他們丟進裝著濃縮硫酸的大桶裡。我適時地喝止了他們。

何為明繼續宣佈八-二九廈門公社正式成立了，參加會議的每個成員都變成了新組織的委員（其實，他根本不必多此一言，紅衛兵頭頭永遠是頭頭，我們不用擔心彈劫和投票選舉之類的事，我們有的是實權）。

我們釋放了他們。在釋放前，要他們一個接一個先在一張預先寫好的悔過書上蓋手印，並向我們幾個頭頭敬禮，可是仍然有些傢伙一離場就邊跑邊罵起來。

在工人強有力的壓迫下，警察漸漸地往公安局後面山坡的蕃薯田撤退，有幾人跌進了溝裡，馬上有人過去踢他們，丟泥塊下去，塞得他們一嘴的泥巴。

到了一月二十五日，廈門公社的頭頭們仍然沒有達成協議，不知是否要進攻公安局。看來，這件事是要由比較英勇的廈大和八中學生出面了。

他的得力助手，「大中專」的第二號人物是廈大三年級學生盧大瑤。他也是經濟系的學生，是個二十三歲的小伙子，平易近人，總喜歡有兩三個女祕書陪著他工作。其他的頭頭包括我自己、梅梅和搥胸等人組成了勤務組。我們常以他們兩人為中心共商大計。至於工、農和機關幹部的代表，多半都聽從學生的決定。

廈門公社成立後的第二天，革聯採取了行動，挑撥廈門公安局單獨發動奪權，宣布鎮壓我們這一邊的壞份子和其他的地痞流氓。公安局人民本來就不贊成我們的行為，認為我們是一鍋攙了「不良份子」的大雜燴。

當時，汪大銘和他的老婆都在場，兩人起立表明了革命態度，並表示願意遵守八-二九公社的領導。我對這兩人沒什麼好印象，聽說姓汪的是因為喜歡拈花惹草，名譽太壞，所以不能陞到更高的職位。不過，我和與會的其他人一樣，並沒有表示反對。反正姓汪的祇是我們的傀儡，先警告我們的女生提防他就行了。

「你救了我的命，」我對老板說：「怎麼謝你呢？」

會議主席是何為明，他是廈大經濟系中一個幹部出身的學生，今年三十八歲（軍人或機關幹部若志願接受高等教育，在就學期間仍然照舊支領薪餉）。他是「大中專」和廈大獨立團的負責人，大家都尊敬他、喜歡他。他為人非常精明能幹，工作效率奇高。

剎那間，我的思潮起伏。二哥已經被抓了一次，如果我再被抓，我們家就出了兩個反革命，是完蛋定了，母親會傷心死。可是，我又記起了五歲時的那個夏天早晨二哥被抓的情景，破碎的玩具，被警犬咬的小學同學；我又想到了有多少百姓受過警察的恐嚇。我想，我們一定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於是，我堅決地站著，戰友們注視著我——敵人越走越近。

母親做事的工廠也在我的管轄範圍之內，可是，我在那裡，總是避免引人注目。我和母親常常同在廠裡吃午飯，她問我是來做什麼的，我祇說是來幫助工人勞動，來推行文革。我不想讓她知道我們如何在工廠裡奪權，也不讓她知道我的責任有多重要。她會擔心我「樹大招風」，害人害己。

「你們全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竟敢衝進公安局來！」對方的聲音充滿了恐嚇意味。

七點鐘，我們駕車回到工人文化宮。我們通過擴音器宣布奪權圓滿完成，同時派出一輛裝著擴音器的卡車沿廈門市的大街小巷廣播這個消息。這是我們的第一輛宣傳車。

一月二十五日，我回到家後，母親已經聽說了這件事，她非常生氣。

她是警員的太太，顯然看到我老在吹哨子而認出我是頭頭。幸虧老板及時追上來，抓住她，咬掉了她的手腕上的一塊肉才使她丟下了菜刀。

每個人都喊得很起勁，誰也不敢勇往直前。大家都拖在後面，直到看見我們八個八-八戰鬥隊的人把衛兵打倒在地，推倒了衛兵崗亭和用石塊把亭子壓住後，他們才開始向前衝。這時，文化宮傳來了警鐘聲，那口銅製的大鐘是專為報急安裝的。